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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澤麟

2021年12月17日,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姚澤麟在大夏書店做了一場題為“金錢的社會意義”的講座,介紹了由他主譯的美國當代經濟社會學家維維安娜·澤利澤(Viviana A. Zelizer)著作《金錢的社會意義:私房錢、工資、救濟金等貨幣》一書。澤利澤曾任美國經濟學學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社會學,關註經濟的文化與道德維度。代表作包括《道德與市場:美國人壽保險的發展》、《給無價的孩子定價: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親密關系的購買》等。姚澤麟主要關註職業社會學、醫學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等領域,著有《在利益與道德之間:當代中國城市醫生職業自主性的社會學研究》。

講座涉及到一系列問題:金錢是否只是金錢,是否如很多古典理論家所說,是只有量的差別而沒有“質”的區分的一種東西,其本身是否不牽涉任何感情,也會將社會關系簡化為冷漠疏離的工具性關系,會將現代社會轉變為一個冷冰冰的世界?澤利澤的研究對上述問題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下文整理自講座速記。

講座現場。

金錢會掃平一切嗎?

我們在生活當中會遇到很多二元對立的話題:經濟與文化、理性與情感、自利與團結、市場與道德、金錢與親密關系的衝突。這種二元論自社會學在100多年前誕生之後,一直像社會學的潛意識一樣存在。當我們談到有關文化和經濟的關系的時候,通常我們認為這兩個東西不能融合起來,不能並行不悖。

比如市場和道德,我們中國人講到這個的時候,經常批評市場沒有道德,商人沒有道德,如果他掙錢的話,一定是去道德或者是反道德的。西方也有這樣的論述,澤利澤對此做了梳理。很多社會學家認為這兩者不能放在一起,因為經濟領域非常強調效率,投入多少成本,產生多少收益,應該以最少的成本產生最大的效益,如果有情感和道德的因素加進去,效率會大打折扣。而文化或者是道德、情感的領域,如果夾雜了錢的因素進去,或者是效率的因素進去,大家會覺得怪怪的。所以這兩者不應該相遇,相遇的話不會有好結果,這是澤利澤之前大部分的社會學家或者是社會科學家秉持的觀點。

但真實的世界是這樣的嗎?我們會看到大量的生活經驗並不是這樣。這本書中的許多觀點中國人並不陌生。舉個簡單的例子,大家現在用支付寶或者是微信,有大量的金錢往來,但是還有一些場合不能微信和支付寶直接轉賬。比如有一個同事受傷,我們代表系裏去看他們,走到半路有同事聊起來,我們沒有現金也沒有紅包,難不成要支付寶給500元,後來去超市買了紅包,包了現金再給了他。雖然電子化之後非常便捷,但是有一些場合,你會覺得這個東西用了之後會傷害這個關系。這是澤利澤在這本書裏面基本的觀點。她在1970年代末寫了道德與市場,從美國人壽保險的研究開始,觀察經濟因素和非經濟的因素怎麼樣互動,如果相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她現在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她一直堅信,經濟的、市場的、效率的,這些好像看起來所向披靡的力量,實際上一直在受到社會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制約,這是她基本的立場。她被歸入到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經濟社會學”,再細分的話,她會被劃為經濟社會學當中文化解釋的路徑,因為她特別強調文化的作用,這是以往的經濟社會學者不太註意的因素。

在澤利澤之前,我們對於錢的認識基本上是負面的、邪惡的、冷冰冰的,一講到錢我們會聯系到這些關鍵詞:斤斤計較,攻於心計……會給我們的社會帶來毀滅性的影響。像馬克思說的,把溫情脈脈的面紗扯掉,也包括了以金錢為代表的理性化的力量,會大大破壞我們原來比較溫情脈脈的社會關系。

澤利澤最早是研究人壽保險,後來研究兒童的社會價值,寫第三本書的時候直接聚焦在金錢上面,我覺得可能會有以下的理由,她觀察到美國社會在那個年代出現了貨幣化趨勢。其實不僅美國,近代的世界都有貨幣化趨勢,我們今天越來越習慣於用貨幣去交換我們想要的東西。但是以前的人類社會不是這樣的。我是農村來的,我們小時候有大量的禮物往來,不涉及到錢的問題,我們家種出來什麼給你一點,鄰居有什麼分享一點給我。我們家吃的蔬菜、水果是鄰居給的,不涉及到貨幣化的問題,這裏面沒有錢的往來。大家生活在城市裏面沒有這樣的禮物往來,所有生活的需要都是通過錢來購買。另外一個趨勢是,近代以來貨幣也在不斷標準化,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央行來發行和管理貨幣,在古代也在這樣做,但是達不到這樣標準化的程度,而在近代社會裏面這樣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這樣的趨勢是不是意味著金錢掃平一切呢?這就是澤利澤要反思的。

她要對話的對象是古典的社會學家。馬克思說金錢使冰炭可以化為膠漆,能迫使仇敵互相親吻,金錢是現代社會激進的平均主義者,無非就是多一點少一點,是量的區別。像韋伯,他說現在的世界是理性化的發展,大家在追求效率,金錢是一個開路者,一個急先鋒,最具代表性的東西。齊美爾是澤利澤重點對話的人,金錢把世界變成了一個算術問題,金錢是將質化約為量最完美的再現。齊美爾否認金錢受到社會關系和道德的約束,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金錢是所向披靡的。當代英國、美國、德國的社會學家,他們都是這樣的觀點,他們認為錢越來越在腐蝕我們,或者說侵蝕我們的社會關系,使得我們的社會關系變得不像原來一樣溫情脈脈,裏面的信任、情感越來越少,可能這也是我們今天讀的大眾媒體經常呈現出來的社會關系的面貌。但你去細想的話,其實並不是這樣。澤利澤研究的是,人們應對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的時候,怎麼樣識別、歸類、組織、使用、區分、制造、設計、儲存甚至是裝飾金錢,觀察到人們在處理錢的時候做了“標記” 。

那麼,澤利澤為什麼聚焦在這樣的具體的時間段呢?從我的理解來講,有幾個原因。第一,1870年到1930年是美國經濟極速騰飛的時期,美國人的收入在增加,意味著貨幣在增加,錢進入到家庭就引發了一系列家庭內部的問題;第二,美國社會在這個時期的商業化非常明顯,就是貨幣化的傾向加劇,越來越多的東西要靠購買來獲得。消費經濟起來了,資本家鼓勵你買買買,推動經濟的發展,解決大家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這個時期貨幣化的標準化趨勢也在增加,美聯儲開始發行統一貨幣。第三,這樣的情況下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社會生活變得越來越冷冰冰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疏遠,人和人之間沒有溫情脈脈的東西,只有大家互相的算計?澤利澤想看貨幣化的趨勢出來之後,怎樣重塑商業交易,美國人面對這個趨勢怎麼樣引入新的對於金錢的區分。我們在書裏會看到,這個時期美國人發揮了極大的聰明才智把這個錢區分開來,雖然都是美元,表面上是一樣的,實際上會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區分所有的錢。

這本書講了這三個方面的金錢,一個是家庭內部,一個是禮物的流動,再就是慈善救濟領域。禮物流動對於中國來講是最熟悉的,所以不展開講,主要講家庭內部和慈善救濟。

家庭內部的金錢

今天去讀家庭內部金錢這一章,會覺得跟我們現在看到的社會熱點新聞還是有非常強的關聯,100年前的美國所發生的事情,很多還是出現在我們的社會當中。

澤利澤寫到,家庭當然要掙錢,但是錢進入到家庭之後,就不再區分了。比如我的家庭裏面,不會區分這是我老婆掙的錢,這是我掙的錢,不會按對家庭的貢獻度決定我們的話語權,不會這樣。實際上這個時期的美國家庭內部關於錢的問題有非常多的爭論。

金錢介入之後有沒有導致家庭關系的問題呢?夫妻之間會不會變得沒有感情了?中國家庭的研究裏面有一種思路,認為我們的家庭以前不太講親密關系,更多講的是經濟合作社一樣的關系。大家湊起來過日子,男耕女織這句話表現得最明顯,大家合起來過日子才最有效率。實際上家庭內部是不是這樣呢?應該不是。

澤利澤從最早探究人壽保險的時候就提出來,錢有雙重性質,原來的社會學家只看到一種,就是工具性,被用來交換,即一般等價物可以用來交換所有的東西。但是錢也可以有象征性的意義,比如錢經過包裝之後,可以變成紅包,這個東西跟一般的赤裸裸的金錢不太一樣。以前我還跟我的導師做過醫療領域紅包的研究,我們訪問了很多的病人,沒有人拿了錢直接給醫生,大家都是要處理一下,比如包裝一下,或者是送一張卡,有了物理形態上的改變,然後才送出去。金錢可以被標記、被裝飾,從而具有象征性的意義,背後就是社會的力量、關系、道德的規範對於錢的約束。

現代的世界朝著貨幣標準化的方向發展,但是澤利澤強調,在資本社會裏面,錢不是只有聯邦政府發的,實際上有各種各樣的。比如書裏有很多關於小費的論述,小費怎麼給,如果變成固定的一筆費用,或者是定期的一筆費用,就不是小費了,而小費給得不好的話,其實是有侮辱性的。

拿醫療紅包的例子來說,比如術前和術後送紅包的意義不一樣,術前送紅包,很多醫生會覺得這是一種壓迫,是道德上的壓力。另外有些醫生會感覺到是一種要挾,因為你送了錢,你肯定會提出更多的要求。我們以前也采訪了一些醫生,有的醫生說他收紅包,但是只收術後的紅包,那個紅包才是病人對我的感謝。不同的時機送的,不同形式送的,有各種各樣的因素決定了這個錢到底是什麼樣性質的錢,如果送得不對就會破壞這個關系。復旦有一個學生寫了醫療領域的紅包的文章,實際上醫生收紅包和病人送紅包,大家都有對錢的界定。比如跟醫生不認識送紅包,很多情況下醫生不收,如果收了,醫生也會看作是純粹的交易關系。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下,陌生人的關系是送不出錢的,現在我不敢說,這是幾年前的情況。如果你要送紅包,一定要有一個中間人,這個中間人可能溝通了醫生和患者,而且有時候中間人可能不止一個。這都會影響這筆錢的性質。醫生收了錢之後,也會界定我跟這個患者是什麼關系,界定我給你提供的醫療服務應該是什麼性質的醫療服務。有的時候最多給你一個微笑,但是對大部分病人來講已經心滿意足了,態度好一點很多病人都會很舒服。還有額外的照顧會在裏面,但這些可能不是錢解決的,可能是原有的關系決定了錢的性質,也決定了醫療服務的性質。

回到家庭內部的金錢,當時美國的經濟在飛速發展,很多金融機構都在發展起來,大家的收入也變得越來越貨幣化,那時候女性比較少進入勞動力市場賺取工資,錢的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支柱,也就是丈夫,由此產生了很多問題。比如妻子有沒有權利獲得補貼?丈夫給一筆錢,而且不規定錢的性質,那個時候是不存在的。妻子扮演的角色非常矛盾和微妙,負責家庭各種東西的購買、采購,要維持整個家庭的運轉,但是手裏沒有錢,最誇張的情況下,她去店裏買東西,店裏記賬,店跟丈夫直接結算,她不經手這個錢。那個時代美國的女性,無論是中上層還是工薪階層,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

於是出現了一系列很現實的問題。當時來講,有的女性可能很善於買東西,預算這麼多,她會省下來一部分,這個錢是還給丈夫還是自己留下來花呢?還有一些女性不想當面索要,晚上在丈夫睡覺的時候從他的褲袋裏面拿錢,後來被告上了法庭。即使是她掙來的錢,一旦收到家庭裏面就是家庭的錢,她自己是沒有權利掌握和花費這個錢的。所以,澤利澤說,有一些女性為了要錢會請求、哄騙、祈求、與商家串通,采取這樣的方式才會拿到錢。

關於家庭裏面的錢,有各種各樣的稱呼,比如補貼零用錢,不同的階段女性所擁有的錢稱呼是不太一樣的,這也意味著她對錢的權利是不同的。中上層的家庭裏面,丈夫會不定期給一些賞錢。仔細體會一下,用了“賞錢”這個詞,意味著丈夫跟妻子的關系不平衡。這個詞把妻子跟丈夫之間的關系定型了,維持了這樣的權力關系。

家庭內部的錢總結下來有三種形式,一種是報酬,一種是權益,一種是禮物。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如果是賞錢的話,就變成了一種禮物,而且是明顯不對等關系下的禮物。如果是作為報酬的話,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好像女性是這個家的傭人,她為這個家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她應該得到這個報酬。我們今天強調的是作為權益的金錢,兩方的關系是平等的,這是女性在家庭當中應得的部分。

澤利澤沒有明確說她支持哪一個,她主要是做分析。比如關於補貼這個事情,一開始是賞錢,丈夫心情好給一些,不是固定的,後來變成了補貼,但仍然會有一系列的問題,比如怎麼給?看丈夫的心情?到底給多少?工資百分之多少?還是大家每次都協商?如果丈夫不給的話,妻子有沒有權利追索補貼呢?錢拿來之後做什麼?如果有剩余,這錢應該歸誰?

今天的女性可以買自己想買的東西,比如化妝品、護膚品之類的,這些都可以隨意買,但當時的美國女性買這些東西是不被允許的,很多中上層家庭的孩子反而有零用錢,但是女性是沒有的。所以,補貼究竟是什麼錢?好像是一種報酬,今天看起來有點侮辱的性質,但在當時大家不會認為這是侮辱。

一些道德家認為,如果你給的補貼是報酬性質的話,會讓女性放松她對於家庭應當承擔的責任,這是她應該做的,本來不用給錢的,而且是她道德責任的部分,現在給一筆錢說這是你的報酬,這是把她應該負擔的責任給商品化了,你現在給一筆錢,反而把她的責任給弱化了。這樣的趨勢出來之後丈夫們是抵制的,他們認為要給補貼的話是從我正式的收入裏面劃出一部分錢,他們不甘心的,他們會擔心女性對家庭財務有了更多的控制之後就不聽丈夫的話,背後還是夫妻權力的問題。他們還擔心女性在財務方面不稱職,商品越來越多樣化,你不一定知道怎麼買,會用這樣的理由抵制女性擁有自己的錢。

澤利澤也考察了工薪階層,但是很遺憾,工薪階層的資料不像中上層那麼多,所以她的觀點比較謹慎。根據有限的資料可以看到,美國工薪階層的女性掌握了丈夫的工資,但錢本來也不多,家裏還要過日子,責任就更大了。另外,當時的美國沒有兒童保護法,以前工薪階層家庭的孩子會去工作,送報紙、送牛奶都有,這個錢不需要交給家庭。工薪階層家庭裏面額外的收入,反而大大增加了丈夫和孩子的權力,導致婦女很難當家。無論是中上層還是工薪階層,女性在家庭內部關於金錢的問題上,一直處於比較弱勢的地位。

女性一直缺少自己的錢,包括後來開始以零花錢的面目出現,好像可以隨意花,但是零花錢也有用途上的規定:可以捐給教堂;可以給孩子報輔導班;家庭錢不夠了,可以去補貼家用;可以用於家庭的消遣,但不能是自己的消遣,她跟丈夫、孩子出去玩的時候可以花,如果她自己去看電影出去玩是不允許的。這也是被“標記”的金錢,會限定用途,會使得婦女收到錢的性質跟我們所說的一般等價物是不一樣的。

在1870年到1930年的美國,性別對於家庭金錢的塑造非常明顯。澤利澤歸納了幾點:在金錢的分配上,作為女性的權利送給她的情況非常少,更多的是補貼,是女性要哄騙、請求甚至是偷竊,才可以拿到屬於自己的錢。分配的時機開始通常是不定時的,後來慢慢變成了定時的;金錢的用途受到非常多的限制,數量非常少,女性在那個時期沒有自己的錢,只有歸屬於集體的,也就是家庭的錢。那個時代女性在家庭當中的地位,通過金錢就可以折射出來,女性的地位也限定了家庭內部的金錢呈現出這樣一種標記的形態。

慈善救濟領域的金錢

救濟的問題跟福利國家的出現有關系,西方資本主義有一個不斷自我調試的過程。尤其是英美的傳統裏面,早期不太關註貧窮的問題,其政治哲學主流基本上認為國家小是最好的,管的東西應該最少,只應該保護個人的財產權、生命權。如果有人因為貧窮活不下去,當時的主流認為這是這個人的問題,不應該救濟他。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暴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多,福利國家的形態就出來了,國家意識到對於窮人的救濟某種程度上是社會的穩定器,可以減少很多的社會衝突。這個時期美國的慈善和社會救濟的領域就出現了,但也帶來一個問題:錢要不要進入這個領域?

這個部分是我自己最感興趣的,跟我研究的領域有很大的關系。怎麼樣救濟西方國家在當時有很多的爭論。首先,到底是交給公共部門救濟還是私人部門救濟呢?所謂的公共部門就是政府的力量。私人部門就比如各種慈善組織,20世紀初美國各種的基金會特別興盛。其次,到底是在機構內還是機構外救濟。是把窮人收容在機構裏面,給他吃穿讓他不至於餓死凍死,同時強迫他勞動,還是可以讓他住在自己家裏,給他一些補貼,或者是一些東西?最後是澤利澤重點關註的問題,給他錢好呢還是給他東西好呢?缺什麼給什麼,還是給錢讓他缺什麼自己去買?

後續就涉及到對錢的擔憂。當時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認為,一旦窮人拿到錢之後肯定沒什麼好結果。當時,美國社會當中窮人的數量在飆升,這是經濟騰飛的時候一個必然經歷的階段,導致救濟的成本大量增加。原來也在救濟,但是窮人沒這麼多,救濟以前是靠社會自發的,比如生活在農村和鄉間的,社區內會給他很多的幫助,不需要政府來做,他不夠吃,鄰居給一點也夠了。在城市裏面不存在這樣的救濟,因為大家都是陌生人。

由於大量的人都生活在城市裏面,城市的貧困也最嚴重,但城市是匿名的,大量的人從四面八方來到紐約,大家都相互不認識,你也不知道鄰居是誰,也不想跟他交流,這是我們生活在城市裏面一個基本的體驗。這對救濟帶來了很大的問題:我都不認識他,也不知道他的基本情況,我能救濟他嗎?他是真的窮嗎?是不是裝的?當時的美國社會還面臨著移民的問題,就是《泰坦尼克號》裏面刻畫的歷史,大量的歐洲人來到北美。移民一方面存在語言不通的問題,而歐洲來的移民有比較嚴重的酗酒的問題,慈善人士非常擔心,我把錢給他了,他拿到了錢可能直接買酒了,他的孩子、妻子還是沒有東西吃。

另外一個問題是,國家正在推行標準化的美元。社會越來越貨幣化,錢越來越多,在社會當中越來越重要,你想得到各種各樣的東西必須要拿錢去買。這種情況下你要限制救濟當中金錢的使用,就是矛盾所在。可以這麼做,但是管理成本會非常高,要麼就是最後救濟的效果會非常差,你給他的東西並不是他想要的,你想精準地給他救濟的話,必須要做大量的調查。你要知道他的需求是什麼、他缺什麼,這需要大量的成本。

既要去救濟他,最好又要不讓他接觸錢,這是他們的第一選擇。但是面臨貨幣標準化的趨勢,不可避免要給他錢,如果給錢的話有什麼辦法,可以讓窮人避免糟糕的後果?於是,政府,還有具體的實施者,他們來改造、標記這個錢。比如他們不發錢,他們認為窮人最缺的是食品、衣物、燃料,這些東西是維持溫飽的;或者他們去創造有限制的貨幣,貨幣的替代品,比如食品訂單,可以去指定的店裏面去換;還有一種是代幣,當時對窮人就是這種做法。

為什麼要區分工資跟救濟的福利?救濟的社工和政府很擔心,給了救濟窮人是不是就喪失了勞動的積極性?比如定期給你一些東西,是不是你就不工作了?所以要把救濟的水平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不高於勞動所得,如果一個人救濟所得比勞動所得還要高,那他就不會去工作了。政府和社工還希望通過救濟有效塑造窮人的道德生活,改變他的三觀,使他們明白什麼是生活的必需品,什麼是不道德的東西。給孩子買聖誕禮物在他們看來是沒有必要的,窮人覺得我買聖誕禮物送給孩子,這是一個情感正常的表達。但是在社工的眼裏,這方面的需求不重要,所有的東西要往溫飽上走,其他的東西都可以砍掉。最誇張的是,社工會直接幹預窮人的家庭消費。他們會組織儲蓄,有的家庭中男性在工作但是賺的錢不夠花,還是需要救濟,到了發工資那一天,社工會早早來到他們家等著, 說你發了工資要交出一元,存到一分錢銀行。背後的意思就是窮人不會儲蓄,有多少花多少,這是道德上的問題。慈善征收者定期會到窮人家裏面,強制收錢然好以你的名字存到你的賬戶裏面。

窮人也有辦法,像食品訂單就會有地下市場,本來這些東西值100元,但是以90元的價格在地下市場完成交易,換回來現金再買自己想要的東西,地下的市場非常龐大。窮人把食品的訂單改造成了可流通的票據,標記的力量也很大。

所以非常諷刺,到了後來的階段,社工特別強調應該用金錢去救濟,不應該用實物去救濟。為什麼發生了這麼大的轉變呢?一方面是消費經濟出來了,你一定要花錢買東西才可以拿到你想要的。另一方面是大家對貧窮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原來認為貧窮是個人造成的,現在覺得窮是社會結構的問題,於是會給窮人更多地諒解。

澤利澤說,這個時候金錢被重新打造成了慈善裏面正面的角色,當然還是道德改造家的角色。原來所秉持的不讓窮人拿到錢的觀念,就變成了時代的錯誤,人們覺得錢花的得當的話可以改變窮人,這個錢甚至有了治療的意義,治療窮人的窮病。金錢成為必要的工具,自由選擇甚至可以自我提升。原來認為窮人是不道德的人,但是現在不再側重從道德的角度來評判,而是會說他是一個不稱職的消費者,所以會有集體的教育和培訓,社工會開輔導班,尤其會把女性集中起來,教她們怎麼花錢,怎麼樣為孩子的教育積蓄等等 。

對窮人金錢的標記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限制窮人拿到錢的數量,一個則要有系統地教育和監督。在那個時代社工發救濟的同時,會發給窮人一個家庭預算簿,花的錢都要記錄下來,下個月發的時候要看你的收支狀態。有些窮人就開始做假賬,有這樣一個鬥智鬥勇的過程。慈善領域始終有關於金錢標記的鬥爭,貧困的家庭足智多謀,虛構支出,隱瞞消費,食品的訂單會成為另外一種通貨,可以用來交租金,一分錢銀行裏存的錢也會取出來,會用到他想用的用途上。

最有趣的是澤利澤講到關於葬禮的花費,美國的窮人對於葬禮非常看重,以至於在社會的中上層人士看來,窮人的花費是非常不理智的。窮人沒錢吃飯、沒錢維持家庭的基本運轉,但是家庭裏面有一個人過世的話,會不計成本,甚至借錢辦一場風光的葬禮。美國社會還有喪葬保險,每個月的工資拿出一毛錢存在葬禮保險公司,一旦意外過世,保險公司會賠一筆錢來辦喪葬。這樣的習慣在中上層的人看來這是不可理喻的,還是印證了他們的以前的想法,窮人不會花錢。直到1920年代,喪葬保險的主張獲得了正當性,社會主流看到了窮人這樣做背後的道理。在他的社區裏面,是有社區的標準和情理的。如果一個人過世他的葬禮太過寒酸的話,他們家在整個社區裏面就擡不起頭來,活著的人要承擔巨大的壓力。1920年代之後,中上層的人士、社會主流的價值觀慢慢接受了這一套東西。

澤利澤也講到,兩個標記的系統並不一定是一個鬥爭或者是矛盾的關系,也有一致的地方,比如一分錢銀行,確實使得一部分窮人養成了儲蓄的習慣 社工機構大大幫助了窮人家庭當中的女性掌控這個家庭當中的財政。工薪階層的女性要當家是很難, 社工通過教育等措施在客觀上幫助女性掌控了工薪階層家庭的經濟收入。

金錢標記一直在持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關於金錢到底是不是恰當的救濟,又開始有了爭論。這些跟社會的發展都是有關系的。

這本書想要強調,所謂的貨幣、金錢、一般等價物,其實是有社會基礎。貨幣的出現、貨幣的標準化並不是市場自發的過程,包含了非常復雜的社會過程, 在這個過程當中,國家和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絕不是市場自己能夠做到的。這個觀點跟經濟社會學裏面主流的觀點是一致的,主要是跟經濟學對話。傳統的經濟學認為市場就是市場,國家、社會不應該在市場裏面扮演角色,因為市場可以自己運行。

澤利澤也指出,即使到了資本主義非常發達的階段,多元貨幣仍然是一個核心的特征。依據金錢被賺取的方式區分金錢,為特定的交易制定特殊的使用者,為官方的貨幣規定獨特的用途,發明新的名稱,名稱不一樣,蘊含的社會意義也不同,把非貨幣的東西轉換為交換的媒介。比如比特幣,還有小規模流通的貨幣,其實這些都有不斷出現。

澤利澤也歸納了貨幣怎麼樣被標記。她做了非常多的分類,比如物理標記、空間的區分,比如美國的移民會把錢存在不同的罐子裏面,這個錢是幹什麼的,那個錢是幹什麼的;使用方式、使用者、鏈接金錢的某些來源,我們家裏都有私房錢,私房錢的來源都不一樣,我打麻將賺來了錢,這個可以當做私房錢放在小金庫裏面,可以隨便花。但是有些私房錢有特定的用途,相關研究裏面講得非常細致,雖然都叫私房錢,但是來源不一樣,性質就不一樣;還有分配體系不一樣,導致錢不一樣,把實物轉化為貨幣,還有創造受限制的新貨幣,也就是代幣。

回到最核心的問題,金錢往來與社會關系是非常復雜的相互影響的關系。碰在一起並不是你死我活。社會當中大量的金錢跟社會關系交織在一起,但並沒有導致經典社會學家所擔憂的結果。

她的另外一篇文章講到,表面上相似的各種貨幣的轉移,這些都是錢,但是意義和後果,完全取決於來往雙方之間的社會關系到底是怎麼樣的。你送紅包送錯了,好比我們做的醫療領域裏面,送禮物送錯了其實都會傷害與醫生的關系。 在這個過程中,各方都在努力劃定看得見的邊界,比如我們看同事慰問他一要有紅包和鮮花,不能直接支付寶轉賬,這是不恰當的,如果你這樣甚至會有點侮辱性質。

我們的社會真的像馬克思和韋伯講的是一個不斷商品化的社會嗎?好像並不是,包括我們人類之間的關系,並沒有一直往那個方向走,越來越冷冰冰,越來越沒有溫情,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最後,為什麼是錢?如果連錢這種理性化的開路先鋒,一個集中的體現都沒有普遍的標準化,都沒有普遍的理性化,都不斷受到社會關系和道德規範約束的話,一般的商品更不用說了,一定會受到社會關系和道德規範的約束。從反面可以理解,我們的社會關系和道德規範還是非常強的,當然社會關系和道德規範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社會關系和道德規範來約束金錢。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