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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仃的藝術生涯發端於上世紀30年代初，其時年方15歲，是北平私立美專的一名學生，因不滿學校藝術教育的保守，加上流亡少年的離黍之恨，丟開學業，率性畫起漫畫抨擊時政。
可惜的是，時過境遷，張仃這時期的漫畫作品已蕩然無存，我們只能根據張仃的講述來領會。
晚年張仃常聊起一幅題為《焚書坑儒圖》的漫畫，1998年4月接受鳳凰衛視采訪，他這樣回憶：“我用水陸畫的形式畫的漫畫《地獄變相》（即《焚書坑儒圖》），把閻王畫成蔣介石，下面是丁玲關在鐵籠子裏，魯迅在路上跑，小鬼在後面追。這個形式的漫畫在北京的一個漫畫展覽會上，人們很認可，用民間形式，畫現代生活。”
十年前，筆者撰寫論文《張仃與魯迅》時，忽發奇想：何不請張仃先生憑記憶再畫一次《焚書坑儒圖》？繼而又躊躇：老先生此時已封筆不作畫好幾年，況且又是九十高齡，頑疾纏身，他會應允嗎？
令人驚喜的是，老人竟答應了我的請求，以焦墨重繪了這幅漫畫，還加了題跋：“七十年前北京美專讀書時，曾繪《焚書坑儒》，抨擊時政，丙戌年應兆忠之囑，憑記憶重繪。歲月匆匆，往事如煙，不勝感慨。九十它山張仃於京華。”據夫人灰娃向筆者透露，為重繪這幅畫，張仃花了很大功夫，數易其稿，遲遲不肯交出，最後只好由她來定奪。
張仃絕筆《焚書坑儒》
品這幅耄耋之年憑記憶重繪的《焚書坑儒圖》，遙想少年時代張仃的原作，揣度它們的異同，是一件令人興味的事。必須承認，少年張仃畫這幅漫畫時，對畫中的人物，無論蔣介石、魯迅、還是丁玲，都沒有太多的了解，因為他太年輕。然而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將張仃與這三位歷史名人牽連。尤其前兩者，一正一反，深深地嵌入張仃的生命進程與愛憎世界。總之，張仃後來的人生歷程與這三人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一切，必然會反映在絕筆版《焚書坑儒圖》的創作中。
▌偶像魯迅
絕筆版《焚書坑儒圖》中的魯迅雖然只寥寥數筆，卻異常生動，神態逼人：火苗燃燒式的黑發，嚴峻的眼神，瘦削突出的下巴，濃髭下緊閉的嘴，將魯迅的倔強、孤迥的氣質和盤托出；其表情，令人想起十字架上的耶穌，即使在遭兇神惡煞追殺的途中，依然不失從容與寧靜。
絕筆《焚書坑儒》中的魯迅
張仃筆下的魯迅像，除了《焚書坑儒圖》，另有三幅，分別作於1941年春、1941年秋與1948年。前者是張仃為延安“文抗”的魯迅研究會設計的會徽，一個輪廓分明、表情嚴峻的魯迅側面頭像置於圓形中，方圓對比，黑白兩色，手法洗練到極點，散發強烈的視覺衝擊力，與絕筆版《焚書坑儒圖》中的魯迅像格調比較接近。
年輕單純的張仃，能作出如此深邃老到的魯迅像，與當時所處的環境有關。
1940年夏張仃在“魯藝”遭放逐後，於1941年春，應蕭軍之邀進了“文抗”，任魯迅研究會的藝術顧問，負責美術設計事宜。
與“魯藝”相比，“文抗”的氛圍自由寬松。主要負責人蕭軍、丁玲都吸“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奶汁，在魯迅的呵護支持下成長起來的，因與“魯藝”領導周揚“歌德派”的美學觀點不合，於1942年前後在延安文化界掀起過一陣小資啟蒙主義的旋風。
蕭軍聲稱“一枝筆管兩個黨”，丁玲發表《“三八節”有感》《在醫院》等一批具批判精神的文章，揭露革命聖地延安光明中的黑暗。
在這種氛圍下，張仃撰寫長文《漫畫與雜文》（期間得到蕭軍的指點），文中大段引用魯迅著名的散文《這樣的戰士》。所謂“這樣的戰士”，其實就是魯迅的自畫像，他赤膽忠心，無私無畏，敢於抨擊人世間的一切虛偽與醜惡，不惜以身殉真理，面對“無物之陣”舉起投槍，而且槍法精準。
具有悲劇意味的是，在現實的“無物之陣”中，這樣的戰士常常腹背受敵，成為排斥打擊的對象。這是革命本身的激進性與人性幽暗互動的結果。魯迅以深邃的文字揭示了這一殘酷，張仃感同身受，並以“這樣的戰士”自勉。
第二幅像為延安魯迅逝世五周年紀念大會而作，是一幅巨大的炭筆肖像畫。
照片中的魯迅像是張仃為延安魯迅逝世五周年紀念大會而作
此畫根據魯迅逝世前十一天抱病出席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舉辦的“第二次全國木刻聯合流動展覽會”，與青年木刻家交談的照片創作而成。畫上的魯迅毫無病容，面目安詳，神情愉悅，慈父般的柔情之中，既有“回眸時看小於莬”的舔犢之情，又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忠厚，從一個側面展示了魯迅的精神氣質，表達了自己的敬愛之情。
沙飛《魯迅與青年木刻家》， 1936年攝
第三幅作於1948年東北哈爾濱，此時張仃已加入中國共產黨，接受了延安文藝整風運動的洗禮，時擔中共《東北畫報》的總編。
張仃漫畫中的魯迅形象，1948年作
畫面上，魯迅居高臨下，偉岸的身姿占據半個畫面，以如椽之筆，橫掃打著“自由主義”“言論自由”“第三條道路”“民族主義”“中立立場”旗號的反動勢力（包括美軍、蔣介石、日寇殘部、右翼文士、封建鄉紳），保衛東北解放區的勝利成果。
從這幅奇特的漫畫中，可以看出“黨性”的絕對命令，民粹主義思想的潛移默化，漫畫創作事實上已經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值得註意的是，張仃並未將魯迅繪成“橫眉冷對”的表情，而是面帶微笑（應當是輕蔑的微笑），因此顯得有些曖昧，令人感到陌生。
新中國成立後，張仃不再畫魯迅像，畫了不少魯迅故居，個中原因應不難理解。隨著頻繁的政治批判運動，魯迅的精神弟子（如蕭軍、胡風、丁玲）紛紛遭受厄運，魯迅不斷被扭曲、塗飾，最終變成一塊嚇人的招牌，一塊砸人的石頭，一個真實的魯迅於是退居到張仃記憶的深處，直到“文革”爆發。
絕筆版《焚書坑儒圖》中的魯迅形象，接續了1941年兩幅魯迅像的思路，而內涵的深邃，又大大超過了前者。這無疑是“文革”的煉獄、“文革”後思想解放運動對張仃的饋贈。在生命的最後歲月，張仃隱居在京郊門頭溝自己設計的石頭房子裏，凡是去拜訪過的人，定能看到這番景象：一位白發老人坐在臨窗的藤椅上，抽著大煙鬥，獨自沈思，案幾上放著一撂《魯迅全集》。據夫人灰娃透露，張仃經常喃喃自語的一句話，就是“還是魯迅的好”。
晚年張仃常常告誡人們，要警惕魯迅當年指出的中國知識分子容易掉入的三個陷阱：一是給“官”幫忙幫閑；二是給“商”幫忙幫閑；三是給“大眾”幫忙幫閑。可以說，此時的張仃，已與魯迅融為一體。
▌仇敵蔣介石
原初版《焚書坑儒圖》中的蔣介石是什麼樣子？現已無從知曉，可以肯定的是，絕對不是什麼好形象。
在張仃的心目中，蔣介石是一個令人厭惡的反面人物，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張仃對蔣介石的痛恨，甚至達到“恨屋及烏”的程度。
據中央工藝美院的老學生、畫家朱軍山回憶：晚年張仃想在祖國寶島臺灣開一個畫展，曾委托他在那裏找合適的場所，後來他與“中正紀念堂”談定，以為事情辦得很圓滿，回來向老師報告，卻被張仃一口回絕，毫無商量余地。
這一切自然事出有因。張仃出生東北遼寧黑山，年僅14歲，即遭遇震驚中外的“9·18事變”，東三省一夜之間淪入日寇之手，幾十萬東北守軍形同虛設。這個離奇的國恥與執政者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有直接的關系。
性格剛烈、不願做亡國奴的張仃第二年春即背井離鄉，流亡到北京，成了北華私立美專的學生而又無心學業。北平冬天極冷，學校面北的墻角總是堆著厚厚的積雪，看張仃終日癲狂，有個同學惡作劇，指著雪堆挑逗他：“你敢不敢往雪堆裏紮？”張仃二話不說，一頭紮進去，半天不肯出來。
後來他與同學荊林、陳執中歃血為盟，組成“CCC戰地宣傳隊”，在校長張恨水的支持下，赴山海關東北軍駐地請願，宣傳鼓動抗日。一位下級軍官客氣地接待了他們，耐心解釋了東北軍將士的苦悶：不是他們不想抗日，而是上頭不允許，軍法如山。三人怏怏而歸。
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張仃開始以漫畫宣泄心頭的苦悶，抨擊現實的黑暗，世道的不公，《焚書坑儒圖》是其中之一。在社會效果看，這批漫畫對蔣介石當局推行的倒行逆施的反共政策有揭發和顛覆的作用，因此受到北平中共地下組織的關註和引導。
筆者推斷，張仃創作《焚書坑儒圖》，時間應為1933年下半年或1934年初。因為就在1933年5月，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拘禁於南京秘密監獄，期間坊間又盛傳魯迅被當局通緝追捕的消息。
這些消息對此時的張仃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於是用民間水陸畫的形式，將這些新聞素材組合到這幅漫畫中，在藝專一周年校慶展上展出，引起一片轟動。
有人問張仃：“你是馬克思的信徒？”年輕的張仃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危險，直到1934年4月的一天，張仃到同學淩子風家聚會，被國民黨憲兵逮個正著，解押南京陸軍監獄，判處3年有期徒刑，後念其“年幼無知”（不到18歲），改送蘇州反省院，在那裏關了一年半。
張仃與蔣介石當局不共戴天的對立從此奠定，這直接影響到“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後張仃的去留選擇，他沒有隨老朋友葉淺予的漫畫宣傳隊去重慶，也沒有跟老大哥張光宇去香港，而是選擇了革命聖地延安，就與這段身陷囹圄的鐵窗生涯有關。
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合作（至少表面上），共禦外侮，蔣介石成為全中國人民的最高統帥，享受前所未有的威望。張仃在延安，接受革命思想的改造，從一個漫畫家變成一個工藝美術設計家。
抗戰勝利後，張仃奉命到東北，任《東北畫報》主編。隨著國共兩黨戰火重啟，他的漫畫創作東山再起。從那時起，一直到50年代初，反面形象的蔣介石頻頻出現於張仃的畫筆下，他通常目露兇光，野蠻粗鄙，一副十足的流氓相。張仃采取“獸格化”的變形誇張手法，效果強烈，主題鮮明，對“人民公敵蔣介石”這個反面歷史人物的塑造和定格，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張仃漫畫中的蔣介石形象
相比之下，絕筆版《焚書坑儒圖》中的蔣介石形象別有一種意味。
張仃《焚書坑儒》中的蔣介石形象
他不再被妖魔化，獸格化，其冷漠、顢頇而老謀深算的性格，與變形誇張的油燈式臉形，有一種微妙的呼應，令人忍俊不禁，聯想起張光宇動畫片《大鬧天宮》中的玉皇大帝像，可笑中隱藏著無窮深意，堪稱絕妙的藝術造型。此時的蔣介石，已經從“魔”回歸到了“人”——一個依然令人討厭但是真實的人。
▌摯友丁玲
《焚書坑儒圖》中的三人，只有丁玲與張仃有直接的交往，並且是終身的朋友。
張仃與丁玲在延安相識，時間應為1938年秋，實際的交往，估計是1941年春張仃進“文抗”之後。當時丁玲是“文抗”的第一領導，昔日的“文小姐”，如今已變成“武將軍”（毛澤東對丁的評語），其內心的小資自由叛逆精神，此時猶在。張仃以畫家身份進類似“作協”的“文抗”，應是一種特殊的待遇。這位有“東方喬治桑”之譽的左翼女作家，對張仃這位初出茅廬、比自己小十三歲的漫畫奇才賞識有加，是很正常的事。
張仃在《延安的昨天與今天》（1984年）一文中，緬懷當年在“文抗”設計“作家俱樂部”，對丁玲的“熱情支持”念念不忘。張郎郎記述：文藝整風運動後（大約1943年）丁玲到山西興縣深入生活時，四處打聽，為張仃夫婦尋訪失散的大兒子郎郎，功夫不負有心人，丁玲終於找到了要找的人家，並將小郎郎即興創作的八路軍戰士像帶給張仃夫婦，給他們帶來許多安慰（見《耿軍與郎郎——101中學傳奇》）。
1948年，丁玲在東北解放區出版浴火重生後的新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張仃為她作封面設計，手法洗練，格調高遠，黑底上燙金勾線，表達河流與船的意象。1949年後他們遭遇了坎坷的人生，期間人世滄桑，彼此間的友情始終未變，直到1983年夏，他們還同赴南通，出席古廣教寺法乳堂十八高僧瓷畫揭幕式。
因此，憑張仃的藝術手腕，加上與丁玲相識幾十年，為她造像，本來不存在“像不像”的問題——這是理所當然的想法。豈料一位深諳丁玲的現代文學專家朋友給出了難題，筆者請她欣賞絕筆版《焚書坑儒圖》，她竟猜不出關在籠子裏的人是誰，經筆者提示，連呼“不像”。
這位專家的看法提醒了我什麼。查閱丁玲的寫真資料才發現：圓臉、大眼是這位女作家的相貌特征，與絕筆版《焚書坑儒圖》中的細長眼、鵝蛋臉剛好相反。
丁玲老照片
張仃《焚書坑儒》中的丁玲形象
筆者猛然想起，當年在“文抗”時，張仃就為丁玲作過漫畫肖像，還在“作家俱樂部”展出過。據蕭軍愛人王德芬的描述，丁玲的模樣是“兩只大眼睛，短發，圓圓的胖臉”（《我與蕭軍五十年》），與照片完全一致。一個疑問隨之而來：為什麼在絕筆版《焚書坑儒圖》裏，張仃將丁玲畫成這個模樣？
絕筆版《焚書坑儒圖》裏，鐵籠子裏中的丁玲微微側身向右，半身，這個姿勢，很有可能出自丁玲攝於上世紀二三十年的一幅照片（原始版《焚書坑儒圖》估計也是），只是主人的眉毛變細了，眼睛拉長了，丁玲因此顯得溫婉、柔和，甚至透出幾分嫵媚，與內心的剛強、緊毅，形成一種微妙的張力。
反復欣賞這幅漫畫，筆者終於明白作者的苦心。老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畫面上，活閻王蔣介石，被追殺的魯迅，掄大棍行兇的小惡煞，都是雄性，假如再把丁玲畫成濃眉大眼的女漢子，畫面勢必顯得單調沈重，缺乏含蓄的韻致。出於藝術上的考慮，張仃放棄了外表的“形似”，將丁玲畫成外柔內剛，“文小姐”與“武將軍”（毛澤東對丁玲的評語）取得平衡，並且相得益彰。於是，不夠“形似”中生出另一種“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