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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紀錄電影《兩個星球》
入圍FIRST 電影展，
這是一部關於“震後一代”成長的影片。
5·12汶川地震後，
失去孩子的家庭，很多選擇了再生育。
截止2018年，陸續有3542個再生育孩子出生。
他們是“震後一代”，
最大的孩子，今年已經12歲。
“震後一代”川川
川川和媽媽在一起，背後是姐姐的照片
他們不是大地震的親歷者，
但每一個都活在余震裏，
從出生起，就背負著上一個孩子的傷痕。
2009年，範儉開始拍攝這些家庭，
一拍就是12年，
《兩個星球》是範儉繼《活著》之後
“震後三部曲”的第二部。
《活著》講失獨家庭再生育，
《兩個星球》講這些家庭平常又特殊的親子關系。
範儉導演在西寧接受“一條”采訪
大時代變遷裏的小人物，
是範儉最擅長的題材，
代表作《搖搖晃晃的人間》、
《吾土》《的哥》，
獲獎和入圍過多個國內外電影節。
今年8月，
他和我們講述了震後13年發生的故事，
關於時間、親情，以及生與死。
撰文 洪冰蟾 責編 倪楚嬌
《兩個星球》露天放映
範儉帶著《兩個星球》來到FIRST電影展首映。44歲的他，早已是紀錄片導演裏的“長輩選手”。
他長得很硬漢，話不多，語速平穩。他穿深色T恤，牛仔褲，一個人在人群裏晃來晃去，總背個帆布袋，上面印著卡通圖案，一個粉色的草莓和牛奶。
露天放映現場，有小朋友坐不住，鬧著要走。
他們看不太懂，因為汶川地震那一年，他們還沒出生。城市搖晃，樓房坍塌，鋼筋水泥掩埋呼吸，他們不曾經歷過上一代人的集體創傷。
而身邊的大人們，緊盯著銀幕。
範儉所拍下的故事，像一團漩渦，把他們卷入遙遠的記憶裏。
在河邊祭奠的母親
2009年，範儉第一次接觸到在都江堰做震後心理援助的團隊。他們援助的主要人群是失去小孩的媽媽們。
這是範儉第一次關註到震後失獨家庭。
震後
2009年，範儉第一次接觸到在都江堰做震後心理援助的團隊。他們援助的主要人群是失去小孩的媽媽們。
表面上，她們很平靜，內心卻承受著嚴重的創傷。有的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不願意見人，有的跑到街上，像瘋了一樣地到處找孩子。
在都江堰北邊的板房區，聚集了上千個受災家庭。板房區有一個叫“媽媽之家”的屋子，教室般大，四面墻上貼著大幅嬰兒照片。
一群女性在裏面，流水線般地折紙花，有人做花苞，有人做葉子，聊天的內容卻是：“我要去打針了”、“你想生個男孩女孩”。
這是範儉第一次關註到震後失獨家庭。
葉姐抱著朋友家的新生兒《活著》畫面
他註意到一個40歲左右的女性，有一些微胖，特別愛說話，性格外向，有好多小姐妹。這就是葉姐，她在地震中失去了八歲的女兒祝星雨。後來葉姐成為“震後三部曲”中的絕對的女主角。
這樣的家庭有很多，熟悉了一個，就牽出一群。範儉深入了解了十幾家後，最終選擇3個再生育家庭作為拍攝對象。
失去孩子的媽媽們抱著哭：我想他/她了
詩人余秀華，範儉另一部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的主角，曾形容範儉的作品是“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悲愁，小人物的狹隘和遼闊，小人物的懼怕和坦然。”
面對地震這個沈重的生死命題，範儉把鏡頭探入普通人的家庭內部，歷經漫長的等待，關心他們如何在被顛覆的命運裏，活下來。
葉姐和祝哥在板房懷裏抱著其他家的孩子
再生育：為了活下去
經過兩年的跟拍，2011年範儉完成“震後三部曲”的第一部——《活著》，英文片名是“the Next Life”。
範儉這樣解釋：“再生育，對這些女性來說，是一種治療行為。她們之前已經充分建構起作為一個母親的自我認同，地震奪去了孩子，也把她們的自我給奪去很大一部分。”
這不僅是孕育新生命的過程，更是這些女性從傷痛裏走出來，重獲新生的可能。
葉姐和祝哥去做人工受孕
在影片裏，葉姐和丈夫祝哥把女兒的衣服一件件拋入河裏，和她告別。然後踏上去醫院做試管嬰兒的路。
葉姐40多歲了，身體不太好，他們也不富裕，沒有車，要坐長途汽車去成都，再換公交車到醫院，一趟趟奔波，打促卵針，取卵泡，疼得走不動路。
祝哥心疼妻子，幾次說放棄吧，不行就領養一個。但葉姐很堅持，即使經歷再多的痛苦，她也要生。然而，接連兩次人工受孕都以失敗告終。
祝哥一個人在天臺
祝哥重感情，地震之後總一個人喝悶酒，一度意誌消沈。
當年他鉆進學校的廢墟裏，從下午刨到淩晨3點，一遍遍喊女兒的名字，終於聽到了回應：“爸爸我在這兒。”祝哥說：“你堅持住，爸爸來救你了。”但後來還是和女兒失之交臂。他覺得自己沒有兌現承諾救出女兒，這輩子都對不起她。
夫妻倆熱切地盼望，下一個孩子依舊是女兒。範儉花了好久才理解，其實他們期待著生命的輪回，如果生的是女兒，意味著，失去的孩子又回到身邊了。
“他們記住的全是跟女兒相處的美好瞬間。如果女兒能回來，他們就可以像從沒發生過地震一樣，如常地生活下去。他們想回到過去，繼續未完成的撫育女兒的過程。”
終於在2010年9月，範儉接到消息，葉姐自然懷孕了。
2011年5月，範儉在產房拍攝葉姐分娩。作為一個情緒一向穩定的人，範儉還是在孩子出生的剎那，淚流滿面，“連屏幕都看不清，幾乎拍不下去。”
葉姐生了一個健康的男孩，起名“川川”。
在產房，護士把嬰兒抱到葉姐眼前，她說的第一句話是：“這下祝老四要不高興了。”
終於做爸爸的祝哥，只是望著女兒的照片，眼淚不停地流，重復著：“幺兒，對不起。”
川川
震後一代：姐姐在的話，不可能有你
拍完《活著》，範儉始終抱著這樣的疑問——“葉姐和祝哥，對這個男孩的感情是什麼樣的？
這才有了新片《兩個星球》——“震後三部曲”的第二部，聚焦震後一代的親子關系。
川川在姐姐的墓碑前
2017年，範儉再次來到都江堰時，川川已經6歲了，是個活潑天真的小男孩，眉眼和姐姐祝星雨越來越像。
5·12紀念日那天，範儉跟著他們去公墓，祭奠姐姐祝星雨。葉姐一遍一遍地告訴川川：“這是你的姐姐，你去摸摸她。”
在這之後葉姐的一番話讓範儉印象很深：“因為你姐姐的逝去，你才來的。姐姐在的話，不可能有你。”
其他朋友勸葉姐，不要這樣跟孩子說，孩子會覺得自己是替代品。但葉姐不這樣想，她希望兒子能明白，自己的生命來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只是有時候，她會恍惚，摸著川川的手，怎麼摸怎麼像姐姐的。
川川站在公墓裏，望著哭成一片的女人們，眼神迷茫。媽媽讓他摸摸姐姐的臉，他有些遲疑。
家裏擺著姐姐的大幅照片，全家福上貼著她的單人照，姐姐的玩具不倒翁和川川的奧特曼混在一起。這個素昧謀面的親人的痕跡，無處不在。
父子關系時好時壞，不停地出現矛盾。
祝哥的溝通有些生硬，川川6歲的時候，僅僅因為用多了幾張紙巾，祝哥就斥責他，孩子嚇得不敢作聲。葉姐把孩子的手放到祝哥手上，孩子都不願意牽爸爸的手。
“其實祝哥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他只是情緒比較外化，不知道如何跟孩子溝通。”範儉幾次捕捉到祝哥柔軟的，卸下嚴厲的時刻。
祝哥總一個人在天臺，抽煙，發呆，跟範儉訴說內心的沈悶，念叨和女兒相處的點滴，那是他的一方小天地。
祝哥和川川在一起
有一次他竟主動喊川川到天臺，訓練他丟沙包。一個一個動作地示範給川川看，看川川甩手太用力了，祝哥握住他的手，低頭吹一吹：“不怕。”川川蹦蹦跳跳的，臉上全是笑意。
隨著時間推移，鏡頭下緊張的父子關系在漸漸松動。
“我們的拍攝，對他們沒有任何的治療作用，反倒是這種生活的慣性，孩子的出生成長，生活的秩序感，對他們是一種很好的治療行為。”範儉說。
冉冉
我們在兩個星球
《兩個星球》的主角有兩個家庭。除了川川，還有一個叫冉冉的女孩。
冉冉是遊哥和高姐的小女兒。地震前，夫妻倆把大女兒雨雨帶在身邊，小女兒冉冉則跟著山裏的親戚住。不幸的是，雨雨在汶川地震中去世，後來他們把冉冉接回身邊。
這對母女關系，有點怪。既粘稠，又彼此傷害。前一秒還好得不行，過幾分鐘就吵得不可開交。
思念女兒的高姐
高姐總不自覺地在冉冉身上找姐姐的影子，把對姐姐的期待，轉移到妹妹身上。她希望冉冉好好念書，考個好大學。這些冉冉都知道，但孩子有自己的心思。
每年五月，媽媽總是忍不住講起姐姐，範儉觀察冉冉的表情，“已經開始神遊了，大人的話，像是從很遙遠的一個星球傳過來的。”
冉冉有自己的內心世界，不輕易敞開。範儉沒有孩子，這方面毫無經驗，他想靠近她，但少女總是有厚厚的心理屏障不讓靠近。
苦惱了一陣，範儉發現，她喜歡拿手機拍東西。於是他就在放暑假之前，給了冉冉一部手機，讓她想拍什麼就拍什麼。
冉冉在用手機拍攝
這個寡言的少女，是一個有古典主義浪漫的導演。她拍月亮，拍晚霞，拍蝴蝶和蜘蛛，守著一直拍，全是長鏡頭，然後她指著月亮說：“兩個星球。”範儉一下被這個詞迷住了。姐姐雨雨生前的一段影像，就是舉著手機在拍下雪。
生者和逝者，像在兩個平行的時空，凝視彼此的世界。
好多觀眾問範儉，有沒有問過孩子，他們怎麼看待去世的哥哥姐姐。範儉曾遇到一個同樣是震後出生的8歲女孩，說她夢到過一次姐姐，因為媽媽總是說起她。
然後她說：“我會想起，但不會想念。”
川川
至於川川和冉冉，不會直接講出來，但從他們的神態可以看出一些什麼。
現實生活裏，孩子們都在好好地長大，父母對他們有無限的愛與包容，也通過養育孩子重建對生活的希望。只是，這愛裏，還糾纏著對姐姐的思念，和對過去的感傷。
範儉還希望拍得更久，一路拍到2028年，到孩子們成年，完成三部曲的終章。
“因為妻子，我變得柔軟”
範儉硬漢的形象之下，他的紀錄片總帶有一種女性視角。
拍紀錄片之前，範儉的理想是做《焦點訪談》記者，鐵肩擔道義，非常硬核。從武漢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他在電視臺做法制新聞，拍的東西生猛、粗糲。
《兩個星球》後期工作臧妮（右一）
剛接觸葉姐一家的時候，他才30歲出頭，雖然很容易和祝哥打成一片，但他不知道怎麼跟女性拍攝對象親近，和葉姐有距離感。
打破僵局的是範儉的妻子臧妮，從《活著》開始，臧妮便加入範儉的團隊。她是剪輯師、制片人、錄音師、司機，也是妻子。
高姐的眼神
在拍攝現場，臧妮會幫範儉觀察很多他難以察覺的東西。
有一次，冉冉、奶奶、高姐在院子裏點篝火，原本範儉的註意力在奶奶和冉冉身上，臧妮提醒他，註意高姐的眼神。“那個眼神，是想要靠近女兒，卻發現女兒躲著她，又悲傷，又動人。”
這些年，範儉捕捉到越來越多女性角色的情感流動。《搖搖晃晃的人間》把余秀華的欲望拍得蓬勃生動，《活著》還原生育過程帶來的身體疼痛，《兩個星球》對母女關系的註視，對少女心思的把握，柔和、張弛有度。
“臧妮身上有溫柔又細膩的氣質，我們一起生活和工作這麼多年，我肯定受她的影響。”範儉說。
葉姐祝哥帶川川去遊樂園
在西寧，《兩個星球》放映結束，有一個女孩找到範儉。
她出生在2001年5月12日，家在四川。父親在她出生當天去世。汶川地震那天，剛好是她生日，另一位至親又在地震中喪生。家人迷信，和她決裂，怪她造成了一切的不幸，連親生母親也這樣認為，兩個人無法建立正常的母女關系。
看這部影片的時候，她一度無法忍受，中途就想走，但她堅持看完了：“如果看這個影片都扛不過來，我怎麼從那些陰影裏走出來？”
範儉很受觸動，分別時，他留下了女孩的聯系方式。他說，他還會和這個特殊的觀眾相遇。
片子裏經常出現都江堰的河流
範儉期待用紀錄片抵抗遺忘。
“好多年過去了，很少再有人關心這些人的生活，但我在那兒所看到的，在不停提醒我，巨石投入河流，波紋還在不停地在延展，哪怕過了十幾年，它的影響還在繼續。我知道那些事還在發生，我想我們要抵抗遺忘。”
很多年後，範儉還是會想起很久之前的一個5·12紀念日，葉姐往每個受難者家屬手裏發了一枝花。他們說，拿著花的人，大家在這世上，就是一家人。他們鞠躬，悼念，彼此擁抱。然後像潮水一樣離開，回到看似尋常的日子裏。
本文章為“一條”原創，未經允許不得刪改、盜用至任何平臺，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