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今天我們所說的瓜子的範圍很廣，不過主要作為零食食用的瓜子就是葵花子、南瓜子和西瓜子。葵花子就是向日葵的籽，南瓜子又稱白瓜子，西瓜子也名黑瓜子、少數是紅瓜子。葵花子可以說是目前最流行的瓜子，如果單提及瓜子的話，多是說的葵花子。
嗑瓜子的歷史與習俗
北宋初年成書的《太平寰宇記》卷六十九《河北道十八·幽州》歷史上第一次在土產部分記載出現“瓜子”。吳越之地廣為流傳的《歲時歌》：“正月嗑瓜子，二月放鷂子，三月種地下秧子，四月上墳燒錠子……”，“嗑瓜子”何以位列諸事之首？中國人歷來喜食瓜子，該傳統不知始於何時，但明清已經非常流行。
康熙年間文昭的《紫幢軒詩集》有詩《年夜》：“側側春寒輕似水，紅燈滿院揺階所，漏深車馬各還家，通夜沿街賣瓜子。”乾隆年間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記載了北京正月的元旦：“賣瓜子解悶聲，賣江米白酒擊冰盞聲……與爆竹之聲，相為上下，良可聽也。”“乾隆帝在新年之際，在園（圓明園）內設有買賣街，依照市井商肆形式，設有古玩店、估衣店、酒肆、茶肆等，甚至連攜小籃賣瓜子的都有。”均反映了賣瓜子的盛況。
文學作品是根植於現實之上，對現實生活的反映，以明清小說為例，多有不同程度對瓜子的提及，可見瓜子在社會上非常之流行，以至於明清小說都收錄其中。《金瓶梅》中“瓜子”出現次數較多，如第一回“那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此外，還有第十五回、第十六回、第二十回、第二十一回、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四回、第四十六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八回、第九十回。《紅樓夢》中第八回“黛玉磕著瓜子兒，只管抿著嘴兒笑”，還有第十九回、第六十六回。更多的文學作品，類似《諧鐸》卷十、《歧路燈》卷十二、《孽海花》卷十二等，均描寫了嗑瓜子的習俗，反映嗑瓜子習俗文化的博大精深。
萬歷年間興起於民間的時調小曲《掛枝兒》有《贈瓜子》一曲：“瓜仁兒本不是個希奇貨，汗巾兒包裹了送與我親哥。一個個都在我舌尖上過。禮輕人意重，好物不須多。多拜上我親哥也，休要忘了我。”馮夢龍點評：“首句舊雲“瓜仁兒本是個清奇貨”，甚無謂，且與禮輕意重不合。今雲“本不是個希奇貨”，妙甚。”清中前期“錦州海口稅務情形每年全以瓜子為要，系海船載往江浙、福建各省發賣，其稅銀每年約有一萬兩或一萬數千兩，或竟至二萬兩不等。”清末，“瓜子，歲獲約一萬五千余斤，除土人用營銷潦河口漢口無大宗。”“茯苓糕，秔米粉為之餡，用糖配以瓜子仁胡桃肉，夏間買之亦不多，作市者爭購以為佳制，出楓橋市者佳。”瓜子食用方式也更加多樣。
民國時期豐子愷先生大篇幅詳細的敘述了中國人嗑瓜子的習俗，認為國人吃瓜子的技術最進步、最發達，“在酒席上，茶樓上，我看見了無數咬瓜子的聖手。近來瓜子大王暢銷，我國的小孩子也都學會了咬瓜子的絕技。”豐子愷先生最痛恨用嗑瓜子來“消閑”、“消磨歲月”，把嗑瓜子當成國民劣根性的一種來批判，他認為“除了抽鴉片之外，沒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其所以最有效者，為了它具備三個條件：一、吃不厭，二、吃不飽，三、要剝殼。”總之，可見瓜子對國人的吸引力和在社會上的流行程度。
總之，無論是帝王將相、文人墨客，還是平民百姓，無論男女老少，都喜食瓜子，明代以降嗑瓜子的習俗已經是中國人共同的習俗，早已被中華民族的心理所認同。
中國人喜食瓜子，不知道具體起於何時，可能起於元代，在明清時期嗑瓜子的習俗已經非常流行了，民國時期愈演愈烈，一直到今天。中國人精於飲食，喜歡吃瓜子，可能是源於節儉的理念，後逐漸發展深入到飲食文化層面。嗑瓜子比較費時間，一般是比較空閑的時候，尤其在家庭成員聚到一起的時候，大家邊嗑邊聊，促進家庭成員溝通，“納涼夜話，團聚一家，撮瓜（西瓜）子而細剝之，亦家庭間之樂事也”，這或許就是嗑瓜子的習俗在中國經久不衰的理由之一。嗑瓜子的習俗可能最早興於北方，不單是嗑瓜子的記載主要體現在北方的歷史文獻中，有更為客觀的原因，就是北方的生活習慣與氣候條件，北方冬季寒冷而漫長，這段時間又屬於農閑的時間，所以大家整天呆在家中避寒，形象的稱之為“貓冬”，消磨時間的主要方式就是嗑瓜子聊天，嗑瓜子的習俗也就這樣蔓延開來。
而且，嗑瓜子需要閑適的心情，嗑瓜子之人必為閑人，嗑瓜子之心必是一顆閑心。從《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的場景來看，無一不是太平盛世，只有在太平年代，人們才有閑情逸致嗑瓜子，閑話家長裏短，否則貧困人家尚不得果腹，何來嗑瓜子的心情和買瓜子的閑錢，因此嗑瓜子習俗也反映了社會的穩定、家族的繁榮。於是，迎賓會友、逢年過節，都少不了這種休閑零食了，如果瓜子去殼放好，無需去殼直接食用，反而顯得索然無味了。嗑瓜子實在是平民化的情調，更是年味的縮影，過年街坊鄰居、親朋好友互相拜年，酒足飯飽不是必須的，但瓜子是一定要嗑的。
歷史上所說的瓜子也無外乎葵花子、南瓜子和西瓜子，其它瓜的籽，要麼無法批量生產要麼無法做零食食用。但是，向日葵和南瓜都是美洲作物，起源於美洲，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才輾轉傳入中國，傳入中國的時間應該是在16世紀上半葉，也就是晚明的嘉靖年間。一個新作物從傳入到推廣，從觀賞到食用，往往會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甚至一個作物的引種成功也很有可能是多次引種之後的結果，一種作物的價值被文人註意並記載下來，又是在社會上傳播一段時間之後的事了，所以，南瓜子和葵花子，從南瓜和向日葵中脫穎而出，成為主流零食之一，必然是入清以來很久之後的事了。
事實也正是如此，根據文獻記載，最早記載葵花子可食的是康熙（浙江）《桃源鄉誌》：“葵花，又名向日葵，色有紫黃白，其子老可食。”最早記載葵瓜子售賣的是《植物名實圖考》：“（向日葵）其子可炒食，微香，多食頭暈，滇、黔與南瓜子、西瓜子同售於市。”也是在晚清的事了，開始售賣不代表成為流行零食，而且記載也只能反映滇、黔一帶的情況而已。最早記載向日葵大規模栽培的記載是民國（黑龍江）《呼蘭縣誌》：“葵花，子可食，有論畝種之者。”向日葵在清代也依然主要作為觀賞性植物，開始規模栽培了，也說明了葵花子已經開始流行了，而且清代自始至終，葵花子食用及售賣的記載也並不多，偶有記載諸如“子生花中生青熟黑可炒食，香烈甚於瓜子”，可知“葵花子”和“瓜子”在清末仍是兩個不同的東西。而且，向日葵在方誌中多是歸為“花屬”、“花類”等，其子粒也應該是“花子”而不是“瓜子”，後來葵花子的異軍突起，或是因為好吃或是因為好嗑或是因為收獲方便，葵花子後來居上，成為中國人最主要的休閑果品，在今天更是反客為主。
再看南瓜，南瓜子要比葵花子流行的早些。最早南瓜售賣的記載同樣是《植物名實圖考》中的記載。但是晚清以來，南瓜子可食的記載非常之多，遠超葵花子，較早的記載如鹹豐（貴州）《興義府誌》：“郡產南瓜最多，尤多絕大者，郡人以瓜充蔬，收其子炒食，以代西瓜子”，同治《上海縣誌》：“子亦可食”，同治（浙江）《湖州府誌》：“子亦可炒作果”等，此外，記載如“（南瓜）子白色佐茗酒，產金川者貴。”“南瓜……子炒食尤香美，款賓上品也，茶房酒舍食者甚多，而賓筵則必以陜西之瓜子為貴，忽近圖遠良可慨矣。”“（南瓜）子，市人腹買炒幹作食物，終年市於茶坊酒肆，人競買食之。”南瓜子流行程度均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葵花子和南瓜子雖然也是瓜子中的一員，但是在社會上流行卻是近代以來的事了，南瓜子大概從晚清開始流行，葵花子大概從民國時期開始流行。那麼明代以來就已經流行的嗑瓜子習俗中所說的瓜子是何物？不難推測，必是西瓜子。也就是說前文列舉的眾多明清時期瓜子的歷史與習俗，多是指的西瓜子，西瓜子單獨支撐了長期以來的嗑瓜子習俗，即使在葵花子和南瓜子成為常用零食之後，地位依然超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葵花子和南瓜子的流行原因之一是作為西瓜子的替代品，因為嗑瓜子的習俗已經很普遍了。
西瓜子的利用史
中國西瓜的起源問題從明代就已有爭論，1980年代，又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註，有人主張中國西瓜五代引種說，有人主張西瓜是中國原產。西瓜五代引種說依據的資料，最早記載“西瓜”的資料，是五代後晉胡嶠的《陷虜記》，被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四夷附錄第二》所轉引：“自上京東去……隧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雲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推測為940年代以後由回鵲人從中亞傳入新疆的。這一說法已經被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羊山發現的遼墓壁畫中的“西瓜圖”所證實。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東郊田家灣唐墓葬出土的“唐代三彩西瓜”，也有力的證明了西瓜在唐朝就傳入了內地。西瓜中國原產說，主要是依靠對前代文獻資料的解讀，比如認為“寒瓜”、“五色瓜”等都是西瓜的別稱。
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證明，西瓜起源於非洲的中部和南部，1857年英國探險家裏溫斯頓（David Livingstone）在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納的卡拉哈裏沙漠及其周邊的薩巴納熱帶草原邊緣地帶，發現了多種野生西瓜群落；根據古埃及保存的繪畫，西瓜的栽培也可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史前時代。而在中國，完全沒有西瓜的野生種被發現，因此僅依靠文獻資料的解讀是不能證明西瓜起源於中國的。至遲在五代以後，西瓜逐步向南傳播，南宋初年西瓜的種植在中原及長江流域逐步推廣，到南宋中後期西瓜已在江南地區獲得普遍種植，而且經過長期的培育與傳播，西瓜的品種也逐漸增多。
西瓜品種眾多，再加上引入後數百年的自然選擇導致的品種分化。從元代開始，各地方誌所記載西瓜品種達50余種。不單培育出了今天我們以食用瓜瓤為主的西瓜，還有專門以食用瓜子為主的西瓜，“中國栽培的西瓜包括實用和種子用兩大類型。前者為普通類型，瓜形大，瓤味甜；後者為瓜子西瓜（通稱打瓜），果小，皮厚，瓤味淡，種子大。”“西瓜的種仁是美味食品，盡管培育成多種優良的西瓜品種，瓜子較發達的類型各地仍有栽培，名為‘打瓜’或‘洗子瓜’，有些地方則盛行栽培，成為一種土特產，行銷外地或者外國而獲得厚利。”這種瓜子西瓜，古往今來栽培都很多，在不同地區稱呼也不同，有打瓜、籽瓜、子瓜、瓜子瓜等。打瓜“食則以拳打之故名”，（瓜）子（籽）瓜“西瓜，別種出子者曰子瓜”。
最早記載西瓜子可食的是元代《王禎農書》：“（西瓜）其子爆幹取仁，用薦茶易得。”元末明初《飲食須知》載：“食瓜（西瓜）後，食其子，不噫瓜氣。”《本草綱目》載：“（西瓜）其瓜子爆裂取仁，生食、炒熟俱佳。”《群芳譜》亦載：“（西瓜）子取仁後可薦茶。”但是《太平寰宇記》幽州土產中的“瓜子”，葉靜淵先生認為“《太平寰宇記》記有瓜子而不記西瓜，可見西瓜引種至中國後，早期栽培的是種子比較發達的類型”，彭世獎先生也認為“《太平寰宇記》中便記載燕州的土產中有（西瓜）瓜子”。西瓜子至遲在元代就已經開始作零食食用了，甚至有可能追溯到北宋初年。
宮廷中關於最早食用西瓜子的記載是晚明宦官劉若愚的《酌中誌》，記載了先帝（明神宗朱翊鈞）“好用鮮西瓜種微加鹽焙用之”。宮廷禦膳的大量烘焙，必然影響上層社會對瓜子的喜好，同時又進一步影響民間。明人宋詡的《竹嶼山房雜部》載：“西瓜子仁，槌去殻㣲焙。”清初孔尚任的《節序同風錄》載：“炒西瓜子裝衣袖隨路取嚼曰嗑牙兒。”可見西瓜子之非常流行。晚清黃鈞宰《金壺七墨》統計：“計滬城內外茶樓酒市妓館煙燈，日消西瓜子約在三十石內，外豈復意料可及耶。在大都市，西瓜子消耗量尤巨。清末黃雲鵠的《粥譜》載：“西瓜子仁粥，清心解內熱。”西瓜子的食用方式多樣。
法國傳教士古伯察曾在19世紀中葉前後旅居和遊歷中國大部分地區，閱歷異常豐富，對中國社會各方面都有直接而細致的考察，對西瓜子的描繪很多：“中國人對西瓜子有著特殊偏愛，因而西瓜在中國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地方，豐收時節西瓜就不值錢了，之所以保留它們，只是為了裏面的瓜子。有的時候，大量的西瓜被運到繁忙的馬路邊免費送給過往的行人，條件是吃完了把瓜子給主人留下……西瓜子對於中華帝國3億人口來說，真可謂一種廉價的寶貝。嗑瓜子在18省中屬於一種日常消費，看著這些人在用餐之前把嗑瓜子當成開胃之需，確實是一道耐人尋味的景致……假如有一群朋友聚在一起飲茶喝酒，桌上肯定會有西瓜子作伴。人們出差途中要嗑瓜子，兒童或是手藝人只要口袋裏有幾個銅板，就會拿出來買這種美味食品。無論是在大街旁，還是在小道邊，到處都可以買到。你就是到了最荒涼的地區也不用擔心找不到西瓜子。在大清帝國各個地方，這種消費形式確是一種不可思議、超乎想象之事。有的時候，你會看見河山行駛著滿載這種心愛貨品的平底木船，說句實話，這時你可能以為自己來到了一個嚙齒動物王國。”
表1：部分省份方誌記載西瓜子情況揀選
通過表1不但可知西瓜子在全國的利用情況，而且也說明了西瓜子在全國利用的時間更早且更為廣泛，尤其北方各省西瓜子記載數量相當之多，筆者揀選相對時間較早及較典型者。總之在明清兩代，沒有其他瓜子能撼動西瓜子的地位。明清與今天的情況截然相反，我們說到嗑瓜子，一般都是指嗑西瓜子。
即使到了民國時期，“（南瓜）瓜瓤有子，較西瓜子為大，鹽汁炒之，可供消閑咀嚼，予以不擅食西瓜子故，乃對於南瓜子有特嗜，蓋南瓜子易於剝取其仁也。”可見南瓜子雖然已經有廣泛的食用人群了，但是較西瓜子相比，還是略遜一籌。而“向日葵……除榨油外，又可炒熟佐食，即俗稱香瓜子者是。”葵花子民國時期更多被稱為香瓜子，但是該稱呼我們比較陌生，最早“香瓜子”的稱呼在同治《上海縣誌》：“秋葵，府誌黃葵，俗呼黃羅傘，案今呼對日蓮，子名香瓜子”，但“香瓜子”一名在晚清還不常見，或可說明葵花子的流行也是在民國時期，之後香瓜子之名傳遍中國。
民國時人齊如山提到：“南瓜所生之子，銷路也極大，亦曰倭瓜子，因永與西瓜子同時食之，彼黑色，便名曰黑瓜子，此則色白更名曰白瓜子；吃時加鹽稍加一些水，入鍋微煮，鹽水浸入瓜子而幹，再接續炒熟，或微糊亦可，味稍鹹而幹香，國人無不愛食者，故幹果糖店中，無不備此，宴會上更離不開他，客未到之前，必要先備下黑白瓜子兩碟，席間亦常以此作為玩戲之具，此見於記載者很多；因其價賤，且吃的慢，無論貧富皆食之，而且全國通行，不過鄉間則只年節下用之，平常則不多見，亦因農工事忙，不比城池中人清閑者多，故無暇多吃零食。”在提到介紹南瓜子的同時也充分介紹了西瓜子的特征、加工工藝、利用情況等。
(來源:探索與爭鳴雜誌微信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