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累的那天，呂雪拿著一摞單據，幾乎跑遍了醫院門診樓的1層到7層。她依次在一間又一間診室門口排隊，幫剛見面幾小時的患者約檢查。
呂雪是一名陪診員，每天穿梭在北京各大三甲醫院，工作內容是陪人看病。這是個新興職業，但她已經做了五年。患者緊張，她就成了傳聲筒，能有條不紊地向醫生轉述病情；家屬慌亂，她就是定心丸，知道按什麼順序做檢查最高效，每種藥該怎麼吃。
她哭過很多次，痛苦來自陌生人。病情嚴重的患者，在她的幫助下爭取到了床位，卻沒撐到做手術；她見過形形色色的人因為求生欲望從各地奔來，在湧進北京偌大的醫院時變得更加強烈，卻又在醫藥費數字面前節節潰滅。感動也來自陌生人。有人細心地提前和醫生“串通”，“騙”父親接受治療；工作忙碌的女孩，怕第一次進京的父母迷路，寧肯多花錢，也要讓呂雪從車站開始就把人接上。
“在人家困難的時候，你幫到了他們。”這份信念給了呂雪力量。不是所有人都理解這份工作，同為陪診員的王洋也曾被當面質問，“是不是黃牛或醫托？”認同還要時間，但兩人有信心，在經濟水平不斷提高、老齡化跡象愈發明顯的社會，“花錢找人陪看病”的服務，將被越來越多的人需要。
陪診員幫忙解讀客戶病例。受訪者供圖
在醫患間搭起精準溝通的橋
“90%以上的客戶是外地人。”
來找呂雪陪看病的群體，特征很明顯。據統計，2019年，北京醫療機構的就診人次數超過2.6億，其中外地來京患者約占三分之一。
但對這些患者來說，北京的醫院是實實在在的迷宮，稍有差錯，幾個小時賠進去，最後只落個一無所獲。
呂雪深有體會。她曾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做護士，常有家人和朋友找她幫忙掛號。有親戚從老家來看病，進了醫院，卻不知道在哪繳費，也不知道要先去分診臺報到。“醫院都是電腦叫號，不報到系統裏就沒名字。等了一上午，醫生都下班了，他還沒看上病。”
從那時起，她就覺得，應該有專門的人為患者提供幫助。5年前，呂雪和幾位醫護朋友一起，成立了無憂三甲陪診平臺，自己也成為了陪診員。
找她求助的，子女居多，因為工作忙、顧不上生病的老人；家長也多，小孩一生病，他們最慌張。偶爾有年輕人，工作日請假出來看病，需求很明確，“到了科室後讓我看上病，看完就走人，不要來回跑，要高效。”
陪診從抵達醫院前幾天就開始了。呂雪會根據患者的需求推薦醫院和科室，告訴他們怎麼掛號，還要提醒外地患者來北京要帶的東西，包括身份證件、核酸證明和以往的檢查報告。
就診前一天，根據平臺醫生對患者情況的評估，如果第二天有抽血化驗的可能，呂雪會建議患者空腹，“在北京住宿、吃飯都是很高的成本，能做的檢查盡量都讓他盡快做到。”
就診當天，取號、建卡、買病歷本，到指定樓層分診臺報到，解決一連串的瑣碎事情後，陪診員和患者終於能來到診室門口。在這段時間，呂雪會把患者的情況再梳理一遍，“發病的時間、遺傳史、目前病況、來北京的訴求、當地的診斷等，一條條列好。”
這對護士出身的她來說，是很簡單的事，但對心情急迫的患者來說卻很難。有人進了診室後語無倫次，“明明是來看踝關節的扭傷、拉傷，但他和大夫說自己幾年前做過頭部手術。”這在科室細分、時間寶貴的醫院裏，很低效。
“很多患者和家屬腦子是亂的。”呂雪能理解患者的急切和家屬的擔心，還有拿著一大堆檢查單樓上樓下跑的迷茫，她會幫患者排隊，排到了就發微信，讓患者直接進去檢查，也會在出診室後反復重復醫囑，以免患者和家屬太緊張聽漏了。
之後的幾天，陪診員還會回訪，叮囑註意事項和復診時間。有老人化療30次，呂雪次次都陪著。
曾經在哈爾濱做醫生的王洋看到過患者的無助，想要幫幫他們。2018年3月，他成立了懿診邦陪診公司，除了在哈爾濱，也陪客戶去北京和上海。
王洋的公司裏，固定員工有10人，大多有醫學背景。為了能快速、準確地找到各科室，每位陪診員在上崗前，都會對醫院進行實地考察，將地理環境甚至平面圖記在心裏。見患者時，大家都帶著“愛心包”——裏面有無糖無鹽的餅幹、礦泉水、紙巾、濕巾、口罩。
“我們也相當於醫生的助手，當患者說方言，或者說得模糊的時候，陪診員會做解釋。”這樣，陪診員就成了醫患間的橋梁。
陪診員指導客戶使用機器掛號。受訪者供圖
“串通”醫生：“不要說幾千塊錢，說300多就行了”
如果說醫生見慣了生死，陪診員也一樣。來北京看病，對很多人來說是走投無路下的選擇。
呂雪曾陪診過一位黑色素瘤患者，幫助他及時辦理了住院，但最終病人卻沒等到手術就去世了。她心裏難受，“就晚了那麼一步。”家屬發來短信安慰她，“謝謝你忙前忙後，你已經用了最快的速度、最高效的方式跟醫生講了，讓我們能這麼快地住進來。如果我們能早點來看病就好了。”
和醫護人員類似的另一點是，這個行業也需要理性和冷靜。拿到了“不好”的確診結果，接下來的溝通要更加謹慎。家屬捂著頭坐在樓道裏大哭的場景，他們見得很多，但陪診員不能慌。“鼓勵他們，問題不是很大，不用特別擔心，發現比較早，直接手術就行了。”
呂雪願意給人希望。但即使是那些有治愈可能的人，也會選擇放棄，或是經濟原因，或是落葉歸根的執念。對癌癥晚期患者，她更是害怕，因為希望後的失望是最沈重的。
她哭過很多次，有時也是出於感動。一次陪診收費1000元到3000元，這似乎也決定了，找到呂雪的多多少少都是對親人關切的人。
她記得，有個大哥帶父親來看眼科，“他說想先去見見醫生。”進了診室，他說出了自己的請求——希望醫生在手術費用上向父親“撒個謊”，“不要說幾千塊錢，就說300多塊錢就行了。”呂雪知道，這是怕父親因為錢的問題放棄治療。
讓她印象深刻的，還有一位工作忙、常出差的女兒。父母身體有了異樣，不說，也輕易不去醫院。一次，女兒回家，偶然間發現了父母的情況，她焦慮、愧疚，一天裏給呂雪打了許多個電話，“她覺得自己因為工作忙忽略了父母。”囑咐呂雪，要陪著父母好好看一下。父母第一次到北京，她不放心，寧肯多花些錢，也要讓陪診員從車站就把父母接上。
呂雪也會為醫生感動。兒科是最“雞飛狗跳”的地方，是焦慮情緒濃度最高的場合，到處是哭鬧著不肯配合的孩子，還有急躁又束手無策的家長。呂雪發現，沒有醫生是坐在診室裏看病的，“都在走廊，邊哄著，邊看病。”
不過十來歲的孩子，或因為壓力大患上抽動癥，或因為在學校被霸淩，患上了抑郁癥、躁狂癥。有孩子當眾脫衣服，還有女孩拉住呂雪，小聲說，“你知道嗎？我是趙麗穎。”原來，很多同學說她“醜”，不跟她玩，對小女孩的內心造成了創傷。
父母對孩子的癥狀往往感到驚訝，總說“孩子突然就這樣了”。呂雪心裏覺得生氣又憐惜，“怎麼可能呢？明顯是溝通上出了問題。”但醫生往往很有耐心，不只看病，也會告訴家長該如何去教育孩子。
陪診員陪客戶坐在椅子上休息。受訪者供圖
陪診新職業的未來：“需求會越來越多”
就診的人越來越多，醫院永遠擁擠。
根據衛生健康委發布的《2019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9年，共有87.2億人次到各級醫療衛生機構就診，一位居民平均就診6.2次。這比上一年增加了4.1億人次，比起2015年，則增加了10億還要多。
一開始，王洋的客戶並不多，後來又遇到了疫情，今年4、5月份才開始有了起色。呂雪的公司裏有15位陪診員，忙的時候，她一天能有4場陪診，早上6點就出門，到晚上才能吃上飯。
起初，呂雪覺得陪人看病有些尷尬，“兩個人杵在那，不知道該怎麼溝通，覺得病人也不想理我。”距離是靠經驗拉近的，工作久了，對有些疾病，她也成了半個專家，在醫生給出診斷和治療方案前，能先讓病人心裏有數。一旦兩方說法一致，信任和依賴就建立起來了。
職業病也來了。“現在好像看誰都有（病）。”呂雪無奈地笑著。母親說胃疼，父親咳嗽一聲，她都害怕是腫瘤，馬上帶著二人去做檢查。父母半年體檢一次，一旦發現小結節必手術，呂雪都親自陪著，二老也只好心甘情願地挨“折磨”，只是偶爾抱怨一句“草木皆兵”。
她的世界裏確實都是“病”，“我見過那麼多得癌癥的，還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疑難雜癥的。”這沒給她帶來太多負面情緒，只是更讓她感覺到了自己的價值，“我能幫助很多人，在一些關鍵的時候給到一些專業的建議。”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認可。“有些患者問，你們是不是和黃牛、醫托一樣的？”王洋覺得委屈又尷尬，“我們不影響正常的醫療秩序。但是，究竟什麼是陪診員？具體職責範疇，書上沒有寫，不像很多傳統職業那麼明確。”
某電商平臺上，多家機構提供陪診服務。網頁截圖
據媒體報道，早在2015年前後，北京、西安、重慶等地就湧現出一批O2O（線上到線下）陪診企業。據統計，僅2015年上半年，就有11家以醫護陪診為主要業務的公司拿到天使投資。
但王洋透露，其中很多都沒能存活下來，“尤其是趕上2020年的疫情。”企查查信息顯示，截至目前，全國160家陪診類相關企業已被註銷或吊銷，仍存續的有249家，大多分布在西安、北京等城市。
在社交軟件和二手市場交易平臺上，有不少提供陪診服務的廣告。29歲的盧強曾做過短視頻運營，現在也在抖音上發布陪診信息，“找我的不只是需要陪看病的，還有想做兼職的。我想在各個城市征集熟悉醫院的人，讓他們去（陪診）。”
兼職的，有的是家庭主婦，有的是大學生，“這個行業準入門檻不算高。”王洋說。似乎只要有時間、有耐心，靠這份工作解決溫飽不是難事。
但他覺得，“作為事業來做，那不是容易的，要多年的沈澱，才能了解當地的環境，擁有客戶群體，還有醫護資源。”以前，他靠傳統的朋友介紹的方式來發展客戶，現在也開始打造自媒體，“如何能讓更多人知道這個行業，知道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這是王洋目前要解決的問題。
有人說，醫院應簡化就診流程，他並不贊同，“醫學是很嚴謹的，不能簡單地說減少就減少。”對這份還算新興的職業，他和呂雪都有信心——
“隨著經濟發展，人們認知、體驗的提升，在老齡化嚴重的社會，陪診需求會越來越多。”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呂雪、王洋、盧強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彭衝 實習生 朱恩民 吳夢真
編輯 劉倩
校對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