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皮哥在網絡上刷到一條短視頻——
戶外森林，冰天雪地，零下20度，一名女子赤身在冰窟窿裏遊泳。
冬泳這事原本算不上多新鮮，但看到主角是一名女子，皮哥還是忍不住驚嘆。
再定眼一瞧拍攝地點，瞬間覺得是“常規操作”，因為這事發生在俄羅斯。
在中國人眼中，俄羅斯就是這麼一個“無比神奇”的國家，它廣袤的大地上孕育出的“戰鬥民族”更是極為彪悍。
他們把伏特加當水喝，和比人高的熊做朋友，還徒手殺狼，航班在風雪天照樣準時起飛準時落地。
更讓我們目瞪口呆的是，他們竟然發明了“打耳光大賽”，你來我往間那一串串清脆入耳的“啪啪”聲，光聽著就覺得臉發麻。
然而在如此習慣於調侃“戰鬥民族”的當下，好像有很多人遺忘了，這個民族在藝術和文學上所創造的巨大、耀眼的輝煌。
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契科夫、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塔爾科夫斯基……
這些文學、繪畫、音樂、電影大師的名字，猶如人類歷史上的一座座豐碑。
在時間的汪洋大海中，他們如神祗般地指引著無數的後輩。
而如今看似彪悍的民風下，這個民族血液裏流淌的，卻是永恒的矛盾與痛苦。
俄國藝術家們多具備悲天憫人的責任感，以至於當他們在講述別的國家的故事時，眼光依舊望向處於風暴中心的俄國。
就像當塔爾科夫斯基在意大利拍攝他的第六部作品，並決定此生不再返回故鄉俄羅斯時，他把電影命名為《鄉愁》。
就像我們今天要說的這部電影，有著“俄羅斯斯皮爾伯格”之稱的米哈爾科夫執導的《蒙古精神》，拍攝這部電影時他心裏洶湧澎湃著的，依舊是對祖國深切的愛意。
1991年，尼基塔·米哈爾科夫拿著五頁紙的劇本動身前往中國內蒙。
遠赴中國拍攝這樣一部電影顯然有些衝動，但在他看來，俄羅斯人和蒙古人有著諸多相近之處，回望歷史更是有著某些關聯。
比如蒙古人曾對俄羅斯有著240年的統治，期間俄羅斯人受過屈辱，但終歸身上還是註入了蒙古族的血脈。
他想通過這樣一種電影層面的表達，去探尋兩種文化間的淵源與影響。
這部作品耗費了整整65000米的膠片，給導演帶來了極大的聲譽。
除了捧回了威尼斯金獅獎外，它還入圍了當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提名。
米哈爾科夫，俄羅斯的國寶級導演。
在前蘇聯時期，憑借著文學作品和舞臺劇改編，米哈爾科夫拍出了 《愛情的奴隸》《未完成的機械鋼琴曲》《五個夜晚》等名片。
但真正讓他享譽世界影壇的還是1991 年導演的《蒙古精神》。
實際上，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米哈爾科夫就開始嘗試拍攝現代題材的作品，探討農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夾縫中，人們的艱難生存。
《蒙古精神》無疑是他這一探索中的巔峰。
《蒙古精神》又名《套馬桿》。
“套馬桿”在被用來套馬之外，還經常被立在草原上，是“繁衍後代，請勿打擾”的標示，也是傳統的標誌。
以“套馬桿”為標題，實際上表明了導演已經在傳統與現代中做出了抉擇。
但這種抉擇，更多是對時代巨輪的一種無望的抵抗，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抵抗，悲壯又悠長。
影片一開始，就是草原的醉人風光。
一個騎在馬上的男人，正追逐著一個奔逃的女人，最後用套馬桿套住了女人。
攝影機遠遠地、靜靜地觀察著這一連串動作。
原本，我以為這是一場陽光下的強奸。
後來才發現，這不過是一對恩愛夫妻之間一場普通的口角之爭。
而妻子出逃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夫妻那點事。
已經有三個孩子的妻子不願意在沒有避孕措施的情況下，再和丈夫發生性關系。
生得起，養不起啊。
這時，男人的老母親在一旁淡定地說：“早和你說過不要娶城裏的女孩，她們知道得太多了。”
寥寥幾筆，人物的背景就交代出來了。
實際上這是一個因“安全套”牽出的草原牧民的故事。
與藏族導演萬瑪才旦之前導演的《氣球》類似，《蒙古精神》中有一個類似的矛盾——
生還是不生。
不過與前者相比，後者所包含的主題更宏大，表現手法也更熟練和富有韻味。
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位老人，三個孩子，就組成了一個典型的傳統牧民家庭。他們過著自給自足，與世隔絕的生活，倒也安詳寧靜。
出生於城市的妻子帕格瑪，一定程度上已經接受了“文明”的影響。她不想再生孩子了，想用安全套，還建議丈夫去城裏買個電視（現代文明的標誌），說他像個野人一樣。
而丈夫剛波呢，則完全是一個地道的蒙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春天播種，在秋天收獲，動物般交合繁衍，如同他千年前的祖輩那樣。
這裏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段落：
這邊妻子和母親在織著布，那邊剛波在和兒子講述了成吉思汗的故事。
他抓住一只蜻蜓，告訴兒子：“你聽，它在唱歌。它多美啊，傳說它的眼睛閃閃發光……”
話音還沒落，兒子就被妻子用一個橡膠制成的小玩具叫跑了，剛波只能懊惱地將蜻蜓放走。
自然在與人類文明的這場小小的角逐中，無聲地敗下陣來。
一天，一個不和諧的音符打破了這場寧靜——
俄羅斯卡車司機謝爾蓋昏昏沈沈地將車開進了溝裏，開出不來了。
不過還好剛波騎著馬發現了他，還邀請他來家裏做客。
這個熱情的蒙古家庭，為了招待好謝爾蓋，現殺了一只羊。但信奉天主教的謝爾蓋一開始寧願在外面就著冷風啃饅頭，也不願意進去吃羊。
後來禁不住一家人“深情的”註視，只好進去硬著頭皮吃起了肉，喝起了酒。
一喝起酒，謝爾蓋的精神頭就上來了，也不管酒裏是不是有蒼蠅啥的了，開始天南海北胡侃。
先是講起了自己先前在軍營的生活，後來又指揮剛波的女兒演奏起了手風琴，甚至還把上衣脫了露出背後的樂譜紋身。
手風琴在米哈爾科夫電影中出現得相當頻繁，在《親戚》《蒙古精神》《西伯利亞理發師》《烈日灼人》等影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展現。
手風琴的使用，增添了影片的韻味，更突顯出俄羅斯的精神意趣。
同時，這種西方人與東方人文化之間的接觸、碰撞和和解，以至相互交融，是米哈爾科夫的一種記錄，也是一種美好的期望。
13世紀，成吉思汗統治的蒙古帝國曾占領過俄羅斯的大部分領土，實現了長達270年的統治。
或許，這也是米哈爾科夫千裏迢迢來到內蒙拍攝影片的原因。
他提到，他早就想拍一部中國內蒙的影片，至於為什麼要拍，連他自己也很難說清楚。也許是下意識，也許是沿著祖先的足跡前進。
90年代初，此時正值蘇聯解體之際，俄羅斯人再一次陷入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糾葛中。
而謝爾蓋與剛波一家的相遇，正是導演對於俄羅斯時局憂慮的表現。
後來，剛波聽了妻子的建議，去城裏買了安全套和電視。
與純凈質樸，仿佛一個完美的圓般的草原時間相比，導演對於城裏時間的展示，就顯得異常瑣碎與淩亂，與文明的線性時間毫不相符。
也正是通過這種淩亂，導演展示了剛波內心的矛盾，和現實中的荒誕。
在那個小鎮上，剛波騎著馬，一副草原人裝束，與環境格格不入。
他一會買個糖葫蘆吃，一會又在兒童遊樂園坐旋轉飛機，拖拖拉拉就是不願意去買安全套。
等終於鼓足了勇氣進了藥店，店員一詢問，他又慌忙跑了出來。
晚上，謝爾蓋領著剛波來到夜總會。
酒局上，謝爾蓋喝醉之後又脫了上衣，唱起了“在滿洲裏的山丘上”。
這裏，我們能夠明顯感受到謝爾蓋的失意與落寞。
電影雖然隱去了他的過去，但我們大致可以判斷出，軍人出身的謝爾蓋為什麼對現實不滿。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這種巨大的創傷存在於整個國家和它的民眾之中。
結尾，剛波騎著一輛自行車，載著一臺電視回家了。
草原上，疲憊的剛波睡著了，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他夢見妻子成了成吉思汗的妃子，和成吉思汗一起帶領著驃騎將剛波團團圍住，他們質疑他蒙古人的身份，摧毀他的電視機，燒毀卡車，懲罰他丟棄了自己的傳統。
通過這個超現實的夢境段落，米哈爾科夫展現了剛波陷入傳統與現代的兩難處境。他的內心經歷著極大的矛盾與掙紮，將對現代文明的接納視為對傳統的背棄。
將草原和城市空間的並置，以及現實與心靈空間的相交織，向來是米哈爾科夫的作品風格。
如《一首未完成的機械鋼琴曲》中綠樹成蔭、河流蜿蜒的俄羅斯郊區；《黑眼睛》中薄霧氤氳、青蔥廣袤的俄國小路；《西伯利亞理發師》中林木挺拔茂盛、白雪皚皚的西伯利亞地區……
米哈爾科夫的鏡頭猶如一幅幅鮮活的風情圖，盡力訴說著俄羅斯的遼闊、詩意與多情。
醒來的剛波跳著蒙古博克，奔向彩虹。
他回到家裝好了電視，一家人在“京劇和外語”兩個頻道之間來回切換。
剛波和妻子走了出來，插起了套馬桿，兩人在草原上完成了一個原始的結合。
於是，他們擁有了第四個孩子，鐵木真，和成吉思汗同名。但是這個鐵木真，後來在草原上建起了一座油泵廠。
原先廣闊蒼茫的草原，如今也布滿溝壑與坑窪。
蒙古帝國和蘇聯都曾煊赫一時，也最終成為過去。
當米哈爾科夫對著一望無際的草原時，他想起的，是自己分崩離析的國家。
《蒙古精神》是他獻給祖國和人民的一首挽歌，蘇聯不再，但俄羅斯的民族精神永不消亡。
亦如這部《蒙古精神》，面對現代化的進程，正在消失傳統民族民俗文化，似乎正在讓一個民族失去靈魂……
徘徊在我們耳畔的，不僅僅是片中剛波與妻子“生不生”地追問，而橫在他們面前也不僅僅是一個“安全套”的問題。
萬裏草原今猶在，不見當年鐵木真，這部電影看完留給我們的是詩一樣的惆悵，以及無盡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