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建陽監獄九監區，是一個回字形的閉鎖空間。 （受訪者供圖/圖）
在福建省建陽監獄九監區，時間以不同的方式流逝著。對於民警來說，巡視一層樓將經過幾十個監舍，耗時8到9分鐘。夜裏，值班民警盯著兩塊監控屏幕、18個監控方塊度過6小時，直到新的早晨到來。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下，監獄采取了特殊的勤務模式。兩周的執勤期結束，他們離開監區返家休息。
但對於多數罪犯而言，進出九監區的時間跨度將以半生來計算。這裏似乎折疊了時間與空間。二十余歲的青年人進來，出去時或已臨近花甲之年；中年人進來，出去時幾乎要成耄耋老人；或許也會有人逝於此地。
在外人眼中，九監區是神秘而可怖的存在。過去，它收押重刑犯；自2011年起，它成為集中收押限制減刑罪犯的監區。
限制減刑，往往因為這些罪犯“無法無天”的過去。背負滔天的罪惡，法律懲罰他們以漫長的刑期。按照監區長童亮的說法，罪犯們在這座高墻內褪盡青絲，一雙雙眼睛黯淡無光，人人步履軟弱無力。
民警在這裏與罪犯朝夕相處。漫長的高墻歲月裏，他們要確保罪犯不因無知而重復罪惡，不因絕望而放棄生命。他們還要抵達罪犯的內心，幫助罪犯懺悔往昔，救贖將來。
建陽監獄九監區長童亮與罪犯談話。 （受訪者供圖/圖）
九監區的“秘密”三層樓，回字形的閉鎖空間。八年前的2013年5月，如今已是九監區二十五分監區長的葛敏第一回下監。
監區裏陽光不太好。見著有生面孔進來，成片的光頭都轉向葛敏，歪著頭打量他。
這些光頭都背著人命，有的還背了不止一條。這樣一想，葛敏止不住地害怕。
不過，一股新鮮感也隨恐懼而生。在過去的兩年裏，葛敏是個坐辦公室的白領，對監獄一無所知。
來到建陽監獄當民警，老民警領著他去翻閱九監區罪犯的檔案。檔案裏，那些打量過葛敏的光頭，有的扔石頭砸死了騎小電驢經過的人，就因為騎車人沒讓他偷走鼓風機裏的零件；也有五十來歲的男人，一連猥褻過六名小學一二年級的女童；有人疑心自己被戴了綠帽子，就殺了老婆；有人要劫錢財，就殺了外婆。甚至有一位民警，小時候看過劫殺並分屍出租車司機的電視劇情節，來了九監區才發現，原型就在這裏。
葛敏意識到，作為集中收押限制減刑罪犯的監區，這裏聚攏了絕大多數監獄都少見的罪惡。
2011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開始實施。修正案規定：對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人身危險性等情況，可以在作出裁判的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
同年，一批限制減刑罪犯開始集中到建陽監獄九監區。
轉眼間，十年過去了。在九監區如今收押的數百名罪犯中，有近九成是限制減刑罪犯。他們當中，還沒有人刑滿釋放。
2021年11月，九監區民警林凱兵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時至今日，其他監區的民警也不大願意到這裏來。
四年前，一位民警與林凱兵一起被分進九監區。初來乍到，他就害怕，不敢單獨在監區行動。
“你要是能接受這個職業，能做得下來，我繼續講。要是接受不來，可以當場退出。”領導在入職培訓時直言相告。
當時，林凱兵心裏沒起多大風浪。作為福建警察學院監獄學專業的畢業生，大學四年裏，他待過十多家監獄。每到寒暑假，學校安排去監獄實習，跟隨民警查監舍，給罪犯做心理訪談與遊戲。監獄裏的一套，他諳熟於心。
林凱兵一度以為，他也了解建陽監獄。
可真正到了九監區，林凱兵還是忍不住打了個哆嗦。那是1月，天氣寒冷，監區墻上用紅字寫著倒計時，數著還有多少個日夜才能安全無事故地度過本年。
忿恨、偏執、暴力傾向，並不會在這棟三層建築物裏自行消退。他們只是一時隱忍，稍有疏漏就可能重新開張。
為防止疏漏，一套縝密的規章控制著這裏：監舍裏，不帶門的廁所與房間相接。房內不設上下鋪，防止罪犯上吊自殺。房內沒有桌子，小板凳也是塑料的，避免成為罪犯們互相攻擊的武器。吃飯時，罪犯不許聚集，避免抱團交流負面情緒。
民警們白天6點起床，開監舍門，監督罪犯習藝、上課。夜裏，他們即便睡下，也不敢卸下五公斤重的警械裝備，實在硌得難受了，就把沈重的手銬從腰部挪到肚皮上。他們手握警棍與對講機入眠，睡夢中也隨時等待著尖利刺耳的警報聲。
暴躁以外，是絕望九監區少有新鮮事。
犯下滔天大罪的罪犯，有許多相似之處。葛敏形容，他們往往脾氣暴躁，自私，喜怒無常。
矛盾與爭執循環往復。分菜時肥瘦肉分配不均是導火索，洗手時把水甩到他人身上也是。一名投擲炸彈炸死人的罪犯總拿一本小本子，記恨地寫下其他罪犯或民警說過的話、做過的事。
不光記錄，他還攻擊。監區內沒有趁手的“武器”，他就磨尖牙刷柄捅人。監區不得不改進牙刷款式，不留柄，只剩套在拇指上的牙刷頭。
有罪犯拿到改判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裁定書。“具體的數字擺在他們面前”，葛敏看見，他們的表情首先流露出恐懼。
罪犯坐在監舍裏的小板凳上寫家信，和家人通電話。葛敏聽見，有四五十歲的罪犯告訴家人，不要再等了；即便二十五年後能活著出去，到了那個年齡，吃不能吃，喝不能喝，出去也沒有多大意義了。
有一個六十多歲的罪犯，曾兩個多月沒有給家人打電話。葛敏覺得不對勁，問他為什麼。他說，家人聽到電話也會傷心，而自己在監獄裏什麼也做不了，心裏難受，幹脆不打了。
三十年後走出監獄，八九十歲的老人對家裏也是個負擔。“有的年紀大的人，壓根都不想刑滿，不想出去。”葛敏說。
童亮發覺，這些罪犯在蹲了七八年牢後，“眼神都是絕望的”。
一名脾氣暴躁的罪犯因瑣事和其他人爭吵，被葛敏教育了。他當場表示，死是無所謂的：“大不了把我拉出去槍斃掉。”
有的罪犯已經付諸嘗試。葛敏在保溫杯底座裏找出過布條，那是為上吊準備的。也有罪犯收集藥片。一個罪犯過習藝車間的安檢時，機器滴滴作響，搜遍全身，最後發現嘴裏含著一截彈簧。
民警黃韻齊找一個屢次企圖自殺的罪犯談話。罪犯說，他剛成年就入獄，出獄沒幾年，又因為殺人進了九監區。如今，他五十多歲，這一輩子幾乎都在牢裏度過，已經“沒什麼希望了”。
罪犯調解員分享調解心得。 （受訪者供圖/圖）
親情紐帶三年前，童亮接任九監區長，嘗試了許多改造方法。他要民警們常與罪犯聊天，“找到共同語言”。
林凱兵有時忍不住抱怨：二三十年刑期難熬，罪犯難免這次聊完心情平復，馬上又陷入下一輪情緒波動中。多數時候，罪犯認定民警與自己在兩個立場上，改造總是反反復復。
親情，或許是救贖的突破口。童亮發現，在九監區改造期間有過重大違規行為的罪犯，九成都沒有親人幫助接濟。
多位受訪民警都會說起一名劫殺了自己外婆的罪犯。他在一個重男輕女的閩南家庭中排行第四，是唯一的男孩，自小受到寵愛。一開始做些小偷小摸的勾當，進了未成年犯管教所，出來後為了弄錢花，夥同未管所裏認識的朋友搶劫了外婆家的店面，殺了外婆。
案發後，父親和3個姐姐與他斷絕來往，母親也近乎精神崩潰。在九監區服刑的頭6年，沒有家人聯系過他。他衝動易怒，動不動就同人爭吵，鬧絕食，用頭撞地尋死。
得想個辦法。葛敏給罪犯父母打電話，最開始，兩人一聽說是監區來電就會掛斷。後來，他們開始接電話，可話裏話外還是不願意原諒兒子。2019年，民警去家訪，汽車轉摩托開進閩南山區，母親見了民警幾秒鐘就情緒崩潰，由父親攙進屋去。
電話、家訪沒有停止。每回家訪，葛敏都帶著罪犯錄的新視頻去。到了第三次，父母終於忍不住看了視頻，父親掉了眼淚，母親情緒激動，葛敏分辨其中的怨恨多於喜悅。
第四回去，葛敏勸說：“你們也希望他能放下包袱，好好在裏面改造吧？他終有一天是要出來的。”母親哭了，終於同意拍一段視頻告訴兒子，她原諒了他。
監獄裏，看到母親視頻的那一刻，罪犯長跪不起。他不再尋死，代之以積極改造。
親情是連結高墻內外的紐帶，讓罪犯心裏有個掛念。三四十歲的惦記父母，五六十歲的牽掛孩子。
九監區有一名罪犯，和家人參與販毒，老婆和母親在女子監獄服刑。林凱兵替他和老婆牽上線，在教育矯正中心視頻會見。會見聊的都是家裏的難處，老爹六十多歲，孩子無人照料。雖然問題一時難以解決，可情緒算是發泄了，也知道了老母親在獄中的情況。2020年老婆出獄，家中孩子有人看顧，罪犯也有了念想。以前他能指著民警鼻子謾罵，現在卻主動替民警做其他罪犯的思想工作。
一名漳州的罪犯自覺刑滿釋放時父母已不在人世，“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對出獄與否表現得無所謂。林凱兵去他家家訪，意外發現他還有一個非婚生的兒子。
監獄便安排了進監幫教，漳州罪犯見到女人和孩子，眼圈先紅了。
“這是你爸。”女人對兒子說。孩子很小，林凱兵估計不到3歲，不認識父親，一句話也沒說。罪犯抱起兒子，一家人在白墻前拍了一張照片。
不久後，女人還是另嫁他人。罪犯卻一改過去“不違規也不合作”的態度，開始參加監獄裏的演講比賽，改造也更積極。轉變的理由很現實：爭取能夠減刑，早日出獄見兒子。
潤物細無聲有人說，監獄民警是監獄裏的園丁。這正是黃韻齊報考建陽監獄的理由。
黃韻齊大學讀的是音樂影視，2012年畢業後，父母希望他回家考公務員。父母是教師，男孩子有警察情結，兩相結合，他報考了建陽監獄的民警。
當時，建陽監獄正需要懂音樂的人才實施藝術矯治項目。一開始，黃韻齊被分到二監區。
二監區的輕刑犯更像是高年級學生，情緒穩定，容易溝通。有一次，罪犯未成年子女進監區，黃韻齊領著罪犯排了一出中英文混合還帶和聲的生日快樂歌。觀眾感慨，沒想到罪犯的音樂潛力這樣大。
2019年，黃韻齊被調至九監區。音樂課張羅起來後，每周有兩三個晚上，新聞時間結束後，黃韻齊在音樂教室給罪犯上大約一小時的課。二十來號罪犯自帶小板凳圍一圈，黃韻齊在中間，教樂理知識、合唱、識譜、視唱練耳。
他深覺兩批“學生”截然不同。九監區的罪犯可以長期教學，但他們情緒容易波動，如同低年級學生。黃韻齊聽到有罪犯自己總結，他們大部分出身鄉下、初中文化以下；初中文化以上、學歷高的人，很少幹殺人搶劫一類的惡性暴力犯罪，罪名都和他們不一樣。
有的罪犯抱著混吃等死的態度，唱歌時要麼不張嘴，要麼假張嘴不出聲。批評並不管用，“只能靠人格魅力。”黃韻齊說。平時相處時，如果能讓罪犯覺得民警“人挺好的”，他們就會願意為民警多付出一些。
2021年一場表演，黃韻齊領著九監區罪犯排練電影《你好，李煥英》的主題曲《萱草花》。一名有點音樂基礎的罪犯自己組了樂隊，當主唱，彈吉他。黃韻齊教他哪個音該配進哪段和弦裏。
“《萱草花》的歌詞寫得太好了。”他對黃韻齊說。罪犯年紀輕輕就進了監獄，聽到與母親相關的歌曲就想流淚。
夏天悶熱，音樂課只能暫停，反復的新冠疫情也令黃韻齊的教學時斷時續。不過，相比“藝術矯治”，黃韻齊有更現實的考慮：音樂足以消磨漫長的服刑時光。
林凱兵也用藝術解開過罪犯的心結。監區一樓有一條百米文化長廊，他領著罪犯在那裏作畫。學著、畫著，一名會畫油畫的罪犯終於說起，過去他打工時認識一些畫家朋友，他跟著學油畫，可惜好景不長。
那是罪犯罕見地流露出對前塵往事的眷戀，對高墻外大千世界的向往。
在九監區，改造與救贖追求春雨般潤物細無聲。童亮讓罪犯設立些小目標，“讓他有個希望，有個寄托在裏面”。目標可以是兩個月內不與其他人吵架，可以是半年裏爭取拿到改造標兵，也可以“陽春白雪”，比如組樂隊上臺表演。
有罪犯希望資助貧困兒童或罪犯子女上學，監區聯系公益組織與民政局對接捐款事宜。九監區二十六分區副指導員喬乾有些吃驚：平日裏罪犯看著小氣，可到捐款時卻都很大方，還要求“能不能多捐一點”。
民警們給每個監舍都送了盆栽，有西紅柿、蔥、小白菜、草莓等蔬果。栽培全靠罪犯，喬乾看得出來，罪犯們對此很用心。
每天早上，罪犯出門第一件事不是吃飯，而是給盆栽澆水。童亮發現，天氣冷了，罪犯們特意給盆栽挪位置，避免風霜打蔫。還有罪犯用餐巾紙、吸管制作小假人，嚇跑偷吃盆栽的鳥。等到收獲，罪犯們掐棵小白菜，摘點蔥，開水一燙拌進面裏。
為了方便罪犯晾曬衣服、運動健身，民警們向上級申請經費，準備新建望風區。
因為疫情，竣工期不斷拖延。但黃韻齊確信，望風區落成以後，會有更多陽光曬入高墻。
民警給每個監舍都送了盆栽，罪犯早上出門第一件事是給盆栽澆水。 （受訪者供圖/圖）
南方周末記者 姜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