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給阿達·布萊克傑克拍一部傳記電影，那海報上的標語一定可以有無數種引人入勝的方式：
也許是“一次命運攸關的冒險，一名唯一幸存的婦女，一段北極求生傳奇”
也許是“為救兒子女子加入全男性探險隊，兩年後只有她活著回來”
也許是“你從未聽說過的傳奇北極探險家”
可悲，從未有人把阿達的故事拍成電影。就像第三個標語那樣，即使她是英雄，是傳奇，是人類冒險與堅韌意誌的代表，但就連極地愛好者也很少有人知道阿達的名字。
這是一名堅韌不拔的女性被忽視，汙名和從歷史抹去的一生。
謊言，無奈與期望的冒險1922年，阿達（Ada Blackjack）與四名男性探險家在荒涼的西伯利亞弗蘭格爾島上尋找生機。食物快沒了，有人患上了壞血病，幾只雪橇犬全部都死了，只剩下一只母貓與幾個被恐怖的極地摧殘到半死不活的人。
一年前，阿達還是一名阿拉斯加普通的女裁縫。她是因紐特原住民，年幼時就失去了父母，16歲嫁給了當地的訓犬人。這段並不甜蜜的婚姻給阿達留下了很多傷痕，她的三個孩子死了兩個，最小的孩子還有嚴重的肺結核。
在家庭最困難的時候丈夫拋棄了阿達和兒子，使她徹底陷入了貧困無助。做裁縫的賺的錢根本無法給孩子湊夠醫藥費，她為了更好地生活背著虛弱的兒子行走了64公裏，來到稍微大一點的城市謀生。這時的阿達一定不知道，這段痛苦的經歷只是未來磨難的前奏。
盡管她努力工作，仍然很難養活兩個人。無奈的阿達只能把孩子送進孤兒院，自己再去找其他掙錢的辦法，她期待著有朝一日能湊夠錢把孩子接回來。這個機會出現的不算晚，那年，著名的加拿大探險家維爾哈穆爾決定組織一個探險隊，進軍鮮有人駐足的弗蘭格爾島。
這次旅行說好聽了，是一次“過於大膽”的嘗試，說難聽了，就是草菅人命的狂妄自大的行動。維爾哈穆爾雖然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探險家，但他自己卻不加入隊伍，還從崇拜他的年輕人裏選了四個毫無經驗的男性隊員。
維爾哈穆爾
他又招募了一批因紐特土著，認為他們比白人對北極的氣候和地形更加熟悉。但阿達並不是因為因紐特人的極地求生技能被選中的。相反，她沒有任何特殊技能。
阿達從小被送進基督教學校，說英語，生活飲食習慣和白人也差不多。她是個普通還有點害羞的女孩，是個對北極熊感到極度恐懼的年輕人。
但探險隊需要一個會英文的土著女人來“照顧他們的起居”，阿達於是被介紹去做探險隊裏的裁縫。去離家萬裏，荒無人煙的極地島嶼和一群異性呆一年，這不是什麼夢想中的工作。
但維爾哈穆爾承諾會給她每月50美金，這對貧窮的阿達來說是天價，有了這筆錢就能和孩子團聚並給他治病。阿達決定抓住這次機會。
1921年9月21日，她和隊員們登上船時，不祥之兆就在預示著這次航行的命運。只管出錢組隊的維爾哈穆爾承諾，阿達和隊員們只需要在那裏靠物資住上一年，對地理生物環境進行觀察記錄，一年後就會有船來接他們。
但他只給探險隊準備了6個月的食物，並且欺騙他們“北極的物產非常豐富，可以隨時打到吃不完的野味”。也許是毫無經驗的隊員和“送死”式的裝備太過不靠譜，在“銀色浪潮”號船還沒有達到目的地前，阿達的所有因紐特同胞都退出了冒險。
船上只剩下阿達，四個男人和一只貓，而弗蘭格爾島比他們想象中要大得多，貧瘠得多。
阿達也感覺到了不祥的預感，她不是沒有想過和同胞們一起退出，但最終她在日記裏寫到：“我覺得這樣做對留下來的男士們是不公平的”，更何況孩子還在孤兒院等她。走上那座島的海灘時，艾達一個人在一旁擦了眼淚，她不想被人嘲笑懦弱。
冒險的前幾個月都很順利，雖然食物腐爛了很多，還有許多物資根本沒來得及運上船，七只雪橇犬不被重視、瘦骨如柴，但當時的隊員們都不以為然。
因為那會兒島上的確如維爾哈穆爾所說，有各種動物可以捕獵，盡管他們中的所有人都不會正確的使用槍支，但總能瞎貓碰上死耗子。日子過得不算充裕，但生存沒有任何問題。
阿達盡職地做著自己的工作，縫補隊員們的衣物，準備飯菜，處理獸皮。但作為唯一的女性和原住民，她是被孤立和輕視。他們甚至不會好好稱呼阿達的名字，只喊著“嘿，那個女人！”對她呼來喝去。
不久後，西伯利亞短暫的夏天結束了，冰層覆蓋了土地，北極恐怖的冬天降臨。隊員們才發現，豐富的獵物在冬季根本不存在。
那是一個極其殘酷的冬天，風暴不停在島上肆虐，暴雪下根本無法狩獵。食物已經快沒了，獵物找不到，他們的物資補給船在路上因為遇到了一米厚的冰層，壓破了船身而被迫返回。
那時，隊員們還天真的以為維爾哈穆爾很快就能派人來救他們，殊不知這位已經破產的探險家連破冰船的錢都出不起。他只向加拿大政府申請了資金援助，但20年代，極地冒險已經過了狂熱期，申請根本沒有得到回應。
1922年，隊員們的希望逐漸變成絕望，他們終於意識到五個人不得不在北極再求生一年，等到來年冰川融化，他們才能回家。-48°C的天氣下，隊員們都染上了各種疾病，最嚴重的是洛恩的壞血病。
維爾哈穆爾
8月底，已彈盡糧絕的隊員決定最後一搏。三個相對健康的隊員決定穿到島嶼的另一側，尋找可以救他們的船，他們發誓一定會救阿達和洛恩回去。但他們沒有回來，也沒有人再見過他們。
做四個男人的工作，卻不被感謝營地裏的人只剩下了阿達和虛弱的洛恩。由於洛恩病到無法勞作，阿達肩負起了原本探險隊裏所有人的工作。她記日記寫下每天發生的事和觀察到的東西，她學著打獵伐木，照顧病人。
但現實正如小說一般諷刺，相依為命的生活並沒有讓垂死的洛恩改變對阿達的偏見。相反，他把阿達當作泄憤對象，對阿達的霸淩更加無所顧忌，有時甚至用書砸她。
“對我來說，從事伐木工作已經很困難了，而我每天回營地的時候，還要忍受一個人對我說三道四。我還能做什麼呢？”
他不停地責備她，把探險隊的遭遇全部責怪到阿達的頭上，指責她沒有更好地照顧男人們，甚至嘲笑她被丈夫家暴和拋棄是應該的。還譏諷阿達的兩個孩子，是因為她的無能才死去的。甚至誣蔑她在故意餓死自己。
阿達非常不悅，但她生來的善良和正直沒有讓她拋棄這個糟糕的隊友。盡管食物很少，阿達還是把大部分的肉給病倒的洛恩吃。她為了讓洛恩感覺好一點，把洛恩放在一張鋪滿燕麥麻袋的床上，以防止他生褥瘡。
阿達甚至細致到會取溫暖的沙袋放在隊友的腳上，防止凍傷。盡管沒有她，洛恩早就死了，但她還是不斷被譴責。在日記裏，阿達寫出了她的不滿：“他從來沒有停下來想一想，一個女人代替了四個男人的工作，砍柴，打獵，還要做護士倒屎盆子是多麼難的事。”
阿達始終沒有得到探險隊員們的平等對待，甚至一句感謝，直到他們死去。5月，洛恩的鼻子不斷出血，牙齒松動，腿上出現紫斑。6月23日，阿達在日記裏寫道：
“洛恩·奈特先生與今天去世，雖然我不知道確切的死亡時間，但這條消息至少能讓人們知道他的死亡日期。”
洛恩在在病痛的折磨中死亡，嚴冬中的極地裏，蕭瑟的營地中，只剩下阿達和小貓為伴，死亡籠罩著整個島嶼。
即便洛恩對阿達很壞，阿達仍對他的死抱有同情。洛恩死後，阿達既沒有體力也沒有動力給他挖一個體面的墳墓。她把洛恩裝進睡袋，放在床上，用箱子搭起來一個棺材，以免他的屍體被野獸吃掉。這是她在極端的環境裏能為隊友創造的，最體面的葬禮。
但對於阿達來說，生存的挑戰才真的開始。未來是無窮無盡的冬日和也許永遠都不會來的救兵。
他們沒見過的，就是假的在絕境中，阿達展現出的韌性和學習能力是非凡的。為了避免同伴屍體的腐爛味道吸引北極熊，她搬到了儲物用的小帳篷裏。她開始用冰川上的浮木加固墻壁和天花板，裝食物的箱子做成櫃子放在入口處，裏面只放夜視鏡和槍支子彈。
她還在床頭自己建了一座獵槍支架，這樣如果北極熊要接近帳篷，她可以立馬將其趕走。
阿達每天想著兒子，這是她活下去的信念。為了能夠活得久一點，她空閑時間就會練習射擊。阿達用空茶葉罐子做靶子，當然還要避免浪費子彈。逐漸她自學從空中射擊鳥類，設計捕捉狐貍和兔子的陷阱。
為了更加安全，她又在帳篷上面搭建了一個木質平臺，用來觀察遠方是否有大型動物和救援船只。這還不是最厲害的。
阿達甚至用獸皮，帆布和浮木造了一艘船，來代替探險隊在風暴中已被摧毀的舊船，到周圍的海岸尋找物資。一切，一切，全部都靠自己領悟。
兩年前，一定沒有一個隊友會相信，這個女人能在冒險中活到最後，他們甚至做好失去她也無妨的準備。
但她卻在半年時間熟練掌握了其他男性隊友們一年都沒有掌握的技能，真正地活了下去。在時間仿佛靜止的北極，阿達與命運抗爭著。她相信自己可以再見到兒子，當然也為死在這裏做好了準備。
她在日記中留下遺言：希望我的妹妹能照顧我的兒子，我知道她和我一樣愛他，如果這家公司的老板會付給我錢，如果我能拿到的是1200美元 ，那麼請給我母親200美元。如果只有600美元，那就給她100美元。其余留給我的兒子。
幸運的是，遺言並沒有派上用場。1923年8月“唐納森號”從阿達的家鄉出發，這是另一名“著名探險家哈羅德”領導的探險隊，他們的目的地也是弗蘭格爾島。19日輪船接近目的地是，哈羅德一眼就看出了這個荒島對探險隊的難度。
他說，這地方不可能有人生活。
那晚，阿達做了一個夢，她夢見一艘船。醒來後，外面是一片濃霧，阿達心想，果然只是夢而已。她蜷縮在火堆旁，喝著茶、用她抓到的海豹的油脂和風幹的鴨肉做早餐。阿達感到腳下一震，帳篷外傳來不清晰的轟鳴，阿達起初以為是海象群落在接近。
這聲音越來越大，阿達終於走到外面用望遠鏡觀察。透過霧氣，她不敢相信，遠處海面上的是一艘輪船清晰的輪廓。阿達不是在做夢。
“唐納森號”探險隊的船員震驚地發現了海灘上的身影——是個女人！
當船靠近，他們看清了女人的臉。她裹著自己縫制的馴鹿皮外套，抱著一只貓，大步走向船走來，像是在迎接他們的主人。她的臉上掛著那種只有在逆境活下來的人才會懂得的淡然的微笑。哈羅德無法相信一個女人能在這樣非人的環境中，過上如此有序的生活。
他說，阿達看起來至少還能在這裏再生活一整年。阿達無視了這些贊美，她只想趕緊離開與家人團聚。
毫無經驗的普通人，在北極荒原上生存兩年，還保護了探險隊初期考察的珍貴資料。
力量、信念、挑戰人類極限...阿達的故事理應成為極地探險中英雄級別的傳說，但當她回到阿拉斯加，她就像加入探險隊時一樣——不被人重視，甚至被誹謗。
回家後，阿達雖然收到組建冒險隊的維爾哈穆爾支付的工資，但比他承諾的價錢少多了。阿達大部分的錢用來給孩子治療肺結核。她的故事雖然如病毒般在美國傳播了一段時間，但因此名利雙收的，卻是維爾哈穆爾。
這個草菅人命，騙年輕人去冒險的探險家，拿走了阿達的故事寫成了一本書，在書中無處不誇大自己對這次冒險的作用，只把阿達當作噱頭，還把這痛苦的經歷稱為“被激勵史上最浪漫的冒險”。
寫書賣書的所有收入都歸了維爾哈穆爾所有，他還獲得了無數學術榮譽，而阿達余生都被貧窮所困擾。
更令人憤怒的是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將阿達接回阿拉斯加的另一位“著名探險家”哈羅德，竟然質疑她獨自在北極活下來的真實性，只因為他淺薄的人生中沒見識過如此強大的女性。
為了詆毀阿達，他扣押了阿達的日記，撕掉了阿達幫助生病隊友的幾頁，進行斷章取義。然後讓媒體大肆傳播，是阿達玩忽職守害死了所有人的謠言。
輿論立馬選擇相信這位資歷頗深的探險家，人們肯定：一個土著女裁縫，怎麼可能比青年白人男性更能荒野求生？阿達的傳奇故事很快伴隨著怒罵，鄙夷和嘲諷，消散在風中。
諷刺的是，當時卻只有很少的評論家對發起這個不合理冒險的維爾哈穆爾提出疑問。正是維爾哈穆爾的冷酷無能和魯莽造成了四個年輕人的死亡（最小的隊員只有19歲）。
阿達兒子的肺結核從未被徹底治好，在1972年去世。阿達甚至一度赤貧到不得不把後來出生的二兒子也交給孤兒院。她辛苦勞作9年後才重新得到了兒子的撫養權。
1983年，85歲的阿達去世。她死後，只有小兒子比利還在為保留母親的故事，爭取母親應得的榮光而奔走。如今比利的生死未知，最後替阿達說話的人也沒了。在主要由白人男性書寫的極地探險歷史中，大部分人早已遺忘了這些瑣碎的細節。
冒險家之所以值得被尊敬，正是因為他們證明著人類的堅韌，勇氣和探索精神。這些正是阿達擁有的特質。
比利曾說“阿達是北極探險中最偉大的女英雄之一”，這也的確是我們應該記住她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