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8日，150名涉嫌電信網絡詐騙的犯罪嫌疑人從柬埔寨金邊被押解回國。圖/中新）
反詐總動員
本刊記者/黃孝光
發於2021.8.16總第1008期《中國新聞周刊》
“隨著行業的發展，以及外界的各種打壓，以往的慢聊方式已經不適應現在的環境，必須以快制快、以專制專，發展精聊，才能迅速致富。”這篇題為《精聊入門》的詐騙話術“手冊”，由一個裸聊“教練”編寫，落款時間是今年6月。這位教練四易其稿的總結，提煉了最近一年多來的“成功經驗”，“希望能給大家啟發，給公司帶來更大的收益。”
哪些人構成裸聊的目標客戶？“首先看長相，太帥的，生活層次高的，留著胡子、很有男人味的，每天健身房的，炫富曬車曬鈔票的，長得吊兒郎當的，基本就可以排除了。這些人要麼是搞殺豬盤的同行，要麼是一毛不拔的鐵公雞，比較難纏。其次看年齡，一般24 歲到 36 歲之間，情況特殊的可以適當往上提點，往下降就沒必要。”教練解釋稱，“現在年輕人不欠款就不錯了，不指望他身上有多少現錢，只求擼網貸沒問題。”
從尋找詐騙對象、篩選、溝通、誘導到實施詐騙或敲詐，這篇長達11頁的話術給出了細致的指導意見。微信公號“終結詐騙”披露了話術的具體內容並點評道：“脫衣裸聊，這個貌似色情、實為詐騙，但卻歸為敲詐勒索類的特殊犯罪，目前發案量仍處在高位。”
事實上，電信詐騙犯罪手法已超48類300種，發案量居高不下的遠不止是裸聊。2020年全國共破獲電詐案件32.2萬起、抓獲36.1萬人。打擊的同時，2020年公安部門還勸阻了870萬名群眾免於被騙，累計挽回損失1876億元。
國家反詐中心負責人提到，網絡詐騙增長迅猛，貸款、刷單、殺豬盤、冒充客服四類高發網絡詐騙案件發案占70％以上。新的詐騙手法隨著新技術、新應用、新業態的出現應運而生，並且不斷演變升級，令公眾防不勝防。反詐如何有效？這是社會全體成員面臨的共同難題。
（2019年3月，廣東深圳警方打掉“套路拍”類型電信詐騙團夥6個，刑事拘留135人，凍結銀行賬戶22個，涉案金額共110余萬元人民幣。圖/IC）
精準詐騙和“被害內卷”
一位女企業家被人添加微信，幾天之後就與對方確定了戀愛關系。對方自稱是個大老板，在一個虛擬貨幣平臺投資，讓她跟進投資了180萬元。其間，反詐專線96110提醒她有受騙風險，她問男友：“親愛的，你怎麼可能有問題？”“我也會接到這種電話，是善意的提醒，沒關系的。”男友說。大概第10天後，平臺賬戶被鎖，她報警說，自己和男友都被騙了。向警察出示的聊天記錄裏，她對男友說：“平臺怎麼就欺負我們倆呢？”到這一步，她仍不相信自己落入了殺豬盤的騙局。
這是一位辦案警官向《中國新聞周刊》講述的詐騙情節。詐騙分子是如何獲知女企業家的聯系方式的？他解釋，詐騙分子通過工商資料查詢軟件，可以獲取全國所有企業的電話，其中不少小企業登記的是老板的手機號。獲取這些手機號後，幾種騙術往往輪番上演。“如果有貸款需求，適用放貸騙局；假如號碼是會計的，冒充老板要求轉賬；偽裝成地方領導，加小老板微信，之後再有針對性地騙錢；如果手機號對應微信頭像是個女的，可以用殺豬盤。”
“無論何種身份，總有一款套路適合你。”這名警官感慨道。
詐騙之術古已有之。明萬歷年間張應俞編寫的《新刻江湖杜騙術》，被譽為世界上第一部專業反詐書籍。全書總結了24類騙術，有些今天仍在發生，比如類似於冒充公檢法套路的“冒官行騙”。如今傳統詐騙搭上電信網絡的技術手段，犯罪手法裂變至300余種。
公開資料顯示，電詐犯罪興起於上世紀90年代的臺灣，最初流行的套路是告知中獎並要求交稅。2000年前後，東南沿海省份有人從臺灣學會此類騙術，逐漸自立門戶。等到2008年，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反詐專班一隊隊長胡巧悅開始接觸電詐案件時，電信詐騙已擴散到大陸各省市，全國各地陸續進入電詐案件高發期。2009年4月，兩岸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高壓打擊之下，電詐團夥的主要據點陸續往境外轉移。
伴隨詐騙窩點的轉移，30年來新的詐騙手法隨著新技術、新應用、新業態的出現應運而生，並且不斷演變升級：2002年前後流行 “腦溢血”“車禍”騙術，2010年前隨處可見“重金求子”的街頭廣告，2010年起冒充公檢法行騙屢見不鮮，2012年後購物退款、刷單等網絡詐騙頻發，2015年起，在大數據加持下，進行個性化定制的精準詐騙開始大行其道。
（2020年5月，上海警方破獲一起特大電信網絡詐騙案，抓獲犯罪嫌疑人72名。該詐騙團夥打著銷售各類防疫用品的幌子進行詐騙。圖/中新）
根據公安部的粗略統計，2015年全國電信詐騙發案59萬余起，詐騙金額高達222億元。一眾詐騙類型中，投資理財類的案件占比和案值最高。一位不願具名的區級公安人員透露，當地今年以來僅僅因為投資詐騙這一類型，每月被騙數額過億元，平均每個市民每月被騙20元。
犯罪心理學專家武伯欣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無論傳統詐騙還是電信網絡詐騙，經驗豐富的作案人通常能說會道，並且懂得隨機應變。據他了解，詐騙團夥通常有培訓教材，教的主要是角色扮演和詐騙套路。“什麼時候需要轉換角色，在什麼情境應該說什麼話，都是精心設計的，談吐很自然，打字速度很快，騙局很難被識破。”與之相對，受害者接觸到電詐的心態，往往是“信而有疑，疑而又信”，這導致被騙概率極高。
《精聊入門》詳細講解了如何把握節奏和操控受害者的心理。“如果有人問你在哪直播，委婉一點，明明想讓他看，又稍微推一下，又不到推死地步。”到了裸聊環節，如何成功讓受害者脫掉衣服，《精聊入門》分情況進行了討論：對於心急的客戶直接視頻；對於慢熱型的客戶，循序漸進，慢慢“聊騷”；假如客戶很害羞，《精聊入門》給出的方案是先聊別的話題，尋找時機視頻，“把自己的視頻調到不露但又有點誘惑的位置”。
因為裸聊敲詐的猖獗，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專門成立了裸聊敲詐打擊專班，作為其反詐體系的十大板塊之一。上海市反詐中心勸阻大隊民警楊牒舒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伴隨網絡詐騙的常態化，騙子得到的資源越來越多，手法越來越成熟，會設計更多的花樣來行騙。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潔在研究中，將當前電詐趨勢總結為“被害內卷”的現象——依靠心理學技術和網絡技術相結合的精準信息詐騙，不僅能找到合適的犯罪對象，還能對犯罪對象的心理特征及財產信息進行研判，使得被害人被害程度不斷加深。
（上海浦東公安分局金楊新村派出所在廣西南寧市抓捕電信網絡詐騙嫌疑人。圖/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
緊密合作的產業鏈條
在中國的電詐史上，山東徐玉玉案是一場難以忽略的悲劇。2016年8月19日，一個詐騙電話騙光了貧困生徐玉玉的9000元學費。事發時考上大學不久的她向教育部門申請了助學金，詐騙電話通知她去領取，並一步步引導她到銀行轉賬匯款。被騙後，徐玉玉悲傷過度以至心臟驟停，不幸離世。
在這起悲劇中，根據央視報道，詐騙分子在網上看到以助學金為名對學生進行詐騙的劇本，想要效仿，於是先後在網上購買了非實名的電話卡和銀行卡作為作案工具，以及數萬條山東籍高考考生的個人信息，包括學生姓名、學校、家庭住址和聯系電話。詐騙者將受害者的個人信息稱為“料”，拿料是其實現精準詐騙的必要前提。在這方面，會有專業黑客去滲透網站，也會有一些平臺員工內外勾結，出賣數據給詐騙團夥。徐玉玉的考生信息，正是黑客攻破教育部門網站所得。
數據加持下，詐騙團夥可以量身定制，進行精準詐騙。胡巧悅舉例，殺豬盤的受害者通常是經濟能力較強的年輕單身女性，刷單詐騙面向的多是閑暇時間多的在校大學生或家庭主婦。在徐玉玉案中，犯罪分子知道徐玉玉申請了助學金，並能準確說出她的名字、就讀和被錄取的學校，於是輕而易舉地獲取了她的信任。
拿料只是第一步，圍繞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已經形成一條上中下遊緊密分工、密切關聯的產業鏈條。有報道稱，網絡詐騙地下產業鏈存在開發制作、批發零售、詐騙實施和分贓銷贓四個主要環節，鏈條上協同作案的工種達15個之多。比如，開發制作環節的釣魚編輯、木馬開發、盜庫黑客屬於技術支持工種，專門負責提供詐騙工具和各類信息。批發零售環節的工種最多，有釣魚零售商、域名販子、個人信息批發商，以及銀行卡販子、電話卡販子、身份證販子，這些人通過倒買倒賣各種犯罪工具獲利。
詐騙實施環節的電話詐騙經理、短信群發代理、在線推廣技師等，則是直接與受害者接觸的詐騙分子。接受采訪時，胡巧悅特別提到“引流”團隊：從短視頻到各類聊天交友App，發達的社交網絡建構起成熟的引流環境，專門有人註冊賬號、保持活躍度，進而賣給詐騙者用於引流作案。
當受害人的錢到了指定賬戶，就進入分贓銷贓的環節。財務會計師、ATM小馬仔、分贓中間人會將騙到的錢迅速轉移、提現。這方面有專門的洗錢團隊，把贓款一級級拆分至不會引起銀行風控註意的額度，再通知車手將錢取出來存到“安全卡”。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許多團夥如今利用虛擬幣洗錢，給警方追贓帶來巨大挑戰。
“過去是團夥式、家族式作案，整套活自己幹，現在是發包式的，幾乎每個環節都有獨立的團隊在做。這導致騙了100塊，分到詐騙者手上的通常只有三成。”胡巧悅提到，當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呈現明顯的鏈條化特征，而核心的詐騙團夥則實行公司化運作。
公司化運作的趨勢始於2008年，伴隨著4G互聯網通信技術的發展，一些零散的非專業的詐騙分子開始組團，向著專業化、職業化方向發展。浙江金華今年破獲的一起特大殺豬盤案中，犯罪團夥實行公司化運營，內部設有直營團隊、代理團隊、講師團隊、業務團隊、技術團隊和洗錢團隊，結構嚴密，分工明確，定期更換詐騙平臺，輪換窩點人員，逃避偵查打擊。“業務員是四五千的基本工資，加上個人行騙所得的7％的提成。組長按整個組收益的3％提成。講師講一期提成5％，比如開3個盤口騙得6000萬，每個講師能分100萬。”參與偵辦該案的民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被上海警方破獲的“大麟直播”詐騙案，同樣呈現鮮明的公司化特征。胡巧悅提到，相關詐騙團夥有管理層，有專門的人事、財務，有技術、法律、心理學方面的專業團隊，還招募大量的代理。該詐騙團夥總公司在洛陽，平臺搭建方在武漢，29個代理公司或地方分支則分散在全國10省16市。今年5月，警方對“大麟直播”詐騙團夥實施抓捕。他們發現，為求“財源廣進”，詐騙窩點擺風水陣、拜關公，養了金龍魚。更諷刺的是，“老板”辦公室掛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條幅。
一些詐騙公司，甚至也在努力營造“企業文化”。前述《精聊入門》，營造出濃厚的業務交流氛圍。該手冊在文末寫道：“我的聊天方式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有不足的地方，還請大家多多包涵。公司還有別的同事的聊天方法，同樣適用於大家日常作業使用，大家有時間可以多跟他們交流。”
有些團夥利用宣傳口號激勵員工加倍騙錢。“20歲的貪玩，造就了30歲的無奈。30歲的無奈，造就了40歲的無為。40歲的無為，造就了50歲的失敗。”2019 年，貴州凱裏某大型商場寫字樓內的一個電詐窩點被端，詐騙集團在墻上貼滿標語：“對號入座，年輕人。請不要在該奮鬥的年紀選擇了安逸！”
（上海市公安機關一次電信網絡詐騙抓捕現場。該詐騙團夥利用網絡直播平臺進行詐騙。圖/上海市公安局）
層出不窮、破案率低
面對形成產業鏈之勢的電詐，反電詐如何打怪升級，成為現實的挑戰。6月17日，公安部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全國公安機關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舉措成效：今年1至5月，全國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11.4萬起，打掉犯罪團夥1.4萬余個，抓獲犯罪嫌疑人15.4萬名，同比分別上升60.4％、80.6％和146.5％。
發布會重點介紹了兩個典型案件，其中一個是上海打掉的利用直播平臺實施詐騙的犯罪團夥。“和大麟直播的手法類似，都是通過在抖音、相親網站等冒充年輕貌美的女性，把一些有情感需求的男性引流到直播平臺上，進而幫助女性刷禮物。”胡巧悅說。
上海作為常住人口超2400萬的超大型城市，為應對嚴峻的電詐案件發案形勢，在打擊力量的配備上進行了多年探索。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九支隊情報綜合大隊大隊長馬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海市公安局在2013年年底遴選了一批專業打擊隊伍12人，專門從事反詐工作；2016年3月，建立上海市反詐中心，銀行、運營商以及多個警種共同入駐，搭建起反詐的合成作戰平臺；2016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在刑偵總隊下新設九支隊，作為專門的電信網絡詐騙偵查支隊。“九支隊分情報綜合、破案打擊、綜合查控、接警處置四個大隊，超越了傳統刑偵的範疇，目的就是為了應對這幾年電詐案發量的逐年攀升。”馬濤提到，反詐中心的工作亦由九支隊牽頭，人數已從成立之初的數十人，擴展到如今的260人。
區一級的體系構建緊隨其後。2019年，浦東分局建立起三級反詐責任體系：分局成立反詐專業隊，六家公安處成立反詐工作專班，派出所設置反詐專員。
雖然加強了警力，但層出不窮的案件依然讓浦東分局應接不暇。“去年正好是案件大量爆發的情況，這麼多案子來了，應該怎麼走？是沒有任何經驗可循的。”為了理清辦案機制，浦東分局全局的工作都圍繞反詐開展，並且經歷了一段漫長的加班狀態。據浦東分局負責人分析，傳統的偷盜、搶劫等接觸類案件，通過增加智能安防設施等手段，已經產生很好的治理效果，“一個搶劫犯到上海來，往往還沒離開上海就被抓了”。與之相比，電信網絡詐騙的犯罪行為人、受害者散布於全國各地乃至境外，一起案件偵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財物力。
面對數量龐大的電詐案件，公安部門沒法持續地增加編制和經費，而必須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重點是打擊高發的、初露的，比如直播平臺詐騙，剛露頭我們就打。”胡巧悅說。他坦言，因為境外打擊難，加上警力和時間有限，對一起案件的研判打擊通常到境外層級便很難再有突破，轉而做下一個案子。公安部提出“立足境內打回流”的打擊思路，正是考慮到境外打擊難題。
打擊電詐另一個挑戰是有效證據鏈形成難度較高。據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潔分析，普通刑事犯罪案件認定事實的關鍵，一般在於建立犯罪嫌疑人、受害人、犯罪現場之間的聯系，但在電詐犯罪案件中，受害人數眾多，作案手段也基本相似，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雙方未見面，無法陳述彼此的具體情況。胡巧悅則指出，“將虛擬身份對應到詐騙人員的真實身份很難，即便他們承認了實施詐騙，但是要有數據印證，沒法靠純口供。更不用說還有大量不交代的，如何才能認定虛擬身份指向他、他具體騙了哪些人？”
為此在實施抓捕之前，辦案人員首先需要分析研判，想方設法獲取關鍵證據。胡巧悅提到，伴隨打擊的深入，今年浦東分局破獲的4個直播詐騙團夥“一波比一波難打”。“跟我們對抗的不是草臺班子，都是專業人員。他們互相之間有圈子，一旦打擊有漏網之魚，剩余的人就會更新話術、清除原先的犯罪數據。”
種種挑戰之下，公安部門對於電詐的打擊始終滯後於犯罪。“看到很多被破的案件，做夢都希望其中有一個是我的，哪怕錢回不來，我也覺得有那麼一點安慰。”去年11月，李娟因刷單騙局負債20萬元，多次催促無果後，她已經接受了現實。
王潔在江西調研時，南昌公安局東湖分局的一位警察告訴她，2017年該局受理電詐案件為4634件，其中偵破案件為35件，破案率低於1％；新余市公安局則表示，電詐案件的偵破率“九牛一毛”。“盡管打擊治理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但是，在信息技術和移動互聯網快速發展時代背景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仍然高發，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仍是一場持久戰。”國家反詐中心負責人說。
（廣東廣州市警方展示電信網絡詐騙案中繳獲的作案手機、銀行卡等物品。圖/中新）
電詐行業在培養詐騙2.0一代
電詐犯罪緣何屢打不絕？相對“被害內卷”的現象——電詐的受害面不斷拓展、受害程度不斷加深，王潔試圖提出“犯罪外卷”的概念來解釋個中動因。
“犯罪外卷”的表現之一是，幾乎每一起電詐犯罪的背後都有強大的黑灰產業鏈的陰影，電詐犯罪僅僅是鏈條中的環節之一。黑灰產業鏈是指為電信網絡詐騙團夥提供服務和幫助的產業，包括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手機卡、銀行卡，提供信息發送、網絡通信、網站搭建、App開發、洗錢套現服務等。王潔提到，黑灰產業鏈中，每個環節相互獨立又物理隔離，參與人員不會有見面機會，各個犯罪小組與國外的詐騙頭目保持單線聯系。同時，從上遊信息泄露、倒賣手機卡，到下遊倒賣銀行卡、“水房”洗錢等各個階段還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去中心化運行的特點，這種運作模式詐騙效率更高，危害範圍更廣。
黑灰產業鏈的形成，與相關部門和企業的漏洞不無關系。就像徐玉玉案所揭示的，大量公民信息被明碼標價供詐騙者選購。而信息泄露的源頭，是掌握公民個人信息資源的銀行、民航、國土資源、電信運營商、醫院等企事業單位，甚至可能包括公安系統。
“兩卡”的問題尤為突出。2015年，國家工信部發布25號令，要求全面實行電話用戶實名登記制度。然而政策實施至今，取得的效果並不明顯。三大運營商把部分通訊網絡使用權承包給了虛擬運營商，這給詐騙團夥提供了匿名詐騙的便利。“詐騙分子利用電信漏洞與受害人聯系進行詐騙。要在這個環節解決問題，需要設置關卡，阻礙犯罪，甚至讓罪犯留下信息以便鎖定罪犯。”有分析稱，這需要付出電信行業成本上漲、更新速度大幅下降、入網手續變得繁瑣等代價。
在銀行卡層面，銀行的資金流動通道難以實施有效監測。據公安部門統計，2015年全國有222億元從受害者賬戶流向詐騙犯罪分子的賬戶。“要在這個環節解決問題也有兩個辦法，一是嚴格辦卡程序，杜絕假賬戶；二是嚴格轉賬程序，拖延轉賬時機，同時簡化凍結手續，提高公安機關權限。”前述分析提到，但這樣做的代價是，“所有的轉賬不能即時到賬了，你自己的正常銀行卡也可能被別人惡意凍結了。”
“‘兩卡’非法交易泛濫，已經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屢打不絕的重要因素。”最高法刑三庭副庭長李睿懿提到。有鑒於此，去年10月以來，全國公安機關會同檢察院、法院、通訊、金融等部門聯合開展“斷卡”行動，試圖從源頭上全力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高發態勢。行動以來，共打掉“兩卡”違法犯罪團夥1.5萬個，繳獲涉詐電話卡373.3萬張、銀行卡56.6萬張，懲戒“兩卡”失信人員17.3萬名，整治違規行業網點、機構1.8萬家。
今年3月，上海公安局浦東分局抓獲127名涉及“刷單”“提升借款額度”等詐騙信息發送服務的犯罪嫌疑人，搗毀一個專門為騙子提供銀行卡支付結算服務的犯罪團夥。“打擊灰黑產是無奈之舉，並不是我們本意。只有這些灰黑產，是我們打得著、摸得準的。”一名受訪警官說，各地公安部門都在嘗試通過打擊灰黑產來切斷犯罪鏈條，然而這只能提高犯罪成本，卻難以杜絕詐騙。“此消彼長，他們隨時可以把缺失的鏈條拼接回來。”
打擊失效背後，有一些源頭治理問題始終無法破題。國家反詐中心負責人舉例稱，銀行賬戶和手機卡實名不實人是滋生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根源性問題；一些互聯網企業的風控不到位，重經濟利益輕社會責任，網絡空間亂象叢生，微信、QQ等互聯網通訊工具和支付寶、財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工具已成為犯罪分子實施詐騙的重要工具。
金華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李權認為，電信詐騙是社會發展的綜合產物。“有一些部門、產業在放水，導致電信網絡詐騙的生存土壤越來越肥沃。很多虛假的詐騙網站，是有能力發現的。這麼多App上架，肆意侵犯用戶隱私，相關部門監管到位了嗎？手機卡實名制雖然實行了多年，但仍然存在不少漏洞……”李權認為傳統犯罪得到遏制後，新型詐騙犯罪借助互聯網環境和新的支付方式得以蔓延。
“犯罪外卷”的另一個表現是，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電詐犯罪圈。130多年前，犯罪學家加羅法洛描述了這樣一種犯罪行業：幾乎沒有危險，工作量少，經濟報酬優厚。王潔認為，電信網絡詐騙已然具備這些特征。“很多詐騙者犯罪後不僅沒有受到刑法的懲戒，反而變本加厲繼續從事他們拿手的電詐行當。”
“電詐行業在培養詐騙2.0一代。”胡巧悅說，電詐從業者多是95後甚至00後，初中畢業或肄業的，原先可能在工廠打工，有犯罪前科或不良習慣，“這部分人紛紛棄盜從詐、棄毒從詐、棄賭從詐。”根據《2018網絡黑灰產治理研究報告》提供的數據，目前國內從事黑灰產業的人員已有40萬之多，而該群體的年齡平均不到23歲。
“從既有研究來看，作案人越來越年輕化，而且女性越來越多加入這個行當。往往在國內招人，越過國境後開始訓練。實際上有很多人走上這條道路，是因為沒有就業機會，或者有就業機會但是收入不高。”犯罪心理學專家武伯欣說。
武伯欣觀察發現，區別於殺人放火等傳統犯罪，犯罪者事後的負罪感較為強烈，不少詐騙者即便被抓獲，也沒有很強的負罪感。“他們表現出自我合理化的犯罪心理，在高度分工的情況下，認為自己只是打打電話、在網絡上聊聊天，別人願意把錢給我，是別人的問題。”
“他們會認為被公安機關抓捕是因為他們運氣不好，甚至泛化成是因為警察選擇性執法。”王潔曾到一些“詐騙之鄉”調研，發現在“詐騙亞文化”的熏陶下，詐騙被視為不合法但合理的行為。“頻繁聽到類似的表達：我兒子、媳婦才騙了4萬多，要關4年；鄰村的騙了2000多萬，現在還在外面……”
詐騙者的心態何至於此？武伯欣認為這與人口的快速流動有關，此外，社會上功利化的傾向、希望短頻快致富的主流心態，同樣影響了詐騙從業者對法律的敬畏和對社會規則的遵守。“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因素，是鄉村或者集鎮年輕人的就業問題。”武伯欣提到，許多電詐成員是無業可就的人。很多是80後打工者的後代，因為早早輟學，同樣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不甘於重復上一代的命運。
（2019年1月11日，191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從老撾被押解回國。圖/中新）
“反詐不難，但到處都在堵漏”
有這樣一個案例讓武伯欣印象深刻：一個濮陽的電詐從業者被關押了一年半，剛出監獄便另起爐竈，組建新的團夥，從原來的馬仔進階成主犯。“這種滾雪球式的、分裂出越來越多組織的犯罪模式，不會隨著打擊的加強就得到遏制。”他認為，運動式打擊猶如一陣風，風過之後，電詐容易恢復甚至變本加厲。
短打之後，如何取得長效，已經超越了單部門執法，成為一個綜合性的社會治理難題。
周傑2018年從警校畢業後，便進入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參加反詐工作，目前在總隊九支隊專門從事電詐的案件研判和人員打擊工作。“警力分配上已經對電詐案件傾斜了很多，其實全國都在高位運作。”周傑說，早期面對電詐犯罪的刑偵理念是“以打開路”，然而詐騙團夥不只是在跟刑事打擊部門對抗，比如電話卡、銀行卡、涉詐App的買賣，牽涉到多個部門的管轄範圍。
“反詐不難，難在公安一家單打獨鬥，到處都在堵漏。”李權認為，打擊電詐“沒有一招制敵的辦法”，“公安主要是兜底，前端的統籌治理更重要。” 僅僅依靠公檢法來打擊電詐這種新型網絡犯罪顯得力不從心，以社會共治的方式來應對電詐犯罪於是成為業內共識。
2015年6月，國務院建立了由公安部、人民銀行、銀監會、工信部等23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的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部級聯席會議制度。此後，各地省級層面的聯席會議制度陸續跟進。上海於2015年12月將聯席會議辦公室設在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並於次年3月成立上海市反詐中心，作為聯席會議的合成作戰平臺。
浙江金華的做法類似，不過成員單位擴充至43家，並且將全市11所高職院校列入特邀單位。其中，常態入駐金華反詐中心的有三大運營商和中農工建郵儲五大行，其他的銀行金融機構也建立了聯絡渠道，以期為及時預警、快速止付挽損提供有力支撐。
（2月9日，江西南昌市的一場反電詐宣傳中，無人機組成“不聽不信不轉賬”的口號。圖/人民視覺）
人行金華市中心支行支付結算科副科長陳竹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時候公安早上跟我們反饋有銀行卡被倒賣，下午就發現變成涉案賬戶了。我們必須做到比犯罪分子還要快。”她介紹，目前人行金華市中心支行聯合公安局、運營商創建了警銀信息共享平臺，試圖通過大數據分析、數據交叉驗證等，實現風險賬戶精準預警。為了倒逼銀行從業人員重視反詐工作，人行還與公安聯合發文，在全省率先探索建立了銀行工作人員勸阻獎懲機制。“逐戶倒查問題賬戶，發現銀行履職不到位導致涉案賬戶發生的，相應銀行將會面臨從網點經辦人，到網點負責人，再到上級行分管領導的三級問責。”
反詐鬥爭是一場與詐騙黑灰產業的動態博弈，詐騙犯罪手段不斷升級，反制技術也要不斷創新。如何搶先一步知道哪些人已經被詐騙分子盯上，並精準找到潛在受害對象實施攔截，是公安機關亟待破解的難題。對此，上海市反詐中心構建了一套智能分析預警模型，借助它公安機關能夠第一時間發現潛在受害者，產出精準預警信息，然後按照被騙風險等級，以不同指令直接推送相關人員進行研判、勸阻和打擊。
走進上海市反詐中心的預警平臺，大屏幕上的核查指令、分類預警信息、發案走勢圖和實際勸阻數據實時更新，營造出爭分奪秒的戰鬥氛圍。勸阻大隊的民警楊牒舒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根據風險等級，通過發短信、打電話、上門等多種方式對潛在受騙者進行勸阻，其中每天上門勸阻數達1500戶以上。上海公安機關在實現電信網絡詐騙既遂數“兩年連降”、破案數“五年連升”的基礎上，今年以來既遂案件數繼續下降3％、破案數上升35.7％，直接挽回或避免經濟損失7.4億元，有效遏制了此類犯罪在上海的發案勢頭。
以打開路還遠遠不夠。據王潔分析，無論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奸、搶劫等暴力犯罪行為，還是盜竊、侵占等財產犯罪行為，不管被害人是否配合，憑借暴力就可以徑直實施；不同的是，電詐操作程序中只要被騙人能及時喚醒自身的預防機制，掛斷電話、停止聊天或終止轉賬，就可以免於被騙。基於此，她認為治理電詐的根本措施是激發潛在受害者的被騙預防理念。
公安部門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今年3月，公安部在廈門召開會議，號召從全社會層面進行“反詐總動員”。部分受訪民警認為這是反詐征程中的一個關鍵點，“真正把工作重心放在集合所有力量進行反詐上”。“過去以公安以打擊為主，接下來每個人都應該充當反詐的主角。”馬濤提到。
在浙江金華，43家聯席會議成員單位都被發動起來加入反詐陣營。“一個很明顯的轉變是，以前大家覺得電信網絡詐騙是犯罪，對口的肯定是公安，不會想到其實我們婦聯也可以做很多事情。”金華市婦聯權益部部長江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發現，35歲以上、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單身女性，最容易受婚戀詐騙，也就是所謂的‘殺豬盤’。其次是寶媽，因為長期待在家裏，與社會脫節，缺少防範意識。”
江麗說，潛在受害者通常會非常抗拒宣傳，需要采取較為柔性的方式，而女性在這方面有天然的優勢。今年開始進行反詐宣傳後，已有20多名受騙女性主動找到婦聯尋求幫助。“我們聽到這些案例瞠目結舌，原來有那麼多人被騙。根據冰山理論，大多數人可能羞於啟齒，浮出水面的受騙者只是少數。”江麗於是將工作重心投入到反詐中。
即便是這種宣傳和勸阻力度，依然不斷有人被害。“勸不動，宣傳勸阻比打擊還要難！”金華警官王淑琴提到，之前有人遭遇冒充公檢法的騙局，民警上門勸阻反被呵斥。“他說我不會被騙的，你們不要勸我了，真的被騙了也不關你們的事，但沒過幾天就來報案被騙了100多萬。”另一個案例中，民警上門勸阻時，明確告知當事人手機上裝的是詐騙App，並且讓當事人當面卸載了這個App。“當事人不知怎麼的事後又聯系上騙子，重新裝了App進行投資理財，結果後來又被騙了100多萬。”
王淑琴感嘆，“在面對詐騙分子的不斷洗腦，我們還要給他們不斷地反洗腦，這是一個持久戰，也是一個攻堅戰，因此也需要全民參與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