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綠蛇咬屁股周公解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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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李輝的生活發生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

春節前,女兒小冉即將大學畢業,在討論未來去向的家庭會議上,爭執、眼淚和秘密一起爆發出來:小冉說自己童年遭遇過性侵。

在此之前,一家人的生活平穩、體面。李輝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生,畢業後被分配到華北的油田,定居在河北任丘。在這個面積不大的縣級市,「油田的人」是被羨慕的對象。一家人住在單位分配的小區裏,女兒懂事、成績優異,李輝對生活的想象是「工作上要有成績,專業上要有進步,慢慢地成家立業,然後平平安安、高高興興、快快樂樂地生活」。

但女兒的秘密將這一切打破了。他原本以為,女兒成長過程中性情的變化是因為到了青春期,直到女兒說出了真相,他才意識到他忽視了女兒的傷痕。又經過兩年的心理治療,25歲的小冉才說出了「嶽某金」的姓名,李輝這才得知,施害者是自己當年的朋友兼同事。

他感到憤怒,也對自己沒有保護好女兒感到自責。他決定陪女兒一起「要個說法」。

他在未經法律咨詢的情況下找到嶽某金,對方支支吾吾,承認了猥褻的事實;第二次找到嶽某金時,對方承認用右手摸過小冉隱私部位,李輝抄起路邊的石頭砸向那只手,還為此進了看守所。

之後的幾年,他一邊帶患有抑郁障礙的女兒四處接受治療,一邊取證、報案、開庭,但最終,任丘檢方以嶽某金強奸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作出不起訴決定;存在猥褻兒童事實,但因為過了追訴時效期,無法追究刑事責任。李輝一家在檢察官的建議下,決定使用民事訴訟來尋求正義。

在漫長的起訴過程中,嶽某金又否認了猥褻,稱是在女孩淘氣打屁股時碰到了私處,以及自己在如廁時被女孩看到了私處。因為年日久遠,整個過程成為對傷害的一次次回溯,李輝說,他有一個動力,「如果拿不到一個結果,那90後永遠都解不開這個心結,永遠要承受這個痛苦。」

「小冉」是女兒給自己取的化名,李輝更習慣稱她「90後」「這個女生」,他措辭謹慎,確保不會給女兒帶來又一次傷害。他原本是一位平常的父親,不過分敏感,在此之前也不了解女性成長過程中的痛與怕。但女兒的遭遇改變了他,在幫女兒維權的過程中,他開始共情女兒所經歷的痛苦,他學習抑郁癥常識,關註抑郁癥博主,他看了好幾遍《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他也因此開始關心社會新聞,關註女性權益保護的話題,去聲援弦子,去了解女性的生理、心理特征,以及在社會中的結構性困境。

李輝今年59歲,他說話響亮,用力,語速很快,但說著說著會突然停頓下來,想上一會兒。「思維稍稍受到些影響」,他說。「那件事」帶來的傷害不僅僅對女兒,也對他自己。

2021年11月11日,李輝接到了法院的電話,判決書翻到最後,寫著一審勝訴的消息,判決要求被告嶽某金就其猥褻原告的民事侵權不法行為,向原告賠禮道歉並賠償。

根據「女童保護」性侵兒童的案例報告,2020年全年中國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18歲以下)案例中,熟人作案超七成。但這類案件通常隱蔽、不易被發現、取證很難,官司很不好打。小冉的代理律師萬渺焱說,刑事追訴期已過,不能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的情況下,犯罪人都會堅決抗辯自己不曾實施犯罪行為。但小冉的案子由於證據充分,且受到的重度創傷延續到今,在各方合力推動之下,成為首起猥褻案刑事追訴期已過,提起民事訴訟後勝訴的案件。

這不是一個容易的結果。而對這個家庭來說,這只是療愈創傷的第一步。

以下是李輝的講述——

文|王雙興

編輯|姚璐

1

11號那天,李法官給我來電話,說(一審)判決書下來了,過來取。我們從9月17號開庭之後就一直在等結果,一直盼著,非常煎熬,一聽說下來了,我趕緊騎車去了法院。

法官把判決書給我,說你慢慢看。我的天這麼厚,尋思人家還忙呢,直接就翻後頭翻結果,我心裏咚咚跳,一個是急,一個是戴個口罩。一看,說判決如下:一,被告嶽某金於本判決之日起十日內就其猥褻原告某某某的民事侵權不法行為,向原告某某某進行賠禮道歉。二,被告嶽某金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原告某某某醫療費、誤工費、交通費、住宿費、精神撫慰金、鑒定費等各種損失共計307600元。

我真是,心裏告訴自己,正義終於戰勝了邪惡,真是這句話,真是心裏話,「終於」兩個字為什麼我要強調,真的太難了,太難了。

我出來就給她媽媽打了個視頻,她就在那邊抹眼淚。這麼多年一個女性,一個母親,她的傷痛、屈辱更多,而且女性的感情比較細膩一點,不像男的還能稍微遮掩一下,真是百感交集吧。

但90後她很淡定,很平靜,就說「行,知道了」。她一直接受抑郁癥的治療,很多東西不願意說出來,也不願意和外界交流,而且因為受到傷害和壓抑,大腦裏的快樂素多巴胺的分泌和其他人是不一樣的。

這幾年,她沒有什麼朋友,除了出去看病、治療,或者拿快遞,她一天天不下樓的。就算是疫情以前,出門也是一定要戴口罩的;連法醫想碰她,她也會非常抵觸。

有時候我在一些人來人往的地方,看到30多歲的父母帶自己五六歲的孩子,就又羨慕又心疼啊。

有一次印象特別深,我在上海的一個小餐館,很孤獨,自己一個人坐在那裏吃飯,然後突然來了一家四口,就熱鬧起來了,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大的也就5歲,真可愛啊,一家人圍著小桌子吃飯,真是其樂融融那種,特別有意思。我先來的,但是後走的,看著他們進來,又看著他們離開,偷偷聽他們說話,又偷偷拍了一張人家的背影,真是羨慕嫉妒恨。

還有一次是在成都寬窄巷子那邊,星期天,一對父母特意把女兒打扮得很好看,化了妝,穿著漢服,走來走去地拍照,真可愛啊,像天使一樣。我去和她合了個影,拍照的時候可能是觸景生情吧,想到我女兒小時候也是這樣的,我們也會給她打扮,帶她出去玩,但十多年二十多年之後,一個那麼好的小孩,在醫院接受抑郁癥治療呢,反差多大啊,我沒忍住,突然就掉眼淚了。那個小女孩的父母還和她說,你看這個叔叔哭了。唉,說多了,真是有感觸。

圖源電影《嘉年華》

2

對我們一家人來說,2015年是一個轉折點。那年春節,寒假開學前,她馬上就是大四的最後一個學期,要面臨畢業、工作、未來了,我們作為家長也要思考,跟她溝通,以後是怎麼個走向。她在寒假沒回來之前就拿到了出國留學的offer,說是需要占位費,我們也不清楚,但家裏就一個女生,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們當然支持了。

然後就說到未來的人生啊、工作啊,有些爭執,突然說到人生、婚戀的事情,這個社會約定俗成的風尚會覺得女生應該找個大個一兩歲兩三歲的,是吧,要考慮未來的生活,交流會有一些激烈的碰撞,心裏的積怨也就爆發出來了,當時她突然崩潰了,說小時候被性侵過,自己非常痛苦。但再多她也不說了,我們也不知道施害者是誰。

好多事情不能展開講了,就像民事判決書裏頭寫的:原告一直未曾告訴父母,心情壓抑,痛苦不堪,11歲產生一些自殺念頭,臨近大學畢業的時候,原告才向父母說出幼年時遭受的經歷,但因心理創傷無法講述加害者姓名。

我們當時真是嚇懵了,晴天霹靂一樣。

寒假結束,過了正月十五就上學了,我們只是跟她說,先努力把畢業這個辦了吧,回來之後比較疲憊,已經達到一種崩潰的邊緣了,就放棄了留學機會,也沒有出去工作,想著邊走邊看,先休息吧。

其實我們心裏是不願意接受這個現實啊,太殘酷了,當時還幻想著是不是休息休息就好了,但過了一陣子不行,她每天把自己鎖在房間裏,不讓我們動她的東西,有時大喊大叫吼我們,但之後又覺得後悔,狀態很差。可能因為對我們有些抱怨吧,慢慢地會故意回避,不說嘲諷,但也比較不讓碰著。後來我們去廣州做司法鑒定的時候,有這麼一句話,我給你念一下,這是民事判決書上第16頁寫的:後期表現出和父母的關系疏遠,不願意結交朋友和更多人格的變化。

反正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就決定帶她接受治療。為了找到更好的醫療資源,找過號販子,也掛過特需號。她很排斥,不想去,就一直勸她,要面對,大家一起面對。她對世界的不信任感已經形成了,對誰都一樣。去看病,她的反應是誰知道這個大夫是不是好人,就算去了,也不輕易暴露自己的問題;醫生給開了藥,她也很排斥,不吃,不願意。

2016年5月,北大第六醫院的診斷結果顯示她為焦慮抑郁狀態。

我是很久之後才知道,她當時想要出國留學,是想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離開這個世界。還有一次她就說,有個大四的女生跳樓了,我後來看抖音推的那個(視頻)就說,你關註的一定是你內心想關註的,當一個人悲觀、消沈、苦悶的時候,往往關註的也是負面的比較多。就會讓我們意識到問題有些不太對,因為一般很少單獨說一些這個事情,比較警覺。

對得了抑郁癥的人來說,其實他們偶爾說的話,不是輕易地、隨便地說說,是想了好長時間的,內心轉了好幾圈。我是看了好多東西,學著補這個課,慢慢去了解他們的世界和思想空間,為什麼有些人縱身一躍,決絕地就走了。他們也渴望被理解,但他們病了,有些東西需要慢慢地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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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她小時候還是挺活潑的,女生嘛,上完幼兒園,還會去少年宮上興趣班,學一學跳舞、唱歌。小學的時候有什麼活動,還到舞臺上去表演,那些照片現在也還有呢。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應該讓她學學跆拳道、武術、散打之類的,一是防身,強身健體,再一個,信心和意誌力比較強大,所謂體魄,體能增加了,魄力也增加了,才能不被壞人欺負。

但可能是隨著年齡增長,生理會發生變化,小孩對生命、生活的認知也上了一個臺階,我們現在回過頭去想,就發現她在上了初中之後開始變得消沈、沈默了,不太願意說話,經常關起門來一個人待著。

還有就是她小時候會穿裙子,但初中之後,她上學穿校服、運動裝,夏天了放假了,還是大長褲。我們就覺得,初中那會兒是女生對美的萌芽期,少女時代嘛,應該打扮得幹幹凈凈漂漂亮亮的,但她從來不會。

我們當時在工作,可能也沒有那麼多精力去關心她,覺得應該是很平常的事,可能是到青春期了吧,或者以為關起門就是在寫作業,馬上中考了,也有一定的學習壓力。甚至還開解自己,自圓其說:孩子大了,也要有自己的想法。但完全不知道,她當時其實非常痛苦。

北大六院的唐登華醫生說,假如未成年人小的時候受到創傷,如果在14歲以前說出來,可能傷害沒有那麼深,或者形成心理疾病。但如果不說,這種負能量就會一直攻擊她的內心,終有一天要徹底爆發、要崩潰。

一回想到這些,真的是焦慮、憤怒、痛苦、仇恨,又不知所措。那段時間腦子裏真是一片空白,比較亂,想治療的事,想這個90後怎麼辦。就跟人得了病以後恨不得去住院,但大夫讓你住一個星期,你說不用住了,真住了院以後又說我快點出院吧,其實就是急切地盼望她好嘛。

第二件事就是找這個「仇人」。當時唐登華教授和我們說,一切以治療為主,要鼓勵、引導患者,她不說是誰的話,不要逼她,更不要審問,就算她一輩子不說,也不要問。現在回頭看,人家其實是一種提示,到一定的時候可能自然而然就說出來了。所以當時我們也不知道是誰做的這件事,又不敢問她,就自己想,到底是誰幹的,到底是誰啊。

自打有了女生,就有了一定的安全意識,不讓和陌生人說話,不吃別人的東西。我們住在普通小區裏,小時候不可能讓她自己滿街竄跑太遠的,盡量帶著她一起走,就算獨自出去玩,也是在樓下看得到的地方,在我們的可控範圍內。從小就知道防著壞人,但當時誰能想到,壞人就是身邊的人啊。

所以當時也想了,論作案的動機和時間的話,一定不會是外人,不會是陌生人,一定是跟我們有接觸的。那時候晚上睡不著覺,就胡思亂想,猜測、排除,跟警察辦案似的,過唄,一個一個地在腦袋裏過,這個人我們怎麼跟他接觸的,他怎麼有可能傷害我家孩子,這幾年有沒有過什麼聯系了,有沒有什麼異常反應啊……大院住的都是年輕人,到最後,還去想誰家是個男孩,思維上會覺得家裏有女兒的男人做不出這樣的事情來,我甚至懷疑過周圍的鄰居。

一想到對女生是一生的傷害啊,就心裏疼得慌,也睡不著覺,也不敢在家裏頭(表現出來),就自己上馬路牙子上坐著抽煙,以前不會抽煙,但真的,孤獨啊。

那段時間我經常自己去找心理醫生,一方面是我心裏面很難受,只能和陌生人傾訴,再一個,我就想替她找醫生問問,有沒有什麼建議。

因為一開始,要是看看內科、外科,就覺得很正常,但你說心理醫生這個事,還是有點避諱,所以我想我替她去。我看過好多地方,換醫院、換醫生,有時候就說我有個侄女經歷了什麼什麼,問問醫生怎麼辦,有病亂投醫吧,但其實,只有病人來看病才是對的,誰疼誰知道,我們不可能代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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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為經歷了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她的精力慢慢地在恢復,也可能是2017年的4月27號臺灣的林奕含自縊了給了她一些觸動,那年五一還是五月二號,她就告訴我這個事了,晚上,進屋和我說,是嶽某金。我一宿都沒睡,真是仇恨啊,她還叫他嶽叔叔,這種信任絕對是顛覆性的。

我和嶽某金年齡差不多,八十年代末被分配到華北油田上班,後來成家、按工齡分房子,我們兩家又分到同一個礦區,還都生了女兒,就交往得比較多。2011年他們搬去了北京,但之後她老婆到這邊辦事,還是在我家住的。一是她願意到你家來住,二是你也願意提供她住,那絕對不是一般的(關系)了。

去北京之前,我們兩家會一起郊遊,一起散步,誰家做了好吃的,就給對方端去點;給自己孩子買禮物,也會有對方孩子的一份。

說起這個,就想到一個後來讓我非常後悔的事。有一年過年,我給兩個孩子一人買了一件花花公子牌的羊毛衫,我讓她給妹妹送過去,她不願意,說有作業,不去。我還不理解,最後我生氣了,指令式地讓她去,她最後是哭著去的。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心裏跟刀紮一樣,我的做法真的非常殘忍,要讓她去面對他們一家人。

後來才知道,其實最早我們一塊吃飯的時候,他就對孩子下手了。他帶三個孩子去衛生間,另外兩個妹妹先跑了,90後在後面,他把她抱起來,手伸進內褲裏,摸了尿尿的地方。

知道是他之後,「仇人」終於找到了,我就去北京找他了。2017年5月9號,我見到他,當時也沒想到說報警、取證之類的,不過,是個傻子也知道要錄像,但是就拿了一個手機,也沒有別的設備,那有多少電啊,錄了一段一段的就不錯了。問他,你知道為什麼找你嗎?他開始是楞住的,問了幾遍之後說,知道,知道。他把妻子找來了,在她的審問之下他說,就摸過,沒到別的程度。還有一次,他倆一塊淘氣打屁股,倆人把褲子脫了,打一下,打屁股,把褲子脫了,露出來打一下摸一下。他妻子問,這是犯法的知不知道啊?他低著頭說,我知道,我坐牢去。

我那會傻了,太莽撞,要是稍微再問問律師、找找警察,可能取證跟現在就完全不一樣了。這個也是對所有人的警醒,取證之前一定要找一個專業的人指導,一定要第一次把證據砸死了,不能給他任何機會反悔。

這件事我到現在也很難受,一個是沒維護好她的安全,再一個取證沒有取好,喪失了機會,一直是心裏頭內疚的事情,放在心裏,化解不了。

那個月24號我又去找他,後來甚至打起來了,是我打了他,我問他哪只手摸過,他說右手,我拿起鋪路的水泥磚頭就把他手給砸了。他反悔了,再問別的就不承認了。

2017年6月幾號,他們把我叫到北京說要談,去了以後他說在門口等我,結果警察來了,我知道這小子肯定是報案了。結果把我弄到「海看」去了,大家開玩笑說「我們不在看海,我們在海看」,海澱看守所。進去了我也很坦然地跟警察說了是怎麼回事,但沒辦法,故意傷害致嶽某金輕傷二級(右手第二、三手指末節骨折)。

外面有外面的社會,裏面有裏面的社會,形形色色的人,盜竊的,詐騙的,殺人的。我也在一起,也是犯罪嫌疑人,要穿黃背心的,我這麼大歲數了,一個挺有尊嚴的人,突然這樣,那個恥辱,那個難受勁。但慢慢也冷靜下來了,這些事都能忍受,而且頂多判個一兩年,判唄,更多的還是焦慮外頭,就想,新仇舊恨一塊算。

只能自己往開想,加倍地打擊他們。包括我們後來的民事訴訟,一點一點堅持下來,就是有這種信念在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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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為我進看守所的經歷觸動她了,也可能是因為治療的關系狀態有了好轉,唐登華教授也鼓勵她,反正最後,苦難逼著你不得不去做一些你要做的事情,2017年11月,90後決定站出來報案了。

當時以為,有這些證據就能讓對方繩之以法,其實我們想得太天真了。

2019年1月19日,檢方以嶽某金強奸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作出不起訴決定。我又向市級檢察院申訴,到9月10日,市檢察院作出《刑事申訴復查決定書》,維持縣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2020年3月18日,河北省人民檢察院出具的冀檢九部刑申復查通知書下來了:復查認為嶽某金構成強奸罪的證據不足,其行為符合猥褻兒童罪從重處罰的情節。

根據刑法規定,猥褻兒童罪有兩個量刑幅度,一般的情節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追訴時效為5年),情節惡劣的量刑幅度是有期徒刑5年以上(追訴時效為15年)。但後者是在2015年11月1日刑法第(九)修正案施行後才開始適用的,因為刑法適用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嶽某金有猥褻兒童事實,但因為過了追訴時效期,已經無法追究刑事責任了。

那段時間是真的辛苦,天天有事,要等消息,要再找其他證據,要跑刑警那裏提供新的材料,還要帶她到處治療。我一直在自學法律嘛,學到的一個點說,過了訴訟時效以後,有些特別情況的話,最高檢是可以再打破這個追訴期,所以就一直沒放棄,想一直往前走。但到頭來,還是沒有辦法追究刑事責任了。

這些事情對她的打擊也很大,中間有過幾次,不想繼續吃藥、繼續治療了。看新聞,甘肅跳樓的那個小女孩,還有「走飯」,我們就會特別恐懼。傷痛是可以傳染的,估計她也在看。所以每天提醒自己,要看護好她。

北六醫院那邊有一個過街天橋,因為看不看病的事,她有一次情緒非常非常(不好),我們那會爭辯得很厲害,真是面臨了生死,真的很難受,現在她慢慢好起來我就不太願意說這些了。那種憤怒、仇恨,用語言文字沒法表達。

因為嶽某金是熟人猥褻、性侵,最讓人恐懼的,是把人與人之間基本的信任給摧殘了。人和人的交往除了家人,就是周圍的鄰居朋友,這個東西給摧毀了,再修復是很艱難的過程。所以我們的信任感是塌方的,建立起來很困難,為什麼說要顧慮和警惕,我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包括90後,在認知和思維上,她從小就重復給自己灌輸,要小心,有壞人。為什麼她總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的,什麼都不願意透露;為什麼就連去醫院也嚴嚴實實,非常害怕。因為她受到傷害了,外界的傷害。她也要一點一點建立對這個社會的信任。

但我們一路上也遇到很多善意,比如當時河北省檢察院有個檢察官,給我提了一個建議,說看看民事上的吧。他也沒有遇到過這種案子,可能基於經驗或者全國性的交流,和我說找找相關的律師。然後我就四處去找律師,最後萬渺焱律師接下了,象征性地收了三萬塊錢律師費。

我們就開始繼續跑民事,找法醫。2020年1月,四川科博司法鑒定所出具法醫鑒定意見:小冉因重度抑郁障礙,喪失了訴訟行為能力。我向任丘法院申請成為她的監護人、法定代理人,然後繼續把嶽某金告上法庭。90後開始到成都接受治療,我們同時四處跑,找機構鑒定嶽某金的侵害行為和小冉現在的精神障礙之間的因果關系。又是一輪的奔波。

這個案子很難,就像萬律師之前說過的,這種補償性的司法正義,是多方合力達成的結果,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證據本身確實充分,小冉受到的重度創傷延續到今;二是這樣的案件本身可以觸動到每個司法人員的良知。

鑒定因果關系算是到最後一步了,然後一環扣一環,緊接著任丘檢察院也看到了證據,支持起訴,可能因為這個事情確實讓人同情和憤怒,再一個,人家做出了司法的正義感,一審開庭的時候,任丘市檢察院指派了兩名檢察官出庭,支持我們的民事訴訟,說得簡單一點,就是給原告「站臺」。在任丘市這是第一例,河北省也沒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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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話叫苦難逼著你成長,沒辦法,必須得這樣啊。快60歲的人了,我去買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這些都得翻著看。

心理和醫學上的課也要補。我想理解90後經歷的痛苦,《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我看了好幾遍,得多痛苦啊,真是疼啊。我去找北大六醫院的唐登華教授,問他抑郁癥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我們要怎麼理解她啊,怎麼跟她交流、怎麼幫她啊。其實現在總結下來,就是傾聽吧,多傾聽,不要以我們的思維,覺得你這事還矯情、那事還矯情,要多傾聽、多理解、多關心。

如果身邊有抑郁癥的朋友,真的應該幫他,陪陪他就行,但也別圍得他太緊,讓他知道他有一個可信任的人,慢慢地才能好起來。還有就是一定要想辦法讓他到戶外鍛煉身體,去運動,產生多巴胺,增強快樂感。

2017年、2018年還陸陸續續一直在上一些心理輔導的課,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因為一對一的課太貴了我們承受不了,所以就上那種幾十個人一起的大課,做一些活動,從情緒、思維、精神等等層面告訴你怎麼去釋懷,怎麼去愛。

現在猛地一說我有點回憶不起來了,說啟發的話,也是慢慢積累起來的,但有時候覺得,這些課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就像去了醫院之後發現,和我們有相同情況的病人真多啊,窮人幫窮人,受害者幫受害者,女性幫女性,大家的互相鼓勵,其實更有力量。

我現在經常和身邊的人說,所有人一定要明白我們身邊不是說一片和平,也是有惡人的。現在90後這一代馬上又要成為父母了,有了孩子,一定要警惕熟人犯罪。這個東西跟看病一樣,不要等得了病才去找醫生,一定要有防範意識,防患於未然,尤其是女生。如果已經發生了這樣的事,一定要第一時間報案、求助、固定證據,不畏懼、不害怕。

每個受到傷害的人都希望能走個近路,直接有人幫我出個氣,或者公安直接幫你做了,其實沒有,還是要你自己努力、堅強。但同時,正面例子越來越多的話,能提振有同樣經歷的人的信心和膽量。所以我們也願意站出來發聲,這樣的聲音越來越多,對受害者是一種示範,對壞人也絕對是一種威懾。

其實,在陪90後治療、維權的過程中,我也在重新認識這個社會。我關註了很多有同樣經歷的女孩,還加了微博的女童保護群,關註女性權益相關的賬號。

2015年下半年,孩子媽媽還去北京腫瘤醫院做了個手術,癌前病變。可能就因為知道了孩子的事,再說女性到了一定年齡了受更年期影響,各方面的情緒讓人一夜白頭,身體急轉直下。

後面這一路走過來,所有事情我們就是一家人一塊幹,沒有分工,我什麼都得幹,我多幹點她們就少幹點,她們就省點心。作為一個父親當然有天職要保護孩子,尤其女兒。

所以說我就覺得,有男孩的家庭,娶了媳婦以後你真的應該好好保護她們,女性的情緒、思維,真的會影響生理,有時候真的會得病的。我們以前還不知道,生理上的病比如乳腺,就是心情嘛,或者一些煩心瑣事鬧得,這讓她們多難受啊,不能像舊社會一樣娶了媳婦就跟找了一個生育機器,讓她照顧你吃喝拉撒的那些,整天圍著鍋臺轉。我們為什麼要解放思想、婦女平等、爭取女性的權益?真是這樣。所以不管是家裏的父親,還是結婚後的伴侶,男性要尊重女性,要多承擔一點對她們的呵護。

圖源電影《熔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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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看不到結果的日子裏,也有開懷大笑的時候,也有發泄和瘋狂的時候,只有這樣才能不壓抑自己。

去年四五月份的時候,我們正在成都陪她接受治療,整個城市都在隔離,公園、飯店都關著,商場定點開放,大街上幾乎沒人。稍微允許出去活動的時候,我想著,得想辦法調動她的積極性,就說,走,咱倆騎單車去。

那時候的成都已經春暖花開了,城市綠化也好,馬路上空無一人,特別舒服。11點多,大白天裏,我們一路騎到蘭桂坊那邊,累,也繼續騎,猛地騎,感覺壓抑在心裏的東西都發泄出去了。

有人說我這一路走過來很勇敢、很堅定,其實,哪有什麼英雄橫空出世啊,都是普通人一點點熬出來的;哪有什麼動力啊,只是一點點地堅持;哪有什麼無緣無故的勇敢啊,都是平民百姓,承受著恐懼,壯著膽,一步步走過來的。

這一路,有很多無功而返的時刻,失落、痛苦、迷茫、恐懼,都有。就像你的孩子到外頭讓人打了,哭哭啼啼回來告訴你,但是你去找這個人,沒人給你主持公道,反而說你活該,這是最難熬和最痛苦的,有很長時間陷入在一種無力感當中。

但沒辦法,只能慢慢地熬,一點一點磨下來。別人說過一句話,我們要是不勇敢,沒人替我們堅強。說起勇氣啊,執著啊,可能性格裏有那麼一點點,但有時候是被挖掘、發現、發揮出來了,就像吹泡泡,有時候是逼著你吹大了。如果拿不到一個結果,那90後永遠都解不開這個心結,永遠要承受這個痛苦。就算是遲到的司法正義,對她來說也是補償。

而且到後來,嶽某金不承認了,反悔了,還要說是我們誹謗他,誣陷他,民事判決書裏頭寫了,他說他在上衛生間的時候,小孩進去了,看到他的(隱私部位)了,意思就是他受到猥褻或者是性騷擾了。這就更讓人生氣,這是善和惡,是一個人來到這個世上的生命權啊,就這樣被侮辱,所以必須要打徹底了,才有威懾力。

開始,90後可能對我們有一些疏遠和抱怨,但慢慢地,她可能理解到這些傷痛不是父母造成的,父母也不知情,是犯罪分子的錯,慢慢也就願意交流了,小女生跟父親也有一些撒嬌什麼的了。一個家庭就像一個大堤壩,有一個開了口子就泄掉了,所以我們都是互相鼓勵。現在我們成了一個共同體,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是一個家庭的問題,包括我都進了「海看」,這裏頭還有人格、尊嚴的問題,有法律公道的問題。

這一路也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人,比如給我們鼓勵和支持的常江教授,比如四川省婦聯權益部於部長,比如萬律師,這些來自善良和正義的人的共情,能給你鼓舞,不讓你頹廢。很想感謝人家,但是也做不了什麼,所以就想著,雖然不能直接報答這個人,但可以把她的這種信念、善意傳遞出去,也算是回報社會了。

我是後來看媒體的報道才知道,勝訴後90後給萬律師發了一條微信,可能是信念和心意相通吧,她說:「感謝這一路遇到的所有鼓勵與善意。傷痛是殘酷的,但要把希望傳遞下去!」

法官和律師說,嶽某金肯定還會提起上訴,所以我們還要繼續準備一些資料。從2015年到現在也六七年了,我們大把的時間、金錢和精力都在裏頭了,接下來等孩子慢慢地走向生活,走向社會,也許有一天她能夠工作了,我們兩個人可能出去溜達溜達。我們畢竟60歲了,再老一點可能就走不動了,想開著車去走一走,轉一轉。

我聽過一首歌叫《你的答案》,感覺全都是我的心聲:黎明的那道光/會越過黑暗/打破一切恐懼/我能找到答案/哪怕要逆著光/就驅散黑暗/有一萬種的力量/淹沒孤單/不再孤單……

和女兒一起維權的這些年,有時候真覺得,不知道太陽和不幸哪個先來,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也有時候感覺心裏有怒火,那些狂野、憤怒也想表達表達。最艱難的時候,或是遇上倒黴事,就聽聽音樂。

還有一首循環播放的是刀郎的《黃玫瑰》,是我想和我們女兒說的:即使告別了春天陽光/你依然要開放/別害怕別犯傻/別輕易剪去長發/我會站在你的身旁/給你依靠的肩膀。

圖源電影《熔爐》

(文中小冉、李輝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