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由鄭州大學、洛陽市文物局主辦，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鄭州大學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承辦的“洛陽曹魏大墓出土石牌文字專家座談會”在古都洛陽舉行。來自國內高校、科研院所、文博系統等十余位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對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刻銘石牌作了不同角度的論述，就該墓的墓主身份、銘文釋讀、名物考證等方面展開熱烈討論。本文擇要概述部分報告內容，以饗讀者。
專家座談會現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王鹹秋：曹魏大墓是平原懿公主曹淑和甄璜的合葬墓
講座由洛陽市文物局余傑局長主持。發掘者王鹹秋副研究員首先對西朱村曹魏墓（M1）和出土的刻銘石牌進行了回顧，並提出自身的幾點認識。
M1位於西朱村南約650米，北距漢魏洛陽城遺址約18.3公裏，地處萬安山北麓的緩坡地帶。地理坐標為東經112°38′11″，北緯34°32′41″。墓葬西側2.5公裏有一直徑約600米的近圓形山丘，當地俗稱“禹宿谷堆”，段鵬琦先生考證其為曹魏時期圜丘遺址。圜丘遺址與漢魏洛陽城太極殿、閶闔門遺址位於一條南北向軸線上，軸線方向約為4度。從圜丘再向南約3.7公裏，此軸線對應萬安山的兩座主峰，頗有“表山為闕”之勢。而M1和圜丘遺址正處在方向約94度的東西向軸線上，即太極殿、圜丘遺址和M1恰好構成一個直角。
西朱村曹魏大墓位置示意圖
M1共出土遺物約400余件，因盜擾嚴重，大部分已不在原位。分布位置以前室南側、過洞和後室最為集中，其余部位和盜洞填土中也有出土。遺物包括陶器、鐵器、銅器、漆木器和少量玉石器、骨器等。還發現少量動物骨骼和貝類，動物骨骼有牛、鹿、狗獾、鳥類等。漆木器保存較差，器形大都無法辨認；陶器有竈、井、磨、廁、勺、爐、燈、侍俑、雞、狗、豬、四系罐、盤等；鐵器有帳構件等；玉石器有玉臂鞲和琥珀串飾，其中1件琥珀串飾為小兒騎臥羊造型，制作精美；石器出土數量最多，有璧、圭、帳座、黛板等。
最引人註目的就是200余件刻銘石牌的出土。刻銘石牌均為六邊形，平首，斜肩，上部有一圓形穿孔。長8.3、寬4.6-4.9厘米。石牌一面陰刻文字，記載墓葬內隨葬品的名稱、數量、質地和尺寸。每塊石牌一般記載一件或一組隨葬品。刻銘石牌所記述內容非常豐富，根據內容，王鹹秋初步整理後分為衣衾類（23件）、器用類（129件）、食物類（10件）、喪儀類（7件）、性質不明（47件）以及器名殘缺（37件）。衣衾類主要包括服飾、被、席、冠等；器用類又可分為文房用具、陳設類器具、沐妝用具、食具、戲具、兵器、車馬具、樂器等；食物類包括小麥、大豆、清酒等；喪儀類包括禮器、飾冠物等禮制用器。
王鹹秋根據石牌內容，認為石牌與隨葬品應存在對應關系，石牌都有穿孔，其時應為纖維織品系在物品之上，如“白畫騎羊兒一”應與琥珀小兒騎臥羊像相對應，再者就是刻銘石牌所記內容與數量都不誇張，類如器物標簽。而就刻銘石牌的性質，其認為用“遣策”統稱墓葬中用來記錄隨葬品的文書較為恰當。
2017年《簡報》發表時，發掘者推測該墓為魏明帝後妃明元郭皇後（“景元四年十二日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的墓葬，但經過兩年的再研究，其為男女合葬墓的可能性較大。那麼，M1葬者何人？王鹹秋根據墓葬前室出土的“銀鳩車一”和“七奠弊結”刻銘石牌有了新的認知。
晉人杜夷《幽求子》載：“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可知鳩車為當時兒童的玩具，但鳩車並不是墓葬中常見明器，1955年發掘的洛陽澗西區小型漢墓，M41、M45各出土一件鳩車和一件陶鳩車，其中M41和M45墓室長度約1.5米，可知它們都是兒童墓，發掘者認為“鳩車出自兒童墓，銅鏡多佩於成年者的墓中，疑亦為兩漢時代的葬俗”。故西朱村M1的墓主人也極有可能是兒童。
另外，西朱村M1出土的一塊刻銘石牌上有“七奠蔽結”的內容。《說文》載：“髻，總發也。從髟，吉聲。古通用結。”“蔽結”即為“蔽髻”，是魏晉時期流行的一種假髻。晉成公《蔽髻銘》對此作了專門的描述，言“或造茲髻，南金翠翼，明珠星列，繁華致飾”，即當時女子流行的發飾。魏晉時期蔽髻的使用有明確的等級區分，《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四《王禮考九》“後妃命婦以下首飾服章制度”條載：“魏制，貴人、夫人以下助蠶，皆大手髻，七䥖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九嬪以下五䥖，世婦三䥖。諸王妃、長公主，大手髻，七䥖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晉書·輿服誌》載：“長公主、公主見會，太平髻，七䥖蔽髻。”可見魏晉時期公主應佩戴七䥖蔽髻。那麼這個年幼的公主是誰呢？
王鹹秋認為她應是魏明帝曹叡的愛女——平原懿公主曹淑。
曹淑年幼夭折，可明帝曹叡不但“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而且配以冥婚“取後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為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為平原侯，襲公主爵”。（《三國誌·魏誌·後妃傳》）明帝的做法遭到了陳群等大臣的不滿，並予以進諫。但從史書記載來看，明帝對此女疼愛有加，且墓中隨葬品符合公主之禮。如是，這座墓應是平原懿公主曹淑和甄璜的合葬墓。
霍宏偉：曹魏大墓墓主人身份應高於皇後、貴人、公主
曹魏大墓出土的刻銘石牌不僅是推測墓主的重要文字性旁證，更是考究曹魏時期社會風俗與喪葬禮制的重要實物性證據。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霍宏偉作了題為《洛陽西朱村曹魏墓出土石牌刻銘中的鏡鑒考》的報告。他的報告以鏡鑒為切入點，對曹魏大墓出土與鏡鑒有關的四件刻銘石牌進行梳理，並對金錯鏡、車琚鏡和鏡臺分別進行了考證，以小見大。
154號石牌刻銘拓本（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該石牌載“七寸墨漆畫金帶梳具一合，金錯鏡、丹縑衣自副”，淶即漆，隸省體，“墨淶”，即黑漆。“畫金帶”即裝飾金黃色的條帶。“疏具”即“梳具”，指梳妝用具。西朱村M1還出土有“淳金五寸疏具一具”刻銘石牌（152號）。“金錯”，即在器物上畫出紋飾、鏨刻凹槽、鑲嵌金絲之後，再用厝石打磨平整。金錯鏡的制作工藝技術較為復雜，屬於特種工藝鏡。
據文獻記載，東漢晚期鏡鑒的使用有嚴格的等級劃分，結合西高穴M2（曹操高陵）出土的金錯鐵鏡和洛陽機車工廠東漢晚期M346金錯鐵鏡等實物資料來看，霍宏偉認為，西朱村M1隨葬的應該是金錯鐵鏡，而非金錯銅鏡。
又由於其隨葬“金錯鏡”的梳妝用具直徑為七寸，故金錯鏡的直徑必然小於七寸，結合曹休墓僅出土了一面接近七寸的普通鐵鏡來看，墓主身份應是介於魏武王曹操與壯侯曹休之間。曹操高陵出土一面鏡子為九寸金錯鐵鏡，西朱村M1隨葬一面鏡子為小於七寸的金錯鐵鏡，將兩者與此表對比來看，兩座墓墓主人的身份均為低於皇帝，而高於皇後。
西朱村M1還發現一件與“車琚鏡”相關石牌。另有“車琚佩”“車琚爪錘”刻銘石牌各一件，“車渠跳脫”石牌一件，“車渠”制作的器物殘石牌兩件。
175號、82號石牌刻銘拓本（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霍宏偉經過細致考證，提出“車琚”一詞與古人常用的“車渠”相通，即現代人說的“硨磲”，“車琚鏡”就是“硨磲鏡”。
車琚鏡對螺鈿鏡的探源也有著重要意義。之前有學者認為在鏡背上嵌螺鈿是唐代人的首創，而西朱村M1出土的車琚鏡石牌，記述的是以銅或鐵質金屬為胎、背面鑲嵌車渠的鏡子，故霍宏偉推測它是目前所見最早關於螺鈿鏡的文字記載。
此外，刻銘石牌還有與鏡臺相關的記載。
59號、196號石牌刻銘拓本（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通過對東漢至三國鏡臺資料的分析，霍宏偉認為，雖然僅憑洛陽西朱村曹魏墓出土石牌的簡略記述，仍無法確定該墓隨葬鏡臺的具體形制、結構，但根據鏡臺發展規律來推測，其形制、結構可以大致圈定在鏡托型、掛板型兩種類型的範圍之內，為進一步探討這一問題提供了線索。
馬鞍山三國孫吳朱然墓漆盤畫摹本（朱笛摹繪；《馬鞍山文物聚珍》）
東漢晚期皇後、貴人、公主使用的是銀鏡臺，而洛陽西朱村M1隨葬的竟是純金銀鏡臺，故推測墓主人身份應高於皇後、貴人、公主。結合從墓中隨葬鏡鑒與鏡臺的石牌文字記述來看，霍宏偉推測西朱村M1墓主具有極高的身份。他還指出關於出土石牌刻銘名物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應該是“以名找物，用物證名；名物相符，透物見人”。
曹錦炎：曹魏大墓可能為曹魏帝陵
隨後，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的曹錦炎教授作了題為《關於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簽牌銘的認識》的報告，他從墓主身份和來自“一帶一路”的珍品兩個方面對石牌銘文進行了釋讀。
由於石牌具有器物標簽的性質，故稱其為“石簽牌”更妥當。然後曹錦炎根據西朱村M1出土的石簽牌銘載有“玄三纁二”和“絳九流一”“雲母犢車”“黑介幘一”“袿袍以下，凡衣九襲”等文字，推測M1也應為曹魏時期的帝陵。
40號石牌刻銘拓本（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玄三纁二”見於《後漢書·禮儀誌》，其載：“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周緣；贈幣，玄三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玄三纁二”顯然和天子有密切的關聯。“玄三”指青黑色的玄帛三，象征天；“纁二”指的是黃赤色的纁帛三，象征地。其是葬儀中赗贈天子的帛幣。曹操高陵出土石簽牌有“玄三早（皁）緋”（M2:335）、“勛（纁）二絳緋”（M2:254),也是贈幣，可以參照。
207號石牌刻銘拓本（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絳九流一”，絳為大紅色。“流”讀為“旒”，二字諧聲，相通借。旒本指古代旌旗直幅、飄帶下垂物，也應為天子所用之物。
“雲母犢車一乘，蓐坐牛人自副”“銀鳩車一”，《晉書·輿服誌》載：“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這說明雲母犢車為魏晉時期皇家專用的乘具。銀鳩車也是皇家專用的乘具，墓中雖用明器，但也是象征身份的標誌。
33號石牌刻銘拓本（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黑介幘一”指在進賢冠額前的顏題上裝有高起的金博山，稱為通天冠。晉·徐廣《輿服雜註》謂：“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劉宋·徐爰《釋問》謂：“通天冠金博山，蟬為之，謂之金顏。”（均見《太平禦覽》卷六八五引）《後漢書·明帝紀》李註引《漢官儀》載：“天子冠通天，《隋書·禮儀誌》引魏·董巴《輿服誌》：通天冠……前有高山，故《禮圖》或謂之高山冠也。”有三枚石簽牌記用翡翠（彩石)、白珠和金珠相絞成蟬，還有一枚記“黑介幘'其所指即《輿服雜註》載“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是天子之冠。
185號石牌刻銘拓本（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簽牌所記還有“九采袞帶，金鮮卑頭自副”。袞，古代帝王及上公穿的繪有卷龍的禮服。《說文·衣部》：“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九采”，即多采之意。傳世文獻多見“五采”之名，只有曹植的《瓜賦》提及“九采”，年代與墓葬相合，“鮮卑頭”，或作“犀比”、“犀毗”，少數民族用的黃金帶鉤。簽牌記九采袞服的衣帶，配有黃金制的“鮮卑頭”（衣帶鉤）、玉琢的“鐍”（帶扣），凸顯華麗珍貴，只有帝王才配服用。
要之，曹錦炎推測該墓為曹魏帝陵。
52號、55號石牌刻銘拓本（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接著，他又講到銘文所記不少是來自“一帶一路”的珍品，例如“海大斑螺四枚，丹縑[衣箱自副]”“海箕二枚，丹縑衣，箱自副”“海終雷二枚，丹[縑]衣，箱自副”等等，這裏的“海”指從海外、外國傳進來的(物品)。此外，石簽牌銘還載有“於闐白玉四具，有扶雞辟絞短鋏一，衣、柙自副”，這裏的於闐白玉即和田玉。還有記載如“烏丸銀釜一”“金鮮卑頭”“珊瑚人車渠跳脫，纓，一具。”等均來自西域的珍品，石簽牌所記此類物品不少，值得深入研究。
劉連香：曹魏大墓墓主可能是曹彰
之後，中央民族大學考古文博系劉連香副教授作了題為《洛陽西朱村曹魏墓葬墓主蠡測》的報告，她首先根據墓葬規模和隨葬石牌等來推定墓主的身份等級。
曹氏家族高等級墓葬對比表
她逐一利用墓葬的結構、尺寸、葬年、石牌的特殊性、銘文內容來進行分析，利用西朱村M1出土刻銘石牌所載“贈物”“器具”“樂器”“官服”等比較了東漢晚期帝陵與西高穴M2（可能為曹操高陵），認為墓主應為身份地位很高但稍低於曹操的王。
劉連香梳理了曹魏三少帝和曹操諸子中地位較高諸王，利用排除法，她認為唯有曹彰與墓葬相符：首先，曹彰地位極高，為曹操次子，文帝曹丕母弟。他武藝壯猛，受曹操之命北伐，有將領之氣，曹操甚喜。“曹操臨終，驛召彰，未至而曹操薨”。其次，曹彰是曹魏皇室成員中第一位重要人物薨卒，距離曹丕稱帝四年，其葬禮、葬儀要彰顯帝室皇權。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諸子封侯。曹丕稱帝後，封諸弟為王，曹彰葬以王禮。
另外，根據石牌銘文所載烏丸釜竈、鮮卑頭帶扣來看，應與曹彰事跡有關，史載其於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擊代郡烏丸，身自搏戰，大破之。時鮮卑大人軻比能見彰力戰，乃請服，北方悉平。曹彰擊烏丸，鮮卑歸附，其墓隨葬具有兩地特點的器物顯示其戰功。
曹丕於黃初三年（222年）十月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而曹彰因之前的帝位威脅，不會陪葬首陽陵，今葬地土地瘠薄，隨葬品符合薄葬。曹彰葬時曹丕在位，比明帝早十六年，故不是明帝的陪葬墓，故二墓方向相反正常。
趙超：曹魏大墓墓主很有可能是公主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趙超研究員首先對刻銘石牌的定名做了梳理。他指出，研究之始先要對其物正名，古人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趙超不認同將出土石牌視為“遣策”的看法，因為遣策是書寫在簡牘上的一個隨葬品目錄，而這些石牌都是系在單獨的器物上，作為單件隨葬品標誌的。這類器物在長沙馬王堆漢墓等處多有發現，漢長安城未央宮武庫出土的骨簽也是類似器物，叫它簽牌也不錯，但是更恰當的是使用古代的名稱。在古代簡牘中對這類器物都稱之為“楬”。還是使用這一名稱為好。通過石牌的記錄可以看出當時下葬時是把隨葬品器物裝在匣內，外面再包裹絹布囊，最後在上面附系石牌——“楬”，形成一套完整的隨葬品包裝、擺放程序。
琥珀小兒騎臥羊像（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趙超又提到一些對銘文的釋讀問題，他認為這些石牌文字較清晰，釋字難度不大，關鍵是認識文物名稱的問題，很多隨葬品名稱前所未聞，給名物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如果在這上面有所突破，可以大大豐富我們對於古代器物的認識。尤其是對於婦女服飾的大量記載，對於了解古代禮儀制度很有幫助。還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代繪畫與雕刻的一些定義。如琥珀小兒騎臥羊像十分精美，有對應的楬之銘文稱“白畫騎羊兒一”，這裏的“白畫”可能是指采用了線刻工藝，造成白色的線條，而不是塗白色，因為古代雕刻也稱作畫。而大量出現的墨漆畫就可能是用墨、漆繪制花紋圖案的方法了。
他還舉了一些釋名的例子，如銘文“佛人爪錘一”，將“爪”釋成“瓜”是不對的。這可能是一種做成人手形狀的器物，或許是“如意”，這種器物在漢晉時期十分流行，文獻中多有記載。即我們常說的癢癢撓，古代也有稱作“爪杖”的。而這裏出現的“佛”字是現在所見最早的文例。“佛人”則說明曹魏時期已經有佛的造像樣式，西域的佛像樣本應該在當時有所流行。
同樣，銘文提到的“金爪”也不應該釋作“金瓜”，不是武器。趙超提到和揚之水討論時，揚之水認為“金爪”應指的是“指套”，《梁書·羊侃傳》載：“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故“金爪”乃彈琴或箏所用，與石牌中有隨葬琴、箏的記載相符。
而對於墓主身份，趙超據《宋書·禮誌》引晉《先蠶儀註》載“皇後十二䥖，步搖，大手髻”，“公主、三夫人，大手髻，七䥖蔽髻”和《續漢書》關於印綬等記載，對比楬上載有“七奠蔽結”與一百二十首朱綬等來看，符合公主身份的禮儀等級。他比較認同王鹹秋的看法。
消化曹魏大墓出土文物尚需時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郝本性研究員強調要從墓葬形制方面考慮，與東漢末年至西晉初年的墓葬作對比，以體現曹魏墓的特點。另外，刻銘石牌對於填補曹魏時期禮制上的空白有著重要作用。他著重提到了銘文所載的“佛人”，其出土於曹魏的政治中心，對於考究佛教入華史和佛教接受史有著重要意義。
李梅田先生就“刻銘石牌與喪葬禮儀的關系”作了討論，通常曹魏時期的墓葬采用“前堂+後室”為主的形制，前堂通常為祭奠之所，而後室為藏屍之所，這就說明二室的隨葬品種類應有所區別，前堂多祭祀品，而後室多明器。我國壁畫墓的起源就與墓內祭奠有關，一般壁畫位於前堂，西朱村M1的壁畫位於前堂，說明前堂具有祭祀功能。石牌上記載的器物中，與祭祀有關的漆器飲食器具、帷帳、食物等高達60%，也說明了其作為祭祀空間的性質。他建議發掘者多關註不同石牌的出土位置，註意不同類別器物可能具備的葬儀功能。
孫英民研究員提出此墓應與曹操高陵（西高穴M2）對比，曹操高陵後來發現了陵園、神道，這個墓是否有？一座墓等級的確定要以高等級者為準，就高不就低。另外，西朱村M1中，男女墓主誰是主誰是次要分清。有學者認為曹操墓在西晉時被有意破壞，墓中隨葬品甚至拿到街上去賣，既然都是曹魏高等級墓葬，那麼也需認真看看該墓是否有被有意破壞的痕跡。
此外，劉紹剛研究員對銘文記載墨漆書案引出的執筆法問題、薛瑞澤教授對“胡爐餅”“清酒”背後的曹魏社會史、沈樂平教授對刻銘石牌背後的書手和刻手等問題逐一作了發言。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先生作了總結發言，他指出石牌銘文對考證古代名物制度很重要，古代雅學就是講名物知識。釋讀石牌銘文，先要把銘文格式搞清楚，把句子點對。如“一鬥、五升脯籠各一”，應該是一鬥脯籠和五升脯籠各一，凡說各一都是兩種不同的東西。銘文數見“爪錘”，並提到“佛人爪錘”。他同意趙超的觀點，認為“佛人爪錘”是形如佛掌的搔癢器。爪錘即爪杖、搔杖，又名如意、不求人。一些記載對考究當時社會風俗極有價值，銘文“雜色■五（■：上髟下是，要造字）”是講假發。銘文“胡餅”是烤饢、燒餅類。而中國飲食傳統以蒸煮為主，烤餅、烤面包是西方傳統。他強調需註意物品的材質，如銘文“碧窴”即碧甸，乃綠松石。此外，銘文“跳脫纓”是系臂的串飾，往往以琥珀、綠松石、黃金、水晶、煤精雕刻的獅子、辟邪為串飾。這類串飾與絲綢之路有關，與伊朗有關。
最後，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長賈連敏高度評價了洛陽考古院所做的工作，他主要強調了文物保護工作，指出雨季即將來臨，目前西朱村M1的保護大棚是否需要加固值得考慮，另外還要便於日後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