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自己從樓上跳下去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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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債務人,因為經營不善等陷入債務困境,背負了企業連帶清償責任,無法申請個人破產。跑路,就可能成為他們的選擇。

文 / 巴九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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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0日,溫州眼鏡大王胡福林登上了前往紐約的飛機。企業資金周轉陷入困境,銀行、債主要他還錢,天天有人上門討債,他為錢發愁,喪失信心,很多次都想從樓上跳下去。

前一天晚上,他和溫州的朋友聊到半夜,朋友勸他出去散散心。於是他連夜趕往浦東機場,想先去美國避一下再做打算。登機前,他跟債主打了個電話:“我真的走了。”①

胡福林

就在胡福林跑路的10天前,中秋節時,溫州奧米流體設備公司的老板孫福財要求全體員工出去旅遊,員工還納悶,以往的中秋節就只發一箱方便面,今年卻這麼大方。但遊玩兩天後,員工上班時才發現,老板和廠裏價值幾千萬元的設備都消失了。

孫福財的跑路被稱為最具創意、最無恥。後來人們才發現,工廠的設備不是老板卷走的,而是債權人拉走的。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企業家跑路的序幕最先發生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州。而胡福林因為其知名度和20多億的債務數字,成為溫州熱搜頭條。人們開始討論隨著他的跑路帶來的惡性連鎖反應。

當地的一位官員說,2008年(金融危機)企業倒閉,主要是產品銷不動,還有一部分是由老板賭博等因素引發的。而2011年,“幾乎每天都有企業老板跑路”“有時候,頭一天和一些老板吃飯聊天,歡聲笑語,第二天這些老板就神秘消失。”②

信泰集團外前來討債的供貨商和民間借貸債權人

媒體報道稱,2011年11月,溫州至少有80家企業老板逃跑、企業倒閉,而在當年9月份就有26起。當時互聯網上流傳著一份溫州企業家跑路名單,第一個就是溫州江南皮革廠董事長黃鶴。幾年後,一首“王八蛋王八蛋黃鶴老板,吃喝嫖賭吃喝嫖賭,欠下了欠下了3.5億,帶著他的小姨子跑了”的神曲在網絡上流行。一些人總覺得跑路名單與歌曲之間有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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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這波跑路潮出現在溫州?胡福林有答案。

胡福林從小就幫著父親打理眼鏡批發店的生意。上世紀80年代,他開辦了一家眼鏡加工廠,其成立的信泰集團成為知名的代工廠,後來轉型做自主眼鏡品牌海豚,並成為全國知名商標。

他先後投資、收購多個公司,在眼鏡行業成為翹楚。

2008年,他自稱被貪欲和狂傲控制,看不上眼鏡產業鏈10個億的規模,於是進軍了新能源領域,發展光伏,先後成立4家公司,引進投資,還計劃在五年內實現兩家企業上市。

當然,資金也給了他信心。坊間傳聞,在2009年春節時,溫州各行行長都給他拜年。最後,他拿到了10億元左右的授信。

但是自2011年之後,光伏行業在歐洲遭遇貿易保護,市場低迷,“加上外部經濟低迷,國內銀根緊縮政策,行業開始全線崩潰。各大銀行都全面收緊信貸,審批好的貸款也暫緩放出”。③

在控制通脹、流動性收縮的情況下,溫州企業向銀行貸款的難度很高。很多人,包括胡福林,開始轉向民間借貸。

富裕的溫州有個繁榮的民間借貸市場。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2011年7月最新公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極其活躍,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民間借貸規模高達1100億元,相當於全市銀行借貸總額的20%。在2010年之前,溫州民間借貸利率一直在13%-17%之間,而在2010年,年化利率飆升到24.4%。

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

胡福林希望通過民間短期借貸的方式,拿到一筆足夠償還銀行貸款的周轉資金,還貸後,銀行繼續新的放貸,他就將銀行貸款用來還給短期民間借貸的資金。

但是,緊縮銀根的貨幣政策越來越嚴格,他不但從銀行拿不到貸款,反而要被銀行收貸。而溫州已經有老板開始跑路,聞風而動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也開始只收不貸。面對行業和民間債權人的催債壓力,他身心俱疲,於是,就有了跑路的故事。

胡福林說,自己失敗在“短融長投”上,即將短期的貸款投資在需要很長時間之後才能產生效益的固定資產(光伏)上。當短融長投遇到經濟不景氣、融資環境差的情況時,貸款要還,公司又沒有現金流,於是就陷入絕境。

幾年後,成為跑路重災區的長租公寓,也是敗在短融長投上。運營方借助金融工具,將一次性拿到的租客租金投入到需要長期燒錢的業務上,最後爆雷。

孫福財跟胡福林類似,因生意不錯,就向銀行和民間借貸借了數千萬元,擴大生產,但是銀根緊縮,他續貸的資金拿不到,民間借貸無法償還,且利息高,資金鏈斷裂。

這些跑路的企業家,是中國跑路群體中的一類典型代表,他們多從事的是傳統的實體行業,在形勢一片大好時,采用舉債等高杠桿的手段,擴大經營、實行多元化發展,一旦宏觀環境突變,市場低迷,公司很容易資金鏈斷裂,當債主敲門時,心態崩潰,便想一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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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民間借貸的償債壓力不僅會逼著下遊的企業家們跑路,從事民間借貸生意的金融大佬們,在這個十年裏,也成為跑路的重災區。

2012年3月3日,有著常熟第一美女之稱的顧春芳計劃外逃。早些時候,有人去她家逼債,珠寶、保時捷都給了債主。她本想逃到新加坡,但聽說假護照難辦,於是就去了意大利,等著朋友把假護照辦好郵寄給她。

但自稱良心不安,沒等到護照,她又到了上海,為防止別人認出她,準備整容。她做完眼角整容手術的那天晚上,警察敲了她的家門。她趁著女警察不備,拿出一把剪刀自殘,往自己的脖子戳了一刀。警察趕緊搶下了剪刀。

她非法向社會集資17.7億元,到案發時,有4.6億無法歸還。判決書的說法是,“在背負巨額債務、明知無法償還的情況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以高額利息為誘餌,通過偽造虛假證明文件以及指使他人冒充高幹子弟等手段,向社會公眾非法集資”。

顧春芳

顧春芳初中學歷,身材高挑,臉蛋漂亮。她做過模特,又在常熟的城市形象宣傳片上出鏡。有了名氣後,她便開始搞起了民間借貸。

起初,她從事紡織服裝生意時,就開始高息集資,欠下了巨額債務。而為了還債,她又以經營煤炭生意為由,以年息25%至30%的高額利息或高額利潤為誘餌,借款好幾個億。

她的操作,簡而言之就是,借錢還債,借更多的錢去還更多的債。珠寶首飾,她花了1400萬元左右,古董家具、木雕等藏品花了500萬左右,還有近500萬元“做功德”捐給了寺廟。這些錢,都是借款。

名氣大、氣質佳,又善於拿錢包裝,經營圈子和人脈,她給的利息又高,一些人相信她,借錢給她。這種招數,在後來的P2P行業也被“發揚光大”。

2013年,顧春芳被判了死緩。在當時,中國出現了多起非法吸儲、跑路案。其中就有被通緝後被抓判刑的胡潤富豪榜上榜人物,民營500強柳州正菱集團實控人,涉嫌非法吸儲15億元的廖榮納。廖榮納跌倒的原因是,他利用集團的擔保公司,在不具備向社會公眾吸收存款資格的情況下,吸收資金並用於公司生產,償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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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進入到2014年,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後半段即將開啟。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中國GDP告別過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開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

10月,《經濟參考報》在一篇文章的開頭說:

近一段時間,有關民營企業負責人“跑路”、自殺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品牌照明企業“鳳光照明”老板“跑路”,欠下7000多萬元的貨款;喜林燈飾相關負責人“跑路”。此前,安徽紅焰集團董事長周焰生自殺身亡,原因疑為無法承受企業資金鏈斷裂的壓力。不少網民認為,在宏觀經濟下行、融資難融資貴等多重壓力下,一些民營企業面臨資金鏈斷裂危機。

這篇文章的標題叫《民企“跑路潮”折射退出機制缺失 民間信用遭重創》。

而為了維護社會信用,當年,最高法聯合人民網,在北京推出“失信被執行人排行榜”,以後在人民網上即可查詢全國“老賴”。後來,這個榜單被廣為人知,不少名人都上過名單。國內失信時間最長的人,叫陳一彬。法院判決他賠償本息193萬元,他玩起了失蹤,消失了24年。

最高法聯合人民網推出“失信被執行人排行榜”

當賈躍亭在發布上“蒙眼狂奔”的時候,與民間借貸業務重疊、借助互聯網發展起來的P2P產業也邁入新階段。2014年,國內P2P平臺已達1575家,較2013年上漲了96.88%。

這個階段的P2P,主打自融高息,以4%的月息吸引投資人,然後將這些錢通過網絡融資後,用來償還銀行貸款、民間高利貸或者投資自營等項目。但平臺風險極高,有的就是詐騙、龐氏騙局。根據界面新聞的不完全統計,在2014年有35家P2P跑路。

跑得最快的是,浙江臺州的恒金貸,註冊資金5000萬元,壽命為半天。排名第二的是深圳的元一創投,壽命1天,老板跑路。

而P2P的轉折點是雲南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爆雷以及e租寶高管團隊被抓。P2P進入整頓清退期,到2020年年末,中國的P2P平臺只有3家。而警方還在抓捕跑路者。

就在P2P進入風險爆發期的2015年,中國的長租公寓迎來了春天。P2P被肅清的2020年,長租公寓迎來了大爆雷。杭州、上海等多家長租公寓爆雷,老板跑路。上市公司蛋殼公寓爆雷後,無數年輕的租房者無家可歸。

長租公寓爆雷

爆雷的原因是高收低租和租金貸。

長租公寓的運營方是以高於市場的租金向房東收取房源,房東按月收取房租,然後運營方再以低價租給租客,他們提供租金貸的產品,即租客可以向金融平臺貸款,金融平臺一次性將租客合同期內的所有租金支付給長租平臺,再由租客按月給金融平臺還款。

說白了,長租公寓的商業模式,玩的就是杠桿,租客由過去的交租變成還貸,而運營方利用時間差沈澱的資金池,可做他用。但一旦企業經營不善,比如遇到疫情,影響了生意,就發生危機——租客每月都在交錢,但房東卻收不到房租,矛盾爆發。

於是,爆雷的爆雷,跑路的跑路。一地雞毛。

05​

讓我們回到文章的開頭,再講一講溫州眼鏡大王的胡福林的故事。

當胡福林跑到美國後,債權人圍堵公司,事情發酵。他在美國學會了煮飯、洗衣服、看聖經故事尋求力量,跟公司的人取得聯系,詢問進展。(不知道下周回國的賈躍亭,又是什麼樣的心路歷程。)

幾天後,溫州工商聯主席王振滔給他打電話說,事關溫州企業家的信譽,希望回來一起想辦法。

讓他決定回國的是中央對溫州的重視。領導要求浙江穩定溫州中小企業局勢,防止風險擴散蔓延。20天後,胡福林回到溫州。他解釋說,其實自己不是跑路,而是出走,他去美國的時候已經買好了回來的機票。

法院受理了公司的重整申請。400多名債權人共申報了近15億元債權。在一次債權人會議上,胡福林兩次起身致歉。④

在當地部門的幫助下,胡福林引入投資人,保留了海豚眼鏡品牌,借助區域鞋業優勢,將廠房改造為鞋革綜合市場,並通過債轉股的形式,將市場的股權攤給了部分債權人。

“溫州信泰皮革鞋料市場(籌建)”的登記證

曾有媒體是這麼總結胡福林的啟示。

當然,胡福林的案例還有一個前置條件:他是一個守法、但因為現金流問題而曾遭遇不幸的企業家。

而各地近期正在通過各種舉措去保護企業家精神。比如浙江最近發布了《浙江法院個人債務集中清理(類個人破產)工作指引》,推動具有個人破產制度功能的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為陷入嚴重財務困境但誠實守信的債務人提供一條出路。

我國個人破產制度的長期缺失,導致破產法被戲稱為“半部破產法”,無法真正解決債權問題,甚至會陷入“救得了企業卻救不了老板”的窘境。那些債務人,因為經營不善等陷入債務困境,背負了企業連帶清償責任,無法申請個人破產。跑路,就可能成為他們的選擇。

而隨著個人破產制度的逐步完善,可以保護那些誠信、善意的債務人破產,讓真正的老賴繼續受到法律制裁。

註釋:

①②朱瓊華,《胡福林跑路歸來:政商聯手幫扶信泰重組》,21世紀經濟報道,2011年10月13日。

③④馬克強、梅雪風,《歸去來兮——“跑路浙商”胡福林重生記》,市場導報,2014年2月25日。另,孫福財跑路後,在胡福林返回溫州不久,他也返回了溫州。在地方政府的幫助下,孫福財開始逐步解決企業遇到的問題。

本篇作者 | 馬淚淚 | 當值編輯 | 鄒燕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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