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北京電信大事記》中看到這樣的記載：為配合我國登山隊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瑪峰，郵電部派出了三名報務員——北京市長途電信局李長旺、天津長途電信局羅家譙和沈陽郵電局郭壽旺，隨登山隊進行無線通信保障。
1960年5月，他們圓滿完成了國家對珠穆朗瑪峰地區科學考察和我國登山運動員攀登珠峰的通信保障工作。其中的李長旺，與我在北京長途電信局共事數十年，從1976年參加工作開始，我便喊他師傅，但直到他退休，我從沒聽他說過當年登珠峰保通信的事。
看到師傅幹了這麼大的事卻不張揚，我的感佩之情油然而生，便跑到師傅家，聽他講述了當年那段艱苦卓絕的奮鬥歷程——
首登珠峰的通信組李長旺。
珠穆朗瑪，我們來了
為了安全，我們在凍土層中掘地三尺，把帳篷搭在下面，地面上只露出帳篷頂，遠處看不見，便於隱蔽。
1958年，我在北京市長途電信局國內報房做無線報務員。10月中旬的一天，局人事處找我談話，說派我去參加國家體委組織的登山隊，執行我國登山隊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通信任務，並說這次任務很重要，時間緊，任務急，給兩天準備時間就到國家體委去報到，具體細節到了那兒就知道了。那時我比較年輕，身體好，沒什麼負擔，叫去就去了。
兩天後我去國家體委報到後，賀龍主任接見了我們，那時國家體委決定：中國登山隊計劃在1958一1960年三年內從北坡登上珠穆朗瑪峰；同時應蘇聯體育聯合會的請求，蘇聯登山運動員也來我國，組成中蘇混合珠穆朗瑪峰登山探險隊共同登山。此事是中共中央決定的，由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具體主持工作。
為配合國家體委登山工作，郵電部共抽調了三名報務員，除我之外，還有天津長途電信局的羅家譙和沈陽郵電局的郭壽旺。我們的任務主要是配合攀登珠峰的通信聯絡。根據當時的形勢，還給我們配發了自衛用武器（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繳獲的卡賓槍和四個手榴彈）。
為了成功地登頂珠峰，中國登山隊進行了長期、細致的準備工作。1958年10月起，登山隊由國家體委登山處處長史占春帶領，各方面人員160余人以國家體委參觀團名義，由北京分批進藏。
我報到三天後，就隨隊登上了飛往拉薩的飛機。
我們這批隊員共40多人，是分乘兩架飛機從北京西苑機場起飛的，到拉薩時有武裝部隊接應。下飛機後，卸下的物資立刻被裝上帶帆布篷的軍用卡車，我們乘坐的也是這種車。不知過了多久，我們平安到達了布達拉宮前面的工委招待所。
此時，西藏工委派來的密碼機要員胡成甲，也加入了我們通信組，組長由羅家譙擔任。因為當時情況特殊，聯絡時的來去電報都用密碼，由機要員翻譯。
經過短暫的軍事訓練，1958年11月，登山隊決定進山對珠峰北坡的登山路線進行考察。當時，從北坡登上珠峰還是史無前例，幾十年來英國人多次試圖從北坡攀登珠峰都沒有成功。所以這次我們必須親自去考察，掌握第一手資料。準備工作一切就緒，登山隊伍即從拉薩出發，有三名蘇聯登山隊員同行。為保證登山隊伍的安全，西藏軍區派出一個加強排負責保衛工作。
我們沿著去日喀則的公路前進。這是去日喀則惟一的一條公路，途中經常有土匪襲擾，特別是麻江宗峽谷一帶，地勢險峻，兩周前就曾有兩輛卡車在此遭到伏擊。為了行進中的安全，我們的隊伍始終保持一種隊形，前面是偵察組，中間是大部隊，後面是收容組。當行進到麻江宗峽谷危險地帶時，解放軍戰士還要先占領公路兩側山頂，控制住制高點，讓大部隊順利通過後才撤出。正是由於安全舉措得當，保證了登山隊伍平安抵達日喀則。從日喀則再往前，至珠峰山腳下的一段路程，都是羊腸小道，沒有公路，必須找向導，雇搬運工和馬匹，幫助運輸物資。我們的隊伍就分成兩批，邊行進邊聯絡，風餐露宿，早起晚停。又經過幾天的騎馬行軍，總算順利地到達了珠峰腳下的絨布寺，終於見到朝思暮想的珠峰，我情不自禁在心底呼喊：珠穆朗瑪，我們來了！
1958年12月，中蘇雙方再次會商，決定1959年5月攀登珠峰。
為進行冰雪攀登技術的訓練，培養骨幹，鍛煉隊伍，我們和陸續到達拉薩的大批登山隊員一起，開進了念青唐古拉山。這個山區附近的當雄機場電臺，不久前剛被土匪破壞，為了安全，我們在凍土層中掘地三尺，把帳篷搭在下面，地面上只露出帳篷頂，遠處看不見，便於隱蔽。電臺的天線桿也架在地面以下，只露出天線的線尖。因工作空間狹小，我們收發報時只能盤腿坐在地上，用包裝箱當工作臺。大家在這樣的條件下，仍保證了與拉薩間的通信聯絡暢通無阻。夜間為了安全，部隊除在營地放哨外，還在宿營地幾百米外設偵察哨，以防土匪襲擊，直到訓練任務完成返回拉薩。
絨布寺堅守五百天
我就帶著修理工具和武器，獨自走上了夜路。一路上，寧靜的山谷不斷出現動物踩落石塊的響動，我的神經緊張極了。
1959年初，西藏的政治局勢發生了變化，爆發了大規模武裝叛亂。經此意外波折，1959年春季中蘇聯合試登珠峰的計劃被迫取消。時至1959年底，更大的波折再次來臨，中蘇關系發生變化，蘇方對聯合登珠峰之事已不再積極，並撤走了登山隊員。
這始料未及的變故使我們突然失去了蘇聯方面的物質、技術援助，巨大的難題擺在面前——中國要不要登珠峰？能不能登上珠峰？
周總理的回答是：中國人必須登上去！
這是一個使命，運動員們都憋足了勁，一定要爭這口氣！
就這樣，中央決定：中國登山隊將於1960年春季獨自攀登珠穆朗瑪峰。
1959年3月，上級決定：撤走部分主力隊員去攀登新疆境內的慕士塔格峰，繼續鍛煉隊伍，培養骨幹力量；其余隊員返回珠峰地區進行科學考察；通信組組長羅家譙隨主力隊員撤走，我們幾個報務員留下做科學考察的通信聯絡工作，科考隊伍的通信工作由我負責。不久，我和郭壽旺、胡成甲隨科考隊伍到達珠峰地區的絨布寺。
絨布寺，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廟，這裏是珠峰北坡的大門。60年前，當這裏還是寒風蕭瑟，人跡罕至，當人類北坡登頂珠峰還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之時，一群中國年輕人曾在這裏守候了整整500個日日夜夜。
科考隊以絨布寺為宿營地，分別對絨布寺山谷的冰川、地質、地貌、動植物、氣象、水文、測繪等各方面進行全面考察。我們通信組的工作安排是：在絨布寺宿營地設一電臺，由郭壽旺、胡成甲二人留守，我帶一部電臺隨科考隊伍流動。因為只有一名機要員，我只好與郭壽旺商定編制密碼的通信方式，並約定每天的會晤時間，按規定聯系，傳遞電報。沒有通信任務時，我就協助測繪組扛著標尺滿山谷地跑。
山谷的考察任務完成後，科考隊伍分成兩隊，一隊負責氣象、水文，留在絨布寺，另一隊赴珠峰東側考察。通信組分工不變，我背著電臺隨隊赴珠峰東側。我們離開絨布寺到達珠峰東側的第二個考察點。在這個地區居住的居民大部分是門巴族，他們與外界接觸少，語言又不通，所以我們進村後發現村裏竟空無一人，原來當地老鄉都躲到山坡上去了。夜間，他們見我們搭帳篷睡在村外，並不幹擾他們，才陸續回村。兩三天後，我們的關系就逐漸融洽了。從第二個考察點順山坡向東南直下珠峰東側森林地帶，接近原始森林時，我們見到了滿山遍野盛開的杜鵑花，到處郁郁蔥蔥，充滿了大自然的生機，空氣新鮮至極，使我們這批剛從高海拔的山谷中走出來的人開心極了。
第三站我們住在當地頭人家中，受到了熱情款待，請我們喝青稞酒、奶茶，吃風幹的生羊肉等。飽餐後，我們各自開展自己的工作，我將電臺架在樓上，通信聯絡很順利。
第四站我們進入了原始森林，由於植物生長茂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塊安營紮寨的地方，而搭起的帳篷裏卻又潮又悶，植物葉子上還不時地掉下螞蟥。為此，大家時刻處於緊張狀態。這裏風景很美，遠處能看見瑪卡魯雪山，近處是茂密的參天大樹，有的樹幾個人都環抱不過來，只是到處是動物走過的小路，很難辨認方向，認準路線。我們還見到了清朝時修築的界碑和為保衛邊疆建築的一些壁壘，有的雖已破敗不堪，但仍然是無可辯駁的歷史見證。我們根據林區環境的特點，確定考察小組之間采用對講機、槍聲、信號彈及考察途中邊前進邊在樹幹上劃記號，甚至安排好夜間用火光等辦法進行聯絡，沒料想當夜仍有一個小組（四人）走失，沒有回來。我們試遍了所有的聯絡方式，均沒有奏效，這下可把大家急壞了。次日分頭去找也沒有找到，偶然遇到一個老鄉，托他幫助尋找，第三天終於找到了。他們雖然走失，但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專業考察任務，把采集的標本都運了回來。第四天，我就把各組考察的情況用無線電臺發送給絨布寺基地。
我們勝利完成任務返回絨布寺，稍作休整後，又去珠峰西南側原始森林地區考察。這片森林與東側截然不同，雖沒有螞蟥，但是猴子成群，黑熊也多。科考任務結束途經定日時，又遇到了土匪，發生了三次戰鬥。在那裏，我們還完成了有關建設邊境飛機場的考察任務。之後，部分考察人員返回拉薩，只有負責水文、氣象的人員留下來繼續搞科考。由於工作需要，通信組也留了下來，仍住絨布寺。
絨布寺雖然是我們的活動基地，可是我們從來也沒有心思去領略這周圍的一切，直到要在這裏過冬了，才開始註意到這深山峽谷的幽靜。絨布寺坐落在半山腰上，寺廟前面是絨布冰川融化後匯成的絨布河，兩側是高山，後面是僧侶活動的地方。寺廟裏的深夜非常沈寂，只有當東方發亮，小喇嘛吹的法號聲劃破沈睡的夜空，催起喇嘛們開始佛事活動，寺廟裏才熱鬧起來。
由於科考工作的需要，氣象組分成兩攤工作，一部分去大本營附近建點。通信組仍留絨布寺。一天傍晚，新建點突然捎來消息說，他們的氣象收信機壞了。當時懂機務的只有我一人，於是我就帶著修理工具和武器，獨自走上了夜路。一路上，寧靜的山谷不斷出現動物踩落石塊的響動，我的神經緊張極了，主要怕的是歹徒半路打劫。走了一個多小時，我終於到達新建點，修好了機器，第二天返回大本營。
此次科考，收集了最完整的珠峰水文資料，以及地質、測繪、動植物等科考項目資料，完成了我國第一次珠峰地區科學考察任務。
1960年，珠峰登山隊設在海拔5900米高山營地的無線電臺。
百折不撓
風雪越來越大，手腳也凍得慢慢失去知覺，天線一時難以架起來，但此時大家一心想的是高山上還有行軍的戰友們，通信不能中斷。
1960年3月19日，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到來，經過近兩年的艱苦籌備，中國登山隊全體214名隊員到達珠峰腳下。
自1956年我國第一支登山隊組建以來，一直是在蘇聯專家指導下，組成中蘇混合登山隊進行登山活動。1957年6月，我國登山隊才第一次獨立組隊登上了四川西部海拔7556米的貢嘎山頂峰，使中國現代登山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1959年，雖然蘇聯運動員撤走，我們失去了不少物質和技術方面的幫助，然而年輕的中國登山隊有誌氣，決心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克服困難，去征服珠峰。當時我國工業基礎還不強，運動員的裝備遇到困難。即便這樣，國家仍用了不少外匯購置登山裝備，如運動員使用的對講機即是從瑞士買來的。而尼龍繩、羽絨服、玻璃鋼雲梯等，有的是首都工人趕制的，有的是天津工人支援的，也有從國外買來的。這支登山隊伍，任務、方向、目的很明確，隊員身體好，文化水平高，組織紀律性強，是一支特別能戰鬥的隊伍，人人都決心為攀登世界第一高峰做出貢獻。
1960年3月3日，我們隨登山隊先遣組共192人，頂風冒雪沿著絨布河谷直達珠穆朗瑪峰腳下。站在海拔5120米的高河床上，只見山巒起伏，到處覆蓋著積雪，我們在四面環山的河谷地帶選擇了一片寬闊平坦的山地，建起了大本營。通信組是登山隊伍中惟一的“耳目”和“喉舌”，大本營一建立，我們的無線電臺馬上架起來發報。這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巒間，我們第一次發出無線信號。
幾天之後，我們遇到了一股強勁的暴風雪，最大風力約有9級，帳篷抖動著，搖搖欲飛。我打開收報機，由於風雪太大，信號受到幹擾，難以分辨，好不容易才收妥氣象預報。正要發報時，突然發報機電表的指針又停了，原來是插入式天線被大風吹倒了。我一聲呼喊，立刻有二十幾位隊友趕到現場，協助我們架天線桿。風雪迎面撲來，打到臉上化為雪水，很快又結成一層薄冰，只有眼睛、鼻孔和嘴部沒有結冰。因風雪大，大家彼此間說話根本聽不見，只能打手勢。風雪越來越大，手腳也凍得慢慢失去知覺，天線一時難以架起來，但此時大家一心想的是高山上還有行軍的戰友們，他們比我們更艱苦，需要及時聯系，通信不能中斷。大夥不顧腳凍手僵，咬牙架桿，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奮戰，天線桿終於豎起來了，我們的通信聯絡又暢通了。
我們先遣組建好大本營後，又分三次進軍，很快在海拔5400米東絨布冰川舌部、冰塔林立的海拔5900米的中磧以及海拔6400米的北坳腳下，建立起了第1號、第2號、第3號高山營地，並把幾千公斤的高山裝備、食品、燃料等從大本營背運到這三個高山營地。這樣就大大減輕了以後向更高的營地進軍時物資轉運的困難。由於極度缺氧，有的戰士實在走不動了，寧可死在山上，也不後退一步。
我和郭壽旺一起把無線電臺的收發報機、發電機、幹電池等隨先遣組一起搬運到6400米處，在高海拔的山上建立第二大本營後，又架起了無線電臺，然後全部返回大本營。
登山隊第二次進軍時，郭壽旺隨登山隊到達6400米處就留守在第二大本營，與繼續登山的隊伍用對講機聯系，同時通過無線電臺和第一大本營保持聯絡。這次行軍的第四天，第一大本營和第二大本營之間的電信聯絡突然中斷，從天氣圖上看出將有低壓寒潮，氣象儀表也顯示在24小時內珠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區將有9級暴風雪。我們估計兩天前已上山的運動員們，24小時內將要到達7000米以上的地帶，因此第一大本營決定，必須想辦法把氣象預報傳送到山上去。我和羅家譙馬上和第二大本營聯系，可是怎麼也聯系不上，這下真把我們急壞了。於是，我們一面把氣象預報“盲拍”了四遍（是因估計對方發報機壞了，但收報機有可能是好的），一面又派人立即送收發報機去第二大本營。後來才知道，我們“盲拍”的電報，郭壽旺都收到了，他那裏的收報機正如我們估計的，沒有問題，只是發報機由於做飯時水蒸氣鉆入機殼，在機器底層結成一層白霜而出了故障。為此，我們通信組在登山隊員行軍休整的時候，專門召開了會議，研究如何保護好機器。大家決定用鴨絨睡袋包裹機器，用時打開，不用時包好。並專門給收發報機搭一個有隔斷的帳篷，由報務員整天守護收發報機，保護這條“生命線”。從此，我們的通信聯絡日夜暢通，做到了及時、準確地收發各種信息。
正當中國登山隊從北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時候，步話機裏傳出嘈雜的聽不懂的聲音。這證實了早前的消息，印度在尼泊爾的南坡，也在攀登珠峰。與印度的無形競爭，給中國首登珠峰的隊員們，更增添了壓力和動力。
最後一次適應性行軍，在大風口遭遇了極大挫折，大部分隊員凍傷。最終，只有5名隊員到達海拔8500米高度，建立了最後的突擊營地。隊長史占春和副書記王鳳桐兩人，則攀登至海拔8695米的最後一道難關——第二臺階下部，卻再也無力前行。
艱苦卓絕的努力，仍然沒能一掃大本營裏巨大挫折的陰霾。50多名隊員凍傷，有的凍掉了鼻子，有的凍掉了耳朵，甚至有的登山隊員犧牲了生命，而他們當中不乏主力隊員。
隊員們心痛、仿徨，他們擔心，如果中國首登珠峰就此失敗，他們可能一生都難以釋懷！
珠峰圓夢
每個登山隊員都寫了決心書（遺書），一旦犧牲就寄給家人。
此時，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回到昆明。一下飛機就問：“我們的登山隊登到哪裏了？”
很快，賀龍老總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哪怕剩下最後一個人，也要登上去！”
年輕的中國登山隊重新組織力量，主力隊員受傷，其他隊員頂上去，連運輸隊的隊員也加入了登頂的行列。現場總指揮韓復東親手把國旗交給登山隊員，隊員們向祖國宣誓：任何困難都阻擋不住我們勝利前進！“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每個登山隊員都寫了決心書（遺書），一旦犧牲就寄給家人。
5月17日，登山隊員們在副隊長許競的帶領下，開始了征服珠穆朗瑪峰的第四次高山進軍——奪取頂峰。自他們離開營地，我們的無線電臺便顯得比任何時候都緊張，通信組的幾名報務員日夜守候在收發報機的旁邊。隊部發布的指示、氣象組傳來的氣象預報，我們收下後都分秒不停地及時傳送給登山隊員，使我們的心和上山隊員的心時時連在一起。氣象組報告說天氣晴朗，我們會樂得蹦跳起來；一聽說山上有大風雪，我們一個個心上就像壓了塊大石頭，連飯都吃不下去。在最緊張的日子裏，我們真是按分按秒地計算著時間，不論是深夜還是黎明，都期望早些得到征服頂峰的消息。
5月25日北京時間淩晨4時20分，英勇的登山隊員們克服了重重艱難險阻，終於從北坡登上了頂峰，三名登山英雄——王富洲、貢布、屈銀華將五星紅旗插在珠穆朗瑪峰的頂峰上，勝利完成了任務。
1960年春，李長旺（左一）、羅家譙、郭壽旺在海拔5120米的珠峰大本營合影。
大本營得到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立即沸騰起來，大家為這一勝利喜訊互相祝賀，握手、擁抱、歡笑，笑出了為勝利而激動的淚花。沒有鞭炮，清脆的槍聲代替了爆竹聲在山谷中回響，這既是對勝利的慶祝，同時也是悼念在這次登山中獻出生命的隊員們。
征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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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北京日報 | 作者 趙其輝
編輯 王瓊
流程編輯 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