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陳佳靖
編輯 | 黃月
8月15日，塔利班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爾，至此全面接管阿富汗。盡管塔利班領導人對外做出保證，稱阿富汗女性將繼續享有符合伊斯蘭教法的平等權利，包括工作和受教育的權利，但這並沒有緩解當地女性對未來的憂慮。一名女大學生對《衛報》表示，她和她的同學在塔利班進入喀布爾後立刻趕回家中，因為害怕他們會毆打沒有穿罩袍的婦女。她還迅速隱藏了她的身份證、文憑和證書等一切可能被塔利班定罪的材料。“我在我周圍看到的只有女性的恐懼和害怕的面孔，以及討厭女性、不喜歡女性接受教育、工作和自由的男性的醜陋面孔，”她寫道。
至今，阿富汗仍是全世界女孩生存狀況最糟糕的地區之一。大部分女性從未受過教育，女孩們常常被迫早婚。一些女性不僅遭受家庭暴力，還受到來自社會的人身威脅。塔利班執政後，人們更加擔心回到25年前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那時婦女無法工作，女童不得上學，女性必須遮蓋面部，只有在男性親屬的陪同下才能出門。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在8月16日的發言中對阿富汗迅速演變的局勢以及婦女和女童的未來深表關切，“我尤其感到關切的是，有報道稱，侵犯阿富汗婦女和女孩人權的行為日益增多，她們害怕回到最黑暗的日子。”古特雷斯強調，保護阿富汗婦女和女孩來之不易的權利至關重要。
在以下幾本涉及阿富汗女性的書籍和若幹紀錄片中，我們將更加清楚地看到阿富汗女性在過去幾十年經歷了什麼。她們在戰亂下的生存、反抗與逃亡的故事，揭示了她們如今的恐懼來自何方。
《燦爛千陽》《燦爛千陽》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賽尼繼《追風箏的人》之後創作的長篇小說，同樣以當代阿富汗社會和家庭關系為主題，被認為是《追風箏的人》的“女性版”。故事的女主人公之一瑪麗雅姆在阿富汗一個偏遠貧窮的地方長大，五歲那年，她第一次從母親口中聽說她是“哈拉米”，意思是私生子或私生女。瑪麗雅姆的父親總共有三個妻子和九個合法的子女，這在一夫多妻制的阿富汗並不罕見，但對於瑪麗雅姆和她的母親而言，不被承認的婚姻和家庭背景已經註定了她們隱忍一生的悲劇命運。
在母親的教誨中，做女人最重要的關鍵詞就是“忍耐”，更何況是令人蒙羞的私生女。在忍耐下，瑪麗雅姆沒有去學校接受教育，年僅15歲就被迫嫁給喀布爾一個比她年長30歲的鞋匠拉希德。拉希德起初對瑪麗雅姆很友善，但在她懷孕並多次流產後，他們的關系徹底惡化，瑪麗雅姆淪為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拉希德的第二任妻子萊拉比瑪麗雅姆年輕近20歲，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新一代阿富汗女性，卻因為內戰的炮火失去了家庭，同樣未能逃脫被迫嫁人、遭受虐待的命運。兩位妻子的關系與情感的轉變是小說中最動人心弦的部分，她們從相互仇視到惺惺相惜，既情同姐妹又仿若母女。最終，瑪麗雅姆甚至以自我犧牲的方式幫助萊拉逃離阿富汗，組建了新的家庭，也讓人們看到了在阿富汗男權專制和國家戰亂下掙紮的女性所懷抱的希望與失落。
胡賽尼曾於2003年春天去過喀布爾。當時，他看到很多穿著罩袍的婦女坐在街角，帶著四、五個孩子乞討零錢，他與一些婦女交談，她們堅韌不拔的美德和令人心碎的生存故事成為了創作《燦爛千陽》的靈感來源。“燦爛千陽”來自詩人米爾紮·穆罕默德·阿裏·賽依伯所作的《喀布爾》一詩，用以比喻阿富汗女性的美好，而胡賽尼的小說則提醒我們，這樣的美好不應被遮蔽：
喀布爾每條街道都令人目不轉睛
埃及來的商旅穿行過座座市場
人們數不清她的屋頂上有多少輪皎潔的明月
也數不清她的墻壁之後那一千個燦爛的太陽
《我不要你死於一事無成》法齊婭·庫菲自2002年起活躍於阿富汗政壇，是阿富汗歷史上第一位女性議長，同時也是2014年阿富汗總統大選的主要候選人之一。多年以來，包括塔利班在內的多方勢力都曾試圖威脅、綁架或暗殺庫菲，但她始終堅定地與所有反對力量抗爭。就在8月15日塔利班正式進入喀布爾的前一天，庫菲作為與塔利班對話的阿富汗政府談判人員之一再次遭遇槍擊，所幸躲過了死亡。
在生活中，庫菲是一名孕育了兩個女兒的母親。由於工作的特殊性，她不得不為孩子們的未來提心吊膽。每次出門前，她都做好了一去不回的準備，並提前寫下一封道別與囑托的信。《我不要你死於一事無成》收錄了庫菲的自傳與十七封寫給女兒的信，從出生到經歷戰亂，她一直寫到當下從政的經歷，希望用自己的故事告訴所有阿富汗人：自由不是神所賜的，乃是需要人們努力去爭取的。在這本書的後半部分，她進一步闡述了她的執政理念，以及對諸多阿富汗熱門議題的討論，比如如何促進阿富汗婦女的權益以及美國撤軍後阿富汗所面臨的危險等。
作為阿富汗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庫菲認為，阿富汗並非沒有民主的土壤，而是由於政治上“營養不良”，發展受到了抑制。自2001年塔利班倒臺以來，上億美元的援助資金流到了阿富汗，但不幸的是，很大一部分或被浪費，或不慎流入某些人的手中，諸如腐敗的地方政治家或者唯利是圖的公共設施建設承包公司。 “持久自由軍事行動”實施至今，阿富汗依舊不太平，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阿富汗的領導人似乎認為國家是他們個人的，只需要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卻很少有人真正關心普通阿富汗人的抱負、盼望和福祉。
美國撤軍後，阿富汗女性的教育和安全問題令庫菲最為掛心。她夢想著有一天阿富汗能擺脫貧窮的鐐銬，不再被貼上世界上產婦死亡率最高、嬰兒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標簽，她也期望每個阿富汗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權利，特別是女性能夠獲得本領、才能和技術，進而全面參與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生活。正如她在信中教導女兒時所說：
“作為婦女，真正的伊斯蘭教會賦予你們政治和社會權利。它給你尊嚴，賦予你們自由受教育的權利，讓你們有權追逐夢想，過你自己想過的生活。”
《罩袍下的世界》許多西方人士將布卡罩袍看做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象征，但法齊婭·庫菲在她的自傳中明確指出，這種傳統的蒙面長袍之所以如此設計，原本是為了遮擋烈日、沙塵、強風等惡劣的環境因素，如今人們穿它是由於文化和社會的原因，並不是伊斯蘭教的要求。“用頭巾蓋住頭發，再穿一件寬松的束腰大衣，遮住雙臂、胸口和臀部，這就足以合乎伊斯蘭教提倡的在真主面前穿著莊重的要求。”事實上，沒有女性真的願意被包裹在密不透風的罩袍內，只透過眼前的藍色網孔看世界，她們如此做更多是出於社會嚴苛的規範和對自我的保護。
戰亂時期，人人自危。阿富汗的女性只要走出家門，就必須穿上罩袍，同時還必須由一個有血緣關系的男性陪同，否則就會遭人指點，甚至可能被抓捕和處決。然而，一些女性卻在一個特殊的地方獲得了不穿罩袍的自由，那就是監獄。2014年艾美獎最佳紀錄片《罩袍下的世界》將鏡頭對準阿富汗監獄牢房中的女性，見證了她們渴望打破男權專制的家庭束縛，爭取自由和女性權益的反抗過程。在這裏，女犯人的牢房十分簡陋，管理也較為松散，所有女犯人都群居在一個類似大雜院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她們有權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一並帶入獄中撫養。
這些女犯人的罪名大多與婚姻和家庭有關，比如“逃跑離開丈夫”，判決監禁7年；“逃家”，判決監禁10年。這類“犯罪”大多是由於女性被家庭過早包辦婚姻以及無知造成的，她們在婚後長期忍受丈夫的家暴和出軌，實在無力支持才最終選擇出逃。片中還有一位女犯人僅僅是因為拒絕包辦婚姻，並試圖與所愛之人私奔而被送進監牢。對於她們而言，監獄的生活反而是一種解脫。一位女犯人甚至表示，她不介意在監獄裏多待幾年，因為監獄比外面的世界更安全。她們都清楚，出獄後等待她們的絕不是溫暖的家庭，而是被拋棄或被掌控的未來，有時候，這也就意味著死亡。
《女孩的戰地滑板課》在阿富汗，街頭滑板是一項很受男性歡迎的運動，但放在女性身上卻是不可想象之事。社會上的保守觀念認為，滑板所標誌的速度和野性不符合女性的形象，一個玩滑板的女孩必定是出格的，她自己以及她的家庭都應為此感到羞恥。
這部電影中的女孩們卻勇敢地站上滑板，一點點學會了如何蹬板滑行，也學會了如何應對社會上的歧視與壓迫。影片中女孩們上學的地方叫Skateistan，是一家由澳大利亞人創建的滑板學校，位於喀布爾附近。這所學校隱藏在高墻之後，創辦的目的是尋找阿富汗的貧困兒童並支持他們接受公共教育。如今，學校完全由阿富汗人運營，並受到國際滑板組織的援助，除了滑板課，孩子們也在這裏接受語言、數學、生活技能等多方面的教育，他們中大部分是女孩。
阿富汗女性主動接受教育的機會並不多，Skateistan的管理者去各個家庭中探訪時發現，家長對教育持謹慎態度有諸多原因。一些家庭由於貧窮、疾病等原因，無力為孩子提供教育的資金；一些思想保守、家教嚴苛的家庭認為小孩的教育一文不值，因此從不鼓勵孩子去上學；還有一些家庭雖然希望孩子過上更好的生活並支持他們去學校，卻擔心女孩會在路上遭遇危險，譬如被騷擾或被綁架。在阿富汗，女孩遭到侵犯不僅不被同情，反而會使家庭蒙羞。
一天，老師在課堂上問女學生們“勇氣是什麼”，一個女孩答道：“勇氣就是一個人敢去學校學習，還有我們誦讀《古蘭經》和其他書籍的時候。”對她們而言，上學是奢侈的，也是危險的。一個女孩提到，她家裏的傳統是絕不允許長大的女孩出門，因此，她的三個姐姐——分別是18歲、16歲和13歲——都不被允許外出上學。年僅12歲的她雖然還在Skateistan上課，卻已經開始擔心失去學習的機會。
在影片拍攝期間，喀布爾時有爆炸和襲擊發生。學習滑板幫助很多女孩擺脫了恐懼，她們也被鼓勵在課堂上舉手發言，在他人面前大聲說出自己的觀點。但仍有老師擔心，塔利班執政後這一切將毀於一旦，學校會關閉，女孩們要被迫穿罩袍，只能待在家裏——“喀布爾的春風再也不能吹拂她們的臉頰了。”
《午夜行者》阿富汗的難民問題一直是全球最為嚴重的難民危機之一。戰爭、饑餓、專制和壓迫促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民離鄉背井，到和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與伊朗安置家業。聯合國難民署在不久前表示，自2021年1月以來，不安全和暴力因素已導致約27萬阿富汗人在境內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的人口總數超過了350萬。
本片導演哈森·法齊利（Hassan Fazili）在2015年成為了難民中的一員。由於他拍攝了一部有關塔利班指揮官的電影，塔利班殺害了片中飾演指揮官的演員，並向哈森發出格殺令。危急關頭，哈森決定前往歐洲尋求庇護，並攜妻子和兩個女兒展開了他們的逃亡之旅。這部影片記錄了一家人在三年多的時間裏跨越3500英裏卻仍未完成的一段艱險旅程。全片由三臺手機拍攝完成，大部分時候是哈森將鏡頭對準家庭中的三位女性，偶爾妻子和大女兒也會與哈森交換位置，以第一人稱講述她們的所見所感。
離開阿富汗不代表離開了危險。成為難民後，哈森和妻子幾乎時刻保持警惕，他們不僅要仔細研究路線、躲避敵人、保持體力，還要在非法偷渡過程中與走私犯鬥智鬥勇，在異國他鄉警惕當地人對難民（尤其是女性）的惡意襲擊。只有兩個孩子對前景一無所知，時常能從貧瘠的難民生活中找到樂趣。在各方人士的幫助下，一家人先後途徑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地，輾轉於數個避難處和難民營。最漫長的一次等待是在塞爾維亞的難民營裏，為了讓全家的名字出現在轉移到匈牙利的合法名單上，他們足足等了475天。
相比那些在逃難途中遭遇不測或被遣返回國的人，法齊利一家無疑是幸運的。這趟關乎生死的旅途也讓大人和孩子都完成了一場蛻變和成長。在逃離阿富汗三年後，一家人最終獲準進入歐盟，但他們是否能在這裏擁有一個“永久的家”，仍要畫上一個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