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節：紅學界的雜文家
吳營洲
拜讀梅節先生新出版的《海角紅樓》一書，深深感到，梅節先生當是“紅學界的雜文家”。他具有雜文家的許多優秀特質，諸如敏銳的眼睛，淵博的知識，獨到的見地，犀利的語言，剛直的秉性，以及慈悲的心懷等；他寫的許多紅學論文，極具雜文風骨，將學術文章寫得如正宗雜文般大氣磅礴、振聾發聵者，在紅學界真不多見；他所研究的雖是《紅樓夢》——一個“與世無幹”的文學文本——但其“直面現實，激濁揚清”的精神氣概，頗有魯迅先生的高風逸韻……
敏銳的眼睛
梅節先生身居香港，遠離大陸，距祖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可謂“路遠山高”，但他總是能透過地域的隔閡，變換的風雲，人為的魔障，喧囂的世事，看穿事物本相。在我看來，僅從兩件“公案”上——一件是因戴不凡先生引發的“《紅樓夢》著作權案”，一件是轟動一時的“曹雪芹佚詩案”——便可感知到梅節先生那雙敏銳的眼睛。
我們知道，否認曹雪芹的著作權，稱曹雪芹不是《紅樓夢》一書作者的，“代不乏人”，用梅節先生的話說就是：“《紅樓夢》究竟是誰寫的，著作權問題像斷不了根的瘧疾，隔一段時間就發作。早入行的參加過論戰，打過群架，明白問題的癥結，算解決了。新入行的不知道。新人多了，覺得著作權還是有問題，又提出來。結果，又把老資料抖出來吵一次。”[1]在“紅學史”上，第一次因此而引起軒然大波的，當是戴不凡先生。戴不凡先生1979年在《北方論叢》創刊號上發表了長文《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稱《紅樓夢》的真正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石兄”，即自稱“石頭”的那個人；是曹雪芹在“石兄”舊稿的基礎上，“批閱十載，增刪五次”，才將一部黃色小說改作成了偉大的文學名著《紅樓夢》。
此論一出，硝煙驟起。凡是喜歡《紅樓夢》的，都對這個話題感些興趣。梅節先生自不例外。梅節先生在研讀了戴的雄文後，敏銳地發現其觀點根本站不住腳。於是撰文稱：“任何要剝奪曹雪芹著作權的人，總要面對兩個棘手的問題，一是如何否認雪芹友人及同時代人的有關記載；二是提出更為有力的材料證明《紅樓夢》作者另有其人。”而戴不凡先生對待這些問題，如明義題《紅樓夢》詩序中的“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畸笏叟“甲午（申）淚筆”中的“哭芹”，永忠讀《紅樓夢》中的“哭曹侯”等，統統避而不談。其次，戴不凡先生還對相關史料進行了“篡改”，如《紅樓夢》第一回賈雨村對月寓懷的那首詩，甲辰本、甲戌本均有一批：“余謂雪芹撰此書，亦有傳詩之意。”則被戴“篡改”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詩詞，亦有傳詩之意”。補進去了“詩詞”二字，於是，曹雪芹的身份“也就從作者變為編輯”……最後梅節先生感慨道：“真是：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紅學歧途，可勝浩嘆！”
再就是，我們知道，曹雪芹其人“工詩”（張宜泉語），其詩風幾近李賀。但而今我們能見到的曹詩，除了“鑲嵌”在《紅樓夢》中的，只剩下了兩句：“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2]然而在1973年前後，社會上突然傳出消息，說發現了曹雪芹的一首佚詩——《題琵琶行傳奇》。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印的《紅樓夢研究資料》，登載了這首詩，共八句：
唾壺崩剝慨當慷，月荻江楓滿畫堂。
紅粉真堪傳栩栩，綠樽那蘄感茫茫。
西軒鼓板聲猶壯，北浦琵琶韻未荒。
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
一時間，同好者爭相傳抄，奔走相告。
1974年9月，吳世昌先生、徐恭時先生聯袂撰文，認為“從這詩的思想性、藝術性，以及韻律、技巧等種種方面加以考察的結果，認為這是雪芹原作，絕無可疑。”並盛贊“雪芹此詩是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渾成的優秀範例”。因此，這首“佚詩”不脛而走，迅速傳遍全國。
1977年，陳方先生撰文對“佚詩”的真實性明確地加以了否定[3]。這樣—來，激怒了吳世昌先生。於是吳世昌先生再次撰文，洋洋灑灑兩萬余言，引經據典，慷慨陳辭，確認佚詩“不偽”。特別是針對有人說此詩是周汝昌先生“擬補”的，他則痛斥道：“以周汝昌的材質，斷補不出。”
隨後的1979年，梅節先生則撰文，直言“佚詩”的作者絕非曹雪芹，並敏銳地指出這是一樁“騙案”。緊接著，吳世昌先生撰文反駁梅節先生，堅持“佚詩”為真。梅節先生又撰文反反駁[4]。於是，論戰雙方，唇槍舌劍，勢若水火，儼然要“幾揮老拳”……
待最後真相大白，“佚詩”確為周汝昌先生“擬補”時，“舉世皆驚”。
坊間有傳言稱：吳世昌先生的一世英名，就毀在了這首“佚詩”上；吳世昌先生也因此而被生生氣死了。
淵博的知識
梅節先生之所以具有一雙敏銳的眼睛，就是因為他擁有了淵博的知識。對任何事物的判斷，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識積累之上的。擁有的知識越淵博，對事物的判斷就越準確，越正確。
世事喧囂，人心險惡，許多事情常常會出乎人的想象。就所謂的“曹雪芹佚詩案”來說，現在雖已“塵埃落定”，成了笑談，而在當時，“論辯”的雙方可是“你死我活”。連讀者都讀得驚心動魄。文史大家吳世昌先生力主其“真”，並為此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聲名”，甚至說出“以周汝昌的材質，斷補不出”這樣的狠話。估計周汝昌先生當初聽到這話時，當會啞然笑噴。不以為忤，反增其樂。而梅節先生直斥其“偽”，則完全是建立在“淵博的知識”之上的嚴謹考辨。梅節先生分析道：
第一句，“唾壺崩剝慨當慷”，就露出破綻。“慨當慷”、“慨以慷”、“慨而慷”……這種構詞法，在古代詩詞中是比較少見的。毛澤東之“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實開其端。以後變例成正例，“慨而慷”之類的說法流行起來，成為風尚。“曹雪芹”亦未能免俗，“慨當慷”三字，留下了時代的烙印。
但更重要的是內容方面的問題。敦誠寫《琵琶行傳奇》只是填詞，並不是編腳本。從填詞到演出是有很大一段距離的。敦誠只是把填詞讓朋友們傳閱，並沒彩排後招待大家看戲。擬補者由於不了解實情，卻為敦誠安排了一場有聲有色的演出：“月荻江楓滿畫堂。”臺上是“紅粉真堪傳栩栩”，臺下是“淥樽那蘄感茫茫”，場面是熱鬧極了，只不過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壓根兒沒有這回事。……
且細味雪芹原句，此詩前面部分應集中刻畫、形容敦誠所作傳奇之高妙，而末句轉出白傅激賞，吩咐小蠻、樊素“排場”，始前後一氣，結得別致。絕不會像偽詩一樣，上半寫陽間唱戲，下半寫陰間排戲，屋上架屋，有何“新奇可誦”？
在這場論辯中，梅節先生以“完勝”收官。這也該是梅節先生在“紅學史”上最為輝煌的一筆。
除此之外，透過《海角紅樓》一書可知，梅節先生的研紅文章，幾乎遍及紅學的各個領域，像曹雪芹佚著《廢藝齋集稿》質疑，曹雪芹畫像考信，曹雪芹與皇八子，史湘雲的結局探索，析“鳳姐點戲，脂硯執筆”，曹雪芹的卒年考證，論己卯本《石頭記》，論《紅樓夢》的版本系統，《紅樓夢》成書過程考，曹雪芹、脂硯齋關系發微，乃至曹雪芹小像之謎等，如果沒有“淵博的知識”，當是很難做到的。有些話題，倘若沒有嚴謹的考證，認真的研究，對於一個真正的學者而言，恐是碰都不敢碰的。
獨到的見地
梅節先生稱，他對《紅樓夢》的研究，“始終屬業余性質”，又說自己是“門外談紅”。平心而論，說自己是“業余性質”，這是“自謙”，也為“實情”。在我國，除了那些因“研紅”而領取俸祿的少數人外，幾乎所有的《紅樓夢》研究者都屬“業余性質”。若說自己是“門外談紅，只不過為當時的國內紅學熱潮所吸引，聊敲邊鼓，無甚高論”，則就過於自謙了，也與實情不符。在我的感覺裏，梅節先生對《紅樓夢》的確是“業余”研究，但他研究的問題絕不“業余”；梅節先生“門外談紅”不假，但他絕對深諳《紅樓夢》的“門裏壸奧”。從2004年起，梅節先生就一直是“中國紅樓夢學會顧問”，這一稱謂可不是自封的。之所以如此，當是出於他對紅學有著特殊貢獻及獨到見地。
據我所知，有論者稱，梅節先生的紅學思想，“自成系統”。[5]
紅樓夢學會副會長蔡義江先生說：梅節先生關於曹雪芹卒於甲申年春（1764）的考證，在多種說法中最為合情合理，經得起時間檢驗。
紅樓夢學會常務理事杜春耕先生說：梅節先生關於“《紅樓夢》二十八回以後在寫法上改變了”的說法很嚴謹和富有說服力，對人啟發很大。[6]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的著者劉夢溪先生說：梅節先生對“壬午除夕”的明文重新作了解釋，“是對紅學考證的一個貢獻”。[7]
另有文章稱：
胡適建立新紅學，依靠脂本、脂評。胡認為《紅樓夢》最初只有一個版本，即脂硯齋評本（簡稱“脂本”）。梅節通過對《紅樓夢》版本的研究發現，胡適等人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在曹雪芹還在世時，就已經有了兩個本子，一個叫《石頭記》，一個叫《紅樓夢》，在貴族子弟中傳閱。這是首次對新紅學一個版本系統論提出挑戰。……梅節說，在研究學問上，他崇拜魯迅。魯迅讀常見書，不矜秘本，重視常識，根據常理來判斷，更容易接近事實真相。
正是在“重視常識，重視常理”的原則上，梅節靠仔細求證的精神，在紅學領域取得了令人驚羨的成就。1988年文化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編著的《紅樓夢大辭典》，給十五位著名研究者冠以“紅學家”稱號，梅節名列其中。這一年，梅節60歲，年紀最輕。[8]
當然，“紅學家”這一稱謂未必是什麼值得炫耀的。有些人對此甚至都“避之惟恐不遠”。我想梅節先生也未必十分在意。因為梅節先生說過這樣的話：“我不是什麼紅學家，甚至連帶引號的‘紅學專家’也不是。”但是，對於一個曾經，乃至長期，研究並喜愛《紅樓夢》的學人來說，被冠以“紅學家”，終歸是一種肯定。尤其是被《紅樓夢大辭典》這樣“權威”的典冊所“彪炳”。
犀利的語言
“紅學”問世後，各個“門派”應運而生，諸如“索隱”，“考證”，“文藝批評”等，而有些派別，實難歸類，於是梅節先生等便給起了一個“官名”——“龍門紅學”。
梅節先生稱，“龍門紅學”意思有二：一是“當紅”，“一登龍門，則身價十倍”；二是“閑扯”，“擺龍門陣”，“茶余飯後可作談助，並無真正的學術價值”。
坦率地講，聽罷此番解釋，不禁擊案叫絕。感覺太貼切太形象太傳神太可樂太啥啥了。惟妙惟肖，入木三分。這是典型的雜文語言。一如魯迅先生所言，“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
先說第一層意思。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兩個小人物”一舉成名，令人刮目。有心者似窺得“龍門”捷徑，暗忖“大丈夫當如是也”。梅節先生火眼金睛，直指此類人皮下馬腳——此乃“龍門紅學”。寥寥四字，極盡褒貶。宛若小醜臉上的那團白粉。
遺憾的是，物換星移，此類人卻“子子孫孫無窮匱也”。有人稱，而今紅學界的“亂”和“爛”，就和某些人的“小人物情結”有關。希望自己也能一夜爆紅，風光無限，進而躋身宦海，贏得生前身後名，所以在研紅時，故作驚人之論。只圖嘩眾取寵，全無學術道德。
再說第二層意思。梅節先生稱：“龍門紅學”的開山之作，當是周汝昌先生1949年發表在《燕京學報》上的《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它將“龍門紅學”提升到了“學術層次”。它論證了兩個互相關連的問題：一、賈寶玉的妻子是史湘雲；二、史湘雲是脂硯齋即曹雪芹的“新婦”、遺孀。梅節先生指出：“如果此說可以成立，歷史與小說之界限盡泯，賈府和曹宅就可以完全打通。《紅樓夢》最終的‘寶湘姻緣’，轉為現實的曹雪芹——脂硯齋夫妻檔，則《紅樓夢》‘雖非流水帳式的日記年表，卻是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乃無可爭辯的事實。”這種犀利的語言，可謂一針見血。
有“開山”者，便會有“後繼”者。“後繼”者都是誰呢？恕我不恭，“太極紅樓”或許是，“紅樓解夢”或許是，“劉氏秦學”或許是，“活說紅樓”或許是……限於“篇幅”，就不一一例舉了。其實這也是“禿頭上的虱子”。你懂的。
曾幾何時，在紅學界，“程前脂後”說一度甚囂塵上。其始作俑者，或是歐陽健先生。他以甲戌本不避諱康熙之“玄”字為由，把甲戌本說成是“民國以後為迎合胡適的需要”而“偽造”的。歐陽健先生認為：“由諱字鑒定版本時代絕無例外”，“康熙是清代的聖祖，他的諱，乾隆時要避，嘉慶、道光要避，鹹豐、同治、光緒、宣統時也要避，終清之世，統統要避——何時可以不再避了呢？惟有清亡之後的民國”。為此，梅節先生撰文稱：
如果沒有理解錯誤，歐陽先生認為有清一代避國諱是涵蓋朝野臣民、貫徹皇朝始終的。但筆者始終懷疑，即使皇帝老兒有此意願，在文盲和半文盲占人口95％以上的國度，怎麼能夠做得到。老實說，鄉鎮居民知道當今坐龍廷的是乾隆爺，而乾隆爺是老王雍正爺的兒子，已經算政治合格了。八十年代陜北老區的農民，還問“今兒個毛主席是誰啊”哩。要他們懂得“上一字從弓從厶，下一字從厤從日”不是太難為人了？
真真是“四兩撥千斤”，“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語言是何等犀利啊！
有人稱：“紅學打鬼，借助鐘馗。梅先生就是21世紀紅學家們的鐘馗。”竊以為，雖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但是，此說大致不謬。連梅節先生都曾“夫子自道”過：“回望紅壇，‘龍門紅學’正形成一股龍旋風。1995年有人發表《還‘紅學’以學》的鴻文，罷黜百家，獨尊自己，為‘新中國紅學第一人’上位而進行大掃除。1997年應邀參加97ˊ北京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我提交《說‘龍門紅學’——關於現代紅學的斷想》的論文。自此，我對紅學家園多了一份關註。為防止‘龍門紅學’變為‘龍門教’，後來還發表幾篇破除紅壇造神運動的文章。”
不過，梅節先生的文風，雖然犀利，辛辣，尖銳，鋒芒畢露，但也卻跟魯迅先生等雜文大家似的，並不刻薄。每每讀到梅節先生的此類篇章，真真是一種享受。
剛直的秉性
“紅學界”亦如其他學界，魚龍混雜，亂象叢生。這並非“時代特征”，只是“大千世界，本就如此”。
面對“紅學亂象”，許多人，包括些紅學大家，大都采取了“回避”的態度。“回避”的原因不一而足：或懶得說，或無暇說，或恥於說，但有的確也有著一份無奈。因為某些“亂象”，不僅僅是學術問題，還摻雜了某些政治的、經濟的、個人的、地域的……因素。僅僅是“學術問題”，倒是可以心平氣和地坐下來一起研討的，而對那些不尊重客觀事實，無視史料無視常識，不講究學術規範、學術道德的，又如何能與其坦誠交流呢？網上流行過一個段子：“你跟他講法律，他跟你談政治；你跟他談政治，他跟你講民意；你跟他講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講法律。”紅學界的情況雖不至如此“嚴重”，但性質幾類。你若和他進行“學術交流”指出其“學術缺陷”，他便對你進行人身攻擊，對你使用“文革語言”，甚至挖你的隱私……用句“文革語言”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如此種種，你只好退避三舍。
而梅節先生，卻有著雜文家的血性、氣節，“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倘若魚鯁在喉，絕對會不吐不快。我們僅從他寫的《謝了，土默熱紅學！》《草根，不應是草包！——評鄧遂夫〈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不要給曹雪芹隨便拉關系——答宋謀玚先生的質疑》等幾篇文章的標題，便可略窺一斑。
眾所周知，“土默熱紅學”橫空出世後，儼然“我花開後百花殺”。“土學”的旨歸，是說《紅樓夢》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明末清初的洪升。恕我孤陋寡聞，此論“應劫而生”後，“紛紛將士只保身，青州眼見皆灰塵”，唯有梅節先生隨陳熙中教授之後拔劍而起，寫了篇金戈鐵馬般的檄文《謝了，土默熱紅學！》。
此篇檄文，難以具引，且將小標題抄錄如下：《洪升的〈紅樓夢〉著作權被曹雪芹盜用》，《土默熱做手腳刪改曹寅原詩》，《讀不懂朱彜尊詩，活活溺斃沈阿翹》，《洪升創作〈紅樓夢〉純屬捕風捉影》，《土默熱的“外證”可入紅壇笑笑錄》……但梅節先生文末寫道：
翻閱過《土默熱紅學》，頗有點感想。土默熱先生說，他業余研究紅學三十年。筆者也差不多。涉足紅壇後，曾參加過大大小小的論辯，遇到過形形色色的對手，奇奇怪怪的議論。但意見盡管不同，雙方都尊重事實；詮釋的路數有別，大抵還基於文獻。從未見過像土默熱先生那樣，為了立論的需要，公然篡改文獻，而且“使銅銀（贋幣）兼大碌聲（聲大兼惡）”。俗語說偷來的鑼鼓敲不響，不是敲不響，是不敢敲太響，怕行藏泄露，被人當賊拿住。賊仍有羞恥之心，尚可望治。土默熱師徒卻大吹大擂，有恃無恐。難道他們以為天下人都像那位“責任編輯”，只吹喇叭不讀書，不會拆穿土默熱的紅學西洋鏡嗎？國內最近有百多位教授學者聯名發出呼籲，反對學術腐敗。我想最可怕的腐敗，是學術規範被普遍蔑棄，踐踏者不以為非，輿論視之為好樣的，快爛到根了。
梅節先生秉一腔正氣，持三尺利劍，不僅揮於“江湖之遠”，也直指“廟堂之高”，他曾直言不諱地說：“‘文化大革命’以來，大陸紅學界出現了一些很不好的風氣，趨炎附勢，以勢壓人，結幫營私，弄虛作假。這股歪風剎不住，《紅樓夢》研究不可能取得真正的進展。”
正因如此，難免會招致“非議”，稱他有欠“忠厚”。他在《海角紅樓》“序言”裏也坦承：“也許我的一些觀點與大陸紅壇主流觀點相左，從打假畫到打假詩，從卒年新探到版本復位，頗遭一二紅壇大佬的側目。”
不過也有人稱：“梅節先生是老派讀書人，厚道的很，看穿了種種畫皮，但是不願意壞了那些靠《紅樓夢》吃飯的人，所以離開紅學，去搞《金瓶梅》了。”余不知此說是否確切，但梅節先生在“金學”方面的貢獻及成就，有目共睹。真真是“紅樓夢醒時，金瓶梅自開”。
慈悲的心懷
據我所知，梅節先生不僅有“金剛怒目”，“剛正不阿”，“該出手時就出手”的一面，也頗具“慈悲心懷”。
他的“慈悲”，或許和他的人生際遇有關：他1928年生於廣東省臺山縣的一個農村，出生時，家道已中落；十幾歲離開家鄉，避戰禍到過南洋；大學畢業後，因沒有通過“政審”而“誌願”受阻；當編輯時，差點成為專政對象，“與右派分子只隔一層紙”；1972年，與他“相隨二十年的妻子一夕遽逝，連半句話也沒有留下”……歷經過“生活磨難”的人，大多懂得“慈悲”。一如曹雪芹。梅節先生也是如此。而讓我感知到梅節先生那份“慈悲”的，或是如下幾件事：
一，“靖本”是南京人靖應鹍先生家藏的一個《石頭記》抄本。1959年為毛國瑤先生發現，錄下150條有正本所無的批語。後寄給了俞平伯先生。由於靖本旋即迷失，加上有些批語與某些紅學家的觀點抵牾，一開始就雜議紛呈。毛國瑤是“右派”，文革期間慘遭逼供，讓他承認靖批是為迎合俞平伯而假造的。甚至在毛國瑤患腦血栓臥床不起了依舊逼供不停。梅節先生經過考證後，認為“靖批是真實的”，並撰文為毛國瑤辯誣，這方才制止了對毛國瑤的不公正打擊。
二，我手頭有本《紅學耦耕集》，著者是“梅節、馬力”。從該書的“前言”看，馬力先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二人原是“窮朋友”，且“年齡相差整整一個世代”。馬力先生後來從政，當了愛國政黨“民建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可惜英年早逝。梅節先生挽雲：“紅樓失舊侶，白發哭故人”。馬力論紅文章只有七篇不可能單獨成集，為了讓故友的著作傳世，梅節先生把《耦耕集》的出版放在第一位，等到張慶善編的“名家解讀紅樓夢”收入《耦耕集——梅節馬力論紅樓夢》並出版，梅節先生才張羅出他的《海角紅樓》，時年已八十二歲。這是“白頭人送黑頭人”一種道義罷。
三，梅節先生在給我的一封信裏寫道：“我想給你介紹一本書，就是洪濤先生的《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這是結合西方最新的詮釋理論，來剖釋我國紅學各大派的論爭的癥結。洪濤先生是香港大學博士，碩士論文是《紅樓夢》，博士論文是《明代四大奇書》。我笑稱他是五經博士，學殖深厚。是《紅樓夢》翻譯的權威。初出道，是我帶他參加各種學術會。可惜近年身體不大好。此書廣獲好評，尤其是在臺灣和海外。我讀過兩遍。先生如沒有此書，我將設法找一本寄去。”我想，是金子終會發出光芒。洪濤先生依靠自己的學養，將堂堂進入學術的殿堂。梅節先生的提攜，使他加快了兩步。再者，他手頭並沒有這本書，卻想“設法找一本”寄我。這是梅節先生對晚輩的一種“提攜”，一種“厚愛”。
四，是他與吳世昌先生論辯的那一公案。《紅學耦耕集》1988年在香港出版時，並未收入他與吳世昌先生的論辯文章。畢竟相罵無好口，何況是同門大學長，已經故世，舊賬就不翻了。只是梅節先生後來註意到，“有關‘佚詩’論辯文字，已故吳世昌先生已悉數收入其羅音室論文集，為存這樁紅學公案的史實，以便讀者了解真相”，所以2000年大陸出版《紅學耦耕集》“增訂本”時，梅節先生才補入了三篇文章備考。
梅節先生是紅學家，也是雜文家。身為紅學家，他深諳《紅樓夢》的真諦，就是一個“情”字；身為雜文家，他承繼了魯迅先生等所秉持的“大慈悲”。
附言
《海角紅樓》是梅節先生“所寫論紅文字的結集”，竊以為，也是紅學史上的一座豐碑。然而，梅節先生卻認為這本書只是“一只紙船”。他在“序言”中說：“我不知道這本書的出版能有幾個讀者，但我寫這些文章是花了心血的。有些文章觸犯一些人，包括朋友。但我不敢現在就作對與錯的結論。我把《海角紅樓》當作一只紙船，讓它載著無可言說的恩恩怨怨，漂向紅學的書海，浮也罷，沈也罷，找到自己最後的歸宿。”
坦率地講，當我讀到這段如此“明心見性，通透真摯”的文字時，不由地滿心肅然，久久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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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梅節：《海角紅樓——梅節紅學文存》，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6月，第306頁。下文也有一些文字引自該書，恕不具註。
[2]出自敦誠的《四松堂集》：余昔為白香山《琵琶行傳奇》一折，諸君題跋不下數十家。曹雪芹詩末雲：“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亦新奇可誦。曹平生為詩大類如此，竟坎坷以終……
[3]陳方：《曹雪芹佚詩辨偽》，載《南京師範學院學報》1977年第4期。
[4]梅節：《曹雪芹“佚詩”的真偽問題》，《七十年代》1979年第6期。吳世昌：《論曹雪芹的佚詩，辟辨“偽”謬論》，《七十年代》1979年第9期。梅節：《關於曹雪芹佚詩真相——兼答吳世昌先生的〈論曹雪芹的佚詩，辟辨“偽”謬論〉》，《廣角鏡》1979年第11期。
[5]黃安年：《梅節致〈海角紅樓〉讀友》，科學網，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742694.html
[6]雲亦：《〈紅學耦耕集〉學術座談會在京召開》，《紅樓夢學刊》2001年第1期。
[7]轉引自莎莎：《紅樓惹夢 金瓶貯梅——記香港著名紅學家、金學家梅節》，載北京《華人世界》第2輯，2000年9月。
[8]程冠軍：《紅樓夢醒時，金瓶梅自開——記香港著名學者梅節先生》，理論網，http://www.cntheory.com/news/Djft/2009/824/09824151619CGC15J6224E7A621623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