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雲
“經過辰州（今沅陵），那地方出辰砂，且有人會趕屍。若眼福好，必有機會看到一群死屍在公路上行走，汽車近身時，還知道避讓在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樣……”
著名作家沈從文的這段文字，一直以來深為民俗文化研究者所關註，尤其前些年，隨著《走近科學》裏一期“趕屍”專題節目的熱播，人們更是對這一驚悚離奇的現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很多專家學者也對其真相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解答：有的說是在死者去世後，趁著屍僵用竹竿順著手臂串起，再用繩索固定後運送；有的說是運送者喬裝打扮後背屍，以故意增加這一職業的神秘感；還有的說趕屍者其實是走私犯，他們截取死者的頭顱和四肢插在內充以貨物的稻草上，以“趕屍”為名逃避官府的盤查……當然，“定論”是沒有的，但也正因為各種“答案”的眾說紛紜，反而更讓“謎面”顯得更加神秘詭異。
電影《趕屍人之九陰蠱女》海報
這一期的“敘詭筆記”，筆者無意考據對“趕屍真相”的種種解答哪一個才是“真解”，而是從民國初年的筆記，看看那時剛剛接觸了西方現代科學的國人對其做出了哪些有趣的“新解”。
一、氣動說：陰陽二氣惹屍奔
首先應該向讀者闡明的一點是，很多人認為“趕屍”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現象，但從筆者所能查考到的古代筆記來看，這一現象直到清末才有比較明確的文字記載，以往個別研究者所舉的古例，其實只是“僵屍作怪”。
比如陳聶恒《邊州聞見錄》記載：有客人在山中行路，途中忽聞有人呼喊他的名字，客人隨口答應了一句，但環顧左右，並無人蹤。他感到非常害怕。這時已近日暮時分，他投宿到一家旅店，把這件怪事跟店主說了。店主說你不用驚惶，我自有辦法，於是拿了一把劍跟客人睡在一起。夜半三更，屋子外面又有人呼喊客人的名字，客人嚇得渾身發抖，店主問是誰，回答說：“我黃小二也。”店主拔劍衝出屋子，“見有物如人，奔入一冢而沒”。第二天一早，店主打聽到鄰居家剛剛死了一個人，就埋在那冢之中，報官之後重新開棺驗屍，“其屍斑爛五色”，店主說昨夜興妖作怪的並非此屍，因為它還沒有成精，然後帶著眾人四處尋覓，“入深山中，見遺骸一具，亦五色生毛”，店主說這個才是黃小二，“焚之，果啾啾作聲”。
轉載此文的袁枚在《子不語》中，對這一現象做了這樣一番解釋：“屍能隨奔，乃陰陽之氣翕合所致。蓋人死陽盡絕，體屬純陰，凡生人陽氣盛者驟觸之，則陰氣忽開，將陽氣吸住，即能隨人奔走，若系縛旋轉者然，此《易》所謂‘陰凝於陽必戰’也。”所以袁枚提醒說，跟屍體同處一室時，“最忌對足臥，人臥，則陽氣多從足心湧泉穴出，如箭之離弦，勁透無礙，若與死者對足，則生者陽氣盡貫註死者足中，屍即能起立，俗呼為‘走影’，不知其為感陽也”。
《子不語》
可以說，“氣動說”是我國古代對所有僵屍作怪現象的“通解”。鈕繡所著筆記《觚剩》寫一鄉人死而未斂，其子外出準備喪葬用的棺衾器具，讓一個親戚幫忙守靈。夜深了，靈堂闃然，那人正枕著胳膊小憩，忽然見燈影搖曳，擡頭一看，只見屍體“踽踽有動意”。那人嚇得跳了起來，而屍體也跳了起來。那人嚇得衝出屋子，往院子外面跑，可是死者的兒子出大門時，從外面把院門鎖上了，怎麼都打不開，那人魂飛魄散，只能在院子裏狂奔，而屍體亦“繞階逐之”，就在他準備翻墻而出的時候，屍體突然仆倒抱住了他的腳……等到死者的兒子回來時，發現親戚昏倒在墻下，腳還被屍體緊緊地抱著，一番拉扯之後，總算解脫開來，親戚“已迷昧無人色，久之始蘇”。而鈕繡對此的解釋是：“是必天地不正之氣，憑之為妖。”
《觚剩》
二、送屍人：三人住店兩人餐
記載“趕屍”現象的筆記最“權威”者，當屬《清稗類鈔》中的一篇：“貴州商人采木為生者，每春水生時，輒編木為筏，乘之，直下湖南常德等處，將木筏析賣，乃遵陸還鄉（即循著旱路回鄉）。有病死者，道遠，屍不易回，同行者往往有送屍之術。”然而這種送屍術必須要兩人同施才有效。“其術，一人導於前，一人以手持碗水隨於後（碗中必須是清水，而且必須加持符咒）。水不傾潑，屍不倒也。”那屍體與活著的人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不能說話，而且走路的姿勢顯得僵硬，“與生人亦微異，蓋人行則行，人止則止，純隨二人步趨”。到薄暮時分需要投宿旅店時，旅店主人一見，就知道是趕屍之人，必然會辟出一間專門的房間讓其居住（“此種送屍人，時時不絕於道，彼處客店，每專備一房招待之”）。到了晚上，那兩個趕屍者睡在床上，屍體則立於門側，這就是湘西民諺所謂的“三人住店，兩人吃飯”。將到家的前一天晚上，“屍必托夢於其家人，其家則將棺木衣衾，預備齊整”。等到趕屍者將屍體領進了家，直接驅使屍體走進棺木內，然後趕屍者將那碗加了符咒的清水在地上一灑，屍體立刻倒下。這時要馬上為其收斂，“否則其屍立變，現出腐壞之形矣”，腐敗的狀態與死亡時間完全一致，“如已死一月者，屍即現一月之腐狀”。
徐珂在文末還不忘添上一筆——宣統己酉年秋天，有個名叫楊寬夫的人到湘中辦事，曾經在長沙城外親眼看到趕屍者一行。
《清稗類鈔》
所謂“三人住店，兩人吃飯”，說的是趕屍者運送一具屍體，而在郭則沄所著筆記《洞靈小誌》中，還記載了運送多具屍體的情況：“湘黔有諳是術者，人死不殮，招術者咒之則能行。”趕屍者在前面引導，“或二三屍，或四五屍，從以行”。這些屍體都要用紙蓋住臉，前面的路上有誦經的或演樂的，必須讓他們停止，然後趕屍者才能過去，“否則術敗”。而晚上住店時，與《清稗類鈔》中的記載不同，屍體不能立於門側，必須立於門後，這是怕生人進來時不小心觸碰到，也會導致術敗。“如是晝行夜止，雖千裏可達，抵家亟殮之，稍延則腐。”當時戰亂頻仍，死在異地他鄉的人非常多，所以“館驛間往往見行屍，不足為怪”。
在《清稗類鈔》裏，同樣談到了趕屍現象在清末的多見。湘軍名將黃忠浩曾駐軍川邊，“一日，營外忽大嘩”，他詢問手下出了什麼事，手下報告說是“有人解死屍經過，屍能自行”。黃忠浩感到很驚訝，出營觀看，則見一人持布旛在前面引導，身後跟著一個面無血色、全身僵硬、直挺挺的“人”隨之奔走。黃忠浩便詢問這是怎麼回事，趕屍者說：“此人旅途中死去，不能具備棺木，所以我用法術驅之自行，帶他回家以就殮。”黃忠浩問法術怎樣施行，趕屍者說：“這是我們行業的奧秘，怎麼可能告訴你。”黃忠浩又問他此去還需要幾天才能到家，趕屍者說大約四五天，又問晚上住宿時，屍體“放”在哪裏，趕屍者說“置之門側可矣”。黃忠浩還有些不敢相信，讓手下檢驗那個“人”，發現確實是一具屍體。這一下整個軍營都轟動了，士兵們紛紛出來觀看，但當地人卻說：“此事常有之，不足異也。”
《清稗類鈔》的編撰者徐珂，在另外一部筆記《康居筆記匯函》中，還摘錄了刊發於1926年的《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十一號中一篇名為《緬甸人的生活》中的一句話：“緬甸術士，於客死他鄉之人，可念咒使復活，挈以歸，比至家，乃退咒下葬。”徐珂認為，這與中國的“趕屍”乃是同樣一種“法術”。
《康居筆記匯函》
三、電動說：偶觸陽電便逐人
人死不能復動，否則便是妖、是魔、是鬼魅作祟，這是哪怕生活在科學不昌的年代的人們也能達成的“共識”，而“趕屍”無疑是挑戰了這個世界最基本的法則，必然引起人們的惶恐不安。古人對無法用其所處年代的知識合理解釋的事物，大多會給予一些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答案，但在清末民初，隨著現代科學的引進，那些比較先進的中國人就嘗試著用科學進行全新的詮釋——對“趕屍”亦是如此。
清末民初的筆記，用兩種“時新”的觀點解釋“送屍術”：一是催眠術，一是電氣作用。
著名學者狄葆賢就持“催眠術”觀點，他在《平等閣筆記》中說：“貴州采木商人病死於湘中者，能以送屍術送之返鄉，似與西人之催眠術同理。”他與很多朋友函來信往地對此進行了一番討論，認為人死之後，靈魂早已與肉體分離，而肉體還能像生前那樣運動自如，“乃其生前之余氣耳”。他又進一步比喻道：“人之余氣，猶燈火熄時之有余影，儒家或謂之魄，人死時往往有報信托夢於親友者，皆此余氣為之，非靈魂也。”所以，送屍術是施術者將自己的靈魂註入到了死者體內，與死者的余氣“相合相接而成者也”，這很像是催眠術的施術者用自己的意念誘導受術者按照其指令所為，所以狄葆賢說：“催生人者謂之催眠術，催死人者，謂之催死術可也。”
《平等閣筆記》
但是，徐珂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西人之催眠術，能催生人，而不能催死人，能催數小時之久，而不能催至數月之久。”所以他更傾向於，趕屍術“與尋常屍變因有所感觸而然，或系一種電氣作用者”。郭則沄也抱相近的觀點：“凡生物鹹有電質，人之初死者，陽電滅而陰電存，偶觸陽電，輒爾躍動，或起而逐人，其逐人者，正以兩電相引也。”然而徐珂和郭則沄都沒有註意到，他們在反駁“催眠術說”時，強調催眠術“能催數小時之久，而不能催至數月之久”，同樣，“電動說”也存在著相同的問題，那就是逐人一時和驅行數月，也不是一碼事。
沈從文在文章裏提到一位會趕屍之術的“有道之士”，名為闕五老，據說他十五歲時就遠走雲貴，跟名師學習過趕屍術，晚年，當人們問起他是否真的見過此術時，他必裝作很認真的神氣說：“當然的，我還親自趕過！那是我一個親戚，在雲南做官，死在任上，趕回湖南，每天為死者換新草鞋一雙，到得湖南時，死人腳趾頭全走脫了。只是功夫不練就不靈，早丟下了。”沈從文幽默地說“至於為什麼把它丟下，可不說明”，而闕五老的用意，也只在“故神其說”而已。
越琢磨，越覺得“故神其說”四個字真的是妙極，真真假假，莫衷一是，假假真真，姑妄聽之。
責任編輯：顧明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