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朱瑩 實習生 陳蕾
1992年一個秋夜，媽媽去世了，在生第五個女兒的時候。
12歲的李冬梅從學校回到家，一進屋，她看到媽媽躺在堂屋席子上，一動不動。
她為媽媽擦洗身體、換衣服，媽媽身上、手上、指甲嵌著血，身體冰冷。
此後的27年，李冬梅對世界的信任轟然倒塌，對媽媽的思念，像呼吸一樣，如影隨形。她活在不安與惶恐中。
直到2019年，成為導演的李冬梅拍攝了電影《媽媽和七天的時間》（以下簡稱《媽媽》），回望媽媽生命最後的七天，對12歲的自己說：不要怕。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海報，它是李冬梅導演拍攝的第一部長片。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這部電影在去年10月的平遙影展上獲“費穆榮譽最佳影片”，今年2月，獲哥德堡電影節“英格瑪·伯格曼”單元國際處女作獎，李冬梅成為首位獲得該獎項的中國導演。評語稱它是一部“純凈的作品”：“觀眾會完全陷入一種沈浸式的、感性的、發人深省的經歷，而這正是電影作為藝術的價值所在。”
對李冬梅來說，這是對媽媽的懷念和告別，也是對少時自己的撫慰與和解。那個拒絕成長的女孩，終於開始長大了。
媽媽死了
重慶巫山，夜色朦朧，蟲鳴窸窣。
四個男人擡著滑竿，一路小跑著下山。滑竿一晃一晃，發出咯吱聲。白色棉被裏看不清人影，只露出兩只腳。
躺在上面的是媽媽。她剛生下第五個女兒，臍帶拉斷了，胎盤出不來，接生婆束手無策。爺爺匆忙喊來四個鄰居，擡著她往鎮上醫院趕。
一路穿過叢林茂密的山路，盤山公路，趟過積水的路面……爺爺和外婆打著手電筒跟著，熒光宛如螢火蟲，一閃一閃。
走了兩三個小時才到醫院。媽媽沒能搶救過來。她閉著眼躺在滑竿上。男人們坐著，蹲著，站著，圍在旁邊沈默地抽煙，看著她。最後將她原路擡回了家。
這是電影《媽媽和七天的時間》中，女主角“小鹹”媽媽生命最後的時刻。
現實中，李冬梅媽媽也是這樣離世的。
李冬梅最後一次見到媽媽，是周日返校前，他們在鎮上的外婆家一起吃了最後一頓飯，絲瓜面。吃飯時，媽媽囑咐她要好好讀書。飯後像往常一樣，目送她回學校。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媽媽、小鹹、三妹和外公外婆一塊吃飯。
臨產前兩天，外婆陪著媽媽深夜悄悄回到山裏的家，因為親戚覺得在娘家生產不好。
媽媽回來那段時間，是當時8歲的二妹李麗記憶中少有的獨寵時光，媽媽會輔導她的功課。
夜裏，外婆陪媽媽，她睡爺爺奶奶家。第二天清晨，在奶奶的哭泣聲中，她知道出事了。
家裏來了很多人，小小的她淹在人群中，看不清媽媽的模樣。只記得，每個人都在哭，說好可憐，這麼好的人，說走就走了。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媽媽去世後，三姐妹在堂屋前不敢進去。
沒多久，姐姐李冬梅回來了，“哭得撕心裂肺。”4歲的三妹哭一會兒玩一會兒。不到一歲、寄養在別人家的四妹也被抱回來了。
爸爸是第二天回來的。他在湖北神龍架的工地上收到電報，一路流著淚，坐車到湖北巴東縣，坐船到巫山，再坐拉煤車到鎮上，又走了兩小時才到家。
三個女兒圍過來抱著他哭。他跑到山上，妻子的棺材正在下葬。他想掀開看一眼，被勸住了，趴在墳頭哭，被扶回了家。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三姐妹在媽媽墳前。
回家後他才知道，妻子生下孩子後，問是男孩還是女孩，一聽又是女孩，“氣到了”，用拳頭捶胸口，血灌進胎盤，胎盤膨脹了，出不來。被擡到鎮醫院後，她在手術臺上咽了氣。
“醫生說來晚了，當時只要用刀把胎盤劃開，血放出來，或者有車（早點送來），都可以救過來”，李冬梅爸爸說。
29年後，70歲的他坐在重慶市區的家中，窗外高樓林立，夜色璀璨。冷風刮過，他紅了眼眶，說當年妻子的死，是“醫療落後，地方偏僻”造就的悲劇。
記憶
媽媽的生命停留在36歲。
她的過去，李冬梅知之甚少，只隱約聽外婆說，媽媽童年時窮苦，不到一歲的時候，外婆在食堂做飯，就把她放簸箕裏，偶爾餵點米飯。
媽媽是老大，有三個弟弟，在福田鎮上長大，讀過中學，後來在村幼兒園當過兩三年老師。
19歲時經媒人介紹，認識了大她5歲的丈夫——李冬梅爸爸家在離鎮上十來公裏的巫山深處，他是長子，有四個妹妹，只上過兩三年學，但頭腦靈活，能說會寫。
兩人感情好，經常去對方家吃個飯，幫忙幹點活，說幾句悄悄話。三年後結婚了。
李冬梅出生在1979年冬月。順產，出生時黏糊糊的。她和媽媽長得像，臉型、聲音一樣，連腳都像。作為家裏第一個孩子，從小備受寵愛。
她記憶中的媽媽是個模糊的影子：齊耳短發，話少，總是沈默著，忙著種地、餵豬、做飯，操持家裏。
唯一印象深的，是有一年過年，家裏沒錢給她買鞋，媽媽就把自己那雙墨綠色呢子布料的鞋給她穿，她穿著，太大了。
李麗眼中的媽媽溫和、知性，做事不疾不徐。日子窘迫，但她有生活智慧，為了省糧食，她變著花樣，用青菜炒飯或者飯裏放玉米，“特別好吃。”
有時，爸爸會領一群人到家裏吃飯，那一刻，媽媽會露出少有的慌亂，喊她們幫忙燒火。
更多的時候，爸爸不在家。他在水庫、茶廠做過會計，當過煤礦礦長、村委會主任，是個有自由精神的人。
而媽媽，很少笑，“比較憂傷的感覺。”少有的一次，是一個冬天，爸爸在家，一家人開開心心地一塊吃飯，媽媽笑得很開心。
如今已活過媽媽去世年齡的李冬梅理解媽媽那時的沈默，“她承擔的東西太多了。她要想著生個兒子，又要種地，家裏開支都是她操心。”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
那個時候，全村1000多人，大部分家裏都有男孩。李冬梅聽說，有的人家見生的是女兒，往水桶裏淹。
她家從爺爺到爸爸都是單傳，也想要一個兒子來傳宗接代，“他們會覺得很遺憾。”村裏也有一些閑言碎語，說她家沒有兒子，“半邊孤老。”媽媽為此還跟人吵過。
“這個氛圍心照不宣”，李麗說。
印象裏，媽媽一直在生孩子。每次懷孕，會說不知道這次懷的是男孩還是女孩。李冬梅一歲多的時候，媽媽懷過一次，引產後發現是個男孩。生李麗時原本也打了引產針，但她還是出生了，她被送養過幾天，長大後還到別人家躲過。三個妹妹也有相似的經歷。
懷孕後，媽媽很少在家。隔段時間回來，地壩竹竿上晾著小孩子的衣服。“哦，我知道一個妹妹生了，就這種感覺”，李麗說。
不過，媽媽很寵女兒們，有時惹媽媽生氣了，媽媽嘴上說要打，鍋鏟舉得老高，從沒真正落下來過。爺爺奶奶和爸爸對她們也很好。
但潛意識裏，李冬梅會覺得“自己要是個男孩子，可能會好一點”。因為背負的比別的小孩多，她覺得自己從來沒有天真過。
她曾問過媽媽：“為什麼一定要個兒子呢？難道我們不好嗎？”
如今，李冬梅記不清媽媽當時有沒有回答了。“我媽是很賢惠的那種。她覺得無力反抗，很無奈吧。”
失去之後
媽媽去世後，李冬梅對爸爸說：“我會孝順你，像兒子一樣。”
但爸爸消失了——他第二年去廣東打工，剛開始還會寫信，後來音訊全無，別人說他死了。
再回來是七年後。他跟女兒們解釋，當年離家是因為欠下了幾千塊的債，要出去掙錢，供她們讀書。
媽媽去世後不久，李冬梅（第三排）和三妹（第二排左一）、表弟表妹們的合影。
爸媽不在，她們度過了無依無靠的七年。四妹五妹寄養在別家。三姐妹跟著爺爺奶奶生活，經常半夜哭，坐路邊哭；劃柴火想煮飯，火點不燃，也抱作一團哭。
李麗發現姐姐變了。以前的冬梅調皮任性，媽媽走後變得愛發脾氣。姐姐一笑，她和三妹覺得是晴天，一發脾氣，就不敢惹。
李冬梅形容，那時的自己就像被一場颶風掀到了角落，“世界給你的安全感在一瞬間坍塌了。你會擔心一個人隨時會走掉，擔心某一個東西，你隨時會失去它，因為你看見過這種突然之間、完全徹底的失去。”
“內心的那個小孩，一夜之間被強迫去面對這麼沈重的東西，所以後面她幾乎拒絕成長了……心理還是12歲時的那種狀態，沒有走出來。”
失去一個人，最痛苦的不是失去的瞬間，而是失去之後漫長的日子，反反復復，回聲一樣撞擊著。
媽媽走後許多年，她不敢去想媽媽的事。每次去她墳前祭拜，一走上那條路，她感覺像飄在雲裏，頭嗡嗡作響，悲傷往上湧。
看到葬禮、鮮血，聽到哀樂，都會難過。學電影後，有一次幫同學拍短片，演員喉嚨湧出血，李冬梅當場就崩潰了。
李麗覺得，自己好像一直是被放棄的孩子。媽媽走後，有一次家裏沒人，她一聲一聲地喊“媽媽”，不明白為什麼別人都有媽媽自己沒有。
身邊總有人說你媽媽死得很慘，她覺得刺痛，“我真的那麼可憐嗎？”她告訴妹妹，“我們要努力，我們要爭氣，不能讓別人說我們是沒媽的孩子。”長大後，她性格要強，拼命想證明自己不比別人差。
李冬梅羨慕那些有媽媽的孩子。初中時，一個同學的媽媽常年臥病在床，女孩臉上總是掛著憂傷，李冬梅跟她說：“你多幸福呀！還可以叫媽，還可以看著她，她還可以跟你說話。”
這種感覺一直沒有散去。前不久，她去一個朋友家，朋友三十幾了，父母很寵她，李冬梅想：“哇，她好幸福哦，有爸爸媽媽這麼愛她。我好像從來都沒體驗過。”
給她安慰的是外婆。
這個目不識丁的瘦小老人，不到3歲母親去世，人至暮年，又目睹女兒的死。好多年，一想到女兒，她眼淚沒斷過。但她倔強地活著，命運給予的苦難，全盤照收。
幾年前，李冬梅帶朋友回家拍攝外婆。有一次外婆送她走，她一轉身，鏡頭捕捉到外婆的表情：嘴巴張著，眼睛紅了，蓄著眼淚，但外婆很快用手捂住嘴，平靜地說再見。
那個鏡頭讓李冬梅動容。她覺得，是外婆身上的隱忍、堅韌，給了她力量，讓她沒有在惶恐中徹底迷失。
電影《媽媽》中有一幕，外婆蹲在地上，想背起滿滿一大筐紅薯藤，幾次都沒成功，最後硬是跪著咬牙背起來了。那是外婆在李冬梅心裏留下的印記——再難也不放棄。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左邊老人為李冬梅89歲的外婆。
片中，89歲的外婆出鏡飾演了一位鄰居。她臉上堆滿皺紋，搖著蒲扇，走到“媽媽”跟前，兩人挨著坐，相互對視著。李冬梅希望以這種方式，讓外婆和死去的女兒隔空對望。
電影拍完那年，外婆去世了。
追尋
被不安和思念圍裹的那些年，李冬梅一直在尋找出口。
小學時總是班上一二名的她，在爸爸消失後成績下滑，初中復讀一年，考上了幼兒教育師範生。畢業後，她回到鎮上當中學語文老師，原因是老師給過她很多鼓勵和愛。
李冬梅大學時的生活照
後來，她考四川外國語學院英美文學專業專科、做老師、又回去讀本科、開幼兒園。30歲時，賺到了人生第一個一百萬。
那一年，如果繼續創業，開第二第三家幼兒園，“現在大概是千萬富翁了”，李冬梅笑著說。奢侈包、昂貴衣服也買過，但她始終覺得不自在。
“我追求的不是外界給的東西，也不是物質……我想要的是自我的完成”，李冬梅說，因為“心裏太痛苦了，對人生你有很多的問題”。
從小，她就覺得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樣。同學們喜歡玩的，她不感興趣。她喜歡聽故事，鄰居祖奶奶、爺爺會講犯罪類型或參軍的故事；愛看書，十一二歲讀《安娜·卡列尼娜》——電影《媽媽》中，小鹹趴在床上看的就是這本，那是李冬梅記憶中，12歲前最後的幸福時光。
31歲時，她決心學電影，當時毫無基礎，導演名字都沒記住幾個。所有人都不看好，覺得電影太過遙遠，她肯定會放棄。
但她“想做就去做了”，沒有遲疑。
2011年，李冬梅飛赴澳大利亞。剛去沒多久，她在一家街頭影院看到一部伊朗電影。影片中十一二歲的女兒很困惑，為什麼家裏那麼想要個兒子？
李冬梅一瞬間被擊中了，原來世界上不只自己一個人有這樣的困惑。她發現，電影有這樣的力量，可以讓人和人產生連接，“孤單感輕了許多。”
讀了一年電影基礎班後，她考上了墨爾本大學藝術學院。她的同學大多十八九歲，從小受電影熏陶長大。而她連電影器材的術語都不會說，第一次進綠棚時嚇懵了，老師講的也聽不懂，“人家覺得你是個傻子。”
只有寫劇本是強項，燈光，攝影……都不擅長，她決心做最好的龍套。那四年，她經常哭，壓力大得拍不下去，論文寫不出來。崩潰的時候，把劇本撕了，不想讀了。但到了第二天，照常去上課。
在電影學院上課第一天，老師問：“你們為什麼要學電影？”李冬梅說：“想賺很多錢，成立一個中國農村婦女生殖健康基金，幫助像媽媽那樣的女性，不再重蹈悲劇，因為沒有早點去醫院做檢查而出事。”
2013年，李冬梅帶著兩個同學回到家鄉，拍攝紀錄片《停滯的時光》，想了解中國農村婦女的生殖健康現狀。
短片呈現了三位婦女的生育故事：一位17歲時生下懷孕7個月的死胎；一位生下女孩後沒註意，孩子死了；另一位因為懷了女孩，三次墮胎。
片尾，鏡頭定格在一條山村公路上，字幕上寫：“第一個流產的女孩被埋的那棵樹，離家只有十米遠。如果她還活著，現在應該12歲了。”
在她們身上，李冬梅尋找到媽媽的影子。“孩子的生命停止在那一刻，但對孩子的思念沒有停下”，她解釋片名《停滯的時光》的寓意。
拍完後，她發現，農村婦女現在大都會去醫院產檢、生產，母親曾經歷的悲劇已經很少見了，想要成立基金的想法就此湮滅。
這之後，李冬梅陸續拍了幾部短片，劇情片、懸疑片……一以貫之的主題是對生死的追問和探尋。這是媽媽的死在她創作中繪下的底色。
真正找到做導演的感覺，是2015年拍攝畢業短片《陽光照在草上》。它講述了一個農村老人癱瘓在床，兒女覺得受拖累，餵水時故意將老人嗆死的故事。短片獲得了學校最佳導演獎、最佳攝影獎，那是李冬梅第一次被肯定。
從墨爾本大學畢業後，李冬梅到北京電影學院又讀了半年書。之後兩三年，馬不停蹄地寫了4個劇本，近10萬字。
“我沒有無憂無慮地休息一段時間，沒有過”，李冬梅說，自己內心太不安了，需要不斷去做事。
媽媽去世的那段記憶，她始終不敢觸碰。直到2018年，她快要40歲，覺得好像有一些力量了，“已經逃避這麼年了，到了必須去面對的時候。”
看見12歲的自己
寫《媽媽》劇本的半年，李冬梅窩在山西一個朋友家，小院寧靜。
她時常覺得，在寫自己的故事，又像在寫想象中那個小女孩的生活，不斷浸入又抽離。
電影快開拍了，投資人許諾的資金卻一直沒到位。走創投是條路，但她不想等。很多人跟她說，你肯定拍不成的。
最後，四妹拿出15萬的保單，作為啟動資金。2019年8月，電影開拍，一共拍了31天。劇組40來人，李冬梅兼任制片人，邊拍邊籌錢。演員都是附近村民。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中的四位主演，媽媽、小鹹、二妹、三妹，都是附近村民。
拍攝中，她一次次重回媽媽去世那段時光，哭了好幾次。
李冬梅崇尚極簡主義，認為鏡頭不用切換的地方，一定不要切，不用運動的地方，一定不要動。其他人理解不了她的美學理念，覺得她大量使用固定長鏡頭，臺詞少得可憐，“你這個片子能剪得出來嗎？”
李冬梅想不出有別的拍法可以代替，“我只能這樣拍。”
第一個剪輯師剪到後面剪不動了，第二個想全部重剪。剪輯師覺得吃飯、睡覺、走路的鏡頭時間太長，動輒幾十秒。而在李冬梅的理解中，如果“吃飯”只有幾秒，它強調的是動作，意義不大，但如果給到足夠時長，對觀眾來說，變成了“我和他們在一起，在共同的時空裏”，這種沈浸式的敘事，是超越語言和邏輯的。
“那種時光的靜默、凝視，那種生死之間的莊嚴，不是‘哢哢哢’可以表達的”，李冬梅說。
李冬梅在《媽媽和七天的時間》片場的工作照
初剪完成後，她邀請朋友、妹妹們觀看，“他們覺得太不一樣了……到底你在講什麼？”
有同學更直接，“我覺得你的電影配不上你對電影的理解。”也有業內人士批評，表達太過老套；還有的勸她將134分鐘縮減到90分鐘。
李冬梅沒有動搖。
第一個正面反饋來自馬克·穆勒，這位威尼斯電影節前任主席，是將中國電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他對《媽媽》評價很高，認為它是“新新現實主義”。這之後，《媽媽》先後入圍威尼斯電影節、釜山電影節，並在平遙影展和哥德堡電影節中獲獎。
李冬梅手捧哥德堡電影節頒發的獎杯。
采訪那天，《媽媽》在哥德堡電影節上獲獎的消息剛出來。李冬梅往常很少刷朋友圈，覺得沒什麼營養，那天，她重新打開關閉的朋友圈，自己轉發的獲獎消息下密密麻麻有幾百個贊。孩童般的天真爬上她的臉，“我沒有經歷過這麼多點贊耶，嘿嘿，眼睛都看花了，我的天。”
褒獎和認可，讓她覺得幸福。但更大的滿足源自內心。
“那個12歲，站在媽媽面前給她清洗遺體的小孩，之前是沒有被看見、沒有被安慰過的。現在我用這樣的方式告訴她，我看到你了，我在你身邊，我陪著你”，李冬梅說。
她覺得自己成為了一個更有力量的人——不再逃避過去，克服了拍攝中面臨的種種困難，在眾多反對聲中堅持了自己的理念。更重要的是，懷念了媽媽，“現在大家不是只看到我媽媽，是看到很多跟她一樣的母親。”
對媽媽，李冬梅現在能用一種喜悅、寧靜的心去接受失去她，而不再是憂傷的思念，“我從來沒有輕松過，最近才感覺活得比較有滋有味。”
重逢
李冬梅爸爸至今沒看過這部電影。
拍攝前，他質問女兒：“有那麼多可以拍的，為什麼一定要拍這個？”
李冬梅回答：“這個世界上我們面對傷痛有不同的態度，大部分人選擇背過臉去，我要去直面它。”
爸爸不再言語。
和李冬梅見面那天，她讓爸爸幫忙寄幾個快遞，爸爸沒搞明白，兩人隔著電話，語氣急促，聲音越來越大。
掛斷電話後，李冬梅說：“你看，我跟爸爸比較生疏吧。”
爸爸從廣東回來後，在鎮上煤礦工作直至退休。他有了新的妻子，跟女兒們很少一起生活。
這些年，李冬梅盡力去做一個好女兒，孝順他，帶他和後媽去澳大利亞、深圳、成都到處旅遊。爸爸幾次生病，她帶著去醫院，照料左右。平時跟他說話也小心翼翼，怕惹他生氣。
他們從未聊過媽媽的事，彼此回避，怕對方難過，也怕自己難過。
“我們家每個人心裏都有缺失的那一部分”，李麗說，家裏父女、姐妹間，沒有特別親密的，連擁抱都會覺得別扭。
媽媽去世留下的另一重陰影是，長大後的她恐婚恐育，30歲生的孩子。生產時，醫生說傷口縫得很好，她才沒那麼怕。
而對李冬梅來說，精神上的惶恐與不安，需要更長時間來治愈。
這幾年，她過著幾近漂泊的生活。非洲，歐洲，國內……各地到處跑，很少在一個地方待滿一年。妹妹們看到她發的車票，才知道她在哪兒。
之前攢下的100多萬，因為學電影、拍電影都花光了，現在她靠花唄生活。出門就隨便背個綠色編織袋，肩帶都磨壞了；在外吃飯，剩菜都會打包。采訪時，她面色疲憊，但還是認真地回答了每個問題。
李冬梅生活照
20多歲時，李冬梅開始讀莊子，看金剛經、聖經，喜歡哲學。“我希望能成為一個內心寧靜、祥和，沒有生活在二元對立和恐慌焦慮當中（的人），（那個狀態）是自由的，更包容、謙卑，更能對別人的苦難感同身受。”
二十來歲時，她也曾盼望進入一段婚姻。對方是處了四年的初戀，沒有給到她想要的安全感。失望中，錯失了彼此。
“我之前也抱過希望，希望能在家庭生活當中得到某種滿足，後來發現，一切外在的東西，名利和陪在你身邊的人，都太無常了。”現在，她想要追尋的是自己內在的東西。
去年年底，李冬梅到寺廟做了一個月義工。離開前，她將心底那些深深懷念的人的名字：媽媽，外公，外婆，爺爺，奶奶……一一寫在紙上，放進地藏菩薩旁的盒子，祈願那些離開的靈魂和塵世的自己各自安好。做完後，她覺得被治愈了很多。
她享受當下的狀態，有許多想做的事：希望能像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那樣，記錄下自己從出生到死亡每一天的經歷；她還想寫書紀念外婆，彌補沒能多陪伴她的遺憾，和她在另一個世界相遇；下一部長片中，繼續探討母親和孩子，生和死的故事。
李冬梅記得，電影《獅子王》裏面說：“每個人死後，都會變成一顆星星，而星星卻在天上守護著我們。”
在電影《媽媽》結尾，小鹹和二妹為媽媽送燈，燈光照亮媽媽回家的路。李冬梅想借此表達：時間不能彌補一切的傷痛，但生活還要繼續。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劇照，小鹹和二妹為媽媽送燈。
寫劇本時，她腦海中浮現出的是另一個結尾——因資金有限沒有拍：
清晨霧靄裊裊，平靜的河面上飄著一艘小船，小鹹和媽媽坐在船頭，二妹三妹沿河岸，在後面跟著。
那一刻，李冬梅覺得，和媽媽重逢了。
責任編輯：黃霽潔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