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悅
長崎事件的處置與善後
1886年8月15日晚間的流血事件發生後，日本梅香崎警察署曾經前往中國駐長崎領事館通報，領事館派了2名外交官到達廣馬場，看到爭鬥情況已經失控而暫行躲避。到了8月16日淩晨3時，即事件已經停歇後，梅香崎和長崎警察署將受傷的警察以及抓獲的北洋水師受傷官兵都送進長崎醫院治療。
8月16日淩晨零時40分，長崎縣知事將大概情形緊急電報內務次官：“本日有大量支那水兵上陸，今夜九時過後對我巡查施以暴行，巡查有數人負傷……”（[日]檜山幸夫總編輯：《伊藤博文文書》第34卷，（日本）ゆまに書房2010年版，第13頁）而後根據陸續掌握到的更多信息，當天又陸續向內務大臣、內務次官、外務次官發出了多達10余份電報。
在中國一方，北洋水師統領丁汝昌也在16日向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發出電報，匯報了大致情形：“十六水手放假，二成登岸，散在各街買物。至八點余，日巡查多人近前尋釁，日捕數百將街巷堵住，逢人便斫，滿街民持刀追殺，致死五名，重傷六，輕傷三十八，無下落五”（《李鴻章全集》2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頁）。李鴻章聞訊後大為吃驚，立即電報中國駐日本公使徐承祖，要求“問日政府何意”“飭崎理事與縣官查辦”。
此後，中日雙方在長崎事件的處理上，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兩種態度。
在日本方面，事發後掌握了大量細節的情報，對整個事件的原委了解得相對全面。看到具有豁免權的中國海軍在本國通商口岸與警察發生了流血事件，且中方出現大量人員傷亡，此事不管原因究竟如何，日方都必然難逃一定責任（尤其是8月15日事件，日方責任較大），日本政府對此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即希望通過兩國政府的談判、諒解解決此事，不要深究責任等問題。
而在中國方面，北洋大臣李鴻章所獲得的有關長崎事件的信息實際較為片面，根據這些信息，李鴻章獲得的感受是此事帶有政治色彩，是日方的某種刻意的陰謀導致，背後必然有日本政府的因素在，因而李鴻章堅持要通過司法途徑進行處理。
圍繞長崎事件如何解決，中日雙方展開交涉，為了防止事態發生進一步的惡化，雙方都采取了較為克制的態度。
北洋水師仍然在長崎繼續未完成的修理工作，只是不再允許官兵上岸。在長崎大船塢內修理的“定遠”艦於8月18日出塢，“鎮遠”艦隨後開入長崎船塢修理，至8月26日修竣，鐵甲艦的維護工作就此順利完成。為了繼續執行到朝鮮永興灣威懾俄國的任務，“濟遠”“威遠”艦於8月23日先行離開長崎，“定遠”“鎮遠”則在9月3日駛離。除7名受傷較重的水兵留在日本治療外，其余艦員均隨艦離開了日本。
由於長崎事件發生後，日本媒體上出現了大量針對中國的叫囂聲音，根據中國駐日公使徐承祖在8月21日的交涉，日本外務省立即於8月22日成立新聞檢查科，對長崎、大阪等通商口岸采取為期一個月的新聞審查和管制制度，不允許在報紙上出現針對中國的不友好文字，旨在對長崎事件進行迅速的冷處理，防止此事政治化。
長崎事件會審階段錄取的日方證人證言記錄
就在長崎事件發生後不久，南洋水師的主力艦“南琛”“南瑞”“開濟”“保民”於8月20日從上海出發北上。日本方面得知這4艘軍艦出港的消息後，十分緊張，懷疑中國是向長崎增派軍艦施加壓力，緊急照會中國方面，希望中國不要采取這一行動。後經中方解釋，4艘軍艦是根據早已制定的計劃前往朝鮮與北洋水師會合巡弋永興灣，打消了日方的疑懼。
按照中國提出的采取司法途徑解決的要求，以中日兩國訂立的建交條約《修好條規》中有關中國在日本領事裁判權等條規為國際法依據，中日雙方於1886年9月6日正式就長崎事件進行會審，組成了類似聯合法庭的委員會。中方委員以長崎領事蔡軒為主，駐日公使館參贊楊樞和從上海聘用的英籍大律師擔文（William Venn Drummond）會辦，日方委員以長崎縣知事日下義雄為主，外務省調查局長鳩山和夫、司法省英籍法律顧問克爾沃（Kirkwood）輔助（克爾沃後因事退出，改由外務省美籍法律顧問德尼松Denison接替）。會審法庭首先大面積調查證人證言，對日方共調查了警察、店鋪主等140名證人，錄取供詞。中方由於北洋水師已經離開日本，又專門由丁汝昌督率“濟遠”艦運送80名親歷長崎事件的證人到日本錄取口供。
梅香崎警察署交出證物
日本刀1把；竹桿1根；中國水兵紅色布腰帶2條；北洋水師軍官帽1頂；帶有“定遠兵船”字樣飄帶水兵草帽3頂；帶有“濟遠兵船”字樣飄帶水兵草帽3頂；無飄帶水兵草帽5頂；“威遠練船”字樣飄帶水兵草帽1頂
長崎警察署交出證物
木棍1根；手杖2根；無鞘日本刀1把；中國軍艦巡查用紅色警棍2根，其中1根折斷；中國鞭1根；水兵帽8頂；理發店標桿1根；中式鞋1只
會審委員會按照司法程序在長崎開展工作同時，日本政府仍然尋求兩國外交層面的解決途徑，日本外務大臣井上馨在東京與中國公使徐承祖磋商談判，希望用外交方式解決問題，從9月20日開始，雙方在對錯責任、賠償金等問題反復辯論，然而在事件的對錯責任、處理相關人員、賠償金以及金額等問題上存在分歧，至12月陷入僵局。
此後中國公使徐承祖提議由第三國仲裁，在與外國使節接洽過程中，引起了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Brandt）、德國駐日本公使霍爾雷便（Holleben）、法國駐華公使恭斯當（Constans）、英國駐華公使華爾身（John Walsham）等的積極斡旋調停，中日雙方在一些爭執不下的問題上采取折衷做法，諸如將“賠償金”一詞改為“救恤金”，從而解決了日本糾結的責任問題；根據中方傷亡者多，所得救恤金將多於日方的設定，解決了清王朝在意的面子問題。
1887年2月3日晚，由德國駐日公使霍爾雷便居間斡旋，中國駐日公使徐承祖和日本外務次官青木周藏在東京進行談判，從晚10時至2月4日淩晨3時，就外交解決長崎事件的諸多細節達成一致，擬定協議。4日天明後，青木周藏向首相伊藤博文匯報，徐承祖則電北洋大臣報李鴻章。2月7日，清政府諭旨批準該協議，2月8日井上馨與徐承祖正式簽訂《了結崎案約章》，長崎事件至此解決。
協議中聲明長崎事件的起因是“言語不通，彼此誤會”，兩國鑒於司法程序復雜、漫長，為了不影響邦交，因而決定采取外交方式解決。有關於事件中的行兇者，雙方約定由各自決定是否處理，彼此不相互幹涉“此案應否查訊懲辦，均由彼此理刑衙門，查照本國律例，自行審訊辦理，各不幹涉”。有關救恤金，按照中國軍官/日本警官遇難者每人撫恤6000元，水兵/警察遇難者撫恤4500元，水兵/警察重傷殘廢者撫恤2500元的標準，相互給付，總計日本向中國支付52500元撫恤金，中國向日本支付15500元撫恤金。此外，北洋水師受傷官兵在日本醫院治療產生的2400余元費用，由日本政府承擔。
按照協議規定的內容，是否查處事件中行兇人員，由兩國政府各自自行決定。日本政府經過審訊調查，將一批警察起訴狀至長崎上訴法院，經審理，1887年3月30日宣布了4名重罪判決：警察城臺友太致中國水兵王兆炎致命傷，判處1年半重禁錮，警察濱島彥助致中國軍官葉烺廢疾傷，判處9個月重禁錮，警察水上榮吉致中國水兵王兆炎廢疾傷，判處6個月重禁錮；警察莊司幸四郎致中國水兵張林龍病休傷，判處3個月重禁錮。
長崎事件訛傳：“瑯威理積極主張對日開戰”
中日長崎事件，在歷史上以外交方式和平解決，此後中日兩國的國家戰略實際並未受到這一突發事件的過多影響，都各自沿著原有的軌道繼續前行，日本明治政府仍然積極謀劃對中國、日本的擴張，清王朝也仍然對日本持有防備心態，繼續進行北洋水師的建設。
而圍繞著中日長崎事件，後世中國出現了兩條流傳非常廣泛的謠言、訛傳，其中一條就是所謂北洋水師英籍顧問瑯威理在事發後積極主張對日本開戰雲雲。
這一說法的早期版本見於民國時代池仲祐所著《海軍大事記》，文稱：“其時瑯威理力請即日宣戰，丁汝昌阻之，乃議各聘律師，訟其曲直”。現代中國很多有關近代海軍史的文學、影視作品，多有相似的表現和引申。然而事實上，在長崎事件發生時，瑯威理的形象與此完全相反。
北洋水師赴日本長崎油修時，英國人瑯威理是艦隊的會統、總查，類似總顧問、總教練的角色。長崎事件中，北洋水師官兵在8月15日得以放假上岸，就是瑯威理向統領丁汝昌力請的結果。
然而當事發之後，瑯威理的態度顯得極為曖昧，尤其是在中日雙方開始會審階段，瑯威理作出了大量不利於中方的表述，諸如並不認為日本警察有過錯等。在會審間隙，瑯威理還有私自與日方接觸的行為。這一切都引起了北洋水師統領丁汝昌極大的憤怒。
在此之前，丁汝昌對瑯威理非常尊重，言聽計從。但長崎事件發生後，瑯威理的表現顯示了其對中國並無忠誠，使得丁汝昌逐漸對其失望，產生了無法愈合的裂痕。
丁汝昌1886年9月12日致周馥信底稿
1886年9月12日，丁汝昌在給津海關道周馥的信中，傾訴了對瑯威理的不滿，並希望周馥將瑯威理的表現上陳李鴻章：
“……瑯威理當事出之時，亦以倭人隨處逐砍我兵，並暗使民艇不渡等事為非。未幾，忽一意袒倭。蓋英領事住崎年久，朋比倭人，而又恃瑯在北洋掌水師大權，此案無論如何辦理，中國總允了結，斷不能決裂，故長崎縣與英領事恒暗與瑯謀，迨我參贊、狀師至，每議此事，彼竟張言不是不在倭人，其委曲求全，惟恐打仗之情顯露於外……種種作梗，筆難禪述”。（《丁汝昌集》（上），山東畫報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頁）
實際上，當長崎事件發生後，力主準備對日開戰的並不是外國洋員，而正是北洋水師統領丁汝昌本人。1886年8月26日，“鎮遠”艦在長崎修理完畢後，丁汝昌致電威海衛，要求北洋水師做好戰爭準備：“仰乞威海道於各處照會一切，並飭北洋兵輪做速電知，以應征調之用，會否興師開戰，待接奉回電後一體定奪”。
訛傳：“丟失的北洋水師電報密碼本”
關於長崎事件另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即事發時有北洋水師官兵稀裏糊塗將電報密碼本帶到了長崎，在混鬥中遺失，後被日方獲得，這本密碼本後來在甲午戰爭中成為日本方面破解中國軍事電報秘密的鑰匙雲雲。
這一說法，實際上是對日本一則文獻解讀的誤讀訛傳。
1933年，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甲午戰爭中處理和產生的相關公文，收錄於《伊藤博文文書·秘書類纂》出版，書中收錄了日本方面在甲午戰爭中掌握的數十份中方電報，書末附錄了整理者山邊健太郎所著的“資料解說與增補”一文，其中提到：
明治十九年發生中國水兵在長崎騷亂事件，其時有個人叫吳大五郎，截獲過中國的電報。
中國是沒有拼音字母的國家，所以把字典中除去不常用者外，在常用字旁註上一二三四等數碼，作為電報明碼使用，這時一種很小的字典，就是中國的明碼電報本，日本外務省有這種書。
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陸奧外相致函駐日公使汪鳳藻，此函初由英文起草，經大臣官邸之伊東己代治翻譯成日文，再譯成中文送達汪鳳藻。次日，汪鳳藻向總理衙門發出了長篇電文。佐藤電信課長認為，這個電文肯定就是昨天之公函，經多方研究，終於發現了其中電碼編排規律之秘密。此種密電碼，中國方面此後迄未變更。於是彼方之電文我方便能完全解讀。
按此，這篇文字所講述的主要內容其實是日本方面在甲午戰爭中破解中國密碼的秘史，與長崎事件並無關聯。其中所提到的與長崎事件相涉的內容，只是說當時日本人吳大五郎得到了一份中國電報，而並非電報密碼本。
19世紀的電報屬於有線電報，要發送電報必須到電報局，將翻譯成數字編碼的電文由電報局發送。其中通用電報的文字和數字碼的對應關系，有專門的出版物公開出版，即文中提到的“很小的字典”，任何人都可以根據字典自行翻譯電報。而傳達秘密消息的電報，則用專門制定的密碼規則，不為外人所知。
由這篇文字可以得知，日本政府直到甲午戰爭爆發前夕，都並不掌握中國政府的密碼電報翻譯規則。直到汪鳳藻從日本電報局向國內發送一份密碼電報時，日方判斷其密碼電文的內容應該就是此前日本提交中國使館的一份公函，據此進行推理分析，破解出了中國密碼電報的翻譯規則。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