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英語系 朱玉
多蘿西·華茲華斯（1771.12.25-1855.1.25）
年輕的多蘿西，輕快地揮舞鐵鏟，
將賣炭翁托馬斯運來的煤炭
堆成一座起伏的小山，
她的牙痛火燒火燎，賣炭翁的名字
囫圇不清，每一次揮動和震顫
都如暗箭穿過她的手腕、脖頸和下頜。
年老的多蘿西，對著搖曳的光亮發呆，
銅爐具常伴左右，所有的友伴
都逝了或淡了，他們踏在路上的足音
不再被聽見，那聲音也曾渾厚飽滿，
如炭鬥蓋子開合間發出的響聲，
那是她為了他們的到來向爐中加炭。
——謝默斯·希尼，《給多蘿西·華茲華斯的一爐炭火》 （Seamus Heaney, “A Scuttle for Dorothy Wordsworth”）
星期六（17號）雨從早到晚下個不停。T·阿什伯納送來煤炭。用功，讀《仲夏夜之夢》和《歌謠》——漫步花園。燕雀安靜地棲於巢中，任由風吹雨打。
——多蘿西·華茲華斯，1800年5月17日（沃夫版《格拉斯米爾與阿爾弗克斯頓日記》，第2頁）
2005年6月2日，希尼在湖區華茲華斯手稿圖書館（The Jerwood Centre）的落成儀式上致辭，結尾朗誦了他幾周前所作的小詩。詩寫給多蘿西，而非她的哥哥。希尼說，這首詩緣於他讀的一封信，是華茲華斯在1799年平安夜寫給柯爾律治的，信中寫到他和妹妹多蘿西剛剛在他們的新家“鴿舍”（Dove Cottage）安頓下來，多蘿西又犯了牙痛。接著，希尼談起《格拉斯米爾日記》中的情景，並想到她未來的漫長人生。但希尼認為，在最深的層面，這首詩緣於他三十多年前初訪鴿舍時，壁爐留給他的深刻印象。短短十二行勾勒出多蘿西成年後的歲月音景，爐火熠熠，步履咚咚。兩個詩節一動一靜，足音漸行漸遠，但炭火貫穿始終，溫暖依舊，如彌漫在英文詩行之間的字母“O”。
鴿舍的爐火，作者攝於2018年3月。“想到冬天，我就會布置我們的客廳，掛上窗簾，鋪好茶桌，點亮爐火。”（多蘿西書信，1793年2月16日，《早期書信》， 88頁）對多蘿西來說，爐火是家的象征。
“O”也是多蘿西名字中的主音。1771年聖誕節，在湖區北部科克茅斯的一座宅子裏，約翰·華茲華斯和安·華茲華斯夫婦迎來了他們的第三個孩子，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兒。父母為她取名“多蘿西”，意為“上帝的禮物”。此時，她的哥哥威廉已經一歲八個月。她將與哥哥在此共度不足七年的童年時光，因為，在1778年3月母親病逝後，多蘿西就被送到了遠在約克郡哈利法克斯的姨媽家。十二歲生日後不久，父親離世，她也未能回家參加葬禮。直到十六歲時，她才與哥哥再度團聚，“我唯一的妹妹……經過 /太久的分離，終於歸還給我，/ 重逢時竟似初享上天的饋贈”（華茲華斯，《序曲，或一位詩人心靈的成長》，第六卷，第199-202行，丁宏為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禮物”/“饋贈”（gift）是華茲華斯詩中頻繁出現的詞語，體現其詩歌常見的失與得的主題，也暗指妹妹名字的含義，畢竟，很多補償都來自她豐厚的贈予。在小詩《麻雀窩》中，華茲華斯領我們回到兄妹倆共同生活過的“父親的庭院”，描繪了“牙牙學語”的妹妹既想靠近麻雀窩又感到害怕的微妙心態，並感恩妹妹給予他豐富的感受力：
我未來年月的福祉
在我童年時已與我同在；
她給我眼睛，她給我耳朵，
謙卑的憂思，敏感的敬畏，
心靈湧出甜蜜的淚水，
還有愛、思索和歡樂。
對多蘿西來說，這座位於科克茅斯的家園也是她一生中最難忘的地方。在1805年8月7日寫給博蒙特夫人（Lady Beaumont）的信中，她這樣描述這座樂園：
它坐落在小鎮的郊外，花園毗鄰德溫河，或者說那平臺俯瞰著河流。景物歷歷在目，仿佛我昨天還在那裏，只是，自從媽媽在我六歲多時去世後，這裏便再不像我父母在世時那樣整潔。二十三歲時，我重訪故地，滿目荒蕪，平臺的小路雜草叢生，原先美麗的女貞樹籬四處蔓延，玫瑰和女貞糾纏在一起——這片樹籬就是麻雀築巢的地方。（《早期書信》，616頁）
“我父親的庭院”，科克茅斯。走上臺階，就能看到墻外的德溫河，攝於2018年3月。
德溫河從花園外流過，攝於2018年3月。
平臺，涼亭，樹籬，攝於2018年3月。
庭院中的小鳥，攝於2018年3月。
華茲華斯在《致蝴蝶》中也重回“我父親的家園”，再現了童年多蘿西的善良、敏感和對生命的敬畏：
留在我身邊——不要飛走！
在我的視野中稍作停留！
有多少話兒我想對你說，
記錄我童年的史者！
飛到我身邊，先不要離開！
逝去的時光在你身上復活：
歡樂的生靈啊！你在我心中
喚起莊重的畫面，
那是我父親的家園！
啊！往日多快活啊，多快活，
童年的我們嬉戲玩樂，
妹妹艾米琳和我
一起追逐著蝴蝶！
我就像獵人撲向
獵物：——蹦蹦跳跳，
一路追逐，從荊棘到灌木，
而她，上帝啊！卻生怕
碰掉它羽翼上的薄粉。
詩人希望蝴蝶“不要飛走”，仿佛想抓住一去不返的童年時光——兄妹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艾米琳是華茲華斯在詩中對妹妹的稱呼。第二節以對比的方式展現了男孩的調皮與女孩的細膩：哥哥如一位獵人追捕著蝴蝶，妹妹卻生怕碰掉蝴蝶翅膀上的鱗粉。多蘿西曾在1802年3月14日的日記中談起這首詩的來歷：
星期天早上（14號）。威廉沒睡好——他九點鐘起來，但起床前已經寫完《少年乞丐》——我們吃早飯時（我吃過了），他呢，眼前擺著的一盆肉湯紋絲沒動，還有一小盤面包和黃油，他寫了一首詩《致蝴蝶》。寫詩時，他坐在那兒，一口都沒吃，也沒穿襪子，襯衫的領子沒有系上，馬甲也敞著懷。念頭初來時，我們正聊著看到蝴蝶時我倆總是很高興。我告訴他，我曾追過一陣蝴蝶，卻擔心碰掉它們翅膀上的鱗粉，所以並不抓蝴蝶。他告訴我，在學校時，他們總是殺死白蝴蝶，因為它們是法國人。他剛寫完這首詩，辛普森先生就來了。等他走後，我把這首詩連同其他詩一起寫下來，讀給他聽。
多蘿西的感性還體現在華茲華斯家中流傳的一段佳話。幼年多蘿西在懷特黑文港口第一次看到大海時，竟感動得流下淚來：
我妹妹第一次在這裏聽到大海的聲音，看見大海鋪展在她眼前時，她竟然哭了起來。那時我們家住在科克茅斯，家人經常提起這件事，來說明她敏銳的感受力。
離開湖區的邊城後，多蘿西在西約克度過了她余下的童年。那裏開滿石楠花的曠野是否也塑造了她心靈成長的風景，以至於多蘿西或多或少也分享著勃朗特姐妹（生於約克郡）或其筆下某些女性的人格？熾烈，狂野，特立獨行。
盡管多蘿西自幼遭遇家庭變故，但她在哈利法克斯度過了快樂的童年。姨媽待她如同慈母，多蘿西在1795年9月2日-3日的信中說：“你知道，她一直是我的媽媽。”鄰家女孩簡·波拉德（Jane Pollard）成了她一生的摯友。熟讀《克萊麗莎》（Clarissa）的多蘿西後來與簡寫了一輩子的信。波拉德家不遠處就是一片林地和山谷，兩個小女孩常在那裏自由地漫步，手捧黑色的小碗，采摘石楠的漿果。卡爾德河清澈無染，河岸的小路布滿苔蘚。一道道石墻分隔著不同農場主的田地，一座座房子裏紡車轉個不停。在野外瘋玩了一整天後，多蘿西常常倒頭就睡。（《多蘿西傳》，第5頁）
多蘿西1793年寫給簡的信，華茲華斯圖書館。
教育方面，不從國教派的姨媽為多蘿西提供了安娜·莉蒂西婭·巴鮑德（Anna Laetitia Barbauld，1743-1825，英國詩人，散文家，文學批評家）和漢娜·摩爾（Hannah More，1745-1833，英國宗教作家，詩人，慈善家）等傑出女性所接受並倡導的開明教育，使她熟讀英文、拉丁文和希臘文經典。星期天，多蘿西參加教堂禮拜，常有感於牧師的布道，從中學會了愛與責任，並永遠懷有希望。十六歲時，多蘿西隨舅舅遷居福音派盛行、相對保守的諾福克，並在舅舅的朋友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英國政治家和改革家，廢奴運動的倡導者）的幫助下積極參與慈善事業，接濟窮人。翌年，攻打巴士底獄前夕，十七歲的多蘿西還擁有了一所星期天慈善學校，負責九名女生的教學工作。在1793年寫給簡的一封信中，她自稱一事無成，但“永遠是你的老朋友多莉·華茲華斯……我沒有什麼值得你關註，除了一顆溫暖、誠實和有愛的心”（《多蘿西傳》， 第7、10、24頁；《兄妹》， 13頁）。
現存唯一的多蘿西年輕時小像，華茲華斯博物館。
在近來新發現的多蘿西年輕小像中，一雙大眼睛從清臒的面容中躍出。多蘿西的傑出研究者帕梅拉·沃夫（Pamela Woof）在評論多蘿西晚年的肖像（也是僅存的另一幅正面像，見後文）時說，與華茲華斯肖像中低垂、內視的目光不同，多蘿西的眼睛總是張望著外部的世界（《日常的奇跡》，xvi頁）。我們可以想到華茲華斯在《丁登寺》中所說的“狂野的眼睛”（wild eyes）。柯爾律治在描述1797年6月初見多蘿西的印象時也留意到她敏銳的目光和內在的魅力：
華茲華斯和他美妙的妹妹正和我在一起。她是真正的女人：我指的是心智，還有感性；至於她的個人，如果你指望看到一個漂亮女人，你會覺得她相貌平平；如果你以為會看到一個普通女人，那麼你會覺得她很漂亮！她的舉止率真，熾烈，動人。一舉一動都煥發著她天真靈魂的光彩，凡一睹其風采者都會說：“罪惡與她無關。”她博學多識。她的眼睛審察大自然最微細的事物，她的品味是絕佳的靜電計，探尋、關註並發現最微妙的美與最隱秘的瑕疵。
1807年，德昆西第一次見到華茲華斯一家人，也被多蘿西所吸引，不僅看到她狂野的目光，也洞見她不受馴化的野性氣質：
“她的臉是埃及棕。”我很少在一位英國血統的女人身上看到比這更鮮明的吉普賽人特有的小麥膚色。她的目光不似華茲華斯夫人那樣柔和，但也並非激烈或逼人，而是狂野、驚心，流盼如飛。她的儀態溫暖，甚至熾烈；她似乎天生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某種來自熱切心智的微妙之火顯然在她內部燃燒，時而由於不可抑制的本能而顯現為表情，時而又立刻將其壓制，以便符合其性別和年齡的禮數，這就導致她的言談舉止常有一種羞窘，乃至自我矛盾，令人視之不安。甚至她的表達和談吐也因其過度強烈的感受力所擾，失去了清晰和從容。有時，這種自我對抗和克制情緒的行為甚至讓她口吃……（Thomas De Quincey, Recollections of the Lakes and the Lake Poets, Edinburgh, 1892, pp.134-135）
德昆西說，多蘿西“是我認識的最狂野（指最貼近大自然）的人；最真實率性；也最善於共情，無論同悲與喜、笑與淚、現實人生抑或詩人筆下更大的真實”。他認為多蘿西完全缺乏淑女應有的資質，但他稱之為“迷人的缺失”（charmingly deficient）：
多蘿西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她動如脫兔（比如她走路時略顯屈身的樣子），使戶外的她看起來不那麼優雅，甚至失去了女性的特征。她並不培養那種淩駕於人格和氣質之上的所謂優雅，相反，她天賦異稟；在她對哥哥的巨大貢獻中，有一點尤其重要，對散步中的任何一個同伴都同樣有益——那就是無限的同情，無時不在，一往而深。（同上，204-205頁）
德昆西欣賞多蘿西身上貼近自然、不為文明所染的氣質，也註意到她非凡的徒步才能。的確，多蘿西桀驁不馴的氣質除了輝耀於她狂野的眼睛，也落實在她狂野的腳步。根據《華茲華斯傳》的記載，華茲華斯兄妹特別能走，“一天走二十一英裏……次日，‘在高高的山路上，感謝順風的助力’，他們在兩小時十五分鐘內走了十英裏，稍作休息後，又用一小時三十五分鐘走了七英裏。第二天早上，從塞德伯至肯德爾的十一英裏是一場奮戰，‘一路崎嶇不平’，但也只用了三個小時”（117頁）。還有一次走路時，山雨欲來，但多蘿茜覺得，“烏雲使行走更加有趣，因為它們將布拉德斯沃特山谷與周圍的天空連接起來，自成一個美麗的世界，在此之外別無他境”（118頁）。這實際上是一場大約二十一英裏的路程。在2021年10月湖區舉辦的多蘿西紀念展上，策劃者也強調了多蘿西作為徒步者的側面。
展覽海報
多蘿西的鞋，華茲華斯博物館。
展覽宣傳圖片。左：多蘿西在行走；右：展覽呼籲當代人追隨多蘿西的腳步，置身自然（Alex Jakob-Whitworth’s logo design for The Wordsworth Trust’s current exhibition, ‘This Girl Did: Dorothy Wordsworth and Women’s Mountaineering’）。
多蘿西的舅媽克裏斯托弗·克拉肯索普夫人曾質疑她“徒步漫遊鄉間”是否得體，多蘿茜倔強地答道，“我現在二十二歲了”， 可以獨立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華茲華斯傳》，119頁）。實際上，在十八世紀末，一些英國女性開始熱衷於壯遊（the Grand Tour），並與男性“組團”爬山，或騎馬，或步行。在去年新出的《登山與英國浪漫主義》中，作者專辟一章（標題“積極的登山者”active climber[s] of the hills借用了多蘿西的說法，《中期書信》，第二卷，499頁）考察了浪漫主義時期女性登山行為及其登山敘事，重點論述的對象就是多蘿西和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1764-1823，英國作家，哥特小說的先鋒）。作者指出，自1770年代起，湖區的斯吉多峰和威爾士最高峰斯諾頓峰（華茲華斯都攀登過並留下經典詩文）成為人們（包括女性）心馳神往的地方。英國最高峰本尼維斯山也是攀登的熱點，據說一位時髦女士在征服山頂後，故意在山巔留下一瓶威士忌以示炫耀（《登山與英國浪漫主義》，200頁）。
作者梳理了多蘿西三十余年的登山史（約1798-1829），認為這段歷史體現了一位登山者的成長及其登山敘事的演化。多蘿西早期不敢爬山，只在山腳等待哥哥。《格拉斯米爾日記》中的第一次登山記錄不過是流水賬般的敘事，除了用重復兩次的“壯觀”（glorious）來形容景物外，再無其他描述，寫得更多的是時間節點，路上吃的食物，花的錢。漸漸地，她雖持一定保留態度（“並不特別樂於從山頂看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縮小為地圖”），卻也承認一覽眾山小時心靈和想象所體驗的升華（《中期書信》，第二卷，163頁）；後在哥哥的幫助下，完成了“最壯美的攀登”，但四顧暈眩，“若不是哥哥一直牢牢地抓住我，我就沒命了”(《中期書信》，第三卷，36頁)。直到晚年，多蘿西才真正享受爬山的樂趣。五十三歲時，多蘿西寫信給華茲華斯的劍橋同學、陪他攀登斯諾登峰和阿爾卑斯山的同伴羅伯特·瓊斯：“我現在和二十歲時一樣健步如飛，並且比那時更擅長爬山。”（《晚期書信》，第四卷，387頁）
多蘿西最耐人尋味的登山敘事講述了1818年10月7日攀登英格蘭最高峰斯卡弗爾峰（Scafell Pike）的經歷。這封在友人之間廣為流傳的長信後被哥哥放入他最暢銷的一本書《湖區指南》（1822），卻沒有署上多蘿西的名字。1855年，哈麗雅特·馬蒂諾（Harriet Martineau，1802-1876，英國第一位女性社會學家、作家）出版了《英格蘭湖泊完整指南》（A Complete Guide to the English Lakes），挑戰華茲華斯的《指南》。在1876年第四版中，她也選用了這封信，盡管她不知道是多蘿西寫的。這封信很長，在結尾處，多蘿西轉換視角，將目光從高處不勝寒的山巔轉向登山者常忽視的腳下地面：
那裏不見一枚草葉——幾無一片青苔，都枯黃了；只有星星點點的苔蘚生長在巨大的板巖和遠處覆蓋山頂的亂石之間，這些巨石就像創世紀時被廢棄的大地骨架或骨骼，上面長滿不朽的地衣，為雨露所滋潤，呈現最鮮明美妙的色彩，變化無窮。珠寶或鮮花也比不上有些石頭的美麗色澤，除了牧羊人或好奇的旅人偶然經過這裏，再沒有人類的眼睛見過這畫面。這是多麼殊勝！
Delmar Banner, Scafell, Looking North, oil painting, 1945.Westmorland Gazette
多蘿西將凝視的目光從“崇高”（the sublime）轉向了“優美”（the beautiful）的趣味轉向，獲得新的視野（《登山與英國浪漫主義》，239頁）。也有浪漫主義研究者（Jo Taylor）留意到多蘿西爬山時戴著蘇格蘭軟帽（bonnet），認為她從帽檐下觀看世界的角度與我們不同，更容易聚焦於細節（湖區主辦的多蘿西紀念講座）。這是有趣的見解。不過，筆者覺得，多蘿西對山巔之上“宛若塵世之外的寂靜”興趣不大，她更關註那些貼近地面、實實在在的東西，如哥哥詩中“最卑微的小花”（《永生頌》）。
書信手稿，DCMS51，華茲華斯圖書館。華茲華斯家族手稿編目由“鴿舍”（Dove Cottage）的首字母縮寫“DC”加上“手稿”（manuscripts）的縮寫“MS”組成，再綴以數字序號。
弗吉尼亞·伍爾夫在《普通讀者》第二輯中，有一篇《多蘿西·華茲華斯》，其中談及：
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和多蘿西·華茲華斯，兩位步調極不一致的旅行者，曾緊隨彼此的腳步。1795年，瑪麗攜幼女來到易北河上的阿爾托納；三年後，多蘿西同哥哥及柯爾律治也來到這裏。兩個人都寫下旅行記錄；兩人看見同樣的地方，但她們觀看的眼睛卻非常不同。瑪麗所見，皆為推進她思考的理論，政府的作用，人民的國家，以及她自己神秘的靈魂。船槳擊打水波的聲音促使她追問，“生命啊，你是什麼？這呼吸去向何方？這個我如此鮮活？它以何等元素釋放並接納新鮮的能量？”有時，她忘記看夕陽，而是看著沃爾佐根男爵。然而，多蘿西以平淡無奇的精確如實記下眼前的事物，“從漢堡到阿爾托納的步行非常愉快。一大片種著樹的綠地，石子路交錯其中……易北河對岸的土地如一片沼澤。”多蘿西從不抱怨“專制主義的偶蹄”。多蘿西從不提出諸如出口進口之類的“男人的問題”；多蘿西從不把自己的靈魂與蒼穹混為一談。這個“如此鮮活的我”將被無情地讓位於一草一木。（Virginia Woolf, “Dorothy Wordsworth” in The Common Reader, Second Series, Mariner Books, 2002, p.94）
伍爾夫觸及了多蘿西寫作的關鍵。多蘿西不大關註抽象的理論或縹緲的玄學，而是專註於具體的風土人情，感性細膩卻不加評判——帕梅拉·沃夫說過一句精辟的話，值得列出原文：“Dorothy evokes things and people, and let them be.” （沃夫版《格拉斯米爾日記》，xiv頁）這便成就了多蘿西文風的另一重要特征：無我。很多學者都認識到了這一點，比如多蘿西日記中第一人稱單數“我”的缺席，作者意識的淡泊，折射出她的低調與謙卑。不過，弗朗西斯·威爾遜認為多蘿西一方面有著很強的自我意識，所以才會詳細寫下自己的心情與行蹤，仿佛攬鏡自照，如《格拉斯米爾日記》首篇；但另一方面，她又“異常無我（curiously egoless），威廉和約翰衣兜裏的冷豬肉有著比她更為堅固的實體”（Frances Wilson, The Ballad of Dorothy Wordsworth, Faber & Faber, 2008, pp.25-26）。無論我們把多蘿西置於十八世紀女性作家的語境下，還是十八世紀風景書寫的宏大背景下，都可以一眼便認出多蘿西的獨特文風。
著名的華茲華斯研究者塞林克特（E. De Selincourt）在他編輯的兩卷本《多蘿西日記》（Journals of Dorothy Wordsworth, MacMillan, 1941）前言中寫道，“多蘿西·華茲華斯或許是從未給公眾寫過一句話的最卓越、最傑出的英國作家”。多蘿西自己也曾聲明：“我厭惡讓自己成為一名作家的想法。”（p.v）她寫作，為了愉悅哥哥或鄰裏友人。她生前無意於發表，除了兩首詩曾收錄於哥哥的詩集中（“Loving and Irregular Verses Addressed to a Child”，發表於1836年；“the Floating Island at Hawkshead”，寫於1820年代，發表於1842年），且未明確署名。直到1889年，威廉·奈特（William Knight）在《威廉·華茲華斯傳》中選編了多蘿西的一部分日記，她的文采才為世人所知，從此引起廣泛興趣。塞林克特編輯的日記版本較為全面，涵蓋了多蘿西的大部分作品，包括《阿爾弗克斯頓日記》（1798）、《漢堡與戈斯拉爾旅行日記》（1798）、《格拉斯米爾日記》（1800-1803）、《蘇格蘭之旅回憶錄》（1803）、《阿爾斯沃特兩岸遠足》（1805年11月）、《斯卡弗爾峰遠足》（1818年10月）、《歐陸旅行日記》（1820）、《第二次蘇格蘭之旅日記》（1822）、《馬恩島旅行日記》（1828）等。除此之外，1808年，為了給鄰家的孤兒籌資，多蘿西寫過一部作品《格 拉 斯 米 爾 教 區 喬 治 與 薩 拉 · 格 林 的 故 事：寫給一位友人》（A Narrative Concerning George and Sarah Green of the Parish of Grasmere Addressed to a Friend），但為了保護鄰居的隱私，沒有發表，直到1936年才由塞林克特編輯出版。1940年，海曼·艾格曼（Hyman Eigerman）還整理出版了《多蘿西·華茲華斯詩集》。另外，還有十五本寫在自制筆記本上的《萊德爾日記》（1824-1835）尚未發表，現藏華茲華斯圖書館，預計兩年內由利物浦大學出版社出版。
多蘿西的日記本，華茲華斯圖書館。
昔日紙貴，很多日記本為多蘿西親手縫制。裏面的墨跡已經褪色，原本平淡的記錄更顯淡然。有的日記明顯混雜著多蘿西和哥哥的兩種字體，說明這些篇目為哥哥代筆。有的日記本裏有哥哥的詩稿，說明這個本子為兄妹共用。這些交融的印跡都證明久別重逢後的兄妹倆急切渴望重建共同的生活，共享同一份回憶。多蘿西文筆純凈細膩，語氣平靜，抒情適度，想象明媚，形成一種詩化散文。或許，正因為長期浸潤於多蘿西的文字，哥哥才沒有明確劃分詩歌與散文的界限（《抒情歌謠集》序言）。多蘿西使用樸素的語言，包括方言口語，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哥哥關於詩歌語言的思想。她對普通人的同情與書寫，也為哥哥的詩思增添了人性的維度。不僅如此，哥哥從多蘿西的文字中汲取靈感和素材，成就了許多經典詩篇。反過來，多蘿西也會對他的創作進行點評，幫他完善。兄妹倆形成創作共同體，或許哥哥對妹妹的依賴還更多些。
這些日記寫於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是作者心靈成長的地標。現存第一本日記《阿爾弗克斯頓日記》（The Alfoxden Journal）寫於1798年1月20日，止於5月22日，只有四個月的記錄。原稿已散佚。目前流傳的版本為奈特的刪節版。據說多蘿西搬到阿爾弗克斯頓之前住在雷斯岡（Racedown,1795.9-1797.7）時也有一個日記本，但已遺失。帕梅拉·沃夫曾撰文提及此事，質疑奈特的刪改，對多蘿西的詞匯、句法風格加以梳理，試圖還原多蘿西日記的原貌（“The Alfoxden Jouraland Its Mysteries”,The Wordsworth Circle, Summer, 1995, Vol. 26, No. 3, pp. 125-133）。
1797年7月至1798年6月，華茲華斯兄妹租下阿爾弗克斯頓的一處大房子，為了親近住在三英裏外的柯爾律治。這段時期是三個人創造力最旺盛的日子，他們幾乎每天見面，聊天，散步，寫作。華茲華斯正在創作《抒情歌謠集》。柯爾律治寫好了《忽必烈汗》，多蘿西就把她的水壺命名為“忽必烈”。用柯爾律治的話說，“盡管我們是三個人，卻擁有一條心”（three persons and one soul）。
卡蘿爾·安·達菲，《多蘿茜·華茲華斯的聖誕節生日》，湯姆·達克斯布裏插圖，2014（Carol Ann Duffy, Dorothy Wordsworth’s Christmas Birthday, illustrated by Tom Duxbury, Picador, 2014）。
阿爾弗克斯頓
帕梅拉·沃夫猜測這本日記與柯爾律治的暫別有關。多蘿西在他走後才開始寫日記，記下他不在的日子裏發生的事情和自然界的變化，仿佛是寫給他看的。這些文字與哥哥的詩稿片斷寫在同一個本子上，甚至卷首幾句也是哥哥的手跡，但內容應出自多蘿西或兩人合作的產物。亞當·尼科爾森（Adam Nicolson）認為日記始於偶然，並將多蘿西的文字比作一杯泉水，在讀罷哥哥的一疊詩文後，予人清新與甘洌。他在著作中指出，華茲華斯曾說一位偉大詩人的職責就是“校正人們的感覺，給人新的感受”，使之“更健康，更純凈，更恒久”，但多蘿西的日記本身就是“健康、純凈與恒久”的化身（The Making of Poetry: Coleridge, the Wordsworths and Their Years of Marvels, 2020, p.193）。露西·紐林（Lucy Newlyn）則認為這本日記和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集》一樣，也是一種“實驗”，多蘿西在嘗試“一種鮮明生動的筆記體散文風格”（《兄妹》，54頁）。她的日記寫作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阿爾弗克斯頓，1798年1月20日。那沿著山腰而下的碧路是小溪的河道。山間的流水在麥苗裏勾勒出銀色的線條，羊兒聚集在山坡上。在陰雨晦暗的日子過後，鄉村看起來更有生機了。它沐浴在陽光裏。花園扮成春日，繁花爛漫。紫星般的銀蓮花在陽光中綻開。雪花蓮探出潔白的腦袋，由綠莖托著，盛開時如玫瑰花蕾，垂下頭，緩緩地拉伸著它們的纖莖。斜坡上的樹林一片紅棕，上方的枝條織成稀疏的網，透出光線。在栽滿橡樹的圓丘最高處，陽光下的樹幹宛若廢墟中的石柱。
這則開篇日記色彩豐富，光影交錯。“我”隱藏在牧歌般的風景畫背後，人也隱藏在這田園裏面（“populous”, “peopled”）。
隨手翻閱這本日記，會發現很多條目以動詞“散步”（walked）開頭，沒有人稱主語，仿佛散步是多蘿西生活的首要部分，路上的風景便是書寫的核心：
1月26日。 散步至山頂；追隨羊群的足跡，直到我們看見闊大的山谷。坐在陽光裏。遠處的羊鈴聲，溪水聲；伐木工人和他負重的小馬沿著小路蜿蜒而行；羊毛上還掛著晶瑩的露珠；青灰色的大海在大片雲朵之下並未改色；羊兒在陽光中閃閃發光。穿過樹林返回。林子外圍的樹木更直接地受到海風的影響，失去了網狀的樹冠，僵直，如黝黑的骨架。冬青的紅漿果散落一地。兩點鐘出發，回來時四點出頭。
4月20日。散步至峽谷之間的山上。走克魯克姆路回來，沿著山楂樹和“小泥塘”。到家時九點。威廉整個早上都在疲憊地寫作。新月。《彼得·貝爾》啟動……
日記中除了大量的景物描寫，也記錄了許多詩歌的創作過程；自然、藝術與生活有機地融為一體。除了哥哥之外，出現最多的人物是柯爾律治：
3月7日。威廉和我去柯爾律治家喝茶。多雲的天空。沒看到什麼特別有趣的事情——遠處的景色迷蒙。樹梢上只有一片葉子——唯一殘留的一片葉子——在風的吹動下，如一塊碎布舞動。（譯者註：葉子的描述暗隱柯爾律治的詩《克莉斯特貝爾》49-52行）
3月23日。柯爾律治來我們家吃飯。他帶來已完成的《歌謠》（譯者註：即《古舟子詠》）。我們陪他走到礦工家。夜色美好，繁星密布，月如鉤。
《阿爾弗克斯頓日記》記錄了華茲華斯的“奇跡之年”，這也是多蘿西寫作生涯中的重要年月。
帕梅拉·沃夫為其編輯的《格拉斯米爾與阿爾弗克斯頓日記》作了細致的註疏，還介紹了多蘿西的生平和寫作，以及各種日記的版本史，附有詳盡的多蘿西年表，相關文獻列表和地圖，是很好的版本。
《漢堡和戈斯拉爾旅行日記》（Journal of Visit to Hamburg and of Journey from Hamburg to Goslar, 1798）則呈現出不同的畫風。多蘿西以一位旅行者的視角，記錄了她的第一次出國旅行，文中常見浪漫主義作家典型的自然-城市對比，如拜倫所言，“高山是一種情緒，但人類城市的/嗡鳴是種折磨”（《少俠哈羅爾德遊記》，第三篇，12-13行）。1798年秋，柯爾律治赴德國深造，華茲華斯兄妹隨行。 9月14日，他們啟航。多蘿西暈船，旅行似乎從一開始就蒙上不祥的征兆。日記描述的平靜海景與“惡心”“醜陋、黑漆漆的地方”夾雜在一起，如同船艙裏各種外語的混響。多蘿西時而描述岸上的風景——阿爾托納教堂的尖塔，易北河上的船只，時而刻畫當地的人物和風尚：
我對路人的活計和衣著著迷。那些荷蘭婦女頭頂巨大的草帽，平頂和帽檐形如牡蠣，沒有裝飾，或只有一條絲帶環繞帽身，確實像一把小傘那麼大。漢堡女孩們頭戴白色的帽子，闊檐下垂，壓褶而筆挺，有長長的垂飾和絲帶。漢諾威人戴圓邊帽，露出整個臉，帽子直立，絲帶誇張。賣水果的女人戴著大草帽，仿佛倒扣的碗；或把白手帕裹在頭上，如同主教的教冠。短上衣最普通不過；襯裙和上衣往往是不同的顏色。淑女們不戴帽子，服飾五花八門。
有趣的是，柯爾律治也註意到當地女人的帽子，“荷蘭女人戴的大傘帽向外伸出半米遠”。日記中充斥著關於噪音與汙染的描寫，特別是臭味，“一個英國人來到漢堡的第一印象便是這裏的汙穢和熏天的臭味”。漢堡對多蘿西的衝擊就像《序曲》第七卷寫到的倫敦，喧囂混亂，堪比地獄。多蘿西也記錄物價，認為漢堡是一個利益至上的地方。雖然伍爾夫通過對比，認為多蘿西和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在相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景象，但《漢堡日記》對社會經濟的關註與沃爾斯通克拉夫特的《瑞典、挪威和丹麥書劄》相似，多蘿西並非只看風景、不問世事之人。在這本日記中，多蘿西頻繁使用第一人稱“我”，如一位語言障礙者竭力在異國他鄉找尋自己的存在感。局外人的目光變得犀利，戈斯拉爾的嚴寒也使兄妹倆的鄉愁日益濃烈。
1799年5月，兄妹倆終於回到英國。聖誕節前夕，他們在湖區有了屬於自己的第一個家“鴿舍”。格拉斯米爾三面環山——北面和東面是丹美爾峰、石亞瑟和法菲爾德峰，西面為海爾姆崖和希爾沃峰，從其中任何一座山，尤其是湖泊南端的希爾沃峰和紅岸望去，湖水和以鐘樓為標誌的村莊似組成一幅生動美麗的畫卷（《華茲華斯傳》，281頁）。在群山的環抱中，兄妹倆找到歸屬感。華茲華斯寫下長詩《家在格拉斯米爾》（Home at Grasmere）,其中一段獻給多蘿西的詩文感人至深：
我的目光從未
停留於美好的事物，我的心
也從未陶醉於快樂的念想，
但此刻我與她共享這珍愛之家，
她就在我身旁或者不遠處，
無論我的腳步轉向何方，
她的聲音如隱蔽的小鳥歌唱；
想起她，就像想起一道光，
一種無形的陪伴，一縷
不假風力而彌散的芬芳。
選自Mick Manning and Brita Granström, The Wordsworths, London, 2020
約翰·懷特·阿伯特（John White Abbot，1763-1851），格拉斯米爾和海爾姆崖，1812。
1800年5月14日午飯後，哥哥動身前往約克郡。多蘿西一路相送至洛伍德，“心情激動，和威廉吻別時，竟說不出話來”，在湖邊的大石頭上“大哭一場之後，心情平復”。回到家中，多蘿西便開始寫《格拉斯米爾日記》（The Grasmere Journal），目的是“為了愉悅哥哥”。我們再次看到多蘿西為了親友才拿起筆，是為了愛的勞作。日記寫於1800年至1803年間（其中也呈現了1802年10月華茲華斯與瑪麗結婚後歲月），共有四個日記本。本子為兄妹共用，裏面有哥哥的大量詩文。這些日記講述自立自足的安家生活，描繪純美的湖光山色，揭露戰時生計的艱辛，也謳歌當地淳樸的村民，其中呈現的“人居的風景”（peopled landscape）是多蘿西風景書寫的重要特點，也對哥哥產生影響，比如華茲華斯的《黃昏漫步》，最初只是簡單的地域描寫詩，在多蘿西的批評下，他才加入了人的因素，其中一個片段成為後來著名的《廢毀的茅舍》（《兄妹》，28頁）。《格拉斯米爾日記》中也記錄了多蘿西與鄰居們的往來，流露出她的友善和溫暖。與哥哥帶給人們的孤高印象不同，多蘿西讓我們覺得，“有時候，交際比獨處更好”——反寫華茲華斯喜愛的彌爾頓詩句“Solitude sometimes is the best society”。
在這部日記中，多蘿西正在形成自己獨特的語聲，帕梅拉·沃夫靈敏地辨聽著這些文字的節奏：
有時行色匆匆，這些日子可以標為斷奏節拍；有時和緩下來，逗留於單一的人物：女乞丐，拾螞蟥的人，在房門口抓冰雹的孩子，背著郵箱的駝背郵差，胡須像灰色長毛絨的老水手；有時駐足於一幅完整的畫面：一場葬禮；爐火邊的母親與孩子；湖畔風中的水仙；小女孩在推車上山者的車輪後墊上石頭。有時幾乎凝止，能聽見鐘表的滴答，翻書的聲響，爐火邊靜默書生的呼吸；隨後又快馬加鞭：種植，縫補，烘焙，洗刷，閱讀，寫作，散步，聊天。四時的天氣與勞作都擠在文字的小小空間裏……日記寫作沒有成規定式，生活也是：我們接受它的匆匆與緩慢。（沃夫版《格拉斯米爾和阿爾弗克斯頓日記》前言，ix頁）
“鴿舍”，攝於2018年3月。
希尼在離開動蕩的北愛爾蘭、安家平靜的格蘭摩爾時，曾將自己與妻子比作相依為命的華茲華斯兄妹，並為充滿創造力的新生活而歡欣：“元音犁入其他元音……藝術即如犁鏵下的新泥。”（《格蘭摩爾十四行》，第一首）在格拉斯米爾，生活與藝術統一，勞作與寫作交替，如帕梅拉·沃夫所說，多蘿西享有我們大多數人很難擁有的“開闊的自由”：
1802年5月1日，星期六。八點半起床。天堂般的清晨。吃罷早飯，我們來到花園，在房屋四周種下紅菜豆。天空澄澈，宛若天堂。我種花，威廉幫我。然後我們坐在園子裏，直到午飯時間。天很熱。威廉寫下《毛茛花》。我們打算蓋一個涼亭。
涼亭，華茲華斯經常在此寫詩，攝於2014年4月。
《日記》記錄了很多詩歌的創作背景，比如華茲華斯的《決心與自主》。可以看出，從多蘿西的觀察到哥哥的創作，往往相隔較長時間，印證了華茲華斯關於詩歌的定義，即詩歌是平靜中憶起的情感：
1800年10月3日。 我們碰到一個佝僂的老人，他穿著背心，把外衣搭在肩上，拿著包袱，穿著圍裙，戴著睡帽。他的臉很有趣，黑眼睛，長鼻子。後來約翰在懷斯本遇見他，還以為是猶太人。他父母是蘇格蘭人，但他出生在部隊。他有過老婆，“一個好女人，上帝賜給我們十個孩子”。全都死了，只有一個活下來，也杳無音訊了，曾是水手。他的活計是拾螞蟥，但現在螞蟥稀少，他也體力不濟。他靠乞討為生，正去往卡萊爾，到那兒買幾本宗教書來賣。他說螞蟥少的部分原因是天氣幹燥，但多年來它們一直罕見——他以為是過度捕殺的緣故，導致它們不能快速繁殖，生長緩慢。
大約十八個月後，華茲華斯才開始創作這首詩：
1802年5月4日。 威廉睡得特別好，雖然上床時緊張疲憊至極，但起床後容光煥發。我幫他抄寫《拾螞蟥的人》，他昨晚開始寫的，周一早上又在床上寫了幾個詩節。天太熱了，我們路過辛普森家時，在門口說了幾句，沒有進去。我們在路上休息了幾次，反復朗讀《拾螞蟥的人》。還沒到山頂，我們都要化了。
兄妹倆還常常一起朗讀日記片段，作為哥哥寫詩前的熱身，廣為流傳的《水仙》（1804）就出自多蘿西1802年4月15日的日記：
我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水仙。它們生長在布滿青苔的巖石之間，一些把頭枕在石上，如同疲倦時倚著枕頭；其余的搖曳舞動，仿佛在和拂過湖水的輕風一同歡笑。它們看起來那麼歡樂，始終閃光，始終變幻。
《水仙》的題目也作《我孤獨地漫步如一朵雲》，很多詞語直接來自多蘿西。但事實上，這並非“孤獨地漫步”，而是與妹妹一起走在湖邊。有學者認為，這首詩故意將集體經驗呈現為個體經驗，但露西·紐林的說法似更加合理：詩中的“我”不是獨自漫步的華茲華斯，也並非在臥榻上陷入“平靜回憶”的華茲華斯，而是威廉、多蘿西、瑪麗都能與之認同的“我”（《兄妹》，158頁）。這個說法有助於我們理解詩人的創作機制和抒情表達，超越局促的字面揣測。而《格拉斯米爾日記》無疑也體現共同的創造力，成為多蘿西日記的典範。
格拉斯米爾湖畔的水仙，攝於2014年4月。
華茲華斯詩裏的臥塌，鋪在上面的彩色蓋毯為多蘿西縫制，鴿舍，攝於2014年4月。
余下的篇幅，留給鮮為人知的《萊德爾日記》（The Rydal Journal,1824-1835）。感謝華茲華斯圖書館保管人考頓（Jeff Cowton）先生發來由溫特（Kathleen Winter）女士謄抄的部分謄清本。1813年，為排解喪子之痛，華茲華斯一家遷入萊德爾山莊（Rydal House），在此度過余生，是一家人住得最久的地方。在此期間，一家人多次出遊，多蘿西寫下幾種旅行日記。1824年12月1日，多蘿西開始記錄山莊的日常，這一天，“地上鋪著薄雪”。1835年，多蘿西病重擱筆。這些手稿字跡潦草，著實難辨，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關註，但它們有助於我們了解多蘿西的晚期生活及其家人的狀況，讓我們看到多蘿西“依然是一位不倦、積極且敏感的觀察者，始終興奮地追求新體驗”；同時，日記也“以充滿病痛的漸弱音結束了多蘿西漫長的奉獻人生”（Carl H. Ketcham, “Dorothy Wordsworth's Journals, 1824-1835”,The Wordsworth Circle, Winter, 1978, Vol. 9, No. 1, pp. 3-16）。
萊德爾山莊是一座大房子，有許多看得見風景的房間，晚年臥病在床的多蘿西得以從窗口窺探鄰家的蘋果樹，遠眺山下的萊德爾湖。與此前著重描寫戶外活動的日記不同，在《萊德爾日記》中，多蘿西轉身走向室內，宛若謝幕。這些日記如一幅幅靜物畫，呈現著平靜的生活：爐火，品茶，友伴，閱讀。當然，也有病痛與死亡。
威廉·韋斯托爾（William Westall，1781-1850），萊德爾山莊。
萊德爾山莊,攝於2014年4月。
弗朗西斯·湯恩（Francis Towne，1739/40？-1816），萊德爾湖，1789。
《萊德爾日記》反映了多蘿西的閱讀趣味。哥哥曾在信中寫道：“她的朋友們以為，她這麼熱愛這片地方，這兒的風景，熱愛運動，如今不能出門，一定心情不好，但事實並非如此——她在閱讀裏找到補償，她的心情從未沈重。”（《晚期書信》，第二卷，504頁）在這段時期，多蘿西不僅飽讀英國經典作家如莎士比亞、斯賓塞、多恩、赫伯特、彌爾頓和庫柏，也閱讀歐洲經典如但丁、塔索、狄德羅、塞萬提斯，甚至抄寫維吉爾。她也看當代書評和雜誌如《布萊克伍德雜誌》和《愛丁堡評論》。在哥哥的作品中，她最愛《漫遊》。她每天讀聖經。在她讀的書裏，有三分之一為宗教書籍，但也會毫不留情地批判某些作品乏味至極。在她病重的日子裏，家人為她朗讀馬蒂諾的《病室生活》（Life in the Sick Room）。她的記憶力減退，但始終記得哥哥的詩：
1834年2月12日星期三——大齋節第一天
早上天晴，幾朵大片疾雲，一陣寒風——瑪麗、多拉和卡羅琳去教堂了——威廉在阿諾德博士夫婦家，魯夫太太星期天來和我們吃了飯——陣雨，沈悶的一天。關於天氣，我只能記得，風不那麼急了，雨也不大，有時半天或幾個鐘頭晴好。我開始讀埃奇沃斯先生的傳記——讀了《便士》，博物學雜誌，以及每天的《新約》，各種報紙——以豪利的布道文結束一天的閱讀。
萊德爾山莊客廳，窗邊右側是華茲華斯最愛的椅子，攝於2018年3月。
萊德爾山莊客廳，攝於2018年3月。
詩人之窗，攝於2018年3月。
日記也詳細記錄了多蘿西的病情。1829年春天，第一次膽結石發作，8月復發。後來雖有好轉，但嚴重限制了她的行動。1831年12月，病情惡化，行走困難。1833年10月，亨利·克拉布·羅賓遜（Henry Crabb Robinson）哀傷地說，“我可能再也見不到她了”。到了1835年末，鴉片酊、陽光與新鮮的空氣都救不了多蘿西。日記中的病痛描寫令人不忍卒讀，以至於侄孫戈登·格雷厄姆·華茲華斯（Gordon Graham Wordsworth）在整理手稿時刪掉了許多內容（1831年12月至1833年4月）。多蘿西多麼渴望置身自然，踏在柔軟的春日大地上：“美好的安息日早晨。我多想自由地享受戶外的空氣”（1834年4月6日）；“早上晴好，我想出去”（1834年5月16日）。好在哥哥悉心照料，每天午後和傍晚按摩她的腳，還一度抱著她去看萊德爾山。老朋友羅賓遜也特別關心多蘿西：
1833年7月18日。
當我身子好些，能聽人說話時，他（譯者註：羅賓遜）的陪伴總令人愉快——我不用費力說話——他耐心地坐在我身邊，長久地陪著我，盡力逗我開心——也是我走路的拐杖——走累時，甚至領我回到床上——要給我揉腳，但我沒有同意。
1834年2月19日，星期三。
風雨夜。我的花盆被風吹翻了。飯後我很不舒服——我不知道為什麼——疼痛——惡心——頭疼，出汗——忽冷忽熱——但是，筋疲力盡後，我不再感到疼痛，睡得很好，盡管經常醒來。今天早上晴朗而寒冷，冰雹從耀眼的銀雲、以及烏雲中落下，讓我們想起過去，提醒我們不要期待瞬間風平浪靜——讀《季刊》，讀完了埃奇沃斯的傳記，正在讀《星期六雜誌》和克裏斯托夫·雷恩爵士的傳記——傍晚風雨交加，雨打在我的窗玻璃上。
克裏斯托夫·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1632-1723），英國最傑出的建築家之一，曾負責倫敦大火後五十二座教堂的重建工作，包括聖保羅大教堂。約翰·克勞斯特曼（John Closterman，1660-1711）繪。
日記還記載了柯爾律治的死訊。多蘿西日記中的常客從此遠去了：
1834年7月27日，星期天。
夜裏沒睡好，疼痛虛弱，早上好了——昨天的雷雨對我有影響——昨天下午腸胃不適——今天早上傳來噩耗，可憐的柯爾律治離開了這個世界。在遭遇了腹痛的巨大折磨後，他虔敬幸福地死去，死前是長久的平靜。
多蘿西病中肖像，薩繆爾·克羅斯威特（Samuel Crosthwaite，1791-1868）繪於萊德爾山莊，1833年9月。
多蘿西手稿，DCMS120，華茲華斯圖書館。
華茲華斯家的墨汁
1832年春，多拉為姑姑采來第一束春花，多蘿西寫下《病榻上的沈思》（Thoughts on My Sick Bed）作為回贈。詩歌以兩個問句開篇：“是否我殘余的生命/ 被奪去了晴朗的春天？”“是否春之序曲再不能/ 觸動我回響的心弦？”然後，她溫柔而堅定地答道：“啊！別這麼說——這脆弱之軀裏的隱秘生命/ 獲得饋贈而更加豐盈”，並相信這饋贈與青春時無異：多蘿西憶起人生旅途上的朵朵春花——毛茛花，報春花，水仙花，紫羅蘭——這些她曾與哥哥一起觀察過、抒寫過的“草葉上的光華與花朵中的輝光”（《永生頌》），“攪動的，靜止的，聒噪的，無言的——我們與一切共情”。這是回顧與總結之詩，當多蘿西的記憶力日漸衰退，那些生命中反復吟唱過的詩韻愈加清晰，仿佛其他一切都經過了降噪處理。在詩的結尾，我們還隱約聽見老朋友柯爾律治的《這菩提樹蔭將我囚禁》，聽見哥哥《丁登寺》中的水聲不息，聽見《一段睡眠封存了我的靈魂》：
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
控制著脆弱、病苦與疼痛；
支撐我來到石階小路，
再度踏上了山坡；——
我不是這孤室裏的囚徒，
我看見懷河兩岸的綠色，
憶起你先知般的話語，
詩人，兄長，童年的朋友！
無需行動，或者體力，
甚至也不要呼吸的空氣；
——我想起大自然最美的景色；
伴著回憶，我就在那裏。
格拉斯米爾墓園，華茲華斯兄妹和瑪麗葬在一起，攝於2014年4月。
1855年1月25日，多蘿西與世長辭。馬修·阿諾德的弟弟得知消息後說，“想到她和哥哥一起躺在格拉斯米爾的墓園，令人感動”（《多蘿西傳》，279頁）。
本文主要參考了以下文獻：
《登山與英國浪漫主義》（Simon Bainbridge, Mountaineering and British Romanticism: The Literary Cultures of Climbing, 1770-1836, Oxford, 2020）
《多蘿西傳》（Robert Gittings and Jo Manton, Dorothy Wordsworth, Oxford, 1985）
《華茲華斯兄妹》（Lucy Newlyn,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All in Each Other, Oxford, 2013），簡稱《兄妹》
《日常的奇跡》（Pamela Woof, Dorothy Wordsworth: Wonders of the Everyday, The Wordsworth Trust, 2013）
沃夫版《格拉斯米爾與阿爾弗克斯頓日記》（The Grasmere and Alfoxden Journals, ed. Pamela Woof , Oxford, 2002）
《華茲華斯兄妹早期通信集》（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vol. i:The Early Years, 1787-1805, ed. Ernest De Selincourt, rev. Chester L. Shaver, Oxford, 1967），簡稱《早期書信》
《華茲華斯兄妹中期通信集》（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vols ii &iii:The Middle Years, 1806-1820, ed. Ernest De Selincourt, rev. Mary Moorman and Alan G. Hill, Oxford, 1969-70），簡稱《中期書信》
《華茲華斯兄妹晚期通信集》（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vols iv-vii:The Later Years, 1821-1853, ed. Ernest De Selincourt, rev. Alan G. Hill, Oxford, 1978-88），簡稱《晚期書信》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