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柏田/文
有些事，國家希望人們忘記，比如蘇聯的外賓商店。如果不是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格麗特》提及此事，我們根本不知道此為何物。歷史學家葉列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奧索金娜在此物消失半個多世紀後專門立書撰述，把小說家布爾加科夫視作引導她研究的路標式人物，某種意義上是把這部小說視作了歷史文獻。人們常說，小說比歷史更真實。其實，小說是小說，歷史是歷史，本風馬牛不相及，讓小說承載歷史之重，說焚琴煮鶴語重了些，但也確是難為小說家了。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小說家所寫，在他那個年代本是日常之物，日常到了人們習焉不察的地步；而後來的歷史撰述，卻有意屏蔽、遺忘這些當年的場景，試圖把人們的記憶格式化，隨著時間流逝，它們真的魔術般消失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小說成了無意間闖入歷史場域的一頭公牛。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格麗特》就是一次這樣的意外，這樣的意外其實還有很多。
伊凡諾維奇的夢
《大師和瑪格麗特》第十五章裏，有一天晚上，被捕的住房合作社主任尼卡諾爾·伊凡諾維奇做了一個被迫上繳外匯的夢：
他夢見一群手拿金喇叭的人前來迎接他，隆重地一路吹吹打打，護送他到一扇油漆大門前，一個響亮的男低音從半空中興高采烈地對他說：請把外幣交出來。然後他來到了一個劇院，整個大廳陷入濃重的黑暗，四周墻上跳出來燃燒著的火紅色大字：交出外幣。接下來，一些人被押上臺，勒令交出外匯和黃金。所用的手段有勸說、欺騙、恐嚇等。一個叫頓爾奇的知識分子已經被拘押一個半月了，因為交不出外幣和鉆石，被檢舉把美金和鉆石項鏈藏在了情婦處，鬧了個聲敗名裂；一個叫薩瓦·波塔波維奇·庫羅列索夫的演員上臺表演普希金的戲劇《吝嗇的騎士》的片斷，勸說非法買賣外匯者上交外匯。他突然倒在舞臺上假死，一骨碌又爬起來，鞠了個躬退到幕後。稀稀拉拉的掌聲中，主持人（也是全場的掌控者）站出來警告觀眾，如果拒不交出外幣：“你們也會落到這樣的下場，甚至還要慘”。爾後，場中開始有人陸陸續續交出外幣和金子，他們不僅要交出自己的，還要檢舉親戚私藏的。
布爾加科夫寫作這部充滿著石破天驚想象力的傑作，是在1928年至1940年間，發表已在他去世27年後。小說借由魔王闖入莫斯科和“大師”的一部手稿遭禁的故事，對重軛下的三十年代發出了黑暗中的笑聲，並對藝術和權力的關系作出了新的思考。有關“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國家權力對公民財富的公開圍獵，《大師與瑪格麗特》如果不是惟一記載此事的文學文獻，肯定也是最有影響力的記載之一。（同一時期相似的記載，還有作家維克多·阿斯塔菲耶夫在《最後的問候》中對1933年西伯利亞村莊的回憶：“那年，正是那年，無馬的、饑餓的男人和女人們出現在冬季的葉尼塞冰路上，他們背著包，帶著破東西和一丁點兒黃金去 ‘外賓商店’換東西。”）
工業化是一項十分昂貴的計劃，需要在境外購買工業原料、技術、機器設備，向外國專家支付酬勞等等，這些都需要集中大量的黃金外匯。不巧的是，蘇聯的第一波工業化浪潮推動的1930年前後，正值爆發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蕭條席卷全球之時，國際市場上各種初級產品的價格一落千丈，先前作為蘇聯主要外匯收入的糧食、木材和石油的出口所得大幅減少，連年外貿赤字已使國家的外匯市場徒有其名，根本無法為工業化輸血，滿足其對機器設備、各種物資和技術的進口需求。再加集體化摧毀了農村經濟，整個社會都在半饑半飽的狀態下靠定量配給度日，爆發於烏克蘭又四處蔓延開來的大饑荒又來湊上一腳。
外匯儲備既已耗盡，工業化這頭巨獸又嗷嗷待哺，領導層的焦慮心情自是不難想象。為了這個國家的將來，他們把目光投向公民家裏的櫥櫃、抽屜和首飾盒裏的寶貝，亦屬無奈之舉。當然，強取未必明智，以打擊貨幣投機為由頭開展大規模的強取民眾有價物品的運動已經過時，得有一個新生事物，藉此方可以讓公民們自願向國家上交黃金。
這才有了“外賓商店”在1930年代初的應運而生。當然，從問世直到落幕，就像它的名字（外賓商店的全稱是“全蘇外賓商品供應聯合公司”）一樣，它一直充滿著種種悖論。最終，它在壽終正寢前完成了締造者賦予的任務，從千千萬萬個家庭的首飾盒和櫥櫃流向“外賓商店”的黃金小溪匯成了一條水量充足的資金的大河，其價值相當於全蘇工業進口額的三分之一，遠超主要的外匯進項——谷物、木材和石油出口，既承擔了國家工業化初期所需的大量黃金，也使幾百萬人靠著它度過饑荒。
如此看來，這個新生事物乃是創造了雙贏局面的美好事物，為什麼歷史學家還要把伊凡諾維奇的夢看作那個年代“墮落”的痕跡之一呢？
帝國黃金故事
1929年4月的一個深夜，一輛從蘇聯新勒熱夫開出的火車，裝滿毒氣，亦載著黃金，駛往一千公裏外的德國首都柏林。這是湯姆·提克威執導的長劇《BabylonBerlin》（《巴比倫柏林》）開場的一個鏡頭。時當魏瑪共和國風雨飄搖之際，各方勢力在這座罪惡之城開始角力。劇中開場的這列火車裝載的黃金，正是托派小團體“紅色堡壘”從蘇聯秘密偷運出來，計劃以柏林為中轉站送往伊斯坦布爾，以資助在那裏避難的托氏“不斷革命”。對這輛火車上的黃金的追索，成了這部三季28集長劇貫穿始終的主線之一。
俄羅斯帝國本來並不窮。相反，它富得流油。俄羅斯國家銀行在一戰前擁有大約17億金盧布的黃金，相當於大約1300噸純金。據說，當時俄羅斯的黃金儲備在全世界中央銀行中位居第一（也有一說是僅次於法蘭西銀行）。它能把這麼多黃金折騰完也是本事。一部分被舊政府拿到國外換取戰爭貸款，一部分在內戰中消耗、被盜和流失了。盡管如此，到蘇維埃政府掌權時，其能支配的黃金儲備仍然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大約10億盧布，包括“二月革命”前夜交給克裏姆林宮的羅馬尼亞黃金，還有超過40噸從西伯利亞開采、十月革命前尚未納入國家銀行收支表的黃金。
這些黃金後來都去哪兒了？它們中的大部分在1920年代初被出售了，以填補越來越大的外貿窟窿。還有一部分則像德劇《巴比倫柏林》中所講述的那樣，被慷慨地輸出，用於支持境外的共產主義運動、工人運動以及推動世界革命。再多的黃金也禁不起一個大手大腳慣了、不善理財的政府的折騰，從沙皇時代以來一直滿漲的黃金池愈發枯竭了，龐大的黃金儲備說沒就沒。而且，出於對資本和財富的一種古怪心理，這個政權成立最初幾年，善於算錢被視作不革命的、可恥的階級異已行為。
這就導致國家啟動工業化計劃時，國庫裏的黃金儲備空空如也。其面臨的風險，就是整個國家的工業化都有可能爛尾。1927年底，中央銀行發出警報，法定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硬通貨發行擔保的最低標準已處於被突破的邊緣，這實際上已是國家外匯和貴金屬儲備的底線。為了償還債務，政府亟需出售貴金屬，主要是黃金。葉列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奧索金娜的研究表明，1927、1928兩年，蘇聯政府向境外出售了120噸純金，這意味著，政府已經用光了所有可自由支配的外匯貴金屬儲備，還把科雷馬服刑人員開采的黃金也補充了進去。領導人的決心也真是大，家底蕩光了，政府開始向外國人出售博物館的藏品。
當整個國家都在借債度日時，貨幣幹預也失去了意義。急劇通脹下，試圖通過向自由市場拋售黃金和外匯來維持金融穩定最終導致了蘇聯黃金外匯資源消耗殆盡。當貨幣幹預失去作用，民眾手中的黃金、外匯開始流向匯率遠超官價的黑市，到了這個時候，國家除了以打擊貨幣投機為名強取豪奪，已無他法。伊凡諾維奇做的那個被迫上繳外匯的夢，事實上正是那個年代蘇聯人噩夢的開始。
有一個法子，可以讓沈睡在民間的黃金如同被施了魔咒一般，自動長出雙腳，跳到國家的金庫裏來，而且不會像先前沒收人民黃金的運動那樣激起眾怒，你幹不幹？
第一個想出用商品換取日用金器主意的家夥，真是一個天才。此人名叫葉夫列姆·弗拉基米洛維奇·庫爾良德，莫斯科第一百貨商店經理。他說他經過半年“無休止的痛苦”思考，終於決定向領導提出了這個“重要建議”。這個金點子很快得到了當局的接受並推廣，一個叫“全蘇外賓商品供應聯合公司”的單位應運而生。政府承諾，只要公民付出黃金和外匯，就可以在外賓商店享受到和外國人同樣的權利，購買到和外國人一樣的商品。金點子的發明者庫爾良德很快得到了獎賞，晉升為莫斯科州外賓商店辦事處的商業經理。
盡管之前國家銀行也一直沒有放棄征收黃金的努力，但在外賓商店這個新式利器前，可謂小巫見大巫。1921年至1928年冬天，國家銀行從民眾手裏收購了11噸黃金，外賓商店在成立後的四年中，收購量將近國家銀行的六倍之多，達到64噸。到1936年外賓商店壽終正寢，人們帶到外賓商店的黃金總計已達約一百噸。國家銀行和秘密警察一直沒有幹成的事，貿易人民委員會下面一個小小的外賓商店幹成了，這也可說是四兩撥千斤。
“被迫的自願”
其實，“外賓商店”並不小，它的網絡遍布蘇聯全境，從各大城市到邊遠小邑，到處都有它的辦事機構。從斯摩棱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從阿什哈巴德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真正做到了“從莫斯科到最遠的邊疆，從南方山區到北方大海”。1930年代的大饑荒加速了它的高光時刻的到來，到1932年底，其商店總數達到了1300余家。這個網絡就像一只巨大的八足章魚，它的吸盤從莫斯科開端，然後生出無數個小吸盤，再伸到每個城鎮和村莊。它是國家操縱的黃金收割機，一臺功率巨大的“抽水機”，其功能就是把黃金從人民口袋抽取到國庫裏。
領導人認為，革命後黃金失去了作為飾品的意義，也失了本身的消費價值。黃金和白銀是舊時代小市民階層的奇怪興致，人們借助這些東西在生活中取得顯赫地位。它對於蘇聯公民毫無用處，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並不取決於物質所得，而是取決於對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貢獻。外賓商店辦事處打出這樣的廣告曉諭人民：“日用金銀器是舊時代小市民的庸俗趣味，過去人們獲得這些是為了身份地位，蘇聯公民不再需要這些，應該在短時間內把金銀制品兌換成外賓商店百貨商場裏最好的商品。”
亞歷山德羅夫娜·奧索金娜描述道：“大饑荒比國家和領導層的迫切需求對1932年至1933年外賓商店的蓬勃發展發揮了更大的作用……1931年的糧食歉收加上國家征購、農業集體化、沒收生產資料和土地導致了數百萬人死亡。人們把擁有的所有值錢的東西都帶到外賓商店，用來換取黑皮面包，而不是魚子醬和皮大衣。外賓商店只獲準接受外匯和黃金，但是饑民帶來的是白銀、鉆石、祖母綠、繪畫作品、雕像。饑民告訴那些反應遲鈍的領導，可以從他們手裏收取這些東西，並將其轉化為那些建設中的大企業的車庫和渦輪機。”當然，這些“自下而上的倡議”，領導最後都欣然采納了。
無數裝著銀器、飾品、繪畫、地毯、聖像畫、宗教器具、瓷器、小型彩畫、時鐘等古董的箱子，源源不斷地從外賓商店發往西方國家，換來國家建設急需的外匯。一塊塊金錠被運往歐洲，在國際市場上出售，附著在貴金屬上面的文化和記憶的功能（紀念、饋贈、家族傳承）消失了，最後，它們只成為單一的冰冷冷的支付工具。外賓商店收貨員的驗收操作指南表明，國家不願也不會放過一粒黃金的塵埃。此後，舊時代和舊財富的樣板只有在博物館才有可能看到了。
大饑荒中，農村在死去，城市在半饑半飽中艱難度日，1933年成了外賓商店的高光時刻，同時也是悲哀的凱旋。人們摘下訂婚戒指、貼身十字架、耳環，找出家裏的獎杯、勛章、鐘表、鼻煙壺、餐具等日用金器，去換取賴以果腹的面粉。歷史學家說，這一年，人們給外賓商店帶去了價值5800萬盧布的黃金。外匯商店無須使用暴力，它在饑荒時用食物和商品，和顧客達成一種“被迫的自願”，換來人民的黃金。
“紅色經理”的命運
布爾加科夫的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中，魔王沃蘭德的兩個隨從鬧事打架，在斯摩棱斯克市場的外賓商店放火，讀者得以瞥見裏面陳列擺放的貨品——“肥得幾乎流油的淡紅色鮭魚段”，裝著“精選赤鯡魚”的木桶，堆得金字塔似的橘子，金紙包裝的巧克力塊搭成的奇妙建築和其糖果，“幾百件色彩各異的印花布”，“平紋細布和薄紗以用做燕尾服的呢料”，“堆得高高的鞋盒”。留聲機裏還放著探戈和爵士音樂。
時代是饑餓的、襤褸的，小說家筆下明鏡般的外賓商店裏卻是到處是巧克力、紅酒和香腸，它天堂般的富足，不啻為一個“縮小版的美國”。但事實上，與布爾加科夫描述的擺滿鮭魚排不同，蘇聯的外賓商店只是貧民的面粉鋪，它的“入口”放著黃金，“出口”放著成袋的面粉。它名為外賓商店，實際上沒有一個外國顧客。它什麼都沒有運出境，仍被視為出口企業。這個三十年代的經濟怪胎，它的唯一功能，就是把包裹著螺栓的黑面包、發臭的鮭魚和不可兌換的盧布變成外匯。
如果外賓商店是一家私人企業，它的老板肯定發大財了，但它是為國家的工業化而開，外賓商店無權把收購的有價物品用作經營開銷和企業利潤，因此出現了一個匪夷所思的現象——“讓讀者震驚的時候到了”，作者說——“它是虧損的”。外匯利率遠超各出口單位的外貿商店居然是虧損的。奧索金娜說這是本書的第一個秘密，但考慮到外賓商店唯一的經營者和所有者是國家，這並不算太意外。
外賓商店從業人員普遍有著特殊感和精英感，這來自他們可以接觸到外匯和緊缺商品這些特權，而這正是滋生腐敗的溫床。作者披露的檔案文獻揭示了外賓商店運行中的種種腐敗，工作人員的吵架、酗酒、陰謀、通奸、告密、坑害和偷盜行為。這些食利者的故事裏，那些曾經自視為國家精英的貪腐者的邏輯如出一轍：我把生命獻給你，你賦予我特權，原諒我的錯誤。大量外賓商店的工作人員因為職務犯罪遭到清洗。外賓商店在大清洗前夕就關門大吉了，然而接下來的鎮壓沒有繞過那些從前在外賓商店上班或在那裏買過商品的人。
在接下來的年代裏，這些外賓商店的“紅色經理”、職業革命家的命運全都大同小異：第二任外賓商店管委會主席斯塔舍夫斯基，在任內曾把外賓商店的機構開遍蘇聯全境，在大清洗中被指控涉諜遭到處決；第三任外賓商店管委會主席、西伯利亞大商人出身的利文森，1938年在列福爾托沃監獄被處決。第一騎兵軍的采購代表、長年擔任外賓商店管委會副主席的格利高裏·穆斯特，他過高估計了領袖的仁慈，最後也沒能逃過大清洗。對“歷史馬賽克”下人的命運的有意無意的透露，使這本講述工業化和黃金的歷史作品在表格和數字的冷酷之外，也有了人性書寫的一抹暖意。換言之，《蘇聯的外賓商店》既是對蘇聯工業化起步時國家收割民間黃金和貴金屬歷史的講述，是對三十年代蘇聯的經濟運作和獨一無二的消費文化的一次深入解剖，也是一本命運之書。不誇張地說，這本書給了我閱讀《薩申卡》《娜塔莎之舞》以來最暢快的一次閱讀體驗。
要思想純潔還是要工業騰飛
接下來，就要說到這本書小心翼翼藏到最後的一個秘密了：為國家的工業化作出如許貢獻的外賓商店，從問世之初，在領導層眼裏就是一個“不招待見的孩子”，必定走向毀滅。
在外賓商店這個金點子被接受之初，國家與這些持著硬通貨進入商店購物的顧客之間有這樣一個不成文的約定：在外賓商店裏，所有人在社會性上是平等的，在這裏，壓倒一切的不是“階級”，而是“金錢”，對顧客的劃分純粹是從經濟角度出發的，黨的官員在這裏沒有任何特權，不論是無產階級，還是崛起的“新貴”，有黃金就來購物，沒有黃金就請走開。也就是說，為了工業化這一大計，為了取得黃金外匯，國家不僅犧牲了對外匯的壟斷，還犧牲了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意識形態原則，即階級立場。
是要讓思想純潔還是要工業騰飛，對當時的蘇聯領導人來說，的確是一個兩難。當然，政府的妥協也有前例可循，那就是先前不得已為之的新經濟政策。最高領導層希望，外賓商店這個東西也應如是，只是一個短期的戰術動作，等到它把人民口袋裏的金子全都驅趕到國庫裏，它也就可以退場了。
到了1936年初，工業化所需的黃金和外匯問題基本解決，領導層再也不能容忍它的存在了。其實國家銀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早就盯上這個怪胎了。他們盯著外賓商店的領導人，也盯著進出商店的顧客們。在他們看來，在裏面獲益的那些持有黃金的人，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擁有舊時代積蓄的人，是階級異已分子。他們連累這個國家作出這麼大的讓步和犧牲，是可忍孰不可忍？形勢最緊張的時候，即使在商店裏習慣性地買個面包都可能成為一件危險的事情，演變成監視、搜查、沒收財產甚至逮捕。在這樣的驚險生活中，任何一件小事要是處置不當都會上升成為一個事件，成為悲劇。
可憐的外賓商店，卸磨殺驢幾乎是它生下來就註定的命運。因為它天生的骯臟，對它的汙名化用不著任何引導。在三十年代的蘇聯政治語言中，外賓商店象征著庸俗市儈、小市民、小資產階級、甜膩、物質欲、貪婪，是革命精神的反面。亞歷山德羅夫的電影《快樂的孩子們》中，那個繡花枕頭一樣愛打扮又無用的時髦姑娘，就被叫作“外賓商店的孩子”。這就是這個國家對待它的態度，一邊利用，一邊又在思想上抗拒。
其實還是多虧了外賓商店，蘇聯才能在1933年按照8盧布兌1美元的匯率把幾乎沒人要的蘇聯盧布換成了外匯。它極大接濟了空轉的蘇聯出口，收購的有價物品負擔了1932-1935年工業騰飛的關鍵年份五分之一的進口支出，在爆發饑荒的1933年，為國家負擔了工業設備、原料和技術進口支出的三分之一。它為蘇聯工業的第一批大型企業的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批企業包括國家為之自豪的烏拉爾機械制造廠、庫滋涅茨克煤田、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體。
正如每枚硬幣都有正反兩面，盡管外賓商店的交易具有欺詐和掠奪性，它還是挽救了大饑餓中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正因為此，時下的俄羅斯人在講述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饑餓生活時，對外賓商店的社會記憶保持著“虔誠的、令人難以捉摸的、無法理解、甚至是神秘的感覺”。真是一段“百感交集”的旅程。
這就是充滿悖論的蘇聯的外賓商店，工業化對外匯的需求導致了它的誕生，大饑荒解釋了其業務呈井噴式的然後又是短暫的繁榮，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衝突註定了它最終的消亡。歷史學家最後證實，在多卷本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中，給外賓商店留下的，只是兩行冰冷的表述：
“在開采黃金的時候，外賓商店聯合公司的經營活動也促進了蘇聯外匯狀況的改善，1931-1935年，外賓商店通過零售往國家銀行移交了價值2.87億金盧布的外匯和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