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然和上官雲珠（澎湃新聞 劉箏 繪）
上官雲珠（1920-1968），原名韋均犖，又叫韋亞君，演員。電影代表作有《天堂春夢》（1946）《太太萬歲》《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萬家燈火》《群魔》（1948）《麗人行》《希望在人間》《烏鴉與麻雀》（1949）《太平春》（1950）《紡花曲》（1951）《南島風雲》（1955）《今天我休息》（1958）《枯木逢春》（1961）《早春二月》（1963）《舞臺姐妹》（1964）《血碑》（1965）。另外參演話劇《上海屋檐下》《清宮怨》《紅旗歌》《雷雨》《北京人》等四十余部，參與譯制片《牛虻》等配音。1962年，被文化部評為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1995年，在紀念世界電影誕生一百周年、中國電影誕生九十周年活動中，獲中國電影“世紀獎”最佳女演員。
程述堯（1917-1993），早年與孫道臨、黃宗江、丁力、於是之等組織南北劇社，兼任社長，後受金山之邀，先後加入長春電影制片廠、清華影業公司。上海解放初，受命接管蘭心大戲院，任第一副經理，後擔任過衡山電影院經理。
韋然，生於1951年，原名程彭，乳名燈燈，上官雲珠與程述堯之子，退休前任職於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今年是上官雲珠誕辰一百周年，《上海書評》專訪了韋然，請他談談上官雲珠與程述堯的藝術和人生。
上官雲珠（1920.3.2-1968.11.23）
您在記述父親生平的書裏說，每當您看《萬家燈火》（1948）時，“腦海裏都會浮現出媽媽當年闔家逃難、扶老攜幼投奔上海的情景”。能談談上官雲珠的早年經歷嗎？您的姨母韋月侶似乎對她早年，甚至一生都挺重要？
韋然：我媽媽出生在江蘇江陰的長涇鎮，是家裏的小女兒。我太外公健在的時候，家裏還比較殷實。太外公過世以後，三個兒子分家，我外公拿了錢去上海炒期貨、做金融，賠了，回到長涇後，主要靠我外婆織土布養家，後來就靠我大姨韋月侶和我舅舅韋宇平，他們比我媽媽大很多，中學畢業後都去上海教書謀生，接濟家裏。因為也算個傳統書香之家，我媽媽雖是小女兒，不覺得將來能成什麼氣候，但是書總要念的，不過家境不太好，輾轉了幾個學校，最後來到蘇州。那裏有我媽媽的堂房姐姐韋均一，她是合肥四姐妹的父親張冀牖的續弦，張在蘇州辦了樂益女中，我媽媽在這兒上學，可以免學費。同時在學校教書的，就是我舅舅的同學張大炎，他對我媽媽這麼個漂亮的小姑娘很喜歡，兩人是同鄉，又都住校，反正好上了，師生戀。我媽媽中學沒畢業，十六歲就嫁給了比她大九歲的張大炎，回到長涇，做上了少婦。張家在長涇是比較有錢的，現在還能看到當時的大院子。嫁過去不久，我媽就生了我哥哥張其堅。不過盡管張大炎對她不錯，婆婆卻不大喜歡她，婆媳矛盾大概從來都是難解的課題，但是這樣的日子也沒能持續多久。
不到一年半，日本侵略中國，炸彈扔到了長涇，把我的姨——我媽的三姐韋均奇炸死了，就在河北街家門口。這樣全家開始逃難。張家比較有錢，一大家族很多房和鄉鄰租了船，我媽媽把我外公外婆也帶上了。逃出不久又遇到日本飛機轟炸，正好那次我媽媽感冒生病，一家人在岸上沒上船，結果這船走到半路就被炸了，後來張家人還說是我媽媽救了大家。這麼輾轉逃了將近一年，先到湖南，然後一直往南到廣東、香港，最後到上海，投奔我的大姨和舅舅。我媽媽帶著自己的爸爸媽媽、丈夫，抱著一歲多的孩子，敲開我舅舅家門，我想那個場景應該就像《萬家燈火》裏那一家老小為逃戰亂，到城市投奔長子的劇情一樣。這一年我媽媽不過十八歲，等於是一個逃避戰亂的村婦，就這麼到的上海。
電影《萬家燈火》（1948）海報
我舅舅那時還單身，不可能接待這一大家子，好在張家有錢，逃難分手的時候，婆婆給了些盤纏。我媽媽和張大炎就先在馬當路的西城裏租了個房子，不久後，又到蒲石路——現在的長樂路236弄，拿金條頂了個房子下來，一家五口人搬了過去。那麼多人在上海要生計，舅舅就幫張大炎找了一個中學教美術，我媽媽在家裏伺候父母、帶孩子。但是僅靠一人教書，養不起這家，媽媽便像現在的外來打工妹一樣，到處找工作，看報紙上的招聘廣告，到1938年底就找了霞飛路巴黎電影院旁邊弄堂裏的何氏照相館，做開票員。
上官雲珠攝於何氏照相館
你提到的我大姨韋月侶，確實對我媽一生都很有影響。我媽媽蹣跚學步的時候，韋月侶已經從上海中華藝術大學畢業，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過記者，做過編輯，寫過言情小說，也曾風行一時，有人把她歸為鴛鴦蝴蝶派，此外她還標點過《海上花列傳》，還對尺牘有研究，編了不少書，後來一直從事教育工作。韋月侶一生未婚，我媽媽很多重大的選擇，都有這個大姐給她出主意，幫她把關，另外，媽媽出道以後經常要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有些就是我這位大姨捉筆的。
《一束咖啡的情書》，韋月侶著，1936年3月再版，131頁，0.80圓
上官雲珠後來在《演員生活十年》（1951）《我所走過來的道路》（1957）等自述裏，說自己開始做演員，既有“名利思想”“顯本領”的一面，也有“看重氣節”“正義感”的一面。她的事業是怎麼起步的？
韋然：在我想象當中，媽媽當初大概有點像現在的追星族，她一個小姑娘，長得比較漂亮，照片被放在何氏照相館的櫥窗裏作招牌，正好老板何佐民原來是明星公司的攝影師，所以經常有演員來光顧，他們看我媽媽可愛，她也羨慕這些明星光鮮亮麗，彼此對話就多起來了。1940年夏天，經何佐民的朋友介紹，我媽媽考入華光戲劇學校，和謝晉成了同學。我想她走這條路的初衷肯定是想改換門庭，另外羨慕演員的聲譽和享受，也覺得演戲好玩，她文化水平不高，十裏洋場上看到的這些肯定對她有吸引力，不如就去試試看。
上官雲珠攝於何氏照相館
當然正好碰上了一個機會，新華公司拍《王老虎搶親》想捧新人，在訓練班裏選中了我媽媽，立馬用導演蔔萬蒼給她取的藝名“上官雲珠”大肆宣傳。但可能是因為她試鏡的時候怯場，也有說法講因為新華老板張善琨和童月娟重歸於好，我媽媽就被換下了。小報記者一開始把她吹上天，後來又將她踩下地，但是我媽媽，或者說韋家人的脾氣就是，你越說我不行，我越要吃這碗飯，非搞點成績出來給你們看看。我覺得這個時候她已經不光是追求名利的心理了，而是有點賭氣的意思。當然她想出人頭地不容易，因為她一沒根基，二沒人脈，只能靠自己，從學說國語開始，狠下功夫。張大炎肯定是個很傳統的人，他只想要一個相夫教子的主婦，不願意太太拋頭露面做明星，於是兩個人產生了分歧，後來我媽媽又認識了姚克，最終決定和張大炎離婚。離婚之後，張大炎帶著我哥哥回到長涇鄉下去了，那時哥哥還沒上小學，就五六歲。
您父母第一次相遇在1945年的天津，上官雲珠是南藝劇團的一分子，程述堯是南北劇社社長。能介紹一下您父親方面的情況嗎？
韋然：我父親這個家算是北京的一個外來戶，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從山東濟南遷來，市民階層裏偏上一點，算小康。我父親是長房長孫，所以家裏一直對他偏愛有加，什麼好東西都讓給他。他從小就比較能夠自由發揮，什麼時髦的玩意都學：滑冰，打拳，看電影，打網球，學跳踢踏舞，還找了一個外國老太太上英文課，好像那時上一節課一美元，對於一般家庭不便宜，但也支持他。當然他學習很好，大學考上了燕京，而且從二年級開始就拿洛克菲勒獎學金。到燕京後，他又是一個活躍分子，被封為全校的“大活寶”，熱衷參加各種業余組織的活動。他一二年級的時候，黃宗江等人在燕京大學搞了燕京劇社，起初我爸爸沒參加，孫道臨也沒參加，後來是缺一個什麼角色，黃宗江把孫道臨拉去臨時代演，據說他上臺還很靦碘，不過從此開始了演藝生涯。我爸爸在三年級的時候也進去了，那時黃宗江已經離開燕京，南下演戲，他之前因為失戀自殺，到協和醫院灌腸搶救，我爸爸都跟著照顧。我爸爸在燕京劇社裏演過《國民公敵》等三部戲，跟孫道臨也比較熟了，應該說是燕京劇社埋下了他喜歡演戲的因子。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關門，我爸爸和孫道臨作為活躍分子都被抓了起來，在北大紅樓——日本憲兵隊總部的地下室裏關了一個多月。放出來後，他到輔仁把最後一年的學業念完，拿到了文憑。因為我爺爺覺得他被日本人盯住過，在北京或上海比較危險，就托人在老家濟南幫他找了學校教書的工作。
1941年9月，燕京大學貝公樓前，前排右一身著長袍者為程述堯。
燕京劇社話劇《生死戀》演員合影：左二為張玉範，左三為卓富來，右一為程述堯，中坐者為孫道臨，兩人之間穿白裙的是麥任曾。
1945年，爸爸回北平過春節，在長安大戲院看了南北劇社的話劇《欽差大臣》，和劇社裏的老同學丁力、孫道臨聊天，再次勾起了戲劇夢，不久他就回到北京，加入了南北劇社。大半年後，他和這時同在劇團的黃宗英結婚，還考入了中央銀行北京分行，職位相當於行長秘書，工資高，收入穩定，他大少爺做派，劇社沒錢，就解囊相助。這樣到1946年，他兼了南北劇社社長，業務上參與組織話劇排練和聯系演出，經濟上支持劇社的運營費用，表演需要時還做臨時演員。當然這是一個業余劇團，用我爸爸當年燕大同學張瀾生的話說：“南北劇社這些人，如果不幹話劇，他們同樣有飯吃，也能生活，因為他們的家境都不錯。……他們搞話劇不是為了票房、為了賺演出費，完全是出於對藝術的熱愛。他們是希望在亂世中通過他們的戲，讓人們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同時也表達對社會和人生的一種思考。”我爸爸媽媽第一次見面，我只是聽爸爸講過，那時完全是一種藝術交流。南北劇社聽說有外地的劇團，特別是上海來的劇團來演戲，自然想去觀摩學習一下。他倆並沒有更多私下的交往，只是見過，彼此知道，大概就這樣。
上官雲珠，1940年代。
您書裏說，您父親任蘭心第一副經理時，和頂頭上司呂復在業務上意見不合，能談談相關的情況嗎？您父母是怎麼走到一起的？
韋然：上海解放後，我爸爸先是被分配到上海電影制片廠，但那時上影廠剛剛成立，還沒有開始運轉，他就先去夏衍籌辦的《亦報》當了兩個月臨時編輯，主編第四版的影劇欄目。到1949年8、9月份，他被派去接洽購買蘭心大戲院的事宜。蘭心是英國人的劇場，共產黨剛剛接管政權，與英國尚未建立正式邦交，不能由政府機構出面商洽更改產權，便以上海市戲劇電影工作者協會的名義，由我爸作為代表，同英國人打交道，商談購買條件，訂立契約，實際上是將產權收歸國有。購買手續完成後，組織上就想讓我爸爸去蘭心做第一副經理，那時他還屬於上影編制，征求他意見時說，如果他留在上影也不一定當演員，也是搞行政，那我爸爸就無所謂了，服從組織安排去蘭心。
程述堯在1950年代
蘭心的經理呂復是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戲劇家。我爸爸在五十年代初，還帶著四十年代的性格脾氣，所以在蘭心戲院的管理上，有自己的主見，與呂復之間的合作關系不是很融洽。我在他“文革”時寫的交代材料上，讀到了他那時和呂復在業務上的不同意見：比如劇院與演出團體如何簽約——我爸爸主張，私營團體租場地采用分賬方式，盈虧雙方共擔，國營劇團有經濟保障，采用場租方式，不管票房好壞，劇場都能保證有收益。呂復不同意，認為應該一視同仁，無論國營還是私營，都按統一標準收場租。再者，戲院該不該歸屬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作為專用劇場——我爸主張分立，市場管理，呂復因兼任上海人藝院長，主張合並，想讓蘭心作為人藝的專用劇院。但在“文革”後期比較寬松的時候，呂復還經常來我家找我爸爸敘舊，要電影票，所以他們這些人也僅是業務上主見不同，私下關系都挺好。
爸爸在劇場當經理，本來和我媽媽她們沒有關系，但1950年初，劇影協會婦委會在蘭心大戲院演出四幕話劇《紅旗歌》，我媽媽在劇中飾演女工馬芬姐，因為這個戲連演一百五十九場，時間長達幾個月，其間就和我爸爸接觸頻繁了。那時我媽媽還跟藍馬在一起，我爸爸和黃宗英離婚不久，單身一人。黃宗英在《紅旗歌》裏也有角色，黃家的一些親戚到了上海，不知道黃宗英在哪，來找我爸爸，爸爸還得告訴他們，你們到趙丹那去找黃宗英，他在劇場碰到她，會當面說誰來找過你。慢慢地，他和同為演員的我媽媽有了來往，相知、相戀，走入了婚姻。婚禮在蘭心戲院二樓排練廳舉行，這事讓藍馬很生氣，他憤而去參軍，離開了上海。
上官雲珠，1950年代。
程述堯與上官雲珠攝於蘭心大戲院，1950年。
爸媽剛結婚那段時間，大概是他倆一生中最好的時光。他們住到了復興西路147號三樓整層的一套，後來二樓東側一套住過柯靈。我們家生活非常好，兩個人收入都不低，往來無白丁，後來家裏有了我，保姆就有三個。有時候嚴永潔——我媽媽的姑舅表姐妹——到上海來開會，看到我爸媽的那種生活很不滿，她提醒我媽，新社會了，你們不能這樣。果然樹大招風，“三反”的時候出事了。人家看到你就有氣：家裏養德國獵犬，女兒彈著鋼琴，什麼趙丹、白楊、蔣君超成天來吃飯，多少在新社會有點不合時宜。
在與您父親結合前，上官雲珠和姚克有過婚姻，和藍馬一起生活過，這兩位對她的表演是不是也有幫助？您覺得上官雲珠的電影和戲劇之間是什麼關系？加入昆侖公司是她事業的轉折點嗎？
韋然：我媽媽1940年開始學表演，馬上就要上臺演戲，因為這些辦戲劇學校的人也要賺錢，要用這些學員排的戲去賣票。所以一開始就演話劇，《米》《人之初》《雷雨》都演過，後來拍《玫瑰飄零》《黑衣盜》《國色天香》這些電影，都是跑龍套，還是演話劇為主。1941年，媽媽加入了天風劇社，費穆、姚克是天風的編劇，她在排《梅花夢》的時候，姚克主動來幫助她，就好上了。其實，媽媽演的話劇非常多，好像不比電影少。我覺得像我媽媽這一代演員的功力，都是舞臺上練出來的：舞臺表演是實打實的真功夫，每個劇目都要演好多場，在臺上不能出錯，每演一場戲都是一次創作，要照顧現場觀眾的反應，要搭配對手演員的變化，不像電影，一次就完了，或者某個鏡頭可以反復拍，所以我覺得話劇給她打下了非常深的功底。
上官雲珠和母親、女兒（與姚克之女姚耀，小名姚姚），攝於1950年代中期。
我媽媽跟姚克的婚姻存續時間不長，因為她要跑碼頭，生了我姐姐姚姚以後，就去北方巡回演出，天津、北京、哈爾濱、沈陽、吉林、長春、濟南都跑過，離開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姚克跟他母親的幹女兒吳雯好了，回來以後被我媽發現，就離婚了。不過，我認為姚克對我媽媽的栽培很重要，她剛從戲劇學校裏出來，最初走上舞臺，有這麼一個大才子引領，可以進入一些比較高的平臺、不同的圈子，交際的層次不一樣了，眼界就開闊了。另外她也可以有更多劇目、更重要的角色演，如果沒有姚克，她在《清宮怨》或許只能演宮女，現在可以演珍妃了。
上官雲珠在《天堂春夢》（1946）飾演龔妻，藍馬演她的丈夫——淪陷時資敵致富，勝利後買得“地下工作者”身份逍遙法外的龔某。
上官雲珠在《萬家燈火》（1948）飾演藍馬所飾公司職員胡智清的妻子藍又蘭
上官雲珠在《希望在人間》（1949）飾演藍馬所飾因領導抗日救亡被捕的鄧教授的夫人陶靜寰
與姚克離婚後，我媽媽跟抗戰勝利後到上海的藍馬生活在一起了。藍馬先是在她那裏搭夥吃派飯，然後兩人就同居。他們合作了好幾部電影，《天堂春夢》《萬家燈火》《群魔》《麗人行》《希望在人間》，都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後半期電影史上的力作，他們在裏面演了一些夫妻對手戲。我覺得藍馬對她表演的飛躍是很有作用的，藍馬演技肯定比她強，一起拍戲可以學到不少東西，另一方面我媽媽也有悟性，否則再扶也扶不起來。但她始終沒有和藍馬結婚，我聽他們同行裏不少人都說，藍馬的性格有問題，人是好人，但太懶散了，大概是女人受不了，覺得這樣的人不能夠托付終身。不過不可否認，不論姚克還是藍馬，都使我媽媽的表演上了一個臺階。當然她在這一階段演技的提升，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她幾部戲的導演都非常厲害，蔡楚生、程步高、桑弧、徐昌霖、鄭君裏、沈浮、陳鯉庭、湯曉丹，全是響當當的大導演，沒有他們的點撥也就沒有她的成功。
上官雲珠在《群魔》（1948）飾演妓女小白菜
黃宗英1978年的文章《星》裏說，上官雲珠演《烏鴉與麻雀》（1949）時提出與自己換角色，因為她“再也不想演交際花、交際草了”。上海解放初，上官雲珠頻繁參與活動，積極從“明星”變成“藝術工作者”。您覺得這為了不被拋棄，還是她精神奮發？
上官雲珠在《烏鴉與麻雀》（1949）飾演華妻（右五），黃宗英飾演侯義伯的外室（右三）。
華太太抱著患急性肺炎、昏睡不醒的女兒哭泣
韋然：因為我媽媽開始一直演交際花，她很想嘗試不同的角色，也可以說品嘗不同的人生，她跟黃宗英關系比較好，就私下跟黃宗英商量換角色，其實黃宗英也願意換，演員都想嘗試不同的戲路，創作不一樣的形象，最後在《烏鴉與麻雀》，我媽媽就演了中學老師華先生的妻子，黃宗英演國民黨軍官侯義伯的外室。這事我聽別人也講過，那時候是挺正常的一種現象。其實我媽媽在《萬家燈火》裏已經不是演交際花了，藍又蘭是一個小市民家庭主婦，《麗人行》演的也是一個受欺負的女工金妹，她那時已經不是只能演施咪咪這樣的人了。但我覺得這樣的交換對她演技成長肯定有好處。
《太太萬歲》（1947）最後一個鏡頭：上官雲珠飾演的交際花施咪咪對鏡頭拋媚眼。
上官雲珠在《一在江春水向東流》下集《天亮前後》（1947）飾演與墮落了的張忠良廝混的何文艷
某種程度上，我父母其實一直都傾向進步。我父親他們因為是青年學生，總是思想比較激進，看不上腐朽的東西，演的戲都比較文藝範。後來才知道，和他一起參加南北劇社的姚克蔭，是姚依林的堂弟，早在燕京時就是共產黨地下黨員，當過燕大地下黨支部書記。我媽媽雖然抗戰時期一直在淪陷的上海，但是她沒拍過日偽的電影。她三姐是被日本人炸死的，她逃難時又九死一生，她是比較仇恨日本侵略者的。另外，姚克、韋月侶也會指點她該和什麼人交往，不該和什麼人交往，所以她那時基本就靠演話劇為生。她當時所在的苦幹劇團裏有很多地下黨，例如後來中央樂團的指揮李德倫，奔赴延安前曾在苦幹劇團拉大提琴，他親口跟我講，半夜裏演出結束，我媽媽如何和他們一起激越昂揚、興高采烈地走在空無他人的馬路上返回住地。
上官雲珠在《麗人行》（1949）飾演女工金妹
1947年我媽媽加入昆侖公司，昆侖是地下黨領導的，她周圍工作的朋友，以及她參加拍攝的影片中刻畫的內容，無疑對她也有進步影響。前面提到，我還有個姨叫嚴永潔，她管我外婆叫舅媽，跟我媽媽年齡相仿，兩人從小就關系特別好，後來嚴永潔參加新四軍，抗戰的時候嫁給了譚啟龍。皖南事變後，新四軍打散了，譚啟龍正好在上海養病，一度住在我舅舅家，那時中央給他一個任務，利用嚴永潔親戚的社會關系，在上海建立閩浙皖贛四省聯絡站。嚴永潔來找我媽媽，讓她幫忙傳遞一些信件，因為她已經是明星了，穿著旗袍坐黃包車送信，不容易引起懷疑，我媽媽也幫過他們。還有一件事，我沒有考證，估計也可能和她與嚴永潔的交往有關：1949年初，我媽媽說服一個國民黨空軍人員邢國錚起義，邢國錚是她在北方一起演過戲的劉茜蒙的同學，起義的飛機後來降落在濟南機場。這些大概都體現出所謂的進步文化人的“氣節”和“正義感”吧。
1934年，上官雲珠（左）在上海讀中學時和嚴永潔。
解放以後，電影廠裏分三六九等，首先是從解放區來的，再有從國統區來的，最不行的就是他們在淪陷區沒有走的演員。我媽媽這樣的人，為了能夠跟上新社會的步伐，就要努力地表現進步，改造思想，向從解放區回來的和曾經地下黨的這些同誌學習靠攏。你不這樣，也不能生存，不能演戲，所以她就穿上列寧裝，參加各種活動，到街上到工廠去宣傳演出。當然這也是形勢所然，大家都得這麼幹，不光是她一個人，所謂從舊社會的電影明星轉變為革命的藝術工作者，要“脫胎換骨”，要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她可能付出得特別多一點，不然的話她就不能再繼續她的演藝生涯了。
電影《紡花曲》（1951）連環畫節選，上官雲珠飾演蔡阿珠，當時肚裏懷有兒子燈燈。
後來您父母離異，主要因為“三反”波及您父親？另外和賀路有關系嗎？
韋然：1952年“三反”時，有人揭發我爸爸有貪汙行為，質證的事實，主要指他在1949年8月的勞軍園遊會義賣場擔任會計時賬目不清。關於這件事，爸爸時隔二十多年後對我講過。當時園遊會盛況遠超預計，本來制定的銷貨、付款、記賬手續無法實施，只好收到一批，裝麻袋送走一批，待活動結束，再統一清點貨款和物品，有多少算多少。我爸爸在錢財方面向來馬虎，混亂情況下一些財物難免漏記、錯記，“三反”來臨，有人存心舉報，如何說得清？因為從小過慣了大少爺日子，爸爸萬般無奈，心想反正沒幾個錢，賠出來了事，還可以爭取一個“坦白從寬”，便承認貪汙了說不清的六百九十余元。我媽媽拿出自己積蓄，北京爺爺也寄來錢，湊在一起交給劇院，沒想到，認錯賠款的做法並沒達到求罰從輕的目的，反而坐實了貪汙罪行，蘭心大戲院給了他機關管制一年的處分。而就在他還沒有結束管制，仍被處罰期間，我媽媽提出要與他離婚。媽媽從一解放就想方設法徹底改造自身，爸爸出事以後，她一度受到牽連，內心痛苦，我看過電影廠檔案，甚至到後來“反右”的時候，她還被一些人稱為貪汙分子的老婆，顯然爸爸落馬對她以後的政治前途、藝術生命，以及生活都有巨大影響。在這種氛圍下，為了不致離開表演事業，媽媽就要特別表現出跟我爸爸劃清界限。那時我才一歲多，爸爸不同意離婚，但媽媽的態度決絕，我二叔清華畢業在上海工作，來我家看望自己的哥哥，親眼見我爸爸忍氣吞聲期求圓鏡，媽媽則回以狂躁的怒罵。所以我說，我媽媽幾次家庭變故都是為了演戲，最早和張大炎分手，兒子不要，是為了演戲，後來跟我爸爸分手，兒子不要，也是為了演戲，她這一輩子不要命地要演戲，大概也是為什麼能演得好的原因之一。
1952年上海組織慰問赴江西的墾荒隊時，上官雲珠與漫畫家張樂平（後排右三）、張文元（前右）等人在廬山合影。
至於賀路，就是鉆空子。他以前暗戀我媽媽，因為她跟藍馬在一起了，他沒機會，就去西南當兵。解放後回上海，依然單身一人，沒地方住，我們家門外空著一間單獨進出的保姆房，賀路便借住其中，在我們家交飯費搭夥，他有點想走藍馬這條路。“三反”運動高潮時期，不許我爸爸回家，住在劇院，檢查交代，賀路就趁虛而入，表示關心。1953年春天，北京召開第一屆全國電影劇本創作會議，賀路和媽媽一起出差，也是機會。我媽媽交往的幾位男性我哥哥都見過，他說賀路跟我爸爸不一樣，我爸爸是北方公子哥，賀路則很細心，會照顧人，小恩小惠，給媽媽的感覺不一樣。我媽媽跟我爸爸離婚，我覺得賀路可能有一點關系，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爸爸被當作貪汙犯。
爸媽離婚後，圈子裏幾個來往密切的好朋友像孫道臨、舒繡文、白楊，甚至組成了一個小組，來回勸和。而且家人也都不同意，因為我爸爸性格好，外公外婆、舅舅都非常喜歡他，非常反感賀路。由於和賀路的私情，我媽媽在電影廠受到處分，而爸爸機關管制一年期滿解除處罰後，調往衡山電影院任宣傳組長，次年升為經理，等於官復原職——應該說組織在處理我爸爸的問題上，多少有糾偏的成分，內部有個認識，他不是真貪汙犯，只不過不能公開承認，他調動職務時，領導談話也透露了歉意。媽媽那時候還沒有和賀路真正走到一起，有點回心轉意，但爸爸卻犯少爺脾氣不幹了，我那麼低三下四求你都無動於衷，現在我也不吃回頭草。好多年後，我三姑到上海出差，爸爸和她吃飯時談起這事，覺得有點後悔，如果當時能軟一軟復婚的話，對兒子應當是有好處的。
程述堯（左二）與同事在衡山電影院門前合影，1962年初。
後來一些電影廠的人寫文章，都說賀路是我媽最後一任丈夫，但是我們韋家人都知道，他們可能沒結婚。1978年12月16日，電影局在龍華為我媽開平反追悼大會，親屬排隊，讓賀路排第一個。按電影局的邏輯，應當先賀路，然後我哥哥和我，再後面是韋月侶和我舅舅。結果我舅舅在休息室裏大吵，質問賀路算是上官的什麼人？讓他站在頭一個？當時我在旁邊，我想，舅舅如果沒有點底氣，堅信自己是對的話，是不敢在那個場合這麼吵的。電影廠工會的人過來勸，最後賀路還是站第一個。我從那個時候才知道，賀路雖然跟我媽媽生活的時間最長，但他們未必是夫妻。我哥哥也知道，他說，媽媽三個孩子，我哥哥、我姐姐、我，都是和三個正式的丈夫所生，和藍馬、賀路都沒孩子，說媽媽這點分得很清。
1978年12月16日上午，上海市電影局在龍華革命公墓為上官雲珠舉行追悼會。
1955年，曾在《太太萬歲》（1947）被稱為“妖形怪狀的女人”的上官雲珠，飾演了《南島風雲》裏“農村婦女出身”的護士長符若華，“是舊社會過來的演員裏，第一個在銀幕上主演兵的”。她是因此而被毛主席接見的嗎？王丹鳳說，上官“熱愛各種各樣的角色”，黃宗江也說她能兼本色演員與性格演員之長。您怎麼看母親的表演？
韋然：《南島風雲》這個角色當然不是我媽媽挑選的，完全是導演白沈啟用她。也是因為張瑞芳臨時有出國任務演不了，才給了我媽媽這麼一個機會。但選她廠裏肯定有非常多的意見，因為那時很多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的人都進電影廠了，其中就有打過仗也演過戲的黨員女演員，另外廠裏還想培養年輕演員，有人就說為什麼不讓某某某來演符若華，非要找這麼一個舊社會過來的？但是白沈非常堅持，結果怎麼就定下來讓我媽媽演，我也不知道。為此，白沈為還修改劇本，重新設計了符若華這個人物：如果是張瑞芳演的話，符若華肯定是潑辣硬朗的形象，換成我媽媽，就變成表現一個嬌弱的人怎麼成長為堅強的戰士。我覺得這樣一改,反而成就了一個經典。
《南島風雲》（1955）劇照
當然媽媽下了很大的功夫，她在海南島下生活時間很長。我哥哥那時候在閔行的汽輪機廠工作，每個禮拜回家，他說記得媽媽從海南回來以後，面黃肌瘦，臉色憔悴，看樣子吃了很多苦。這個電影後來得獎，拿到北京討論，有人發言說角色之所以成功，不是因為上官雲珠的演技如何，而是幾年來黨對她的教育，改變了她的思想立場的結果。我覺得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確實她是能夠理解這樣的人物了，但是不能說跟她的演技沒關系。這個電影對她的考驗，還不是說過去演交際花，現在又演一個醫生或者教授夫人，甚至女工，而是和先前種種都有天地之別。所以我媽媽誕辰九十周年的時候，上海電影家協會搞紀念活動，要放一部她的電影，征求我意見，我就說放《南島風雲》，這是她非常成功的轉型，證明她真的是一個演技派演員，不是單純的性格演員或本色演員。另外，只有這一部電影我媽媽是真正的女一號，哪怕《萬家燈火》也是她配藍馬，我覺得這是她演藝生涯的一個裏程碑。當然後來吳貽弓集中看完我媽全部的電影後也對我說，你媽為什麼成功，因為她每一部戲，不管演再小的角色都認真，沒有一部是失敗的，所以她成功。
是不是因為《南島風雲》才受到毛主席接見？有一定關系，但不完全是。毛主席之前也看過我媽媽的電影，另外主席接見我媽媽七次，每次都是與一批教育、文學、科學界的代表座談，集體接見，其中有她。記得一次是1961年的五一，她在文化廣場演出，一場演完還帶著妝，就讓她跟王丹鳳馬上去，見完了回來晚場接著演。我哥哥的大女兒是那天出生的，取名“雙雙”：因為媽媽被毛主席接見，同時做了奶奶，雙喜臨門。
1961年5月1日，上官雲珠（右二）與王丹鳳（右一）、白楊（右三）、徐玉蘭（右四）等和毛主席在一起。
魯韌說，上官雲珠不僅有“溫柔的一面”，也有“淩厲的一面”。為什麼有人說您母親沒有一個敵人？她後來和黃宗英的關系怎麼樣？她1956年底又為什麼能寫出《讓無數埋藏的珠寶放光》這樣有鋒芒的文章，並在1957年參加“五花社”？您怎麼看她的性格？
韋然：我媽媽沒有一個敵人，是吳貽弓說的。吳貽弓那時想拍她的電視劇，籌備了五年，已經找好投資，到選演員階段，後來因為他不幸罹患癌癥，就沒拍成。像這種人物傳記片，會涉及近百名影劇界人士，即便本人不在了，還有後人在，我有點擔心人家會對劇本中涉及當事人的描述有意見，影響播出。吳貽弓便說，我仔細研究過了，你媽媽沒有敵人。應該講我媽媽這個人在外面的性格比較好，她很會交際，上上下下，從廠長到門房間到食堂大師傅，都能夠打交道。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四十年代末那麼多導演願意用她的一個原因。
1957年，周恩來總理夫婦在中南海會見電影界的女演員。右起：王人美、黃宗英、嶽慎、夏夢、周恩來、黎莉莉、鄧穎超、舒繡文、白楊、吳茵、宣景琳、上官雲珠、石聯星、於藍、胡朋。
我媽媽和黃宗英關系一直不錯。我爸媽結婚後，黃宗英和我媽媽同為上影演員，兩家住得距離又不遠，有事情時也會來我家聚會談論。後來爸媽離婚，我歸父親撫養，我大概兩歲半，仍然每個星期在永福路52號電影演員劇團的托兒所全托。到星期六下午，爸爸下了班再來托兒所接我。因為電影院周末業務繁忙，經常晚場，不能按時來接，他就托黃宗英阿姨家的保姆在接她家孩子和周璇的兒子周民的時候，把我一起帶走，等我爸爸下了班，再到趙丹叔叔家領我。宗英阿姨現在住在醫院裏，子女在國外，要是她動手術或者醫院有什麼事，她兒子就會委托我前去幫忙照料。
1956年7月，上官雲珠參加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期間與捷克兒童在一起。
1958年，上官雲珠（右）與蔣天流在上海感光膠片廠為工人們朗誦。
《讓無數埋藏的珠寶放光》這篇文章，我現在猜測可能是韋月侶代筆寫的。當時正好在“雙百”的鳴放氛圍下，北京的電影局開了舍飯寺會議，提出電影改制，上海的《文匯報》組織了“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的討論，我媽媽的這篇文章也參與其中。我覺得是我姨這樣的人，接觸社會更多，嗅覺更敏感，我媽媽可能把演員私下議論的東西和姐姐說，提供了一些材料，姐姐把它寫出來。因為她之前《南島風雲》蠻成功，後面又去捷克斯洛伐克參加電影節，對她正好重視，她就覺得自己有分量，可以代表真沒有戲演的人說幾句話。“五花社”是天馬廠的創作小組，也是在這個氛圍裏產生的，有點像星期聚會，每周在陳鯉庭、徐昌霖家吃飯。當然後來國際國內形勢變了，這個“自由組合”的小組就遭了難。我也覺得，我媽媽這輩演員的一大遺憾就是無法選擇自己喜愛、適合的角色和電影演。
上官雲珠在“五花社”電影《情長誼深》（1957）飾演微生物學家洪磊光之妻、女醫生邵瓊
上官雲珠在《枯木逢春》（1961）飾演因江西血吸蟲病肆虐逃難到浙江的方媽媽
上官雲珠在《早春二月》（1963）飾演丈夫在大革命中犧牲了的文嫂
能談談你們的母子關系嗎？她對您的姐姐姚姚似乎要嚴厲得多？
韋然：我媽媽兩次離婚，兩個兒子都留給了前夫，等她年紀稍微大一點，對我哥哥和我都很喜歡，尤其我比較小，而我哥哥有了女兒，她都關心，常常寄東西給我們。當時她身邊帶的是我姐姐，反而對身邊這個最嚴厲。因為她見我們機會比較少，見到我們態度都比較好，而一旦她心情不佳，發脾氣的對象就是我姐姐。媽媽在外面不太順利時，回到家往往比較暴躁，我們沾的是沒有跟她在一起的光。當然我姐姐跟著媽媽，生活待遇肯定比我們好，但是精神上，除了媽媽對她嚴，賀路對她也很不好。我們都管賀路叫“叔叔”，但我姐姐一直管我爸爸叫“爸爸”。
姚姚與燈燈，1955年。
恬恬（張其堅）與燈燈，1956年。
1963年在上海過暑假時，燈燈與媽媽、姐姐合影。
我對於我媽媽來講，就是一個小兒子，為什麼對我關愛有加，我後來分析，可能她總有些關於晚年的打算：姐姐早晚要嫁出去，哥哥大很多，早就在外面成家了，也許就這個小兒子將來能夠依靠。所以她每次到北京開會、拍戲，走親訪友都帶著我，她住哪個招待所，就讓我跟她一起住，沒有兩個床，就兩人擠一個床。那時候我十一二歲，帶著我去唱老生的李宗義家走動，她問李宗義，你看他怎麼樣，能不能上戲校？李宗義覺得我應當唱小生，我坐在旁邊聽，回去跟我爺爺學，爺爺說，這怎麼行？我是長房長孫，爺爺認為得按部就班讀書考大學，不能上臺去演戲。還有我們家遺傳，牙不好，我和媽媽姐姐一樣，都是前後重疊的亂牙，她們因為要吃開口飯，都去整過。一年暑假，媽媽也想給我整，帶我去汾陽路五官科醫院看，醫生說，一個暑假恐怕不夠，要拔要弄很長時間，就寫了封介紹信，讓我到北京的口腔醫院去看。我帶著信回到北京給爺爺，爺爺一看就說，男孩子，牙亂一點有什麼關系？用不著整。這就是兩代人、兩家人對我走向的不同看法，我媽媽是比較希望我往文藝方面發展的。
燈燈和父親（中）、爺爺（右）祖孫三人在頤和園，1956年。
您母親生前拍攝的最後兩部電影《舞臺姐妹》（1964）《血碑》（1965）仿佛預示了她本人的命運。“文革”中您有三位親人離世，您父親卻能逆來順受，這是為什麼？上官雲珠一生經歷豐富，最後怎麼會這樣結束生命？
上官雲珠在《舞臺姐妹》（1964）扮演昔日的越劇皇後商水花
上官雲珠家，建國西路641號（高安路口），四樓左側為29室，右側是30室，攝於2005年。
韋然：媽媽此生拍的最後兩部電影，扮演的角色都選擇了結束生命以遠離這個世界。也許是巧合，幾年後，現實生活中的她，重現了與角色相同的結局。我們家在“文革”中當然損失慘重。北京、上海，爸爸、媽媽、爺爺和兩位叔叔，幾個家都被抄過，原因各不相同。我媽媽在1965年底1966年初，因為癌癥連續動了兩個大手術，術後一段時間曾經失去記憶，一直在家養病，到“文革”時，雖然身體還很弱，但腦子已經慢慢恢復了。她曾經對姐姐說，你媽媽是演員。言下之意，她在造反派面前的“糊塗”是裝出來的，為了保護自己。但在強力高壓逼迫下，媽媽的心理防線還是崩潰了，1968年11月23日淩晨，她從自家四層樓的窗口撲了下去。那一年，媽媽四十八歲。她最後走這條路，我想還是跟她演戲有關，她這輩子就是要演戲，此時覺得不可能再演了，就徹底絕望了。我二叔1960年調到上海天文臺第三研究室，在分子鐘報時的研究項目上，由他帶頭攻關，為國家填補了空白。但二叔性格倔強，“文革”初期被監督掃地就已經受不了，後來又被人誣告關押起來，幹脆一了百了，第二天便在關押地上吊自殺。至於我姐姐，她原來學鋼琴，後來到上海音樂學院師從周小燕學習聲樂，她的男友燕凱是民樂系學生，高幹子弟，一度非常激進，不久另一派上臺，燕凱在被羈押期間自殺，姐姐極受打擊，加上那時媽媽身亡不久，她的生父姚克是“反動文人”，她所承受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後來因為其他風波，學校對她另眼看待，分配也很不理想，她就耗著不去，她覺得我是獨生子女，而且有婦女病，應當受照顧留在上海，再後來她的生活費也停發了。最後還是在嚴永潔的幫助下，把姐姐安排到了浙江省歌舞團，但是1975年9月23日，就在她計劃離開上海的前一天，一場蒙蒙雨霧中，她的自行車被卷入一輛疾馳的卡車輪下，她當場殞命南京路。這時姐姐才剛過三十一歲。“文革”期間，我爸爸不像叔叔，也不像媽媽，他抱著隨便怎樣都逆來順受的態度應付一切打擊：讓我陪鬥我就去，讓我交代我就寫，該吃吃，該睡睡。他這時的妻子叫吳嫣，她解放前，用我爸爸的說法，是一個“茶花女式的人物”，後來卷入“潘楊案”，“文革”期間屬於街道裏弄監督勞動的刑滿釋放人員，沒有收入來源，靠我爸爸的工資和變賣衣物字畫度日，兩個人就這麼混著。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前面“三反”時已經修理了我父親的性格，後來他自覺成為邊緣人物，比較麻木了。
程述堯和姚姚、燈燈在上海中山公園，1975年春。
姚姚生前最後一張照片，1975年夏。
對於您和您父親，北京和上海都有特別的意義，其中又涉及命運的偶然與必然，能談談嗎？
韋然：我父親是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後來因為生活到了上海，就再也沒遷回去過。但是他保留了一口四十年代的北京口音，臨了也不會說上海話，而且他對北京的那一套生活節奏與日常習俗非常喜歡，他認為把我送去北京，接受一個四合院式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我後來也想，如果我不去北京，留在上海跟著媽媽，可能我的人生軌跡，甚至性格、面貌都會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可能會和我姐姐差不多。在北京，我生活在一個完全封閉的四合院裏，也不是大雜院，只有我們一家人，平時家門不開，不跟胡同——上海叫弄堂裏的人打交道。“文革”前，我接受的是一個幾乎完全傳統的教育，飯該怎麼吃，坐立該什麼樣子，見人怎麼打招呼，都有規矩。平常看《古文觀止》，每天早晨起來要臨帖寫大字，就是這麼一個家庭。如果在上海，肯定不是這樣，大概會放任自流地發展。我父親很贊賞我在北京的這種環境裏成長，覺得對我有好處，當然我寒暑假回上海，還是能接觸兩邊不一樣的文化，有對比。
父子兩人在北京家中橡皮樹前，1956年。
青年燈燈
我父親抗戰勝利後有段時間生活沒著落，為北京的美國軍隊做翻譯，後來美軍希望長期聘用他，給一個美國士兵的編制和待遇，他的一個同學當時就留了下來，後來跟著撤退的美軍去了美國。但我父親沒有留，也不會去美國，他還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人。1950年秋天，我爸媽新婚不久，一家人去北京省親，順便參加了金山與孫維世的婚禮。這次見面，金山問我爸媽願不願意到青藝工作，爸爸從小在北京生活長大，到上海不過兩年，如果能一家子回去最好不過，後來請示，上海這邊自然不願意一下損失兩員大將，於是此議作罷。我曾經想，如果他們那時真的到了北京，後面的命運也許會比在上海順暢得多？我爸爸也許不會在“三反”運動中落馬，也許我媽媽就不會遇到不該遇到的人，於是他們也許就不會離婚？可歷史無法假設，一切偶然都包含有必然因素。憑他們的性格、出身、處事、經歷和為人，該逃不過去的都逃不過去。
程述堯攝於1980年代
父親晚年的時候，患上了阿爾茲海默癥。一次，我把他接到北京，想給他看病，甚至就在北京住下去，因為那時他和吳嫣關系不太好。但是真到了北京他也不適應，老朋友王世襄正在一門心思寫家具研究，於是之剛當北京人藝的院長，工作繁忙，沒有更多時間招呼他，結果剛待了一個星期，他就提出要回上海，怎麼勸也沒用，已經安排好的醫生看病，他也不管，徒自回去了。
八十年代至今，出現了很多關於上官雲珠的回憶述說、傳記文學，有時您母親的形象之間甚至是齟齬的。您怎麼看待這些再現？您是如何走進母親的世界的？
韋然：一方面隨著年紀的增長，我想了解母親的衝動逐漸增多了，這是人之常情，另外，八十年代以來，開始重視老演員，也有一些關於我母親的紀念活動，建紀念館、座談、拍片、造像、采訪等等，要我提供材料，還要寫文章，這時候我就開始關註媽媽的電影，追尋她的軌跡。社會上關於媽媽很多事情各種各樣的講法都有，一些正式出版的傳記，不少情景也都包含杜撰、虛構的成分，內容側重點也不大一樣。比如陳復觀的《上官雲珠》（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偏重她的早期，因為陳復觀是江陰人，他這本書關於我媽媽青年時代的部分是比較實在的，準確性比較高。而陸壽鈞是電影廠的人，他和林谷的《上官雲珠生死錄》（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年）對我媽媽的後期寫得比較詳細。比較客觀的應該是魏湘濤的《一顆影星的沈浮——上官雲珠傳》（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年），他是作為東北一個電影研究所的課題在做，他找過我好幾次，也見過我父親、賀路、韋月侶等，還采訪了北京、上海許多與媽媽一起演過戲的同仁，上世紀八十年代這些人都健在，做過面對面的采訪。
《上官雲珠》，陳復觀著，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251頁，1.72元
《上官雲珠生死錄》，陸壽鈞、林谷著，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306頁，1.57元
《一顆影星的沈浮——上官雲珠傳》，魏湘濤著，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152頁，1.25元
其實，我自己掌握材料也有一個逐漸豐富、辨偽存真的過程，所以你看我早期寫的文章裏的一些提法，都有不準確的地方。比如我過去說我叔叔是觸電死的，後來收到當日負責看押他的人寫給我的信，才知道叔叔是上吊死的。還有我媽媽得病的經過，我現在所了解的也和先前不同。有時候一些事情也很奇怪，半年前我跟朋友吃飯，飯店老板聽說我在，就跑進來說：我原來跟你是鄰居，你媽媽死的時候，我就在旁邊。我說怎麼可能這麼巧？原來他當年住高安路，就在我們家後邊一個樓，那時他十幾歲，我們家樓下是菜場，那天清晨正好輪到他去排隊買菜，他天不亮披件大衣等在那裏，我媽媽跳下來就落在他邊上，他跟我講了很多當時的情況……可能不經意地，就會邂逅一些人，遭遇一些未知的史料。其實，不要說第三者的著作，即便是本人的口述、日記、回憶錄，由於時間的沈澱、觀念的變化、記憶的衰退、世事的左右……等等原因，都可能留下許多需後來者釋疑考證的訛誤與漏洞。所以說，讀史寫史，一定要盡可能參考更多的版本，設法查詢第一手原始資料，以求互證。近二十年來，在追尋父母的人生軌跡的過程中，我對此深有體會。
《帶雨雲埋一半山——記我的父親程述堯》，燈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268頁，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