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的現代作家中，與蘇州有緣的不少，可以開列出一長串名單。其中施蟄存、錢鍾書、楊絳這三位卻有些特別。施蟄存生於1905年，錢鍾書生於1910年，楊絳先生生於1911年，除了出生年份相近，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出生成長在吳語區的江南，早年又都在蘇州生活或求學過。
施蟄存先生童年的很長一段是在蘇州度過，這段旅食生涯部分形塑了他早年的小說創作，民國那代一線作家中有這樣經歷的，似乎也唯獨他一人，從施蟄存先生的舊文中能看到他和他的作品與蘇州千絲萬縷的聯系。
施蟄存先生（1905-2003），我國“五四”以來蜚聲中外的小說家、散文家、詩人、翻譯家和編輯家。他被海內外文學界稱譽為“中國新文學大師”，他的文學創作至今擁有廣大的知音，是中國現代文學和國際漢學長盛不衰的研究熱點。
進入高校任教後，他又成為治學嚴謹獨具創意的一代名教授，在詩學、詞學、比較文學、古籍整理、金石碑刻與文物等研究領域，以及外國文學翻譯與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眾所公認的傑出成就，並因此而獲得上海文學藝術獎的最高獎項“傑出貢獻獎”。
撰文 | 馬鳴謙
我對施先生的文學（尤其是小說）有強烈感應，在創作實踐上也一直將他作為追摹的目標，相對而言，了解就比較多一點：因為讀過《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後來就設法聯系到了這部年譜的編撰者沈建中先生，通郵數次後我們曾在滬上有過一次愉快的會面；三年前，又在蘇州大學“李歐梵書庫”親手翻檢了施先生庋藏的數十種外文書，根據這批書目，我在去年寫成了《施蟄存外文藏書摭談》一文。此外，這幾年又結識了施先生的嫡長孫施守珪兄，我和守珪兄在蘇滬兩地常有往來，從他那裏，我也聽聞了施先生晚年生活的不少細節。因此專寫一篇施蟄存其人其作品與蘇州的關聯。
《浮生雜詠》中的回憶
施蟄存先生有沒有自傳資料記述在蘇州的童年生涯呢？
標準的自傳那是沒有，不過，他寫了相當於自傳的《浮生雜詠》組詩。這個組詩1990年2月初開始在《光明日報》副刊“東風”上連載。在“引言”裏，施蟄存說寫作的目的就是為了“誌生平瑣屑”，即采擷、記錄過往生活的片段。
《浮生雜詠》起首的十來首幾乎都在回憶蘇州的童年時代。每首後面還有自註，完全可以當作自傳材料來看待。第二首就寫到了蘇州：
侍親旅食到吳門，烏鵲橋西暫托根。
記得沈家園子裏，紫藤花發滿頹垣。
自註：家君名亦政，字次於，浙江仁和縣學生。與馬敘倫、黃郛同窗，同進學，為知交。既而罷科舉，失進身之階。家君以孤貧，未能入大學堂。遂以傭書授徒謀生，漸以文字、書法見知於陸公勉儕。陸公任兩江優級師範學堂監督，邀家君司文牘，兼掌藏書。遂移家蘇州，初賃居烏鵲橋弄沈氏屋，今已不憶其狀。但記其家有紫藤，花開甚盛。
施蟄存的祖輩皆儒生，父親施亦政是晚清浙江仁和縣秀才，與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的締造人馬敘倫和民國政治家、蔣介石盟兄弟黃郛為同窗知交。1905年，晚清政府廢除科舉，推行新制學堂，施亦政失去進身之階，遂在杭州望族陳霞起家課塾授業謀生。施先生的母親姓喻，名調梅，是蘇州人。因此，如果說施蟄存是半個蘇州人，那也是沒有問題的。
1904年，羅振玉以蘇州紫陽書院為基礎創辦江蘇師範學堂，擔任監督，日人藤田豐八為總教習。1906年羅振玉調去北京，由陸懋勛接任。陸懋勛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進士，之前曾任求是書院監院、浙江高等學堂監督。
1907年，施亦政開始以文字、書法與陸懋勛交往，不久受邀前來蘇州襄助。1908年，施亦政攜全家遷居蘇州，起初租住在烏鵲橋弄西面姓沈人家的屋宅。這年施蟄存四歲。
在江蘇師範學堂，施亦政擔任了文牘並兼職掌書（圖書館主任）。施亦政本就嗜好讀書，又管理了圖書館，家裏家外都是書。施蟄存認為自己愛書的癖好是從父親這裏遺傳來的。遺傳的因素當然有，但主要還是耳濡目染的結果。他晚年在《書訊報》上刊有一篇雜文《我的第一本書》，裏面就追記了父親的藏書：
我父親有十二個書箱，藏著他平時節衣縮食買來的書，經史子集都有……父親書箱裏有幾本關於詞的書，如《白香詞譜》、《草堂詩余》之類，我也統統看過，並且學著填詞。起先以為這些書都屬於詞曲，後來才知道詞和曲是兩種文學形式。
由此看來，就是父親的這些詩詞書，在少年施蟄存心裏種下了喜愛古典文學的根苗。他晚年整理詞集、專研詞學，看來也與早年這一閱讀經驗有很大關系。
1909年，遷來蘇州的次年春天，施家又搬到了醋庫巷，租賃了朝南的三間新屋。見《浮生雜詠》其三：
蔔鄰問舍再移家，家具寥寥不滿車。
醋庫巷中新屋好，南窗日日學塗鴉。
自註：居烏鵲橋不足一年，又移居醋庫巷趙氏新屋。賃得南向屋三間，庭中有雙桂樹，花時滿院飄香。一九五四年因事赴蘇，往尋舊跡。門巷宛然，仍如往昔，惟屋宇已雕敝矣。
在日後一篇文章《鴉》裏面，施蟄存還回憶了醋庫巷天井裏兩株桂樹上的鴉巢，“對於烏鴉的生活加以觀察，我是大概從那時候開始的。”
其九又寫到了一位行為怪異的鄰居：
繞室吟哦興未休，簞瓢不設若為謀。
未園才子無人識，道是東廂沈毒頭。
自註：同居東廂有沈先生者，終日繞室吟哦，不治生產。鄰裏皆以“沈毒頭”呼之，亦不以為仵。余弱冠後，稍稍知吳中人文。一日，偶為大人言，蘇州有沈修，詩文甚古茂。大人瞿然曰：“此即當年之沈毒頭也。”修字綏成，嘗館於嘉業堂。民國二十年卒。同邑吳梅為刊其遺文，曰《未園集略》。朱古微刊《疆邨叢書》，沈修為撰序。蘇州人呼書呆子為“書毒頭”。
“沈毒頭”本名叫沈修，是經學大家“南園老人”陳奐的入門弟子，嗜藏書，通史學，工詩文，精詞論。光緒末年曾執教於存古學堂，與葉昌熾、唐文治、孫德謙等交厚。葉聖陶先生本名葉紹鈞，據說“聖陶”的字還是沈修給取的。
施蟄存三十多歲時還寫過一篇回憶文章《記一個詩人》，寫的也是這位鄰居：
直到我有能力欣賞文藝作品的時候，最先，是偶然在舊的《小說海》雜誌看到一篇題名為《力人傳》的文章和一些詩，覺得好，後來又在吳梅的初刻本《暖香樓雜劇》卷首讀到一首調寄“八聲甘州”的題詞，覺得更好，這才把那作者的名字深深地記憶著。那名字叫作沈修。
記得有一天，父親在我書桌上翻閱我的書籍，隨手就翻開了那《暖香樓雜劇》，他就告訴我，這沈修，號休文，就是我們住在蘇州醋庫巷那屋子裏的“毒頭伯伯”。父親並且仿佛記起了似地說，這一本《暖香樓雜劇》恐怕也是他送給我們的。
這年秋天，施蟄存在蘇州過了重陽節。日後他曾寫有雜文《閑話重陽》，回憶當時的過節風俗：
記得小時候，每逢重陽節，市上總有得賣重陽糕。這重陽糕雖然據古書上的記載，有各種非常考究的做法，但在我們小城市裏所能吃到的實在只是普通的糯米白糖糕。加上豬油和洗沙的，已經是最名貴的了。我固然愛吃糕，但尤其喜愛的卻是糕上插的旗。重陽糕與平時賣的糕本來沒有什麼不同，唯一的特點就是重陽糕上有旗。這些三角形的鏤花彩紙旗，曾經是我幼小時候的恩物，玩過中秋節鬥香上的彩旗之後，就巴望著玩重陽旗了。
文中末尾提到的“鬥香”是什麼玩意呢？
這是清代江南地區（主要是杭州、蘇州、無錫、上海一帶）風行的祀月習俗，做法是糊紙為鬥，炷香其中，一般高者可二尺許（最高的有一人多高）。因為形似寶塔的香鬥，故稱“鬥香”。也有香鬥以線香和馬糞紙做成，外圍糊有三圈五彩紙，中間貼有“月圓人壽”等討喜吉利的剪紙金字。香鬥裏面盛放木屑，中間豎立一炷用檀香紮成的大主香，名“龍頭香”，上面插有紙紮的魁星和彩色旌旗。
清末《圖畫日報》裏的買香鬥
晚清杭州人範祖述《杭俗遺風》記述較詳盡，據說到中秋節這天，明月初升時，家家戶戶都會在庭院、天井中搭供臺，鬥香放置臺上，佐以各式燈景，還有伴隨演唱南詞說書，氣氛煞是熱鬧。
到1910年，搬來蘇州的第三年，施蟄存六歲。父親施亦政仍在江蘇師範學堂任職。2月24日是元宵節，這天父親在醋庫巷宅中為他舉行了開蒙之禮。家中客堂鋪了紅地毯，供桌上點了一對紅燭，小施蟄存穿了一身新長袍、 黑馬褂，頭戴一頂新做的紅結瓜皮小帽，先叩拜了至聖先師孔夫子的神位，之後，坐太師椅裏的父親教他念“天地君親師”，誦三遍過，再喝了“和氣湯”，吃了定勝糕，就完成了一個鄭重的儀式。
翌日，施蟄存就進了鄰居徐老夫子的私塾。行過拜師大禮，跟著老師念《千字文》。當時情形，在晚年那篇雜文《我的第一本書》裏也有記述：
行過拜老師的大禮之後，徐老師分配給我一個靠窗的座位。我坐下來，從新做的花布書包裏取出我生平所讀的第一本語文讀本：《千字文》。老師先讀一句，我跟著照樣讀一句。他讀了四句，就結束了一天的功課。余下來的一整天時間，就是我高聲朗讀這四句：“天地元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老師只教我讀字音，不給我講字的意義。這四句，我不到放午學，都已能背誦得滾瓜爛熟，但是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
《浮生雜詠》其五記述了私塾放學後，學童們在街巷中的活動：
鴉喧雀噪夕陽催，一巷兒童放學回。
蹴鞠飛堶忙不了，馬鈴擔子過橋來。
自註：下午放學後，兒童群集醋庫巷中嬉戲。待馬鈴擔子小販來，又蜂擁擔子，買食物或玩具。小販售糖果者以馬鈴一串系擔子上，行時鈴響似馬來，謂之馬鈴擔。兒童聞聲，即暫停戲耍，爭趨就之。其所售有五香豆、砂炒兜鹽金花、菜粽子、糖霜梅等，皆兒童所好。
所謂“馬鈴擔子”就是貨郎擔。到我童年時的七十年代，小學放學時，與街巷中或橋頭邊，偶爾還能看到挑著擔子的小販，連售賣的零食品種也差不多。
其間，父親曾帶他去虎丘看迎神賽會。見《浮生雜詠》其七：
虎丘山下賽神忙，清曉先來佔地方。
待得神來又驚卻，回頭偷眼好娘娘。
自註：上元中元，虎丘均有迎神賽會。七裏山塘士女群集，有拂曉即往、占坐茶坊酒肆者，謂之“占地方”。神眼能左右瞬，威靈可畏。兒童皆不敢看，轉而看婦女之麗都者，吳中兒郎呼美女為“好娘娘”。
1911年，施蟄存七歲了，一家人仍在蘇州居住。其間父親曾帶他出城遊玩，先遊靈巖山，再遊寒山寺。《浮生雜詠》其六載：
響屧廊前花滿枝，閑聽鄉老話西施。
歸來卻入寒山寺，誦得楓橋夜泊詩。
自註：隨大人遊靈巖山，知西施故事，遊寒山寺，讀張繼楓橋夜泊詩，為讀唐詩之始。
施蟄存對寒山寺印象尤深，到晚年編定詩集時，在《北山樓詩自序》中也有同樣的回憶：
余總角時，侍大人遊寒山寺，見石刻楓橋夜泊詩，大人指授之，朗朗成誦，心竊好焉。
施蟄存與唐詩的接觸，就從這次寒山寺之遊開始，以後年歲稍長，就開始耽讀杜甫、李賀、李商隱、溫庭筠。對古典詩歌文學的畢生喜愛，才使得他以後能夠寫出了《唐詩百話》（雖然先生自謙這部書寫得“不上不下”，也就是說既不像嚴肅的研究，也不像通俗的讀本）。比較巧合的是，我在讀高中時家裏搬到了三元二村，那裏離寒山寺很近，我就常常走路或是騎車去遊玩。從寺裏流通處買到的那冊《寒山子詩》就是我最喜愛的唐人詩集之一，我對古典文學的喜愛也與寒山寺有緣。
《施蟄存全集·唐詩百話》， 施蟄存 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年2月
這年十月，發生了辛亥革命，正是新舊交錯的時節。受時局風潮影響，江蘇師範學堂改組，舊人悉數遣退，父親施亦政也失去了學堂的職位，閑居在家。1912年2月15日清帝遜位。到春天時，舊主陸懋勛出資兩萬在華亭（即松江）創辦了履和襪廠，施亦政受邀參與了籌備，擔任了經理兼總會計。秋季，工廠事宜安排底定，全家自蘇州遷松江（前後算起來，在蘇州住了有五年）。去松江時未攜走家具，只帶了書箱十二只，托船運到。當時施家租住在松江縣城府橋南街405號金氏住宅內的三間屋。其間父子倆曾遊上海，小施蟄存覺得新世界的地下隧道還不及蘇州火車站的隧道長。
1913年年初，施蟄存入讀華亭縣立第三初等小學校，1918年小學畢業，考入江蘇省立第三中學（今松江二中），1922年中學畢業後，先考入杭州之江大學英文系就讀，一年過後轉去上海，先後就讀上海大學、大同大學和復旦大學，在上海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與譯介的活動。
與蘇州文學同仁的交往
小時離開過後，施蟄存有回過蘇州嗎？
他讀中學時，恰逢民國初新文化運動興起前的第一個熱潮時段，不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被譯介進來，本土作家的白話文學作品也接續出版。
在讀中學三四年級時，少年施蟄存看了很多林琴南譯的外國小說。三年級下學期讀到《小說月報》上登載的屠格涅夫《獵人日記》譯作後，他就定下決心從事文學，嘗試寫新詩、小說、隨筆、雜文，投稿給《時事新報》、邵力子主編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申報》副刊“自由談”，以及鴛鴦蝴蝶派在上海的文藝刊物（如周瘦鵑先後主持的《禮拜六》、《半月》和包天笑主持的《星期》）。
伴隨了新鮮的文學空氣，各地的文學結社也漸次展開。1922年8月29日，趙眠雲、鄭逸梅等人在蘇州發起成立了“星社”。其時施蟄存入讀之江大學後，很快就與戴朝安（戴望舒）、戴克崇（杜衡）、張元定（張天翼）、葉為耽（葉秋原）等十幾位同學組織了文學社團“蘭社”，年底，著手籌辦社刊《蘭友》。
據王壽富在1946年《宇宙》雜誌第3期上發表的《提起施蟄存來》一文，組織結社的發起人正是施蟄存：
杭州蘭社，是他組織起來的，自任社長，與蘇州星社、常州韻社鼎峙而分，專門出一種談幽默講笑話的小品刊物，寫幾篇妮儂與郎耶的哀情小說，最稱拿手。
1923年9月，施蟄存轉入上海大學中文系。大約在入滬前，他和戴望舒結伴，特來蘇州訪問了“星社”的文學同仁，當時還在閭門酒家和吳苑茶室舉行了兩日聯歡。施先生日後在《序》中回憶了這次返蘇訪友的情形：
二十年代初期，蘇州有一群青年，組織了一個文學社團，名為星社。範煙橋、程小青、姚賡夔（蘇鳳）、蔣吟秋、鄭逸梅，都是這個文社的中堅人物。同時，杭州也有一個文學青年的結社，名為蘭社，發起人是戴夢鷗（望舒）、張無諍（天翼）、葉為耽（秋原）、戴滌原（杜衡），他們都是杭州人。我是一年之後加入的，當時我在之江大學肄業。
這兩個社的青年都想以文學創作擠入上海文壇，先在本地造成聲勢，然後各向上海的報刊投稿。其時新文學運動的影響還局限於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圈子裏，沒有推動到上海。上海的文壇，還是鴛鴦蝴蝶派的天下。因此，這兩個文社的社員，可以說都是鴛鴦蝴蝶派的青年團員，桴鼓相應，互通聲氣。我和望舒還特地到蘇州去訪問星社同人，在閭門酒家、吳苑茶室舉行了兩天的聯歡，我和逸梅就在此時開始了友誼。
而鄭逸梅在《具有悠久歷史的星社》一文中也有相同的回憶：
杭州蘭社，如施青萍、戴夢鷗、馬鵑魂、張無諍等，也和星社通著氣，蘇杭往來，縞纻聯歡，青萍且將他的著作《江幹集》分贈給社友，這一段翰墨因緣，迄今猶留有若隱若現的印象呢。
施蟄存彼時的筆名叫施青萍（的確很“鴛鴦蝴蝶派”），《江幹集》是他前不久自費刊印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據當時參加雅集的疏影在《施蟄存的文言小說》一文中說，當時他們還曾在臨頓路溫家岸的範煙橋宅雅集。
鄭逸梅致施蟄存信劄
回上海後，戴望舒署名“夢鷗生”在9月26日《世界小報》第222號發表了《蘇州的兩日》，追記此次蘇杭文學社團的聚會。後面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的星社成員蘇州人徐碧波（他日後去上海，加入電影業做了編劇）月底時也在《世界小報》上登了一則《浪漫談》：
青萍夢鷗去海上，已將半月，瀕行時，蘇黨同人曾請以寓申地址見告，俾可通函。乃迄於今，竟無一信致蘇黨，奇也。是殆二君來蘇時慢之，所以爾爾也。（轉陶道，不是的，他倆大約是瞧不起蘇黨呢）。
此前臨別時，蘇州文友曾囑咐施蟄存、戴望舒到上海辦好入讀手續後寫信告知通訊地址，然後就沒有然後了，他們兩人與蘇州這邊並沒有進一步的聯絡。
不過，施蟄存與星社成員之一鄭逸梅一直保持了友誼。到了晚年，他們之間的通信聯絡與詩文互贈也不少。
早期小說中的蘇州元素
施蟄存的小說創作主要集中在居住松江期間，這段創作高峰期也被稱為“松江十五年”。1929年8月，他在水沫書店出版印行了第四本小說集《上元燈》，收入短篇小說10篇。他在晚年時很看重這部短篇集，在他看來，這個短篇集才是他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起步之作。
細讀集中各篇，我們可以發現，十篇中有三篇都直接取材於他在蘇州的童年生活，它們分別是《扇》《上元燈》和《舊夢》。
這三個短篇可以看作同樣風調的一組作品：都以居住蘇州期間的童年生活為底本來敷衍想象，都寄托於特定的物件展開情節（分別是團扇、紗燈和玩具鉛兵），三篇的人物設置也類似，另外就是都註意刻畫表現少男少女萌芽中的朦朧青澀的愛欲。
《扇》的開頭就直接提到了蘇州，提到了醋庫巷的租住屋：
父親因為要到師範學堂做事而全家遷蘇的那一年，我才只九歲。到蘇州之後的第一個月，我記得很清楚，我整天地藏躲在醋庫巷裏的租住屋裏，不敢出外，因為我不會說蘇州話，人家說話，我也不懂得。
小說以一柄繪了古裝美人、寫有詩詞的團扇做引線，描寫了少年主人公“我”對鄰家少女湧起的秘密的愛戀。
少女是金家的“珍官”，名叫金樹珍，她有個弟弟“惜官”，名叫樹玉。金樹珍與主人公“我”同歲，在小學讀同一年級，“我”從小自認為金樹珍是“生平第一個女朋友”。
情節並不復雜，大致為主人公“我”從櫥抽屜底部翻出一柄繪了古裝美人的茜色輕紗的團扇，想起了以前少年時的朦朧情事。少女樹珍為要鼓勵“我”考好畢業考，打算將那柄團扇作為獎品送給“我”，“我”因為偷偷拿走了扇子遭到了樹珍的責備，還回去時樹珍又將扇子相送。很明顯，題意就是從杜牧《秋夕》一詩中取來的（小說裏也出現了裏面的詩句）。
施蟄存將這首唐詩中的意象疊合了自己在蘇州的童年回憶再加以文學的想象寫成了這一篇《扇》。
與樹珍、樹玉兩個人物可作對照的是《浮生雜詠》第八首中的記錄：
九官濃眉工作劇，八官梨渦常弄嬌。
青梅竹馬舊遊侶，一別人天幾市朝。
又有自註：鄰居錢觀瀛之女，八官名樹玉，九官名樹豐，皆余兒時好友，既去蘇州，遂絕音響。二十年後詢之蘇人，聞九官不幸早夭，八官不知安適。
施蟄存當年家住蘇州時，鄰家的確有兩個要好的小女孩兒。只不過，他在小說裏作了一些改動：樹珍的名字是他新造的，兩姐妹變成了兩姐弟，同時還增大了主人公“我”和樹珍的年齡，將故事發生的時段設定在讀小學時（施蟄存的小學卻是在松江讀的）。
由自註可知，施蟄存對這兩位青梅竹馬的友伴一直念念不忘，二十年後回蘇州時還曾特意去打聽過。
《上元燈》一篇的構思亦與《扇》類似，只不過寄托的物件從團扇變成了元宵節的紗燈。主人公“我”與鄰家少女“她”的年紀也與《扇》中的“我”和樹珍相似。
情節也圍繞了上元燈展開：鄰居少女紮好的“玉樓春”燈籠本來答應了要送給“我”，不料卻給少女的表兄給強奪去，於是“她”又把“我”領入了臥房，將自己珍愛的淡青紗燈贈送。少男少女間默默不得語的情愫，簡直就是前一篇《扇》的復制。不同的是，施蟄存在敘述結構上做了新嘗試，他采用日記體，將短篇分作了“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三個段落。
此外，與《扇》借取唐詩意趣一樣，《上元燈》這篇也用上了李義山《春雨》詩中“珠箔飄燈獨自歸”這一句：
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
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
遠路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
玉珰緘劄何由達，萬裏雲羅一雁飛。
後面這篇小說《舊夢》的開頭也直接提示了醋庫巷的時空背景：
一九二七年的七月間，我因為有事到蘇州去，曾偷閑到醋庫巷舊居中去看看。我們所住過的那五間屋子已經租給一個在公安局裏服務的小官員了。院子裏兩株大桂樹還依舊很繁茂，這使我回想起幼小時，在濃烈的桂花香氣中間，掇了個矮凳兒，坐在樹下翻看父親的那本龐大的《德意誌國圖》的情景。房主人仍是那家姓張的。
主人公“我”是“十七年前搬到松江去的微官”，多年之後返回蘇州舊宅，重遇了少年時青梅竹馬的芷芳，當年的芷芳正是“我自小就廝戀著美麗的女孩子”。十七年後，她已嫁人生子，還和嗜好賭博的丈夫一同染上了鴉片癮。與前兩篇的寄托手法一樣，施蟄存再次借助物件——早年送給芷芳的九枚一組的小鉛兵——來勾連情節，當年送給芷芳的禮物現在成了芷芳的孩子們的玩具。
與前兩篇的不同之處，是加上了人物身世的前後對照，因此，篇中充滿了惆悵的懷舊情緒。既有鴛鴦蝴蝶派余留的影子，也有新文學新手法的運用。
施蟄存在創作《上元燈》這部短篇集的同時，恰好正在翻譯奧地利作家施尼茨勒的小說，他嘗試學習了施尼茨勒式的心理分析手法，踏出了有力的一步。《上元燈》出版後頗受好評，孔另境1935年編成的《現代作家書簡》一書中，收錄有葉聖陶1929年12月28日致施蟄存的一通信函，信中就贊揚了《上元燈》的清新風格：
承餉鱸魚，即晚食之，依來示所指，至覺鮮美。前在松江嘗此，系紅燒，加蒜焉，遂見尋常。俾合家得飫佳味，甚感盛貺。調孚、振鐸，亦雲如是。今晨得一絕，書博一粲。紅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湯佐小醺。滋味清鮮何所擬，《上元燈》裏誦君文。
沈從文對這部集子的評價也很高，認為“《上元燈》是一首清理而明暢的詩，是為讀者誦讀而作”。
這些美譽使得施蟄存獲得了精神動力，“想在創作上獨自去走一條新的路徑，想寫一點更好的作品出來”，之後，他拓寬了經驗題材與視野，繼續在世間日常生活和歷史文本中采擷，寫出了《梅雨之夕》《春陽》《鳩摩羅什》《石秀之戀》《將軍的頭》《黃心大師》等很多名作。我們可以說，正是施蟄存早期小說中書寫蘇州童年經驗的這三個短篇，為他後面小說創作的展開和盛大做好了基礎的鋪墊。這是很可註意與標舉的一點。
另外，這三篇早期小說已蘊藏了施蟄存後期小說的兩個重要特色：一個是古典文學情境的滲透浸潤，第二個是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靄理斯性心理學的運用，我們在《扇》和《上元燈》裏已能看到他初步的嘗試。
為何這兩者能夠結合一處呢？在我看來，這還是和施蟄存先生早年對古典文學的愛好興趣有關。他的審美趣味，尤其受到了晚唐李長吉、李商隱的詩以及溫庭筠詞的影響，這三個唐人的詩詞裏正有同樣的隱幽細膩的特色，他們同樣都涉獵過青春夢的題材，其書寫也帶有某種想象女性的色彩。
施蟄存的創作，正是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相互折映融合的一個佳例。
晚年的蘇州緣分
到了1994年，施蟄存與當時《蘇州雜誌》的編輯朱衡有過較頻繁的互動（具體情況載於朱衡在該雜誌2004年02期發表的《編余回顧——北山老人魂安姑蘇》，在此稍做摘引）。
這年7月，施蟄存向朱衡推薦了刊載於《光明日報》的一篇文章《姑蘇骨》，建議《蘇州雜誌》轉載。朱衡提出可否添寫一段推薦語，很快，正在病中的施蟄存就補來了稿件，另附短信一封。
過後，當施蟄存讀到《蘇州雜誌》刊登的一篇題目叫做《假泥麻麻》的講述蘇州過去風俗的文章，讀後覺得“此文所述，大多不符合實際情況，作者大約不是蘇州人”，9月6日又寫了一封讀者來信，講述了自己記得的“齋泥模模”的實況。這封信刊登在該年雜誌的第五期：
我小時候所玩的“泥模模”都是父親從山塘街或去玄妙觀買來的……經常和鄰居小朋友玩“齋泥模模”的遊戲，先是掇一個方凳子在客堂或天井裏，把“泥模模”排列在上位，然後再擺上小盆子、小碗、小香爐燭臺，一律都是紅色的木制品，我們稱為“小家生”。盆子碗盞裏放一些花生米、五香豆、粽子糖，供好之後，大家磕頭跪拜，還要念幾聲“阿彌陀佛”，這就叫做“齋泥模模”。
施蟄存討論“齋泥模模”的來信
時間隔了那麼久，施蟄存對童年生活的細節還記得那麼清楚。在這封信的最後，他還感謝了之前那篇文章的作者：
謝謝作者,此文使我回憶在蘇州的兒童生活,八十多年了!
此後施蟄存和《蘇州雜誌》的聯系並沒有中斷。在他去世前的2002年，《蘇州雜誌》該年第6期上還刊登了文章《羅洪，其人及其作品》，那是他給羅洪的長篇小說《孤島歲月》寫的一篇卷首序。早前，他在松江曾有一位來往密切的友人叫做朱雯，朱雯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抗戰前在松江中學任教。羅洪正是朱雯的妻子。
時間再撥回到1994年，根據朱衡那篇回憶文章的內容，推想大約在這年的4月，朱衡曾給施蟄存寄去了三冊《蘇州雜誌》的合訂本，然後才有了上述的往來互動。
這年的6月16日，施蟄存曾給朱衡寄來過一張明信片。
趙清閣是滬上知名的女作家、出版家和畫家，施先生與她交往數十年。為慶賀趙清閣八十壽誕,他選了趙氏所畫《泛雪訪梅圖》,特意請香港友人制作了一千張精美的明信片,然後將這套明信片遍寄海內外的新舊友人。
寄給朱衡的這張上面寫有一封短信，施蟄存在信裏提到了在靈巖山買墓一事：
朱衡同誌：
承惠尊輯《蘇州》三卷，收到已將二月，殘軀不健，未及早謝，甚為抱歉。
今日又檢得尊刊，展閱欣然，敬以此柬，申謝。
蘇州是我小年成長地，總角之交，多已下世，前年老妻在靈巖山下購得墓地，我百年之後，魂魄當仍歸蘇州也。
專問好
關於此事，我後來詢問了施守珪兄。他告訴我，當時的確有在鳳凰山公墓買過墓地。不過，2003年施先生過世後，家裏決定將其安葬在上海的福壽園，原先施先生的夫人陳慧華女士2001年去世後就葬於鳳凰山，過後也已遷至福壽園。鳳凰山這塊墓地目前是空置著的。
不管如何，我們已得知了施先生希望魂歸蘇州的願望。在他這個願望裏，正可以看到他對蘇州所寄托的綿長深情。
作者｜馬鳴謙
編輯｜張進 申嬋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