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自己做烙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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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韋的班主任說,高中就是坐牢,牢底坐穿了,人也自由了。很多年後,趙韋才發現,自己從來沒有掙脫過束縛。他逃離家鄉,甚至出了國,但終究繞不開貧窮的家庭,出身始終是他的困境。成為“小鎮做題家”,一開始是他的出路,現在是一種嘲諷。

趙韋成為“小鎮做題家”,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高三。

初三那年,母親問趙韋願不願意上大學:“不上大學就永遠和我們一樣,你願意嗎?”大學是什麼,趙韋沒有概念,但母親的意思他懂,上大學意味著更好的生活,和現在不一樣的生活。

高考只能原籍考,於是,趙韋跟著母親,回到四川縣城的老家。

從東南沿海的工業城市出發,他們一路跋涉。從火車站出來,趙韋覺得那裏嚴肅而神聖,一批批民工乘著火車走出大山,其中包括他的父母。街道繁忙又骯臟。路邊的地攤上,一團團幹的山貨躺在卷著邊兒的塑料袋裏,蚊蠅環繞。板凳上的匠人埋頭補鞋,工人們閑下來時,或坐或躺地圍在木車旁邊聊天。回到小城,是為了日後離它更遠。

為了讓趙韋入讀縣重點中學,母親動用了關系網中最頂級的人脈——一位在當地法院工作的親戚。她通過親戚,把重點中學的校領導請到了飯桌上,帶來的幾條香煙送了出去。酒杯在一盤尖椒雞上相撞,領導們漲紅了臉,交談甚歡。

在母親的努力下,村裏其他小孩沒法上學的時候,趙韋已經坐在重點中學的課室裏。他被安排進成績最差的班級,母子二人把這所中學變為生活中心,在附近租了房子。照顧趙韋學習之余,母親找了份宰殺兔子的兼職,每月1400元。

那時,趙韋還不能領會母親的用心良苦,只覺得學校裏的氛圍嚴重壓抑他。

同學們早早領會,高考是以分數論英雄,有時少一分,就是重點線與普通高校的區別。因此學校裏,每個人都在爭分奪秒學習,仿佛少讀一分鐘便誤終生。早晨跑操,全班從課室步行到操場,大部分同學連途中短暫的分鐘都利用上,捧著單詞本和古詩文,一邊背一邊走。趙韋在食堂排隊打飯,隊伍裏,也有人舉著課本背誦課文。課間5分鐘,同學們也不休息,大部分人埋頭做作業。

周遭同學時時刻刻盯著學習,讓趙韋透不過氣。下課時,他喜歡獨自爬上頂樓,看著遠方放空,有時放學也不馬上回家,跑到水庫邊上吹風。回家之後,他一頭紮進遊戲世界,直到淩晨一兩點。

轉眼升上了高二。學校模仿衡水中學,給學生制定具體到分鐘的作息表。趙韋和同學們都不被允許回家午睡。時間一到,學生們在學校要求下準時趴在課桌上午休。一時間教室黑壓壓一片,醒來每個人手腳發麻。這讓趙韋感覺徹底失去了自由:“像坐牢一樣。”

那時趙韋還有脾氣。他寫了一份給家長的意見書,花大部分篇幅分析學生趴著午睡的危害,然後呼籲家長:“同意孩子回家午睡,請在下方簽名。”然後,他跑到打印店,影印了一百多份,發到每個年級的學生手裏。結果,他成功招來了學校領導的訓誡。

經此一役,趙韋下一次年級統考跌出了年級前100名。這意味著考不上重本高校。班主任找他談話,直言“考慮放棄他”。

高二快結束時,父親回了家,一只手光禿禿的,沒了指頭,公司不願意當工傷處理,他只能先回家另謀出路,邊打官司。

趙韋第一次領教到母親說的“和我們一樣”,背後是怎樣一種殘酷生活。民工們交出自己的時間和勞力,以為換到了走出大山的權力,可稍有不慎失去勞動力,還是會被淘汰回老家。

父親回來後,和母親一起在趙韋高中門口支起了烙餅小攤。每天早上,父母五點鐘起床,做好飯菜,再帶趙韋去學校。時間久了,老師們都認得這一家。父親的三輪車上,食材竈鍋和趙韋坐在一起,一個是眼下的生計,一個是未來的希望。

趙韋感覺扛上了整個家庭未來的重擔,第一次決心要考上重點大學,覺得那才是擺脫山城的牢靠門票。

受訪者供圖 | 趙韋的家鄉

年級排名表就貼在墻上,根據分數高低從左到右排列。趙韋的名字總出現在右欄,他盯著左側名次靠前的名單,發現裏面總有他瞧不上的同學。以往,趙韋覺得他們不如他聰明,只懂得沒日沒夜地刷題,到頭來才發現,在高考的規則裏,分能補拙,掌握了做題的技巧,也能事半功倍。

從那之後,趙韋變了一個人。他不再玩遊戲,專心攻克學業。數學是他的短板,150分的卷子,他只能拿一半分數。課上,他常常跟不上老師講課的節奏。卷子最後一道大題,老師一邊講,身邊的同學一邊點頭附和,只有他不明所以。磨刀不誤砍柴工,別人刷題鞏固知識點的時候,他耐著性子梳理、消化解題步驟,為的是以後遇到相似的題目舉一反三。

一路發奮的過程中,趙韋也變成了自己討厭的那類學生。課間埋頭做作業的人群裏多了趙韋;早晨跑操、食堂打飯排隊的間隙,他也帶上小本子,邊走邊看;父母每天中午把飯送到教室門口,他用半個小時吃完,然後接著刷題。

練習題逐漸占據趙韋的生活,每周休息的時間逐漸縮減為半天,到後來幹脆被趙韋完全取消。春節假期,趙韋都要趕在早上7點到校自習。留校的人越來越多,班主任怕學生身體耗出問題,提醒他們晚上11點前就要離開,可趙韋每天都會留到淩晨。學校老師布置的輔導書堆成了小山,寫完後,他又買了幾本練習冊。

以往,趙韋以為班上的幾個學霸都是學海裏的苦行僧。後來才發現,每到周末,他們抱團泡網吧、玩遊戲,自己反倒成了被題海淹沒的人。人與人的智力對比,在高中賽場上顯得格外殘酷。

就這麼埋頭苦讀了半年,趙韋終於把自己訓練成做題專家,成績也從百名開外,躍到了全年級二三十名。

有時太苦太累,他就把班主任安慰他們的話拿出來安慰自己:高中就是坐三年牢,堅持住,牢底坐穿了,人也就自由了。可“坐牢”太痛苦,他至今為此做噩夢。有一次趙韋夢見數學考了133分子,還沒來得及高興,就被通知弄錯了,寫著他名字的卷子發到他手中,只有67分。

2015年的夏天,高考成績公布,趙韋過了一本線。誌願填報書裏的專業詞匯,他不甚明白。上網搜索填報技巧後,他從所有能夠得著的211高校裏,選擇了一所離家最遠的學校。網上說,這所學校最好的專業是農業種植,他稀裏糊塗選了,覺得那代表著前程。

趙韋告別了小鎮,臨走前,趙韋告訴自己,別再回頭,要去兌現老師所說的自由人生。他渴望逃離家鄉,這裏的人市儈功利,為了蠅頭小利,不惜違背道德的大有人在。娛樂只有茶館、棋牌室,低俗又乏味。也許去了大城市,就不再是這樣了。

受訪者供圖 | 趙韋的家鄉

大學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操場草坪上有抱著吉他彈唱的人,跆拳道學院穿著潔白寬松的訓練服打拳,排球隨著人的身影跳動。同學們聊夢想、談藝術,沒有人被困在生計裏。

開學不久,趙韋就讓家裏寄來他用了兩年的電腦。此前,他一直以為電腦是影響學習的玩物。以往,他被父母教育,上網代表“不務正業”。初中時,有一次父親誤會他上網變壞,趙韋一氣之下,揣了兩塊錢直奔網吧,回家時,又一錘子將電視機砸壞,父子倆從此留下了隔閡。直到上了大學,他才知道,對城裏的同學來說,電腦、網絡也是打開視野的重要工具。

在大學,趙韋還談了戀愛。和女友一起去參加學院晚會的時候,趙韋看到別人盛裝出席,才覺察到自己的邋遢。他開始關註容貌、穿著,學習穿搭技巧。從家裏帶來的衣物不再穿了,置辦了許多新衣物。很快,父母給的生活費花完了,趙韋就利用課余到街頭派傳單、在五星級酒店裏當雜工賺錢。

大二那年,趙韋添置了一臺單反。買單反的錢來自母親,那是母親送給他的生日禮物,5000多塊錢,相當於她一個月擺攤的收入。趙韋從未擁有過這類高級數碼配置。正是南京四月,他外出踏青,拍下暖陽下怒放的花花草草。那之後,去到哪裏,他都會帶著相機,拍下了學校的雨夜、南京的雪。

小鎮做題家逃離了小鎮,繼續一路狂奔。大三夏天,他通過學校的面試,拿下了美國名校訪學全額獎學金的名額。踏上了地球另一面,西方社會在他面前展開。他站在紐約時代廣場的高樓下,發現人渺小如沙塵,巨幅廣告的光線交錯,霸占著城市的領空權。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把消防車放到標誌性建築“圓頂”之上,用人的身高丈量橋的長度。他才發覺,家鄉其實很小很小。

有時候,趙韋懷疑大學是一個斷斷續續的夢。特別是假期,趙韋坐上長途大巴,告別了城市,回到家鄉。推開門,出租屋裏的黴味撲面而來。他拉著行李箱,避過擺放在地上的食材和面粉。單間裏只有兩張床,用一張簾子隔開。每一次,他都要緩一陣子,才能適應家裏的環境。

暑假在家,趙韋每天都跟父母出攤。他帶上書離開出租屋,找了家肯德基,鉆進玻璃門後的清涼裏,點杯飲料坐上半天。讀書間隙,一擡頭,父母就在不遠處吆喝。陽光直射,他們就在油煙裏炸著春卷。旁邊的攤販看不下去:“你們在這裏曬太陽,兒子就在旁邊吹空調?”趙韋感到愧疚。他懷疑考上大學後擁有的一切都是假的,托舉起他的,實際上是父母的供養。

趙韋對農業種植這個專業一無所知,只知道那是學校最好的專業。大學四年,他靠著大大小小的考試證明自己,成為了本專業保研的有力競爭者。但臨畢業,他開始害怕本專業讀研,覺得自己很可能會在不喜歡的領域裏耗費兩年時間,最後還是得面臨對口專業工作難找的窘境。

他有了新興趣——大四偶然選修的計算機網絡課。盡管課程難度很大,為了學會編程,他茶飯不思,沈迷於創造的快感。

2019年,臨近畢業時,趙韋最終決定放棄就業和保研,多學一年計算機,跨專業考研。他搬出學校,一個人租房靠父母的資助,修讀計算機編程。他好像又變成在肯德基學習的自己。

身邊的同學卻接連收到了企業的offer,成績比他更差的人也考上了研。這讓他焦慮倍增,他放棄了應屆招聘、放棄本專業保研後孤註一擲,去考計算機的研究生。他沒有後路可退,失敗了就是墜落。課程表裏,有趙韋最抵觸的數學,高中時代的陰影又回來了,一本書看到最後,面前的內容又忘光了。他愈發緊張,通宵學習,清早枕在書上睡著,再到傍晚醒來。

極端焦慮下,趙韋的精神狀況正逐漸失控。他的自制力越來越差,到最後日夜顛倒,吃不下飯,體重在幾天內驟降8斤。有一次壓力襲來,他不受控制地大哭,對著空氣哭喊:對不起,對不起......

本科畢業儀式時,趙韋的父母出現在學校。他們沒通知兒子,就趕來參加他的畢業典禮。兩個中年人在晚會大廳裏,不知所措,手機沒電了,二人在女廁門口尋到一個插座,蹲在地上給手機充電。趙韋發現了,忙將他們拉走,到了人少的街道才停下,對他們一通埋怨。

他本想丟下父母回到晚會現場,走到一半,又不忍心,折去超市買了啤酒和面包。一家三口在操場旁的斜梯上坐著,燈光灰暗,照不清彼此的臉。趙韋一邊喝啤酒,一邊哭,過了好久,他跟父母說:“我抑郁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

無措之下,夫妻倆把原因歸結為“書讀得太多”,覺得如果當初不逼孩子不上大學,兒子就不會得病。

2019年年底,趁著春節,父母把趙韋勸回了家。趙韋又一次踏上那輛綠皮火車。車廂哐當哐當晃了十個小時,車門打開的聲響,好像疲倦泄了氣。

他跟父母約好,回家之後,必須留給他獨處的空間。回到家,父母盡力完成了他的要求,用一張簾子遮住了兒子的床。這層膜薄得可憐,父母掀開簾子就能入侵他的物理邊界。父母不知抑郁癥的緣由,怕他抑郁,總跟趙韋叨叨:要開心啊。趙韋覺得自己像河裏的一條魚,被硬撈起來放在海裏。

趙韋想找計算機一類的工作,但給大批互聯網企業投去簡歷,沒有得到過回復——畢竟,他連個與之相關的學歷都沒有。家裏已經拿不出錢讓他繼續學習編程,趙韋只能在家埋頭苦學。最誇張的時候,他連續通宵一個多星期,累得不行了就瞇一會,醒來後繼續學。除了喝水,他沒吃一點東西,也不洗澡。

父母見他偏執,愈發覺得恐懼。最終他們求助親友,將兒子交付給最有出息的親戚。對方是工程項目經理,身家幾百萬。趙韋被介紹去了工地。他說服自己,一邊幹活一邊學習,還能攢些錢上課。

在工地,趙韋的學歷成了廢紙。他和中專畢業的男孩們一起幹活,早八點到晚十點,挖土、掃地、擦玻璃、刨廢墟。休息時,幾十個人圍在一起吸著煙說黃色笑話。煙霧彌漫,只有趙韋適應不了。他盯著自己沾滿黃土的白色手套,不明白自己為何走到了這一步。

工作閑暇,趙韋保持著大學裏刷豆瓣的習慣。一次,他偶然點進了豆瓣小組“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成員都畢業於985、211高校的學生,他們曾是應試教育下規則下的強者,走上社會後卻被打回原形。

小組裏有天出現了一個熱帖,發帖人自稱“小鎮做題家”:“出身小城,埋頭苦讀,擅長應試,缺乏一定視野和資源的青年學子”。帶有戲謔意味的自嘲戳中了所有人。

見著這個詞後,趙韋決定在組內發個帖子,寫下自己的遭遇。他寫自己是“廢物”,“實實在在的”那種。他步步驚心,從211畢業,最後回歸工地。他的經歷引發共鳴,逃離山村夢碎,無時不刻不在折磨著趙韋和其他小鎮做題家們,有人評論他“字字泣血”。

可在父母眼裏,趙韋的痛苦,無非是因為缺乏耐力和體力,無法在工地生存。他們始終勸趙韋,能忍則忍,有能耐的親戚同樣出身工地。

為了離開工地,趙韋持續降低著對工作的期望值。他不再只盯著互聯網大公司,規模小的公司也可以,再到後來,也不執著於當一名程序員了。最終,一家小公司要請他面試一個文員崗位,工資不多,中午點多一份菜,晚上就要少吃一點。

趙韋接受了,那是唯一能把他從泥潭裏打撈出來的機會。被放到海裏的魚,總算浮上來喘了口氣。父母反而慌了——租房吃飯,到頭來剩不下什麼錢,拿什麼生活。

他們在微信裏教訓兒子,逼他回工地謀生計。一陣惡心感湧上來,趙韋把父母拉黑了,電話也拒接。父母托親戚聯系他無果,只能報警。趙韋接到了派出所打來的電話,才勉強答應聯系父母。

談起父母,趙韋又想起一家人出門擺攤的除夕。父親上了主辦方的當,租下了人流稀少的攤位。為了挽回損失,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其他地方擺攤,跟人因搶位打了起來。搶攤位的小販能有多可恨呢?隔壁賣玩具的大媽,已經有兩天沒好好睡過覺了。撕扯中,趙韋感覺父親總算找到了泄憤的地方,怒氣來自欺騙他們的主辦方,也來自於殘疾的手,和打了兩年的索賠官司。

受訪者供圖 | 除夕夜晚

想到這裏,他心疼父母,為他們勞心勞力培養他,到頭來兒子變成這副模樣而感到可憐。

可他又有什麼資格俯視父母。父母一輩的農民工,即使城市淘汰,也可以沒有心理障礙地回到小鎮的懷抱。不像他,無法在大城市落腳,也回不到農村。

*趙韋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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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陳曉妍

編輯 | 溫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