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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裏以公有單位臨時工的身份工作了18年，父親始終沒能成為城裏人。他被迫回歸鄉野成為一名屠夫，成了城鎮化進程中一個失落的掉隊者。
豬被兩個男人牢牢按住四肢控制在地上。父親摸一摸豬脖子，確定位置後拿過手邊一尺多長的尖刀，刺破豬脖頸，順勢推刀。刀刃沒入豬脖頸，只剩刀柄露在外面，豬叫尖厲刺耳。
父親控制屠刀在豬體內割斷喉管和大動脈，拔出來的時候伴隨著洶湧而出的鮮血。這頭豬如同一個漏了氣的風箱，叫聲瞬間失去底氣變成呼哧呼哧的喘息。那個兩指寬的傷口也成了一張嘴，一呼一吸，在出氣的時候把帶著泡沫的血不斷排擠出來。
三分鐘後，這頭豬正式宣告死亡。
父親是個稱職的屠夫，偶有意外，他和同伴也能鎮定應對。有一次，一頭豬放血之後明明不再動彈，父親準備松口氣時，這頭豬突然翻身起來跑了，脖子上滴著血在院子裏到處亂竄。
眾人被嚇得驚慌失措，只有父親沈著冷靜地拿出捕豬的專用工具，一米多長的木棍上安裝著一個狀如鐮刀的鐵器，鐵器末梢是鉤型，去把亂竄的豬重新捉回來。
捕豬的鉤子非常尖銳，能夠輕易刺破豬脖子下方的軟組織並牢牢鉤住，豬受不了劇痛只能就範。但是當時那只豬頭上身上沾滿了血，皮毛變得濕滑，父親試了幾次都鉤不實，豬稍一掙紮鐵鉤就滑脫了。
對峙了半個小時，父親失去了耐心，他和叔叔冒著被豬衝過來咬傷的危險，將豬逼到了墻角。叔叔看準豬叫喚的一剎那，把鉤子直接戳到了它嘴巴裏面。
鐵鉤碰到豬牙發出一聲脆響，死死地鉤在了豬的牙床上。叔叔攥緊木棍死不放手，父親和母親一起撲上去，將它掀翻在地。
父親是一個稱職的屠夫。但他討厭屠夫和農村人的身份，夢想一直以來都是成為城裏人。
村裏和父親同輩的人，大多上完小學就輟學了。他們早早認清並接受自己的命運已和土地綁定，鮮少有人奢望成為城裏人。除了種糧食，大家也出賣苦力：拉架子車，背石頭，放炮打井。
父親和他們不一樣。他想成為城裏人。在當時父親的觀念中，“進城”的目標，是把戶口和家安在我們村上頭的清澗縣城，改變戶口本裏農民和農村戶口的標註。15歲之前，父親都相信讀書可以改變他的身份。他有底氣這麼相信。在學校，父親是個刻苦的學生，因著他的努力，學習成績也很優異，靠苦學升學不成問題。
學習成績當然是改變命運的要門。父親的一個發小的本家叔叔在市裏銀行當領導。還沒考上初中，他就常跟同學說，只要上完初中就能去銀行上班。可惜父親的這位發小不是讀書的料，他沒有考到初中，最終也沒有去成城裏的銀行上班。
因為受不了種地的苦，這個叔叔後來做起小商品買賣。拉著一個小車子走街串巷，今天賣老鼠藥，明天賣腳氣靈，像吉普賽人一般到處遊走，不是趕集，就是在趕集的路上。
可惜，在那時候的農村，父親在學習上付諸的努力，依然不是改變命運的決定性因素。15歲初中畢業後，父親沒能繼續升學。困於貧窮的家境，他遵從父母的決定輟學，回歸土地，接受成為一名農民的命運。
陜北農村落後如同《梁家河》書中所說——吃肉是最大的夢想。農民家庭的主食通常是小米糠混合了玉米面做成的窩頭，又幹又糙，吃的時候拉嗓子。
長期食用這種粗糧，直接後果就是大便極度幹燥，排不出來時要用手指摳。村裏大多數人都是這樣活著，但父親口細，經常因為難以下咽的食物和家裏置氣。
圖源網絡 | 1972年，陜北榆林市清澗縣大隊社員修造梯田，我父母都曾參與過
我的表叔上學時和父親形影不離。他上完初中沒有輟學，考上了省城一所中專，畢業後留在西安成了一個“公家人”。表叔的存在，時刻提醒著父親他輟學之時，告別的是怎樣的人生。
中專畢業後，表叔工作第一年到我家走親戚。父親跟我說，那天，當表叔穿著四個兜的藍色中山裝走進我父親和奶奶家院子時，他正扛著鋤頭剛從地裏回來。
兩人就在門口相遇，父親把表叔讓進了屋。
表叔將從省城帶回來當作禮物的面包放在桌上，沒有像以前一樣脫鞋上炕，而是挨著炕沿站著和他的表弟表妹們拉話。
為了給我的表叔接風，奶奶帶著我大姑趕著做出一頓過年才吃的白面饸絡。表哥接到手裏，只說不餓，將碗放到了竈臺上。直到告辭，表叔都沒有吃掉那碗面條。
表叔離開時，是父親去送的。送完客人回到窯洞，父親正好看見我兩個姑姑正在狼吞虎咽啃著表叔從省城帶回來的面包。他突然發作，走上前去，一把打掉了妹妹手裏的面包，罵道：“都是餓死鬼投胎的。”
面對不想爛在農民身份裏的父親，奶奶沒有坐視不理。一個月後，她做主用家裏積攢了幾年的細糧和肉票，托親戚在城裏給父親謀個差事。
厚禮奉上，加上父親爭氣，擁有初中學歷，城裏一個國營食品廠接納了父親，讓他成為廠裏的一名臨時工。
介紹工作的親戚說，臨時工表現好，就有機會轉為正式工。這句話父親聽進了心裏去。
物質匱乏的年代，食品廠是熱門單位，壟斷了牛羊豬和蛋雞的飼養，負責為縣城以及外地企業供應肉蛋奶，很多人打破頭也要去食品廠工作。
雖然單位是香餑餑，但廠裏收雞蛋、餵牛餵羊、屠宰生豬這些臟活累活，正式工不願意幹。
那段時間，父親就主動承擔起來。在家裏不願拾糞的父親，負責每周將廠裏牲畜產生的糞便裝上板車送到城外的農場。憑著吃苦耐勞，父親幾乎年年得先進，家裏堆滿了單位獎勵的毛巾臉盆，鏡框筆記本。
父親在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奶奶則在另一方面積極運作，每年準備禮物送給廠領導。即便如此，父親還是沒有爭取到轉正名額，以合同工的身份從18歲幹到36歲。
一直沒有轉正，父親心裏總覺得自己和其他同事有差距，一種“村裏人”和“城裏人”的差距時時盤旋在他身後，壓著他挺不起身來。後來有了我和哥哥妹妹，我們想去食品廠玩，父親總是不太情願，會說：“看你們臟兮兮的，頭腳生瘡，人家城裏人笑話了。”
進入九十年代，食品廠的經營狀況走上下坡路，最終在父親入職的第19年宣告停產，開始分流人員。作為臨時工，父親既無買斷工齡的資格也沒有留廠機會，成為第一批下崗工人。之後，他時隔19年，再次回到村裏，成為農民。
父親家在山上有一塊不到四畝的地，用來種麥子。當了十幾年工人，父親已經不能適應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他掌握不了騾子拉犁耙的力度，只能由爺爺上手耕種，父親和母親一起打下手。
剛下崗那段時間，父親情緒很低落，十分憤懣。他總是向奶奶抱怨：“當初那麼孝敬領導有什麼用。”
拿到城市戶口沒有希望了，那就和城裏人一樣有錢。父親決定做生意。
父親和另一個下崗同事，決定試著經營屠宰生意。他們在我家院墻外砌了一個豬圈，旁邊修了一個臥著一口大鍋的水泥臺子，支起了一個豬肉攤。
那時候在縣裏搞屠宰的除了食品廠，就只有村裏七八家個體戶。父親開始殺豬之前，我曾在街上見過一個屠戶，他穿著油膩發亮的褲子，兜裏鼓鼓囊囊的全是錢。
父親和同事合夥殺豬不到兩年，彼此覺得合夥生意利潤太薄，決定分開單幹。母親替代父親的合夥人，加入了父親殺豬賣肉的行當。
父親母親的婚姻是奶奶一手包辦的。在搭夥之前，父親和母親很少說話，最常用的交流方式就是吵架。
進廠工作第二年，奶奶沒有征得父親同意，私下給父親說了一門親事。第一位被介紹來的女人，是城裏的幹部子女，麻子臉，頭發稀少，還患有間歇性精神病，縣裏很多人都知道。奶奶固執地認為，娶了那個女人，父親就攀上了幹部家庭，就有機會轉正，徹底擺脫農民身份，不用再吃糠咽菜。
父親不滿意這門親事。他個子高，長得帥氣，肚子裏有些墨水，就算當時是一個臨時工、渴望成為城裏人，可也不希望以娶一個麻臉精神病人當老婆為代價。
奶奶又托人給父親介紹了我的母親。母親的大伯是縣城裏有編制的中學老師，奶奶看中了這層關系。
第一次去母親娘家，父親發現母親家6口人住在一孔破窯洞裏，門窗都是用木棍拼湊起來的。他有些絕望，回來就說不同意。奶奶躺在家裏絕食了三天，父親才接受了這門親事。
婚後，父親把自己對婚姻的不滿，表現在了行動上。母親懷孕後，一次父親騎車帶著她回娘家，母親在路上不小心弄丟了父親的手套，在外公家的飯桌上，父親當著眾多親戚的面責罵母親不長腦子。
舅舅的二兒子看見姑姑受了委屈，質問我父親：“姑父你怎麼能這樣？”父親反手扇了二表哥一個巴掌：“輪不到你說話。”自此，母親娘家人對父親心存畏戒。外公外婆不愛來我家，母親的侄兒侄女們也不敢來。
一起做豬肉檔後，父親和母親的關系日益緊密。陜北冬天晚上氣溫零下二十度，父親和母親淩晨三點起床，生火燒水、屠宰解剖，天亮前準備好肉，稍作休息便騎著三輪車去四公裏之外的市場出攤，肉賣不完不回家。
父親一開始總覺得母親幹活不利索，經常訓斥母親。沒過兩年，母親對殺豬生意的全流程熟練操作，後來又學會蹬三輪。她騎車帶著父親，載著兩扇豬肉，出沒在縣城的每一個清晨夜晚。
以前父親總是嫌棄母親是鄉下人沒有見識，說話不註意分寸。當母親成了得力助手，父親似乎再也想不起責怪母親了。
圖 | 父親站在家裏窯洞前
屠宰生意隨時有受傷的危險，被刀劃傷、被豬咬傷是常事。有一年，父親捆綁一頭豬的時候，豬突然掙脫，纏繞在父親手上的尼龍繩將父親右手小拇指第一關節生生扯掉了。
父親拿起斷指趕到縣醫院急診科。醫生說，這種不整齊的斷茬他縫不了，只能去西安手術。縫合最佳時間是組織離斷後6-8小時內，而不管是乘汽車還是火車，去幾百公裏外的省城車程也要至少6小時，這顯然來不及。父親只能舍棄斷指，讓醫生將傷口縫合。可醫生把表皮縫得過於緊繃，導致那個小拇指在傷口愈合後一直不能彎曲。非但如此，骨頭發育後撐到皮肉非常難受，以至於後來父親當著我們的面，總是揉搓著直戳戳的小指頭，指責那個醫生故意讓他受罪。
殺豬營生在短時間內改善了我家的生活條件，豬下水、邊角料也成為家裏的營養補充。父母把我們兄妹三人從小學供到大學。
父親把成為城裏人的希望寄托到我們身上。時常跟我們三個說，一定要好好念書，像表叔那樣進入“公門門”，就可以不用受苦了。
鼓勵我們兄妹好好學習時，父親經常會說：“你們看人家彥軍老師，上下班眼鏡一戴，人都敬呢。”彥軍老師是縣中學的美術老師，也是父親給我們樹立的榜樣。
彥軍老師是村裏第一個戴眼鏡的，為了畫畫，彥軍把眼睛熬成了近視眼。盡管上的是專科學校，但也是村裏第一個大學生。加上畢業後進了城裏的學校成為老師，成為村裏人的文化人代表。村裏人見了村長可能會裝作視而不見，但是碰到彥軍，都會客氣叫著他的名字打招呼。
成為城裏人後，彥軍老師也一直住在村裏，每天騎著自行車往返於縣城和村裏上下班。
日子好過起來，父親的身體卻一天不如一天。因為過於勞累，父親的支氣管炎反復發作，一遇到變天就得住院治療。這個病是父親從小落下的，據說他得這個病和奶奶在窯洞裏炸油糕，被油煙嗆了呼吸道有關。父親煙癮也很重，平均每天要抽一包。
父親的咳嗽聲音背後是母親的咒罵，她總說咳死算了。其實母親是心疼父親，不忍心看著父親遭罪。
殺豬的第16個年頭，父親咳喘加重出現咳血癥狀，縣醫院胸片顯示肺部占位異常。到市裏醫院檢查，他被確診為肺癌晚期。
家裏人對父親隱瞞了病情，只對他說，肺上長了個囊腫。直到準備做手術，醫生幾次征求家屬治療方案，父親才察覺病情可能遠比我們告訴他的嚴重。在父親一遍遍追問之下，我和大哥說了實情。
父親沈默了一會，心有不甘地問我和大哥：“有啥好治療辦法沒有，不用擔心錢，家裏還有點。病治好了，我還能殺幾年豬。”
我們心裏清楚，父親不可能再回到殺豬賣肉的日子，但還是寬慰他：病肯定能治好，砸鍋賣鐵我們也要治。
肺癌晚期治療無非兩種方案，一是服藥保守治療，二是做手術，切除病竈後用放化療和靶向藥清理癌細胞。
我們為父親選擇了手術治療，向肺癌發起攻擊。這時我才知道，父母多年殺豬賣肉，應付了家裏的一切花銷後，存款不過二十萬出頭。
父親癌癥的治療，在一年內花光了家裏的積蓄。家裏開始借債為父親治病。
父親有個表弟在縣裏做農產品批發生意，殺豬那幾年，他的表弟經常來家裏和父親借錢。父親按照最低的利率給那個人放款，年底結息的時候還主動把零頭抹去。
可是，母親去找他借錢買藥時，那人卻回絕了，說資金周轉不開。其實我們都知道，他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應該是看著我家變故，擔心借款一時半會還不上，找了個借口罷了。
母親空手回家，給父親敘述了借錢的經過。一輩子幾乎沒有哭過的父親淚如雨下，對我母親說：“衛崗（表弟名字）不幫我，我這病是真的沒救了。”說罷和我母親抱頭痛哭了一場。
父親母親的兄弟姐妹侄兒侄女們，這家五千那家一萬給予幫襯，讓父親沒有停止用藥。
圖 | 生病後的父親
奶奶那年76歲，每天拄拐到我家看望父親。她在炕上摩挲著父親的手，漫無邊際地念叨著自己對父親的虧欠，說那會兒不應該在窯洞裏炸油糕、不應該讓父親早早回家務農，要是當年讓父親像表叔一樣念了中專進了公家門，父親就不用殺豬受罪，也不會得這樣的瞎病（陜北話，絕癥）了。父親沒有推開奶奶的手，他一直註視著墻上自己年輕時的照片，沒有說一句話。
窮盡全家財力的治療，沒能阻擋病情的惡化。癌細胞轉移壓迫到中樞神經和腿部神經，父親的聲音變得沙啞，視力下降很快，行動只能靠輪椅，後來小便解不出來了，只能插上尿管。
就在距離免費贈藥評估還剩一個月時，父親走了。
就在父親去世前十五天，奶奶因腦溢血去世。家裏人沒有告訴父親，他的母親已經不在了。奶奶出殯時的爆竹聲和嗩吶聲傳到父親耳朵裏，他用眼神問我，是誰家過事呢？短短半個月，父親追隨奶奶而去。
院子裏搭起了靈堂，父親的遺照掛在上面。這是照相館掃描了父親的身份證擴印出來的。父親微笑著，臉上的防偽條紋清晰可見。
父親下葬的前一天晚上，親朋好友來燒紙祭奠，我跪在煙熏火燎的靈前誦讀寫給父親的祭文。那是有關我那擺脫不了農民身份的父親最正式的文字材料。
父親沒有實現成為城裏人的願望，最終還是以農民的身份入土為安。他用生命掙來的錢最後還給了生命，五十六年的操勞，仿佛只是和自己在較勁。
祭文內容經由話筒傳到擴音器，在陜北高原的夜空中回響。見慣了生老病死的村裏人並沒有表現出過度悲傷，有人依舊在大聲喧嘩肆意談笑。我十歲的表弟，在祭文念完的一刻，突然坐在地上大放悲聲，嚎哭得聲嘶力竭。
可能只有這個少不經事的小表弟，聽懂了父親的一生。
- END -
撰文 | 徐 夕
編輯 | 王珩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