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黑金”
本刊記者/杜瑋 彭丹妮 霍思伊
10月20日上午9時許，晉能控股煤業集團煤炭運銷總公司，副總經理黃永明聽取14個子公司匯報七省市及內部電廠保供情況。保供會從10月13日起召開，每天上下午各一次。作為山西省最大的煤炭企業，晉能控股的煤炭產能約為4.4億噸，年產量占山西總年產量的三成。今年四季度，晉能控股承擔著江蘇、吉林、遼寧、安徽等七省市2070萬噸煤炭保供任務，同時還要給省內24個電廠供煤1280萬噸。
9月29日，山西與14省（區市）簽訂了今年四季度煤炭中長期保供合同。按國家發改委要求，山西、內蒙古、陜西三個產煤大省（自治區）四季度分別承擔5300萬噸、5300萬噸、3900萬噸，合計1.45億噸的長協保供量。
11月2日，山東日照港忙碌的煤炭堆場。圖/視覺中國
粗略估計，在北方供暖季，煤炭消費量比非供暖季要高出將近三成。隨著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密集舉措的出臺，煤炭供需形勢持續好轉。11月4日，全國統調電廠存煤達1.14億噸，可用20天。其中，東北三省電廠存煤可用32天。5500大卡動力煤港口價已降至1200元/噸左右，內蒙古多家煤企主動下調坑口煤售價至1000元/噸以下。
這場缺煤少電，煤價暴漲風波背後，既與制造業回流帶來的用電、用煤需求驟升有關，更暴露出煤炭行業供給側改革後的產能受限問題。同時，也顯現出當下對新能源過度依仗、煤電市場化程度不一的困局。
德國Agora能源轉型論壇高級顧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客座研究員塗建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總體來說，中國多省煤炭供不應求和“拉閘限電”，反映出長期結構性問題。中國的能源行業是混合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體制，“在順風順水的時候，會有兩個體制的雙重紅利；當遇到問題的時候，就會受到兩個體制缺陷的雙重暴擊，現在我們就遇到這一情況了。”
增產之難
黑色的煤山，黑黢黢的礦工，幽深的巷道，是人們對於礦井的想象。但當《中國新聞周刊》置身山西大同的晉能控股煤業集團塔山礦，既沒看到典型意義上的礦工，也看不到煤的影子。目之所及，是一片現代化的廠房。能提醒人這裏是礦區的，是7個高達50多米、直徑20多米的精煤倉，及連接洗煤廠和精煤倉的長長的運煤棧橋。
這裏是全球設計開采能力最大的單井口井工礦，年生產能力為2500萬噸，未來還能服務約77年。當煤層離地表遠時，一般選擇向地下開掘巷道采掘煤炭，此即為井工煤礦。
在塔山，工作人員只起到應急值守的作用，煤炭生產早已實現了現代化自動化，雙筒采煤機地下割煤，再由運輸皮帶拉往地面，經過洗煤廠洗選成為精煤，之後通過一條長19.29公裏的鐵路專用線，並至大同到秦皇島港的鐵路。大秦線是國內“西煤東運”的第一大動脈，年貨運量超過4億噸。
有了保供指標，晉能控股集團四季度商品煤產量預計超過9000萬噸。在煤炭運銷總公司的調度室，墻上貼著七省市和內部電廠保供任務的分解表。進門右手邊的大屏幕上，投影著七省市各用戶保供任務進度表，包括保供量、月計劃、日計劃、保供運輸方式、日完成量、完成率等指標。
塔山礦原定今年商品煤的生產目標是2326萬噸。為了保供，四季度要增產100萬噸商品煤。也就是說，在80天裏，平均每天要多產15000噸原煤。原煤經過洗選，排除15％左右的矸石等才能成為商品煤。大同煤炭分布橫跨侏羅紀及石灰二疊紀兩個地層，距今上億年。以原同煤集團所屬的十幾個煤礦為例，煤炭埋藏的深度都在400米左右。
李珂是塔山礦綜合機械化采煤辦主任，每個月要上班28天左右，下井班大約20個。保供期間，他多在井下的生產班工作。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塔山礦共有3個綜采工作面，為保供，每個工作面每天要多生產5000噸煤。煤礦生產施行四六作業制，即每天4個班，每個班6小時，分為三個生產班和一個檢修班。檢修班專門檢修設備，時間為下午3點至9點。現在為了增產，便將每天的檢修時間壓縮至4小時甚至是兩小時，延長生產時間。礦工正常交接班，但機器不停機。這意味著，檢修甚至要在機器運轉過程中進行，難度增大。
即便是這樣智能化、高效率、高產量的礦井，在增產效率和潛能上也很難與另一產煤大省內蒙古的煤礦相比。二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內蒙古的礦多屬於露天礦，剝離土層就可以開采。那裏的煤礦埋深平均只有120米左右，煤層較厚，因此開采難度低且產量大。
鄂爾多斯是內蒙古煤礦的典型代表。內蒙古自治區能源局副局長張占軍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說， 2020年，鄂爾多斯煤炭產量達6.7億噸，占全區年產量六成。鄂爾多斯322座煤礦中，露天煤礦150座，規模小的也在90萬噸、120噸級別。鄂爾多斯也因此成了一座“不差錢”的城市。2020年，在中國70個不包括直轄市與省會城市的地級市人均GDP排行榜上，來自西部的鄂爾多斯超過眾多東部沿海城市，僅次於無錫、蘇州和珠海之後，位列第四。
國家大型央企華能集團的伊敏煤礦是國內最大的露天礦，位於與鄂爾多斯相距近兩千公裏的蒙東呼倫貝爾大草原上。今年核增產能後，具備3500萬噸/年的產能。10月下旬，《中國新聞周刊》在伊敏煤礦看到，剝開土層大約91米深，一處12平方公裏的煤田正在開采，開采面積相當於1680個標準足球場大小。該礦每年以350米左右的速度“開疆拓土”。
今年8月起，內蒙古能源局先後三批核增89處煤礦共計1.38億噸/年的產能，其中後兩批共計72座煤礦從10月7日起按核增產能生產，共計新增產能9835萬噸/年，若按季度劃分，內蒙古煤礦四季度新增產能為2458.75萬噸。
相比之下，山西煤礦絕大多數都是礦井，無論開采成本還是效率，都難敵內蒙古礦。山西金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專家曾浩介紹說，山西煤礦的平均開采深度估計在250~300米。在井下生產，要考慮礦壓、通風等安全問題。開采過程中，要搭建支架來支撐頂板防止坍塌，還要鋪就整個由下至上的運輸系統。
北京能研管理咨詢有限公司技術總監焦敬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井工礦實際產量取決於采煤、運輸等各系統中最小系統的能力，即木桶效應。今年，國家發改委在二三月份與七八月份先後兩次提出保供任務，使不少煤礦在今年10月底至11月中下旬之間即將完成全年的生產指標，有的煤礦甚至已經最大負荷生產。考慮到安全、系統能力等因素，第四季度增產能力實在有限。
10月6日，山西省煤電油氣運協調保障領導小組下發通知，將2021年1~8月已完成全年產量的51座煤礦及2021年省內擬核增產能的98座煤礦都列入保供名單，預計這些煤礦第四季度將增產2867.5萬噸。曾浩解釋說，山西第四季度的長協保供量與內蒙古一樣，新增產量絕大部分也將用於保供，但山西的煤炭供應由於增量不足，可能還需要依靠一部分存量。增產煤礦中，有一些年頭比較久的煤礦，井下資源條件不好，“強行擴大工作面，會造成安全隱患”。有些礦井，即使批了核增，從人員、設備、技術條件來說，提升產能需要一定時間，實際上難以增產，“從效果來說，會打個折扣”。
增產之難在老礦體現得更為明顯。晉能控股煤業集團的晉華宮礦，與世界文化遺產雲岡石窟僅一河之隔，於1956年建成投產，2010年前後曾達到500萬噸的年產量。由於礦產資源所剩不多，巷道收縮，產量逐年遞減。按照一年采200萬噸計算，晉華宮礦的壽命只剩下10年。
煤礦越深，開采難度越大，成本也高。一位業內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像智能化程度比較高的井工煤礦，一噸煤開采成本在200元上下。年頭久的井工礦開采成本則高達五六百元。像晉華工礦這樣有著六七千員工的老礦井，由於人力成本因素，開采成本會更高。相比之下，內蒙古露天礦的開采成本要低得多，是每噸100元~150元。
在保供任務下，晉華宮礦每天要產出原煤量將近1萬噸，這幾乎已達到了運輸皮帶最大負荷。晉華宮礦相關負責人說，當下，只有滿負荷生產，不出絲毫差錯，才能完成保供。
為了保供
令晉能控股頭疼的不僅是增產的難度問題。據初步統計，在該集團此次保供的煤炭中，與電廠需求類型不符的無煙煤達162萬噸。無煙煤多用於化工生產，也並非不能用於發電，關鍵在於，要能與電廠鍋爐型匹配。
按揮發分等指標，煤炭可分為無煙煤、煙煤與褐煤三大類，其中煙煤是個大家族。在正常的年份，無煙煤一般不會被用作電煤。但眼下，為了保供，晉能控股要減少、甚至停止非電煤、非供熱煤的銷售。晉能控股一位內部人士說，當下所有高價位的煉焦煤、建材煤、化工煤，只要是“適合於電煤的品種，都用於電煤保供”，而顧不上實際是否真能與需求相匹配。
晉能控股晉城地區煤礦出產的無煙煤，有著高硫分高熱量特征，高硫分達不到電廠燃燒的環保要求。此外，無煙煤的揮發分都在10％以下。而此次保供電廠由於爐型所限，要求煤的揮發分要達25％以上，揮發分過低，就會導致鍋爐燒不著。對此，這位晉能內部人士稱，解決的辦法是讓六省市調換需要無煙煤的廠家，或上報國家發改委，將無煙煤供給其他需要的省份。此外，晉中區域產出的煉焦煤，也只能大體滿足電廠需求，電廠在買回後還要再自行摻配，才能達到鍋爐燃燒需求。
晉能控股煤業集團塔山礦井下的巡檢機器人。圖/受訪者提供
劉唐是山西一位在煤炭行業浸淫了30年的貿易商。他的觀察中，在當下保發電保供熱的形勢下，其他行業用煤常常出現斷供。他舉例說，浙江榮盛集團是國內民營龍頭石化企業之一，之前榮盛的化工用煤都由國內第一煤企神華集團（現與中國國電合並成國家能源集團）提供，“我們想介入都進不去”。但在今年10月之後，神華一度不再給榮盛提供化工煤，榮盛只能到市場上找煤。
馮剛是山西一名從業十年的煤炭貿易商。據他了解，眼下只有電煤有一定保證，一些下遊化工廠家的用煤、鋼廠的煉焦煤都處於低庫存。劉唐還稱，往年煤炭企業大多會超產，此次保供增產，不過是將以往沒有納入統計口徑的產能納入，將違法的生產合法化。
華北電力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袁家海分析說，去年全國原煤產量為39億噸，今年產量可能會比去年增加2億噸左右，再加上進口煤預估有3億噸，總供給量為44億噸上下。今年全國的煤炭消費量估計要比去年增加3億噸，達到44億噸。因此供需處於緊平衡狀態。如果再考慮煤炭運輸在途的影響，可能會在某一時間段出現供應缺口。
焦敬平說，受到拉尼娜事件影響，如果今冬氣溫較低，再遇上雨雪天氣，道路上凍被封，公路貨運就會受限。2008年初的冰雪災害，就令煤炭運輸受到影響。在需求大增背景下，即便今冬天氣不比去年更糟，“保供依舊比較懸”。
袁家海還指出，如今煤炭生產都集中在全國30多家央企與地方企業手中，煤炭市場實際上是一個寡頭壟斷市場，“其聯合操縱價格行為的動機是非常強的”。從重點煤炭企業公布的1~9月煤炭生產和供應數據來看，一些龍頭企業增產幅度不大，有的企業供應量還在下降。
10月27日，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連續召開會議，專題研究如何界定煤炭企業哄擡價格、牟取暴利的判斷標準和認定方法。10月29日，國家發改委發布消息稱，近日，通過對全國所有產煤省份和重點煤炭企業煤炭生產成本調查，發現煤炭生產成本大幅低於目前煤炭現貨價格，煤炭價格存在繼續回調空間。袁家海認為，在當下重點電廠存煤有保障的情況下，“應重點關註地方靠燃煤鍋爐供熱及居民供暖的用煤問題”。
10月5日，晉能控股發出了滿滿裝載了保供煤炭的第一列火車，這也是晉陜蒙地區第四季度發出的首列保供煤。黃永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晉能控股在整個山西省保供任務完成進度中居於前列。但以往，晉能控股每天的煤炭運輸裝車數為7500列，如今每天需要增加2000多列。將2030萬噸分拆到90天，每天要完成22萬噸運量。由於運力緊張，截至10月27日，晉能控股累計向6個省區市發運保供煤炭355.34萬噸，比預定計劃少250多萬噸。
在此次晉能控股的保供煤礦中，一些煤礦並不通鐵路。以往，這些礦井出產的煤炭會就近銷售。如今為了保供，這些煤炭需要先通過公路拉到最近的發煤站，從鐵路發運到港口，“港口裝船後才算保供”。在這些煤礦中，不乏過去資源重組的整合礦井。這些礦井出產的原煤熱值只有3000大卡，此次保供煤炭至少要4300大卡，因此，煤炭要先送洗煤廠洗選後再發運。這樣的煤炭從開采出來，到港口裝船，整個鏈條較長，最起碼要15天。
中國的煤炭資源，呈北多南少、西多東少的儲藏格局，供給與需求正好是逆向分布。晉陜蒙是絕對的產煤大戶，產煤地有著“三西”（山西、陜西、蒙西）的說法。2020年，山西煤產量為10.63億噸，占全國原煤產量近三分之一，居全國之首。晉陜蒙三省（區）原煤產量27.9億噸，占全國總量的超七成。早在1979年，山西年煤炭產量就突破了億噸大關。1980年代，國家開發陜西省的榆林神府煤田，內蒙古抓住機會，申請將鄂爾多斯東勝煤田一起開發。於是榆、鄂二市構成了如今塞北的“能源雙雄”。兩市所轄面積，幾乎涵蓋了黃河整個“幾字灣”內部。
曾浩分析說，從需求端來看，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動力煤占到國內年動力煤用量的30％，約10億噸。兩湖一江（湖南、湖北、江西）地區也是用煤省份，很少產煤，但用量不如珠三角、長三角大。東三省用煤量不大，占到全國8％，但缺煤比較厲害。到冬季，東三省用煤比例會上升到10％~11％。全國煤炭外調集中在晉陜蒙新4個省（區）。2020年，晉陜蒙調出煤炭17.3億噸左右，超過三地產量的六成。
煤炭長途運輸要麼靠鐵路，要麼靠鐵水聯運。袁家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近年來，由於去產能等原因，雲南、貴州等地一些煤礦被關閉，導致包括重慶在內的西南地區缺煤較嚴重。而這些地方一直以來煤炭較難運進去，“江西也歷來是煤炭運輸末梢”。如果煤炭先從秦皇島港等環渤海各港口入海，再沿長江往上遊運，即鐵水聯運海進江模式，內蒙古、山西的“黑金”運到江西要7.5天，運到重慶需要11天，再考慮過駁和過閘時間，還要往後延長1~2天。
2019年9月，內蒙古浩勒報吉至江西吉安的浩吉鐵路開通，連接起煤炭主產區與“兩湖一江”地區，實現“北煤南運”的直達。粗略計算，通過浩吉鐵路，內蒙古、山西的煤運到江西僅需1~1.5天，經浩吉鐵路再水運抵達重慶只需5天多一點。然而，問題是，由於浩吉鐵路配套集疏運系統建設嚴重滯後，掣肘了其運力的發揮。2020年，浩吉鐵路的運輸量只有2500萬噸左右，占到其年設計運力的一成。
“中國不缺煤，只是供給側改革太猛”
劉唐從未見過如此瘋狂的煤炭市場。煤價按出售地點不同分兩種：在礦區就地銷售稱為坑口價；在港口銷售稱為港口價。在劉唐的認知中，在此輪煤炭價格暴漲前，坑口價一周上漲5元就已算比較大的波動。從今年9月初開始，坑口價一天上浮三次，每次上漲百元。10月中旬，5500大卡的煤炭坑口價一度突破2000元/噸，遠超煤炭“黃金十年”的千元煤價。
2002年~2011年被稱為煤炭行業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裏，中國煤炭年產量從最初的13.8億噸增至2011年的35.2億噸。煤價增加約兩倍，全行業利潤從2002年的23億元暴增至2011年的3246億元。煤炭正是在此時被稱為“黑金”。
在劉唐的記憶中，2008年，煤炭港口價已達到1080元/噸的高位，按價格周期和市場規律，到了2009年煤價本該往下走。但2008年，山西開始整合煤炭資源，兼並重組煤炭企業，在這一過程中，大量民營小礦井停產、關閉，山西的煤老板們紛紛被迫轉型。
所謂煤礦資源整合，就是將一塊煤田周邊數個小礦井關閉，整合成大礦井，改為一個井口。這其中最核心的一點，是將整合礦井變為國有控股，煤老板可參股。礦井整合需要三年左右建設周期。這期間，山西煤炭生產受限。與此同時，中國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出臺的“四萬億”刺激計劃，使得煤炭下遊行業恢復快速增長，其速度超過全國煤炭產量增速，導致需求出現缺口，煤價因而繼續維持高位。也就是說，煤炭行業之所以能有長達十年的黃金期，也與政策有關。
當山西在重組煤炭資源的時候，陜西、內蒙古煤炭產業乘勢而上。實際上，內蒙古早在山西之前就動手進行煤炭資源整合。當山西到2010年關閉千余座小煤礦時，內蒙古已經提前五年完成了礦業秩序整頓。因此，在2009年~2019年的十年間，除了中間的2014、2015兩年外，內蒙古煤炭年產量均居全國第一，山西退居第二。
到了2012年，煤炭行業出現產能過剩，煤價開始走下坡路。劉唐記得2012年下半年，5500大卡的煤炭港口價已經逐步回落至700多元，此後四五年，煤價又下跌了三四百元。內蒙古一家煤礦企業的管理者回憶，2015年時，煤炭產業產能過剩達到頂峰，他供職的雖然是一家央企，也遭遇過幾個月發不出工資的窘境。
中國的國有煤礦往往規模龐大，養活著一個村鎮、一個片區甚至是一座城市。如果煤礦倒閉了，數以萬計的人都會有生計問題，由此帶來的連鎖效應是社會不能承受之重。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出手了。
2016年2月，國務院下發《關於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提出從當年開始，用3到5年，退出產能5億噸左右，較大幅度壓縮煤炭產能，適度減少煤礦數量。這份文件提出了著名的“276政策”，即從2016年開始，按全年作業時間不超過276個工作日的標準來重新確定煤礦產能，原則上法定節假日和周日不安排生產。但這一政策實施後，很快又導致煤炭短缺、供應不上。5500大卡煤炭港口價由2016年初345元/噸飆升至年底741元/噸，這使得“276政策”不到一年就退場。
10月11日夜晚，天津港煤碼頭總長度達17公裏的輸煤皮帶持續運行，電煤船舶停靠在碼頭進行裝船作業，保障煤炭運輸。圖/新華
2016年開始的供給側改革，使當年全國原煤產量較2015年下降了3.4億噸，達34.1億噸。根據信達證券分析師左前明等今年6月初發布的報告，為了平抑由此帶來的煤價上漲，2017年以來，相關部門又釋放了一批未批先建、超能力生產煤礦的產能，使其合法化。此後原煤產量逐步回升，2019年的原煤產量升至38.5億噸。
一位業內人士稱，2017年~2018年，全國電力消費增速超預期。而“276政策”與落後產能退出政策的影響，再加上多年低價位導致的市場出清，使煤炭的產能利用率下降，這需要時間來恢復。這兩年間，供需錯配造成煤價大幅反彈並持續保持高位。
對於供給側改革，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認為，國有企業是本輪去產能的最大受益者，得益於去產能帶來的壟斷溢價，利潤大增。同時，行政化去產能措施對民營企業有一定“擠出”效應，使得國企強者恒強。
2019年以來，去產能仍在繼續，同時釋放先進產能。但在2017~2020年，核準新增產能呈逐年衰減趨勢。左前明稱，去產能再疊加“雙碳”目標的提出等因素，使得煤炭供給增量收斂，“十四五”期間，煤炭產能相對不足將成主要矛盾。
2019年，國家發改委等部門要求加快退出落後和不安全的煤礦，當年基本退出晉、陜、蒙、寧等4個地區30萬噸/年以下的煤礦，嚴格新建改擴煤礦準入，停止核準晉、蒙、陜三省區新建和改擴建後產能低於120萬噸/年的煤礦。根據左前明等人的報告，2017年~2020年全國累計擴增的煤礦產能超過 2 億噸，2016 年至今新增產能約 3.45 億噸。但截至2020年底，全國累計退出煤礦5500處左右、退出落後煤炭產能10億噸/年以上。
焦敬平說，得益於天然開采條件好，去產能政策對內蒙古的煤炭生產基本沒有影響，因為當地幾乎沒有小礦。內蒙古自治區能源局副局長張占軍也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去產能恰恰進一步提升了內蒙古提升的煤炭供應能力。退出來的產能指標可以在市場上交易，南方、東北一些省份煤礦規模比較小，也面臨資源枯竭，而內蒙古還有資源，需要購買很多產能指標，產能就逐漸向內蒙古集中，但這會使區域間的供需錯配進一步加劇。
超產曾經是增加煤炭供應的重要手段。比如，一座核定生產能力為100萬噸/年的煤礦，實際可能一年生產三四百萬噸，露天礦的超產會更多，可能達10倍、20倍。但在近兩年對超產管理日趨嚴格與“煤炭超產入刑”的規定下，超產現象有所減少。此外，內蒙古最近受煤炭反腐“倒查20年”的影響，煤炭產量減量嚴重，2020年煤炭產量同比減少8500萬噸。
一位國有煤炭企業相關負責人說，礦井生產還有著安全和環保壓力。此輪保供前，“相關部門下井檢查時，煤炭幾乎就停產了，有的礦為了安全目標，夜裏也不出煤”。曾浩分析說，相較晉、陜兩省，內蒙古的露天礦受環保制約更大，從去年開始，露天礦拿地就比較困難。今年三季度在國家發改委的協調下，這一問題才得到了有效解決。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陳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此輪煤價暴漲，並不意味著中國缺少煤炭資源。“中國不缺煤，但因為政府供給側改革用力太猛，才導致缺煤。只要給予一定時間，煤炭供應完全能夠恢復”。國內煤價暴漲背後，還有著全球能源供應緊張、世界經濟周期等更宏觀的原因。
今年6月底，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調節局相關負責人接受新華社專訪時稱，煤炭生產供應總體穩定，價格不存在大幅上漲基礎。預計7月份煤價將進入下降通道，“價格將出現較大幅度下降”。但這一預期並未實現。
袁家海對此解釋說，煤炭供給側改革，無論是去產能，還是釋放產能，從研究到開始實施，都有一定周期，“一定存在市場需求與政府幹預不會銜接那麼好的情況”，會有所謂類似調整過度、反應滯後的問題。
鄂爾多斯人吳猛在煤炭行業摸爬滾打了20年，經歷過巔峰也經歷過低谷。面對眼下火爆的市場，他卻高興不起來。“這讓人有點害怕。”他最大的擔憂是，今年價格漲得這麼高，等到跌下去的時候，可能會跌得很慘。當社會普遍都用不起煤的時候，就意味著它可能很快又要遭到政府的強力調控或替代了，到了那個時候，將會有多少人失業？
對於產煤大省而言，它們還面臨著更加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是國家希望節能減排、實現“雙碳”目標及保護生態，一方面，煤炭資源日益在向晉陜蒙集中。袁家海就對此表達了他的擔心：內蒙古與山西對煤炭依賴越大，未來退煤的壓力越大，減煤對當地經濟社會和就業帶來的影響也就越大。同時，“躺”在煤炭上掙快錢，當地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就越弱。
（劉唐、馮剛、吳猛為化名，實習生曹媛、田然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