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從晚明開始，中國經歷了一個生產和消費書籍的浪潮。印刷出來的紙張被裝訂成冊、盛函入匣穿行於不同的空間和社會階層中。它們的軌跡昭示了更為宏大的社會、思想、經濟和文化模式，也揭示了讀者、作者、出版商、消費者參與建構的各種身份。本文評介了美國和日本學術界不斷發展的有關中華帝國晚期書籍史的研究，並部分涉及了中國大陸和臺灣學者的成果。相關研究逐漸脫離了對印刷出版技術史的關註，越來越多的涉及了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問題。本文還將著重討論本領域研究所關註的中華帝國晚期出版業的“地域性(place)”問題——這一概念在此既有地理方位上的意義，又可以解釋為書籍的讀者及出版者的社會地位。
一 書籍的世界
生活於16世紀的唐順之(1507— 1560)曾敘述道：“仆居閑，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①這裏，唐順之道明了書籍既是普遍存在的又是短暫易逝的。他嘲笑了這些新貴和暴發戶身上的虛榮——這些人出版自己作品的渴望忽然變得現實了。
唐順之沮喪的觀察產生於一個特殊的時代和社會階層。他剛好生活在晚明出版業的繁榮勢頭呈現之時，他的話也反映了對無處不在的變化的清醒認識。唐提醒我們，印刷出來的文字擁有象征權力，即使對那些教育程度與社會地位都不太高的人也是如此。在他的世界裏，書籍有多種功用，是承載知識的物件、供研習的版本，是在商業交易中被買賣的商品。抑有進者，書籍具有社會和文化的意義，這一意義或通過人們拙劣的模仿折射出來，或是在人們對聲望的追求中展現出來。
近年來，作為社會史與文化史的原始資料和研究對象，中國書籍的研究潛能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註。在歷史大背景下探討書籍的生產、流通以及消費，呈現了更為宏觀的思想、社會、政治及文化走向。如此的研究也體現了學術的現實意義，有利於中國史進入以世界和歐洲書籍史統領的國際學術舞臺，與我們的同行展開跨領域和跨學科的交流。在我們生活的時代裏，對書籍出版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然而，與那些被唐順之嘲笑的文集不同，近期出版的學術著作中的大部分都值得一讀和珍藏，它們已經開始占據我們的書架。
這個領域尚在發展，毫不奇怪，與其相關的學術術語仍在變動之中。在中文語境裏，書籍史、印刷文化和出版史之間精確的界線仍然沒有令人滿意的定義，盡管這些術語都是從有關西方近代早期的歷史研究中借用而來的。對學術術語的使用有些寬泛，這也確實部分反映了本領域研究的現狀。總的來說，“印刷史”這個術語主要從技術角度研究印刷業的歷史，“書籍史”、“出版史”和“出版文化”都展示了作者對更廣闊的社會與文化問題的關註。這些術語也引出了“交流循環”(Com-munication Circuit)的概念，羅伯特·達恩頓(RobertDarnton)將這個概念定義為：通過作品的生產、發行和消費等事務，將作者、出版商、銷售商和讀者連接成一體的網絡②。因此，這些術語關註於生產者、讀者、生產的方式和市場機制。“書籍史”這個術語特別表明了一種比較研究的取向和一種要求，即參與到論述近代早期出版業的廣闊與自覺的超國界知識活動中去。書籍史是建立在多種研究取向之上：首先是“年鑒學派”強調的量化研究及研究出版背後的社會動力；其次是近年來不斷引入、並漸有取傳統而代之的理論驅使下的新興趣，關註讀者群體、交流循環、日常閱讀活動中的身體實踐；最後是殘存的對手稿研究的興趣。出版史和出版文化承載著類似於書籍史的一些功能，其保持著分析的廣度，但是沒有比較研究的議題。“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這一術語涵蓋了更為寬泛的文獻資料與研究方法。原始資料除了書籍以外，還包括如單張印刷品、新聞報刊和插圖等。研究對象是圍繞著印刷品的生產與消費展開(或受其影響)的文化實踐的整個內容③。研究課題涵蓋了身份(Identity)、社會角色、階層差別和閱讀的歷史等。印刷文化的概念如此廣泛，以致於幾乎取代了文化史，因為很難想象一種不包含這些內容的文化領域。
①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17卷，附錄1卷)，卷6，純白齋刻本1573年，35b— 36a。周啟榮(Kai-wing Chow)舉這個例子證明下層社會民眾也使用墓誌銘(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and power in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104)。讀者還可以參閱大木康(Oki Yasushi)的研究(Oki Yasushi， Minmatsu Koˉnannoshup-panbunka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pp.25— 26)，還有井上進的相關論述(Inoue Susumu， Chuˉgokushup-panbunkashi [A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Culture]， Nagoya：Nagoya University Press， 2002，pp.327— 328)。有關唐順之的傳記，可參看傅路德(Goodrich Carrington)的研究(Goodrich Carrington， The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252— 1256)。
②Robert Darnton，“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Daedalus 111(3)：65— 83，1982，pp.67— 68.
③Roger Chartier， TheCultural Uses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p.1.
近來有關中國出版歷史的研究層出不窮，呈現出超越國界的景象，來自中國、日本和美國的學者都對這個領域抱有極大興趣。然而，學者群體之間的互動並不均衡，美國與日本學者之間的學術親緣關系十分明顯。例如，大木康和井上進(Inoue Susumu)兩位學者在英語學者圈中影響巨大，本文也將詳細介紹他們的研究成果。研究書籍史的中文成果則關註了一系列不同的問題。中國學者自身和他們的外國同行都傾向於這樣的觀點，即認為中國本土的書籍史研究是特色鮮明的傳統書目文獻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該傳統長期以來註重於目錄編纂、版本研究、訓詁學、印刷技術史、書籍收藏和校勘等領域①。很大程度上，美國學者是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利用中文學界的出版成果，他們嘆為觀止於參考書目的精深，將其當作航行於浩瀚史料之海的指南。正是出於實用主義目的，20世紀早期出版的葉德輝的作品②，以及張秀民的研究成果，都被廣泛引用③。不過，有跡象表明大洋兩岸之間的學術契合正在出現，雙方(因不同的原因)對地方與區域出版史的研究正方興未艾，理論和方法論上的交流與對話正在開展，新的參考工具和目錄也得到共享。
在過去的十年裏，中國以外的學者已經自覺擺脫了對版本和技術史的研究，那些過分強調古籍善本與早於古騰堡四個世紀發明的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研究方法，都遭到摒棄④。相應地，他們自覺在相關的廣闊社會與文化語境下理解中國書籍，同時亦主張重視出版實踐。他們聲稱，因為成本低和普及廣，雕板印刷更為重要，特別當和相對昂貴且利用較少的活字印刷術相比時，更是如此⑤。其他學者提醒我們註意幾個世紀以來手稿與印刷書籍同時存在，事實上，直到20世紀，手稿也一直是一種文本交流和傳播的重要媒介⑥。他們集中關註於普通版本而不是收藏家們的珍藏，有意提醒大家註意以前所忽視的時段、類型與社會組織等研究領域⑦。多數學者強調商業出版，這最能貼切地反應出“交流循環”現象，但同時忽略了兩種在中國較重要的出版模式——官方和家族的生產⑧。
①包筠雅(Brokaw Cynthia)，“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 eds. 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3— 54.
②葉德輝：《書林清話(附書林余話)》，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
③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對近期中國學者的出版史研究綜述，請參閱張誌強：《近20年來大陸地區的中國出版史著作評述》，“慶祝錢存訓教授九五華誕學術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南山論學集：錢存訓先生九五生日紀念》，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我很感謝國會圖書館亞洲分部的潘銘燊先生(Ming-sun Poon)，他提示我註意這本參考文獻。
④上述趨勢在下列學者的作品中都有述及，見Brokaw Cynthia，“OntheHistoryof the Book in China.”；Joseph Mc Der-mott，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Press，2006；Oki， Minmatsu Koˉnan no shuppan bunka，pp.4— 5.此外，張秀民、錢存訓(Tsien Tsuen-hsuin，“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Paper and Printing”，5，Pt. I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ed.Joseph Needha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托馬斯·卡特(Thomas 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and Its Spread Westward， 2nded， New-York：Ronald Press，1955)，以及吳光清(K. T. Wu，“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 3]：203—60，1943)的作品都是早期傳統的例子。對書目和版本的了解仍然是有益的，賈晉珠的研究證明了這點。
⑤最早研究中國出版的西方學者之一托馬斯·卡特意識到木板印刷的相對重要性，它是“基於東亞文化發展而來的出版形式”(The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p.5)。然而，他的主要論點，是技術的傳播和因此而來的出版的全球性影響。
⑥參見Inoue Susumu， Chuˉgokushuppanbunkashi [A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Culture].以及周紹明(Joseph Mc Der-mott)，“The Ascendance of the Imprint in China”，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 eds. 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pp.55— 106；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and Literati Culturein Late Imperial China.
⑦參考包筠雅的《中國書籍的歷史》一文，其對這個領域有明晰全面的介紹(“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Imperial China，pp.3— 54)。她的發現明顯地影響了現在通行的觀點。也可參考高津孝(Takatsu Takashi)，“Beikoku no Chu goku shuppan bunkashikenkyu”[North America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Publish-ing Culture]， Chu goku—Shakai to bunka [China—Society and Culture] 20：471— 81。大多數有關出版文化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研究都是外文出版的新成果，特別是日本和美國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年鑒學派在日本影響很大(見高津孝前揭文第475頁)。從對中國善本研究的轉移，正反映了羅伯特·達恩頓所描繪的從近代早期歐洲書籍研究的書目分析方法中移向的趨勢(見達恩頓前揭文第67— 68頁)。
⑧這些類別不再被假定為絕對的。在家族和商業出版者之間的區別特別微妙——最近的一些中國研究成果為了避免這樣的問題，而以“私家出版”代之。可參考葉樹聲和余敏輝的共同研究：《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學術界的這種趨勢傾向於忽略非商業的書籍流通，比如禮物饋贈等，並遮蔽掉大量由官府及個人等通過官方渠道資助的以提高學術聲望的榮譽性出版活動①。
從方法論角度講，中國書籍史研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書籍史研究有密切關聯，但是到目前為止，在印刷語言(printed word)的比較對話中，中國書籍的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處在邊緣位置。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亞洲出版商們印行的書籍卷帙浩繁，但是中國——事實上，通常來講是東亞——在絕大多數有關書籍的世界歷史著作中，僅僅出現在腳註之中②。1996年《中華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雜誌推出專刊，標誌中國出版史研究在美國學術界初次登場，研究法國書籍史的著名學者夏特裏埃(Roger Chartier)撰寫了導言③。盡管如此，其後出版的新的有關中國書籍史、出版史的研究，可能因為面世時間尚短，還未對整個領域造成廣泛的影響，歐洲的研究成果在這個領域裏依然突出。面對以國界與語言劃分的文化範疇和研究領域，這條變化中的書籍史研究的啟發性途徑似乎突然黯然失色，喪失了活力④。事實上，盡管學者們已經融入了一種全球化趨勢，但是大多數研究中國書籍史和出版文化的西方及日本學者，仍明確追求將中國書籍的歷史書寫成一種社會和文化產品，或一種政治力量，或是一系列地方化了的閱讀實踐，從而使柯文(Paul A. Cohen)在1980年代所倡導的“中國中心觀”得以不朽⑤。
本研究綜述將關註於過去十五年來在海外出版的中國書籍史及出版史的研究成果。盡管本文涉及的許多專著和論文都展現出比較研究的趨勢，在亞洲與世界背景下考察中國書籍的地位，也是個誘人的題目，但是目前尚無法實現。本文的第一部分將考察傳統的關於中國出版史的時期劃分。書籍在歷史時期中的“位置”(place)是產生學術爭論的根源，對這個問題的重新考察也許能促使我們質疑當下通行的時代劃分。第二，地方性研究已成了書籍史中成果卓著的領域。將文化和物質生產安置於特定的空間語境中，這樣的研究使得我們能從書籍流通的視角去考慮區間貿易網絡、商業和交通運輸狀況。第三部分則重新考察書籍在中國歷史中的社會地位：最基本的問題是，關於書籍生產者(包括作者與出版者)和消費者的社會位置(socialplace)，我們都知道多少?書籍怎麼樣流通?預期的及實際的讀者怎樣得到書籍?第四，書籍是變革的動力，它影響到文人身份以及性別角色的定義，這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有體現，晚明尤甚，本文將討論此間書籍的活動舞臺。最後，文章將評價已有成果中對政治權威和印刷之間關系的研究。
①當然也有例外。書籍作為禮物交換的角色，在周紹明(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84— 94)和大木康(The Publishing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pp.48— 50)的研究中探討了這個問題。
②亨利·史密斯(Smith HenryD.)，“Japaneseness and theHistory of the Book”， Monumenta Nipponica53(4)：499—515.1998，p.502.
③Roger Chartier，“Gutenberg Revisited from the East”，Trans. Jill A. Friedman， Late Imperial China.17(1)：1— 9，1996.
④瑪麗·貝理(Mary ElizabethBerry)發現中國書籍在德川時代的日本是共有文化財產的組成部分，構成了一種“無接觸的世界的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without contact)(見氏著Japan in Print：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06，p.224)。異乎尋常的是，在對明代出版史的概述中，繆詠禾簡要探討了中國書籍的海外傳布和這些出口對於繆所命名的“漢字文化圈”——日本、朝鮮、越南等地的文化影響(見氏著《明代出版史稿》，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 423頁)。從地域性的考量出發，基於日本的一項集體研究計劃，產生了有關東亞出版文化的兩卷本論文集，包括來自於日本、中國大陸、韓國、臺灣、歐洲、澳洲和美國的學者的研究，文章包含豐富的細節。然而，這些研究在方法和結論方面是典型的既缺乏比較又沒有綜合(見磯部彰編：Higashi Ajia shuppan bunka kenkyuˉ：“kohaku”[Research on EastAsian Publishing Culture：“Kohaku”]，Tokyo：Chisenshokan，2004a；Higashi Ajia shuppanbunka kenkyuˉ：`niwatazumi' [Researchon East Asian Publishing Culture：“Niwatazumi”]， Tokyo：Nigensha，2004)。
⑤相對不同的是，周啟榮在《中國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和權力》一書的前言中堅定地表達了開展比較研究的議程設想——挑戰了古騰堡的追隨者，以及歷史研究方面其他那些模糊的“漢學傳統”的實踐者(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China，pp.5— 7)。
二 時間中的書籍
無論他們是在相對廣闊的長時段歷史趨勢中閱讀書籍史(如井上進，周紹明，賈晉珠)，還是識別地方瞬間出現的巨大變革(如周啟榮，大木康，Susan Cherniak)，學者們筆下的中國書籍史和印刷史發展軌跡與商業關系、文化、政治、思想和印刷語言的發展緊密相關。一個因果問題似乎呈現在他們的研究中，也可能這個問題最終沒有辦法回答：書籍是歷史變革得以實現的推手麼?或者說書籍可否標誌時代的變遷?具體言之，學者們已經提出許多問題，印刷術到底是什麼時候發明的?印刷的書籍到底什麼時候取代了手稿成為主要的文本媒介?如果朝代究其根本是一種政治建構，它能成為劃分出版史研究時段的有效單位嗎?一些有關歷史編年和開端的問題，雖簡單但不斷引發爭議，這些能為我們探討中國出版史研究中關註的國家與社會、精英和大眾(順便提及，還有中國與外國)之間的互動等問題提供什麼答案嗎?我們應該在一種一元化的“帝國晚期”話語下討論出版問題嗎?就像包筠雅提醒我們的那樣，“在這個中國書籍史研究的起步時期，明清晚期看似一個連貫的統一體，不過未來更加細致的研究可能會顯示出打破這樣一個四世紀漫長時段的需要，取而代之以更短的時段劃分”①。最近的研究成果不斷提及有關出版史年代系譜與時期劃分的問題，現在就讓我們對此加以考察。
日本學者井上進考察了長時段中的中國出版史，他的著作《中國出版文化史》(Chugokushup-pan bunkashi)具有裏程碑的意義，但也引發了不少爭論。在這部至少名義上是關於出版文化的著作裏，井上進的研究起於書籍誕生的戰國時代——這要比印刷術的出現要早上幾百年，止於輝煌的(至少從書籍消費的觀點來看是如此)明代最後數十年②。在這一過程中，井上進揭示出書籍文化一方面逐漸向社會下層擴散，另一方面從帝國中心向外圍擴展，他詳細闡述了政治發展與書籍文化的繁榮和局限之間的關系。
不斷擴張的社會精英階層閱讀、收藏、購買書籍，通過在長時段背景下考察這種書籍文化——特別是書籍的消費，井上進展示了國家集權與書籍以及它們的消費者之間那種此消彼長的關系。此處，書籍突出體現了朝廷和居統治地位的社會精英之間的微妙互動，這些精英的組成與身份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也發生著變化。這個主題貫穿於井上進的研究，他認為16世紀後半葉雕版印刷品之取代手稿，並不是因為印刷技術的進步，而是因為知識階層、政治和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井上進承認在南宋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印刷繁榮，也認定有明一代代表了中國出版文化的頂峰；雖然沒有提供證據，他還假定清代的中國進入了文化上的禁錮時代，這一點通過政治集權主義、文字獄和官方限定的印刷品交易場所等體現出來③。
關於早期的印刷史，井上進和其他學者，包括周紹明，都強調了印刷書籍發展遲緩，並且在很長時期內與手稿共存這一現象。例如，他們都留心到，盡管制作印刷書的雕版印刷術可能在唐朝就已經發明了，但還是要花幾個世紀的時間來達到對手稿的絕對優勢地位，這一轉折直到16世紀才完成④。
①Cynthia Brokaw，“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23.
②類似的長時段的觀點也能在李瑞良的著作中找到(見氏著《中國出版編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 3頁)。他將印刷定義為書籍的制造、銷售和分類，並回溯到商代甲骨文，向下則延伸到民國時期。與井上進形成對照，李將有力的政治統治和市場在出版方面的發展相聯系起來。有關井上進觀點的英文詳細介紹，可參考包筠雅的論文(“Review Article - Publis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China：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pp.135— 165)。
③Inoue Susumu， Chuˉgoku shuppan bunkashi [A history of Chinese PublishingCulture]，pp.341— 342.
④關於歐洲書籍歷史的研究也顯示了手稿和印刷物是長期共存的。參看哈羅德·拉弗(Harold Love)， Scribal Public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 Oxford， U.K.：Clarend on Press， 1993.以及Joseph Mc Dermott，“The Ascendance of the Im-print in China”，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p.77— 78。
印刷術最初被用來出版佛教經籍，可能要到9世紀，印刷術才被用來印行黃歷、年歷、解夢冊子、算命指南等材料，那些能識文斷字、又進取有為的行家裏手在宗教和其他活動中廣泛地使用了這些印刷材料①。
從這些實用的起源開始，印刷術逐漸趨於中心地位，並被唐宋轉型時期處於上升階段的科舉考試體制所利用，變成了一種有力量、有地位的事物②。在北宋時期，官府刻印書籍的工作先是激發、繼而回應了迅速擴張的民間出版宗教、學術和商業書籍的趨勢，最終這兩種出版事業並行不悖。這種進程在南宋時期加速發展並不斷強化③。結果，在諸如建陽、杭州、成都和開封這樣的出版中心，由官府、學術和商業資助，印行了數量空前、且質量上乘的書籍，種類繁多，有詩集、醫書、科舉考試參考書、方誌、紙幣、進士題名錄、契約樣本、宗教寶卷和符咒、邸報等④。
對晚明出版尤為關註的學者們，包括井上進、大木康、周啟榮和周紹明等人，挑起了一場關於應如何認識宋代出版業的相對重要性的爭論。他們聲稱晚明出版業的發展是非凡和空前的。這些學者還挑戰以前的、尤其為中國藏書家和目錄學者、書史學家們大力推崇的觀點，即基於印刷精美水準、存世善本數量，以及此時出版領域的空前發展，突出宋代是書籍出版的“黃金時代”。對上述中國同行的觀點，美國與日本的學者們報以懷疑的目光，他們認為在宋代，書籍並非唾手可得。其觀點來源於軼聞中所強調的事實，即想買書的人買不到書，藏書規模相對較小，以及書店數量看似稀少等，這種現象持續到宋朝的最後幾十年⑤。與之相對比，晚明出版物不僅在數量和範圍、潛在市場的規模、藏書的規模等方面超越宋朝，並且還有出版物中所展現的那種空前的(且是無與倫比的)對通俗、異類和充滿情欲的題材的熱衷。作為回應，研究南宋末年思想和出版史的學者們提醒我們去註意12、13世紀商業出版繁榮時期出現的類似發展。例如，賈晉珠就批評了“那些相信空前的爆炸性發展開始於16世紀中期的明代的學者”⑥。她認為，有意義的對比是在北宋和南宋之間，當然，在缺乏佐證材料的情況下，這樣的結論無論如何還是存在問題的。雖然宋明之間的時段總體上被描繪為“歷史圖景中的黑洞”⑦，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承認印刷業在蒙古人統治下繁榮發展⑧。
①對此的描述參見巴瑞特(Barrett，Timothyh)，“The Rise and Spreadof Printing：A New Account of Religious Factors”，SOAS Working Paper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s， School of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1；Oki Yasushi， Minmat-suKoˉnanno shuppan bunka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Late Ming Jiangnan]，pp.11— 12；妹尾達彥(Seo Tatsuhiko，“The Printing Industry in Chang'an's Eastern Market in theTang Dynasty”， Memoirs of the Research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61：1— 42，2003；Tsien， Tsuen-Hsuin，“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Paper and Printing”，5，Pt. Iof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ed.Joseph Needha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2. 如大木康和井上進這樣的學者強調在唐代出版技術起源中的非官方的(大眾的)因素；與之相反，張秀明則強調朝廷贊助的重要性。然而，就像周紹明所註意到的一樣，精確的開端仍然難以追溯(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0— 12)。
②蘇珊·徹尼亞克(Cherniak，Susn)，“Book Culture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o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4(1)：5— 125.1994，p.35；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 17th Centurie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Monograph Series No.56.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p.8；In-oue，Chuˉgoku shuppan bunkashi，pp.106— 110.
③Lucille Chia， Printing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 (11th — 17th Centuries)，p.66.
④Lucille Chia， Printing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 — 17th Centuries)，pp.73— 74；威德塔(DeWeerdt， Hilde)，“Court Gazettes and Short Reports：The Blurry Boundaries betweenOfficial News and Rumor”， Unpublished paper，2006；井上進則認為一直到南宋末期才出現真正有意義的商業印刷(Chuˉgoku shuppan bunka shi，p.148)。
⑤Inoue Susumu，Chuˉgoku shuppan bunka shi，pp.152— 153.
⑥Lucille Chia，Printing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 — 17th Centuries)，pp.145— 146.
⑦史樂民(Smith， PaulJakov)，“Problematizing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eds.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Asia Center， 2003，p.1.
⑧Joseph Mc Dermott，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57；宮紀子(Miya Noriko)， Mongorujidai no shuppan bunka [Publishing Culture under the Mongols]， Nagoya ：Nagoya daigaku，shuppansha，2006.
這與其它研究一道，修正了先前那種強調元朝統治摧殘中國文化的看法①。賈晉珠在對福建建陽旨在營利的私人出版商的細致研究中，具體體現了上述對元代出版業的重新評價。她在擺脫從普通的王朝更替的歷史維度考察出版史的視角後，轉而從書籍本身著眼。由此，賈晉珠堅持認為元代科舉制度的衰落也許只是減少了商業出版的一個刺激因素，但這並沒有導致建陽書業的全面萎縮。事實上，她註意到在元代建陽書業繼續發展它們的業務。其有利條件是書院資助新的為研究儒家經典而編纂的啟蒙讀物，出版商印行了越來越多的醫藥書、工具書、字典和通俗作品②。在這個基礎上，賈認為宋代出現的出版商業化、大眾化的趨勢在元朝依然存在，建陽出版業只是在明代早期才進入一個衰落期。她因此將宋和元，特別是南宋與元，看作是一個和明代早期不同的獨立時段。
就書籍本身而言，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明代早期是處在兩個相對商業化發展時期中間的低潮階段，或者，就像井上進所說，明代早期是一個書籍“貧乏”的時代③。從這個角度看，出版史的譜系與經濟起伏和商業興衰息息相關。因而，同一個朝代中的地區差異要比朝代間的差異更有意義。此外，這再一次說明學術界討論過的宋明兩朝哪一個是中國印刷史的黃金時代的問題，是多麼不妥當。
長久以來，學者們註意到印刷史上主要的轉折點出現在16世紀中葉，也就是明朝後期④。商業發展、技術改進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相結合，使得印刷出來的書籍成為價格低廉的普通媒介，生產與消費高速進行，書籍種類繁多，讀者群逐漸發展到社會各個階層⑤。凡是能想象得到的對書籍的需要，都能得到滿足。出版業的中心地區，例如杭州、蘇州、南京、建陽和徽州(安徽)等地，都印刷並銷售了各種各樣的書籍，包括尺牘手冊、宗教小冊子、日用類書、交通指南、繡像小說、劇本、繪畫入門讀物、字帖、拓片(其本身就是藝術品)和色情小說等⑥。作者和出版商們通過前言、插圖、點評等渠道吸引讀者，既能促銷圖書，還向讀者推薦了撰寫和出版這些圖書的個人。他們還利用雕版印刷的靈活性，對書籍版式進行改良試驗：書籍彩色套印中的正文裏填充著多樣的批註，行間批註，頁邊註，獨立成冊的圖錄，各種插圖，或同一頁內文圖並茂。同樣的內容出現在不同類型的書籍裏：一段來自日用類書的素材也許被轉印到小說裏，以達到喜劇性、諷刺性或是顛覆性的效果⑦。五花八門的書籍市場已成為那個時代的標記。
①這類早期的觀點仍在中國一些最近的研究中延續著。例如，繆詠禾認為隨著杭州在1279年陷落於蒙古人之手，宋代繁榮的出版文化也崩潰了，直到明代漢族統治恢復後才又復興起來(見前揭書第9頁)。
②參見Lucille Chia， Printing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 — 17th Centuries)， pp.116，142— 143；“Mashaben：Commercial Publish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eds.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Asia Center，2003， pp.296— 301.
③Inoue Susumu，Chuˉgoku shuppan bunka shi，p.179.
④WU， K.T，“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3)：203— 60，1943，p.203.
⑤賈晉珠註意到，建陽出版業的恢復開始於16世紀早期，稍早於大木康所認為的江南出版業在16世紀中期復興(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of Jianyang，p.153)。雖然在明代印刷技術上有不少進步——顯著的例子有彩色印刷的發明和木刻插圖的改良使用、銅活字的出現，以及摹寫早期版本的翻刻本(吳光清，“Ming Printing andPrinters”，p.203)——但是大多數學者同意明代出版繁榮的主要依靠非技術性的因素(例如使用價格低廉的紙張)，或是技術性因素只起到了部分的作用(例如，靠使用新的藝術家字體產生的吸引力)。
⑥周紹明、井上進和大木康都認為，在書籍生產轉型過程中，發揮了多種作用的生員至關重要。
⑦商偉，“Jin Ping Mei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Essays inHonor of Patrick Hanan， eds. Judith T. Zeitlin and Lydia H.Liu， Harvard-Yenching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58，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193— 194.
對於一些學者來講，17世紀中葉的王朝鼎革似乎將明代出版業摧毀殆盡，這標誌著中國晚明象征的早期現代性的“失敗”。對長時段趨勢感興趣的學者(例如井上進)支持這個觀點，一些專註於晚明歷史研究的專家也強調了同樣的看法。例如，周啟榮提出了早期現代“文學公共領域”的說法，在這個領域內，以重釋經典為特點，不同的觀點和論爭占據著書籍出版，這是史無前例的，盡管並不長久，周啟榮的研究也戛然而止①。這些對晚明種種歷史可能和最終失敗的描述，反映了清初歷史記載中有關明朝腐朽滅亡的看法依然影響深遠。但是這個令人沮喪的歷史描述是正確的嗎?因為沒有將出版史和“文學公共領域”的研究延伸到清朝，所以學者們沒能舍棄那些關於明朝及其歷史性失敗的論點，同我們的希望相反，這些陳詞濫調還維持著最後一線生機。
雖然朝代不一定是研究出版史的很好的時間單位，但是應予著重指出的是，出版史領域尚未開展對清代的研究。人們認為清代的書籍在價值和審美程度上不及宋代和明代。清代藏書傳統雖依然存在，但學界的研究興趣已經轉向了社會和文化問題②。明末清初出版的書籍獨特精絕(或者說情色生艷、形象生動)，吸引了學者們的註意力，與之相比，盛清時代出版的書籍就不那麼引人註目了③。我們肯定晚明出版物有吸引力：它們華麗、色彩斑斕、帶著誘人的商業氣息、令人著迷的相似。相對來說，清代出版物看起來則很難引起學者們的興趣④。
盡管18、19世紀在出版史領域還不是研究熱門，可也有很多成果可以介紹。這個時期出版的書籍存世數量龐大，證明當時出版業充滿著活力，從新興的出版業中心到國內主要經濟中心，都印行著不同體裁的書籍，迎合了跨越社會階層的不同讀者⑤。與明代一樣，清代出版物也體現了商品經濟和變化中的社會組織結構之間的重要聯系。有些研究探討的是其它問題，與出版史並無密切關系，不過如能轉用於印刷史研究，可能會成果不凡。例如，陸冬遠(Richard Lufrano)對商業文化的研究，廣泛利用了18、19世紀的商業手冊⑥。如果這些資源被用於出版文化而不僅是商業文化研究的話，又會有什麼結果呢?當然，這些材料應該被用於考察在中華帝國晚期那些供日常生活使用的出版物的研究中。
出版史關註的文化、社會和思想方面的主題，已經是其它更大範圍研究的興趣所在了。對世風與教化的種種構想體現在善書和教育性文本中。對於生產和傳播這些書籍的網絡，我們能否知道得更多?如果可以了解得更多，這又將如何影響我們對清代意識形態、道德教化與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解呢?最近學術界對清帝國多種族特性的關註，或許會重塑我們研究清代書籍史的方法。羅有枝(Evelyn S. Rawski)對於官方少數民族語言出版物的調查就是頗有希望的嘗試⑦。
①Chow， 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pp.15— 17，241— 253.在本書前言中，周啟榮指出“傳統漢學式的歷史敘事”(這個提法本身頗為費解)運用的典型方法是把中國歷史描繪成“記載失敗的編年史”，他對此堅決反對(p.5)。但是，不無諷刺的是，因為沒有跨越朝代的界限，周啟榮自己的研究不僅鼓勵、甚至是重蹈錯誤的看法。
②Brokaw， Commerce in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
③李孝悌論述道，晚明“風流的文化”事實上並沒有消失得痕跡皆無。其實，在18、19世紀輯錄的歌謠集裏都能發現它的後繼者。他斷定，法律和教化措施對“淫詞艷曲”不斷打壓反倒是體現了律法和道德教條實際上的影響力是多麼有限，見氏著：《十八世紀中國社會中的情欲與身體——禮教世界外的嘉年華會》，臺北中研院《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3分，2001年，第544— 600頁。
④在中國本土研究中，相對忽視清代的現象也很典型，與對宋、元、明時期的研究相比，除了專註於19世紀歐洲印刷技術的引進外，再沒有針對清代出版業的專著了(見張誌強：《近20年來大陸地區的中國出版史著作評述》，“慶祝錢存訓教授九五華誕學術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南山論學集：錢存訓先生九五生日紀念》，第132頁。遊子安對善書的研究表明了清代出版了門類廣泛數量龐大的讀物，既有這種特殊的類型，又有許多大眾讀物(見氏著《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中華書局2005年版)。
⑤Brokaw， “On the Historyof the Book in China”，pp.29— 30；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⑥Lufrano， Richard John，Honorable Merchants：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⑦Evelyn S. Rawski，“Qing Publishing in Non-Han Languages”，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p.304— 331.
我們假設清代政治集權加強、文字獄擴大，但是，在蓋博堅(R. Kent Guy，1987)對四庫全書編纂的裏程碑式研究中已經向我們揭示，權力關系是復雜而多維的①。所謂的文字獄對商業出版和書籍貿易意味著什麼呢?蔔正民(Timothy Brook)利用涉及盛清時期若幹文字獄案件的歷史材料，揭示了書籍的生產、流通和官方審查中存在的潛在機制。他認為清代國家在監督和管理印刷業方面扮演了一個相對有限的角色，被動地應對印刷業的發展變化②。那麼，對官府控制的疑懼阻礙了出版活動嗎?或者，政治焦慮在印刷世界中相對有限嗎?隨著18世紀文化權威向北京遷移，當地書肆數目不斷增長，清朝的政治權威是否摧毀了晚明時活躍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文人群體的相對獨立性?盛清的印刷世界的確和晚明迥然有別。但是要準確理解出版史中的連續和間斷、剖析時代發展的特性，都需要更仔細與持續不斷的研究。有鑒於此，考察一下同一朝代時段內地區之間持續、不同步的發展變化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三 地域性問題
地域性問題在晚期中華帝國出版文化的研究中占據了中心位置。在這一部分裏，“地域”(place)將被具體闡釋為一個較大的自然或者行政區域單位，當然，像我們後面將看到的那樣，社會地位的問題也令學者關註。從某種程度上講，至少自1980年代以來，地方史研究在中國研究中地位日益上升，通過考察由地域限定的研究主題，學者們對印刷文化領域的研究也反映了這個趨勢③。作為學者們註重研究地域特殊性的結果，我們得以考察以下問題：如文化和商業之間的結合，出版機構的地方分支和組織方式，地域與血緣身份(在出版物中)的建構，以及在全國範圍內技術和資源的流通。就整個中國而言，出版史研究的地域分布不均，史料保存參差不齊是部分原因。由於與書籍有關的事跡與材料分布相對集中於江南，出版史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這個地區，這同其它研究領域類似。大木康有關晚明江南出版的研究，在英語學者圈裏被頻繁的引證，它可以被當作研究江南這個地位突出但地理劃分上並不明確的地域的典範。兩位學者對福建的印刷中心有著更深入透徹的研究：即賈晉珠對重要的商業印刷中心建陽的研究，以及包筠雅對另一個不太為人熟悉的城鎮——四堡的研究。賈對晚明的江南城市南京的商業印刷也有過研究④。這些研究典型地反映了地方感如何能夠作用於出版文化研究之中，以及地方出版史研究中運用的方法與史料。
①Guy R. Kent，“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Scholars and the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Period”，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1987.
②Timothy Brook，“Censorship in 18th Century China：AView from the Book Trade”，Canadian Journalof History 22(2)：177—96，1988，pp.179，193.
③具體區域的出版研究在中國大陸也興盛起來了。在1990年代以後，不少專著和論文研究了有關(當然並不局限於此)揚州、蘇州、南京、徽州等地的出版歷史，還有對山西、江蘇、浙江和福建等省區的研究。對於遊客、推崇地方風物的人、和研究專家來說，研究地方出版的歷史和描述地方手工藝品、飲食方式和其它的消費傳統一樣，都是建構地方認同過程的組成部分。對地區的(省際的或局部地區的)出版傳統的突然興趣也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地方誌編輯工作的一種副產品。可參看王澄、劉永明《揚州刻書考》(廣陵書社2003年版)，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廣陵書社2003年版)和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人的研究。
④另外對單一城市的研究，如南宋時期杭州的出版業，可參看艾思仁(Edgren Sören)，“Southern Song Printing at Hang-zhou”，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61：1— 21，1989.
在一系列文章和最近出版的書裏面，包筠雅向我們介紹了四堡這樣一個位於福建西部農村的地方。四堡處於邊遠地區，距離長江三角洲的城市和帝國首都北京都很遙遠。它甚至也不是一個有很多書籍的地方。此地印刷裝訂的書籍談不上精美上乘，但也不是個聲名狼藉的專產次品的地方(與建陽不同)。它的產量還引不起人們的註意，鮮有來自藏書家或官方的褒貶。但包筠雅認為，書籍造就了這個地方。當本地的人家開始利用易得的原材料印刷書籍的時候，他們有了發財致富的辦法，即使地處偏僻，四堡地區也融入了一個更廣大地域中的商業網絡①。按照包筠雅的說法，四堡出版業在18、19世紀裏一直繁榮，直到20世紀初期才衰落下去，因為此時引進了外國技術，印刷業更集中於像上海這樣的商業資本優化組合的大都市。
作為地方出版史，包筠雅的工作具有先驅意義，既因為她聚焦於清代後半葉，也因為她對原始資料的創新性利用——主要是對家譜及地方誌的利用，還有實地調查和對版本的仔細考察。家族出版的記憶在四堡延續著，包筠雅充分利用了這種資源，她走訪了出版商的後裔，考察現存的住宅與作坊，實地研究當地印刷的書籍②。她對地方變化和文化融合動力來源的研究與觀點也有創新意義。四堡所代表的那種地方特點決定了包筠雅的研究。地處南方，宗族組織活躍完善，擁有相對富裕的自然資源，四堡是一種區域類型的象征。事實上，包筠雅也在總體上將它與其它相似的邊遠地區的印刷業作了比較。雖然地狹偏僻，四堡代表著清代書籍滲透地方社會的深度和廣度。作為一個區域商業網絡中的節點，四堡也促進了更遙遠的如雲南和貴州這樣的邊疆省份融入書籍市場。
賈晉珠突出強調了在跨越六個世紀的時間裏地方出版業的傳承與變化。她的專著《印刷牟利：11— 17世紀福建建陽的出版商》(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 17 Centuries)，著眼於現在中國版圖內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偏僻角落。現實地位掩蓋了它曾經作為商業出版者中心的歷史。賈提出了關於地域和出版的問題：為什麼是在建陽?為什麼歷時如此久遠?聲名狼藉的贗品能否代表這個地方書籍輸出的特點?③我們對建陽的出版商到底了解多少?為了探尋這些問題，賈晉珠建立了詳盡的數據庫，包含了已知的2000本建陽出版的書籍信息，並走訪了亞洲、歐洲和美國的圖書館以便進一步研究。這些書籍在這項研究中構成了主要的資料。賈剖析它們的結構並挖掘它們的書籍裝幀藝術④，從而讓書籍自己來說話，不加引申和理論放大。賈晉珠還認為，這些書籍不僅僅講述自身的歷史，還隱含著關於生產者和消費者以及他們生活的社會的信息。賈晉珠鼓勵我們將建陽看作江南的延伸，盡管地處福建，這個地方深深的融入了江南地域的經濟圈。建陽出版業隨著清朝的征服而崩潰，到了18世紀早期的時候，建陽已經變得隔絕和停滯不前，與以前的市場割裂，沒有什麼可供銷售的書籍了⑤。
賈晉珠對這個領域的主要貢獻是實證性質的。她對資料數據和書籍版本有非凡的駕馭能力。通過她的眼睛我們了解了建陽：地方狀況、出版的書籍，以及地方和書籍在時代中如何演變。如果資料不夠確鑿，她並不妄加推測，透過她的研究，我們還能更多地了解到建陽出版機構的實際面貌：如何雇用和組織勞力?書籍銷售是否一定在店鋪內進行?印刷業的運轉規模有多大?出版商怎麼獲取資本?維持生意需要多少資金? ⑥關於出版商，我們只能了解到他們希望我們看到的：通過族譜和地方誌中精簡的傳記，以及賈晉珠通過“書籍裝幀”在字裏行間分析出來的各種線索。由於關於出版商——他們畢竟是出版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的主要活動大部分仍是晦暗不清的，我們只能了解抽象的歷史活動參與者和間接的聲音，研究地方、市場、印刷、以及書籍本身。從書籍出發，我們思考時代與商業循環的關系。從建陽出發，我們考慮它在更大商業網絡中的位置，並被吸引去冒險將之與整體的中國作對比。
①Brokaw，“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 Fujian”，Late Imperial China 17(1)：49— 92，1996，p.52.
②Brokaw，“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Imperial China：The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 Fujian”，pp.50— 51；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③賈晉珠認為不是這樣，她註意到宋代建陽印刷了一些質量上乘的書籍，明末也間或有一些。
④賈晉珠也利用地方誌和族譜為佐證。她模仿GerardGenette，利用詞語“口頭文本”指涉註釋、廣告特征、序文、體例的陳述以及與已刊印書籍的外貌有關的其他材料(除了正文以外)。周啟榮也廣闊地使用這個概念(和這些材料)(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China，p.13)。
⑤⑥ Chia， Printing for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11th — 17thCenturies)，pp.14— 15， 24， 40，248— 250，187.
在她的文章《三山街：明代南京的出版商》(Of ThreeMountains Stree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Ming Nanjing)裏，賈晉珠提醒我們南京和建陽一樣，是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商業出版中心之一。進而，兩個地方都根植於商業網絡之中，這個網絡遍及江南內外①。南京是帝國的輔京，無可置疑的是中心地域。而建陽，正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資源豐富的邊遠村落。采用和她在研究建陽時一樣的方法，賈晉珠希望在二者間進行有意義的對比。此處的貢獻再一次是實證性的，她匯編了一系列資料，梳理了數據，然後考察了隱藏的線索。這篇文章再次像專論一樣，證據十分紮實，結論則很謹慎。文中賈晉珠先給我們介紹她選定的地點及出版商。她發現從版式裝幀顯示出的歷史發展大勢上看，南京和建陽大致相當，只是前者在明朝早期的經濟消沈顯得更嚴重一些，因而與晚明那種多少是被文人興趣所激發的繁榮景象相比，對照更為鮮明。她還進一步註意到，與建陽不同，南京看來只生產質量上乘的書籍，人們不禁想知道那些廉價的出版物都跑到哪裏去了。或許廉價出版物已不存世，或許它們從沒有被標明產自南京，這樣即便留存至今，也是隱秘的，和聲名狼藉的建陽次品不同②。像她的專著一樣，賈晉珠做結論時建議做更進一步研究。她期望更多像她自己一樣的實證研究，並認為我們需要知道更多關於書籍貿易的機制和網點關聯的歷史，這樣才能得出任何具有普遍性的結論。在這裏，同她對建陽的研究一樣，地方概念給讀者留下了強烈的印象。
盡管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區域特殊性並不是大木康的主要關註點，但是他將出版文化放置在一個更大的空間結構內進行研究。他最近的著作《晚明江南的出版文化》(Minmatsu Konan no shuppan bunka)，是他早期論文的匯編。在此書中，因為晚明的江南擁有最先進的出版文化，所以這裏不可避免地成為關註的中心，他在研究中最感興趣的是馮夢龍、陳繼儒和董其昌等在這一領域內頗為活躍的人物③。但是“江南”是哪裏?大木康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事實上，江南已經成為我們所知的中華帝國晚期一個如此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以至明確的定義看來是不必要的。“江南”就是江南，它的地理參數幾乎沒多大關系④。我們知道他說的地方是什麼和在哪裏，因為我們已經閱讀過它：江南，一個商業化的、城市化的和自信地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區域，關於它的記載，出現在金陵士大夫的漫談隨筆裏，在馮夢龍編纂和出版的話本民歌集中，在清初張岱與余懷的懷舊作品中⑤。大木康利用的資料翔實：有對印刷品價格的觀察，有從圖書館目錄的參考書目中收集的大量書籍名錄，還有從晚明作品集和筆記中摘錄的許多生動的奇聞軼事⑥。利用這些材料，大木康突出了與書籍相關的歷史事件是如何改變士大夫社會和塑造士大夫文化的。他認同李贄的觀點，即隨著書籍循環流通，作者成為一方名流。他描述了士大夫社會是如何利用出版印刷使得社會推崇文人和自身觀點的。他的研究還揭示了清軍征伐的消息是通過什麼方式和文本體裁在江南傳播的。
①Chia，“Of Three Mountains Stree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of Ming Nanjing”，In Printing and Book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107.
②Chia，“Of Three Mountains Stree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of Ming Nanjing”，pp.127，140— 141.賈晉珠解釋道：南京刻本的裝幀版式有自己的特色，但卻沒有列舉它的特征(p.126)。
③Oki， Minmatsu Konanno shuppan bunka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Late Ming Jiangnan].這本書裏收錄了大木康關於晚明印刷文化方面的一篇開創性論文的最新校訂本，原文和他的另一篇敘述近十五年研究主題的文章一同刊登在1991年“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專號上。《晚明江南的印刷文化》一書將這些論文匯編成卷，介紹了日本學者對中國大眾文學的研究。
④周紹明在2006年出版的專著雖沒有言明是關於江南的，但也是基於這個地區的。
⑤Fei， Siyen，“Nanjing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and Ears：UrbanSpatiality and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of Ming Nanjing”， Unpublished paper，2006；韓南(Hanan， Patrick)， Falling in Love：Stories fromMing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trans.， 2006；高彥頤(Ko，Dorothy)，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and Culture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羅開雲(Lowry， Kathr Yn Anne)，The Tapestry of PopularSongsin 16th — and 17th-Centu-ry China：Reading， Imitation， and Desire， Leiden：Brill，2005.
⑥周啟榮亦利用了相似的材料並關註於同樣的問題，但有更加明確的理論性和比較研究議題。
在此基礎上，大木康論述了信息、情感和聲望在印刷品中的循環流通，為在晚明時期構建一個“早期大眾信息社會”做出了貢獻，這種發展被他含蓄地置於一個特殊地區之內①。在標題中涉及地點的做法有效地提醒讀者不要將江南經驗適用於整個中國；了解晚明出版的全貌需要更廣闊的空間範圍。
在前述的每一個例子裏，無論學者是否明確提出，地域和當地印刷的書籍都是相輔相成的。在對中國出版文化的地域性研究中，我們看到出版商們如何將地方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以及原材料轉化成資本，用於出版，從中牟利；還有陳繼儒和馮夢龍這樣的城市文人，他們不僅是名揚四方的文化出版策劃人，還借出售這種聲望來牟利。我們也看到，作為現象而不是單純的技術，出版活動能夠塑造周圍的環境，比如提高當地的聲望、催生士大夫群體、繁榮家族經營的出版事業，以及擴展信息和商業網絡。此外，這些研究還展現了推動中國出版繁榮的一系列有利環境，比如輕便的雕版印刷術促進了出版的地域多樣性，城市和邊遠地區的不同消費群體對書籍的不同需求等。在許多例子中，生產書籍的地域影響了出版商對書籍內容和印刷質量的考慮，決定了有關書籍流通的銷售網絡。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都市還是邊遠地區，印刷場所成為大環境中多種因素的交匯點，昭示了市場驅動下的盛衰節奏。
四 潛在的讀者
當許多學者從生產者的角度研究晚明出版繁榮的時候，其他人開始從消費層面來考察明代社會中書籍的“社會位置”②。讀者，特別是非精英階層的普通讀者，沒有留下姓名，關於他們和書籍的接觸情況也沒留下多少歷史紀錄。因此，那些對書籍消費感興趣的人就不能直接進入這些問題，只能盡力在書籍生產者的言行裏尋找關於讀者的信息。
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對書籍消費情況感興趣的學者們關註於識字水平的問題，研究的基本問題是比如在中華帝國晚期讀者的數量是多少，以及如何確定他們的識字水平等③。現在學者們回避了那些懸而未決的關乎數字的問題，提出了其它疑問，比如通過考察序言、點評和其它相關文字中修辭方式的變化，能否探尋出讀者群體的變化?讀者的情況是否能夠通過對生產者關於墨水、紙張質量，以及頁面上文字排列方式的決策加以研究而得以呈現?通過探索這些問題，學者們試著梳理讀者身份這樣復雜難解的問題，而且更進一步，探索書籍和大眾文化之間的關系，或印刷和口頭傳統之間的關系。他們將消費者描寫為“閱讀的公眾”、“潛在的讀者”，或是“理論上的讀者”，突出了間接推論上的讀者群和那些雖然難以捉摸卻實際存在的真正接觸到了書籍的群體之間的區別④。
最近有三篇文章探討讀者的問題，它們通過研究書籍生產(或是書籍本身)得出的證據，提出了一些有關書籍消費的觀點⑤。馬蘭安(Anne E. Mc Laren)的論文《建構中國晚明時期新的閱讀公眾》(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中，她試圖將出版商用來概念化他們想象中的讀者的言辭和快速增長、日益多元的實際讀者群體進行比較對照。與此相對，在何古理(Robert E. Hegel)的論文《明清小說的特定銷售》(Niche Marketing for Late Imperial Fiction)中，他通過研究書籍本身質量的變化來突出中華帝國晚期消費小說的“閱讀大眾”的範圍。最後，在包筠雅的文章《閱讀19世紀的暢銷書：四堡的商業出版》(Reading the Best-Sell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Com-mercial Publishingin Sibao)一文中，她綜合運用了這兩種方法，來討論幾乎兩個世紀後商業出版和文化融合之間的關系。
①Oki， Minmatsu Konanno shuppan bunka， pp.129— 134，141— 160.
②周啟榮於1996年論述道，到了晚明中國存在多重讀者群體，他推測這個群體至少有三個，並指出了這三個群體：城市大眾讀者，與科舉考試相關聯的讀者，以及女性讀者。“Writing for Success：Printing， Examinations， andIntel lectual Change in Late Ming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 17(1)：120— 57，p.124。
③Idema， Wilt， “Review of Evelyn Sakakida Rawski， Education and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T'oung-Pao 66：314— 24，1980；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in Ch'ing Chin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④馬蘭安在定義“閱讀公眾”方面繼承了研究法國近代早期歷史的專家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看法，她將“閱讀公眾”定義為一種“作者或出版商忙於籠絡的讀者，他們與歷史上真實的讀者不同”。見馬蘭安，“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153.
⑤在研究歐洲的出版與印刷文化時，閱讀應該被看作不斷變化的歷史性的語境，這是特別需要強調的一點。參考夏特裏埃的著作(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p.4)。關於被晚明批評家所理解的晚明(小說)閱讀實踐，可參考陸大偉(David Rolston)的著作(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 Princeton， 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90)。
馬蘭安論述道，16世紀晚期出版繁榮的顯著標誌是一種新的意識，即閱讀並不是學者的專有特權。她指出這個時期寫序的作者們和點評之人頻繁使用諸如“四民階層”(the people of the four classes)、“天下之人”(all the peopleof the empire)這樣的詞語，這也許就是對這樣一個日益多元化和由不同階層組成的閱讀公眾群的回應。當話本和口頭表演的傳統被帶入印刷世界，出版商們使用兩種策略來銷售這些新的出版物。首先，他們瞄準新的讀者群體；其次，傳統書籍消費群體是士大夫和附庸風雅的階層，出版商要在他們面前為新的出版物正名，以前這些書籍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可是現在要賦予它們一部分正當地位①。馬蘭安指出了在序言與點評裏發現的一些用語上的變化：從15世紀那種由讀書藏書之人構成的狹小範圍，擴展到了更大眾化的社會層面之上，包括“天下之人”、“各業之民”和“無知村氓”。
馬蘭安熱心於透過修辭用語來研究社會圖景，但如“四民階層”這樣的術語有多少實際的社會意義呢?有沒有這樣的情況，社會精英們表面上宣稱書籍是銷售給“無知村氓”，但實際上還是要賣給本階層?有些書籍銷售對象是無知小民，但是，難道閱讀這類書籍就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證據嗎?還有，如果書籍能夠賣給普通百姓，那麼它們是否也能賣給那些受過更多教育的人?晚明時期，無論是日常的、大眾的、虛構的、女性的讀物，都可以在一些知識圈內找到積極的評價。關於這樣的情景，有些可以在馬蘭安的文字中讀到：比如她探討了袁宏道(1568— 1610)是如何運用生動的大眾小說來襯托討論枯燥的經典和歷史著作的內容，同樣的內容還出現在她對文學建構女性讀者問題的漫談上②。諸如“大眾文本”和“通俗讀本”的提法也可能只是一些文人群體在寫作過程中一種打比方的說法，沒有實際意義。那些“四民皆宜”的提法只是反映了出版商和那些寫前言的人的一種興趣，他們要向那些設想中的圖書購買者表明圖書中真實地反映了世人生活，如此而已，並不是真的要將書賣給天下大眾。
與此相對，在研究潛在的讀者問題上，何古理(RobertE.Hegel)采用了更為實際的辦法。研究範圍限定在出版的長篇小說和短篇故事集之內，他將書籍的自然品質看作一種呈現消費者所具有的社會位置的標誌。何古理因而得出了簡要直接的論點：富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買小說時，要的是附有精美插圖的品質上乘的版本；不太富裕、經濟條件一般的讀者也購買小說，但版本就次一些了。書籍種類多樣，可以適應各類市場需求。他引證了常被引用的晚明作家和藏書家胡應麟(1551— 1602)的例子，胡觀察到書價也許隨著具體版本插圖的尺寸、品質和容量的不同而變化。在此基礎上，根據他所考察書籍的品質，何古理提出了一個基本的類型概念：質量上乘、價格昂貴的版本對高端的市場有吸引力，反之，質量低劣的版本定位於低端的市場。對於他的模型，何古理有效地提出了兩個調節因素：區域和時間。他註意到在晚明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如蘇州和南京等地，生產了特別精美的版本，針對高端市場，其中有些還附有彩色插圖③。他進一步論述道，在17世紀，小說市場包涵了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讀者，其中也包括富裕的和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事實上，當時定居在江南地區的知名文人，經常留名於小說，這可能是他們故意所為，也可能是出版商所為，希圖借用名人的威望④。這種風氣跨越明清易代時期，在清朝征服後的至少最初十年上乘的版本依然在生產。
①② McLaren，“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p.152，157，162.
③吳光清指出彩色套版印刷是明代印刷業四個極重要的貢獻之一，並確定這項技術為晚明的一項發明(見前揭書，第203— 208頁)。
④文人中被“借名”用以賣書的例子很多，最明顯的即是李贄和陳繼儒。
有趣的是，通常情況下廉價的版本亦與質量上乘的版本同時在市場上流通，這暗示了小說消費者的廣泛性。改朝換代之後，白話小說的商業出版市場看來立即滑向低端。市場顯然向社會下層擴展，在此同時文人消費者們明顯停止購買和生產那些印刷精良的小說，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更喜歡閱讀感覺舒適的小說抄本①。
何古理研究中的時間和空間線索是否交叉?我們能否將小說市場中的變化解讀為文化權威所在地的轉移，即從長江三角洲的文人社會轉移到北方的滿清朝廷，是否能將其解讀為與地域變遷相伴隨的兩地知識分子品味轉化的一部分?何古理關於白話小說的探討是否符合其它文學類型的演變趨勢?何古理令人信服地描繪了明清易代之際白話小說地位的變化，他論述道，書籍本身外觀的根本轉換反映了這些趨勢，如版面變小、每頁字數增加等。聞名遐邇和名不見經傳的小說均被印成小巧的版本，雖然不太易讀，但更輕巧，我們不大可能了解讀者對這些版本的小說作何回應。何古理有效地推測，19世紀傳入的石印技術僅是加劇了明代已經開始的趨勢，包括文本的濃縮和書籍市場的分化②。更便宜的書籍、眼鏡以及其後的工業化，有助於彌補書籍因印刷裝幀質量下降所造成的損失嗎?更意味深長的是，在通常被稱為“中華帝國晚期”的時段裏，何古理對書籍和書籍消費者的研究能否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時期的文化變遷?何古理的工作強調了研究18世紀出版文化的必要，以及要更多以書籍文化而非朝代更替為線索，探索其中不斷展現出的變化。
在包筠雅的文章中，她既關註文獻本身也包括文獻中的語言，從而研究福建西部一個地區性印刷中心的出版抉擇。她利用的資料包括書籍外觀、族譜，她自己的田野調查，以及在出版者們的序言和註釋裏呈現的各種言詞。她認為市場決定出版決策：出版商印刷他們認為賣得出去的書。四堡的出版商們主要印刷出版科舉考試參考書、蒙學讀物和經典著作等，也有各種實用手冊、各類參考讀物、歷書、歌謠集和小說等。當地人是圖書的主要消費群體，蒙學讀物廣受關註。包筠雅指出在這個相對偏僻的地區，藏書多少對科舉考試成功與否微不足道，但是擁有書籍也起著與正統文化規範間的象征性聯系作用。甚至四堡再版的各種《四書》中的訓詁內容也非常一致，幾乎沒有明顯的爭論或異議③。她推斷，市場競爭導致了清代邊遠地區印刷中心保守的生產決策。作為結果，四堡出版的書籍名錄事實上幾乎與其它印刷出版中心的完全一樣，19世紀中國的暢銷書單證明了跨越時空的高層次同質性和文化融合④。
盡管包筠雅的研究揭示了出版消費的一致和整合，她追求的是出版史中的多樣性與矛盾關系，加上讀者的因素，以此超越出版市場中呈現的保守性。哲學詮釋和正統保持一致，這是不錯，但更常見的是這些書籍被賦予不同的教學功能，滿足不同讀者的需要。標題可能大致相同，但是或許每一個讀者接觸文本的經歷不同，我們也不應該假定同樣的書籍對不同的讀者作用一樣或讀者反應相同。和她自己的證據稍微有些不一致，包筠雅強調市場所造成的穩定性和同質性也許“在效果方面是表面的”，“要承認大量書籍明顯有自我偽飾成多數的經驗以掩蓋其內在的不同詮釋”⑤。
①Robert E. Hegel，“Niche Marketing for Late Imperial Fiction”，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 pp.235— 238，253— 254，259.
②關於中國通商口岸新印刷技術的詳細實證討論，可參考芮哲非(Christopher Reed)的著作，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 1937， Honolulu：Universityof Hawai'I Press，2004.
③Brokaw，“Reading the Best-Sell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Sibao”，In Printing and Book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85— 189，218.
④有趣的是，今天看來這個模式再度出現，只是不再關註科舉考試。教材、工具書和娛樂讀物占據了非學術書籍的市場。
⑤Brokaw，“Reading the Best-Sell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Sibao”，pp.225— 226.
在早期，同樣的證據也許被用來論證令人生厭的文化霸權。現在相反，個人閱讀經驗難以被了解且不易捉摸的讀者，進入了書店，各取所需。因此，從有限的暢銷書目上“竊取的”信息是局部的、零星的和缺乏代表性的①。對包筠雅來說，讀者無論是在出版商想象之中還是成為實際的消費者，在書籍市場中都是決定性的因素，同時其至少在不同的曖昧圖景中再次提出了彩色染印法的可能性。
五 性別、文人身份和印刷文字
印刷、商業化和身份之間的復雜關系近來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性別和士大夫身份在相關研究論著中占有特別重要的位置。通過出版商的介入，女性作家和士大夫的形象在晚明獲得新的流傳，這些出版商們在某些情況下也自我描繪成奇人逸士以拔高自己。例如，幾位學者已經指出，晚明出版商余象鬥在他出版的眾多書籍中收錄了他自己的畫像，一派君子模樣置身於和身份相配的背景之中，而其實這些書不過是針對一般讀者的。盡管學者、出版商和女性作家的形象被日益規範以供消費，但是他們的形象不是一成不變的。印刷出版提高了個人聲望並改變了某些細節。在明末讀者學習怎樣寫信、賦詩、出行，或者只是為了要使自己舉止更像個讀書人的時候，出版物中一些無法形容的特質，比如真實性和情感，就變得越發重要，成為身份差異的標誌。我們對清代出版物與身份之間關系的理解，無論是在性別還是在社會地位方面，仍然沒有多少進展。
馬蘭安提醒我們，在中國，寫作被認為是男性的職業，甚至是作為男性身體的延伸。作家們形容自己是在“筆耕”，強調幹農活與寫作之間的對等關系。香艷詩畫中用畫筆隱喻男性身體，以強調建構起來的(作品中)男女主角的角色。關於想象的社會性別角色和從(書寫的)文本到(印刷的)文本之間的過渡，以及這二者間的聯系，馬蘭安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其他的學者，如高彥頤(Dorothy Ko)、魏愛蓮(Ellen Widmer)和柯麗德(Carlitz Katherine)更廣泛地探討了(商業)出版和社會身份變遷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印刷出版使得“婦女”、“作家”、“讀者”，甚至“學者”、“江南”和“出版者”等等變得能夠被買賣，從而動搖了這些類別之間的差別。
在高彥頤關於17世紀婦女和寫作文化之間的開創性研究—— 《閨塾師：17世紀中國的婦女和文化》(Teachers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中，她特別強調了印刷文字與女性讀者和作者誕生之間的聯結，此二者都處於明末江南商業化環境之中②。高彥頤吸收了井上進和大木康早期作品中的觀點，聲稱“出版經濟和知識文化中的一場革命”引發了閱讀群體的擴展與多元化。她把性別納入了分析框架，從而詳細闡述了日本學界的成果。她的作品是開拓性的，既是對婦女作品的研究，也是用英語寫作的對17世紀長江三角洲出版文化最早的介紹之一。
按照高彥頤的觀點，17世紀期間，女性作家和書籍消費群體的存在影響了出版界，與此同時出版實踐也塑造了婦女作為讀者與作者的經歷。女性文學群體仰賴於印刷業，無論男女都在收集及談論著文集中的女性作品，家庭也利用出版物中隱含的文化紐帶增加自身的社會聲譽。高彥頤所描繪的文學群體和出版文化的實踐並不是特別針對某一性別的。無論是通過手稿還是出版的作品，女性詩人圈子的活動，在許多方面都與她們的男性同行們相似，進一步說，女性也同男性一樣，碰到了同樣輕便的與廣泛易於獲取的印刷品媒介。同時，雕版印刷的特殊屬性(及機制)對女性有特別的價值。印刷工人可以被家庭雇傭，原稿能夠通過第三方交給出版商，這意味著女性在不離家的條件下也能夠進入廣闊的印刷世界。出版業使婦女顯現出來，並給她們提供了獲得新的文學身份和社會角色的通道，這個過程既可以是通過個人努力，也可以憑借印刷書籍所拓展的文學網絡。盡管如此，正如高彥頤所斷定的，這並未導致根本的社會道德規範的重估③。
①包筠雅引證了夏特裏埃的研究，後者關於閱讀的理解繼承了德·塞托(Michelde Certeau)的有影響力的論文“作為竊取的閱讀”中的觀點(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phenF Rendal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②③ Ko Dorothy， Teachers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p.29，34，39，67.
在《紅顏與書籍：19世紀中國的婦女與小說》(The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006)一書中，魏愛蓮綜合了大量分散的證據，將晚清的女性和小說聯系起來。她試圖尋回失去的聲音，傾聽那些創造和消費散文小說的女性們被壓抑的回音。在這裏魏愛蓮以高彥頤筆下的女詩人為研究起點，將小說的興起置於17世紀出版業繁榮發展的大環境中。然而，她註意到17世紀中葉朝代更替對女性作品有很大的負面影響，但某些18世紀晚期的人物，包括袁枚，則幫助促進了人們重新燃起對才女的興趣①。這後一背景引起了魏愛蓮的註意：她描述了一系列的個案研究與對研究對象的細心研讀，這些研究都被置於19世紀小說和女性的世界中，以及依稀可辨的文學網絡和文人交誼的情境之中。在這裏，出版文化正如其自身在19世紀所表明的一樣，是考察有關書籍和紅顏、小說和女性等問題的先決條件。同時，由於對19世紀印刷品生產和流通的機制相對缺乏研究，特別是印刷出版的中心地帶尤其如此，魏愛蓮只好從相對了解比較深入的17世紀出發來討論這些問題。此時女性開始扮演新的社會角色，特別是作為小說的讀者和作者。但是，因為在這個廣闊研究領域裏對不同時段的研究並不均衡，晚清出版業和女性之間的關系——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都尚難解析。
柯麗德的論文《作為表演的印刷：晚明文人戲劇出版者》(PrintingasPerformance：Literati Play-wright Publishersof the Late Ming)，闡釋了蓬勃發展的印刷業是如何改變精英的社會身份和社會網絡。與高彥頤一樣，柯麗德認為出版業，尤其是商業出版，改變了個體創作和消費書籍、組成社團，以及建構文學與社會身份的方式。她細致地運用從劇本序言、編輯體例及插圖中收集來的證據，謹慎地描繪出精英士人圈和書籍市場之間的聯結。柯麗德認為，個人“將出版劇本視為炫耀自己的內行、睿智和勇氣的一種方式，而出版商則依靠優秀劇作家的魅力盈利，這些劇作家塑造了一種松散的亞文化讓公眾著迷”。在印刷出來的書籍中，文人身份變成了商品，當然商品化的過程也影響了這些身份的內涵。正如柯麗德解釋的，“在不斷的對話中，印刷品造就了劇本創作的作者本人”②。在嚴格限定的一個特定時間、空間和文學類型的基礎上，柯麗德清楚地描繪出名望、商業、文化和身份通過出版的書籍交織在一起的情景。
魏愛蓮有一篇關於出版商還讀齋的論文，考察的是這個建於杭州、後來移往蘇州的印刷機構。在這篇頗有影響的論文中，她以出版人角色和品牌特征的變化為窗口，探討清初的文化嬗變。在仔細分析了三十多本留有還讀齋印記的書籍後，她在品質上把它們分為兩類，是在兩位關鍵人物的相繼管理下印刷出版的：汪淇和汪昂，他們都是徽州人，此間把他們看做親戚，盡管其具體關系並不明確。根據魏愛蓮的研究，二人都發展了印刷品的名錄，從而形成了還讀齋商標的特性。汪淇似乎是一位專業編輯，換言之，他的本職工作看來就是出版。相對而言，汪昂則是一位出版業的業余愛好者，他通過印刷和傳布書籍從事於醫療知識的傳播——明顯沒有商業激情，並對經銷商免收費用③。在仔細研究了書籍的前言和招徠讀者的方式之後，魏愛蓮認為17世紀60年代(或更早)的印刷文化與17世紀80年代的有非常明顯的區別。她將前者和晚明燦爛的商業文化聯系起來，出版業註重銷售、社交和名望等因素；相反地，她認為後來的出版物則顯示出對實用性的強烈興趣。這樣似乎呈現了一種在文化領域內的“推遲了的朝代變遷”現象，也展現了出版商角色和形象的轉換。印刷機構由此成為反映廣闊文化趨向的晴雨表和建構新社會身份的場所。
①Widmer Ellen， The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pp.6，8，18— 19.
②Carlitz Katherine，“Printingas Performance：Literati Play wright Publishersof the Late Ming”，In Printing and Book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69，297.
③Widmer Ellen，“TheHuanduzhai of Hangzhou and Suzhou：A Study in Seventeenth-Century Publishing”，Harvard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1)：77— 122，1996，p.78.
周紹明近來的一本專著《中國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和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Late Imperial China)，仔細探討了從公元1000到1800年間江南書籍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在文人身份和社群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研究的主要著力處之一是收錄了大量對軼聞趣事的描述，且用生動的英文翻譯出來。例如，在周紹明的著作中，我們看到了一系列的奇人異士，包括一位經常醉醺醺的刻字工人胡貿，令人驚奇的是，他的墓誌銘是唐順之所撰。還有一位窮困的皮匠錢進仁，他酷愛書籍，死後由文人們埋葬在虎丘上，這表現了書籍與社會階層和身份認同的問題相互纏結的情形①。在周紹明的研究中，書籍交易是十分重要，但這並不局限於市場之上。書籍並不僅是用來賺錢的商品，還可以作為饋贈的禮品、被繼承的遺產，以及擁有者顯然並不常願意與人共享的財富。
周紹明註意長時段的趨勢，例如印章的興起(並不完全成功)；文人、國家和市場之間不斷變化的關系；以及盛清時期所謂“知識社會”在國家部分介入下最終形成。他提出，晚明江南文人利用書籍作為文化資本，用以在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中鞏固自己的社會聲望。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文人更多的將自己的角色定位與參與各種文人社團聯系起來，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公共機構起了促進作用。例如，17世紀中葉，一方面朋友之間彼此簽約推動文本的交換與謄抄，另一方面還要照顧作者對“安全、收益、自身利益和書籍的保管”等方面的考慮。到18世紀時，接觸書籍的渠道進一步擴展，這主要是朝廷介入和眷顧的結果，江南三地的四庫館就是例子。在這種環境下，士人轉向學術興趣，他們著重於集體研究和信息交換，並從中受益。值得註意的是，周紹明對晚明文人社會的解讀不同於周啟榮，後者認為，在晚明文學公共領域是通過士商參與市場以反國家正統的面貌呈現的。周啟榮將晚明文人團體設想成為經濟力量驅動下的國家的異己，然而周紹明基本上認為政府比市場更為重要②。雖然他們對細節問題有分歧，但作者們都認為，文人身份本身已經歷史性地既偶然又必然地與書籍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在印刷業中，書籍的生產和流通具有文化和社會意義，特別是這不僅僅限於17世紀江南熱火朝天的商業文化語境中。通過印刷的過程，文人興趣和行為走向市場，並傳遞給婦女和商人等群體。在這過程中，“文人情趣”的真實概念發生了變化，進而“文人”類別本身也擴展了。通過雕版刻字，新的群體加入到筆耕的行列。進言之，正如高彥頤提醒我們的，在某些案例中，這些新手看上去不過是轉述舊的價值觀念③。
六 出版業和政治權威
出版業和政治權威之間的關系也引發了大量討論。討論這些問題的背景既包括潛在的對近代早期歐洲的狀況關註，也有許多當代關心的問題，比如知識產權、意識形態控制和市場潛在的顛覆性力量等。早期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著重於是否存在一種結構或機制調控印刷出版，以及這種調控的功效。陳學霖(Hok-lam Chan)研究了從唐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出版業和審查制度，在這個龐大研究中，他首次考察了法律和制度的層面。陳斷定在中國的出版業中，國家審查制度至關重要，盡管知識產權缺位也沒有阻止欣欣向榮的印刷文化的出現，這意味著許多出版物僅僅是早期文本的反復再版。同時，他的證據證明，政府並非沒有控制印刷行業的欲望，但很多時候，它缺乏這樣做的能力④。
①Joseph Mc Dermott，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p.37— 38，chap-ter 6.
②Joseph Mc Dermott，A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China，pp.158，166—167，117— 118.
③Ko Dorothy， Teachersofthe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66.
④Chan， Hok-lam， Controlof Publishing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Press，1983，pp.36— 37，23.
在前述井上進縱向的中國書籍史研究中，他強調了政治權力和印刷業之間的張力。然而，不同於陳學霖，井上進指出，政治權力的式微是印刷文化繁榮的先決條件。在這裏，書籍交換活動充斥了未受政治幹預的空間。周啟榮甚至認為印刷業在政治領域中扮演了一個更為有力的角色。如研究近代早期歐洲的學者一樣，他認為在晚明時期，作為士紳和商人利益集中的結果，印刷業通過削弱政府權威觸發了政治變革。雕版印刷術正如古滕堡的機器一樣，具有革命性的影響。
根據周啟榮的說法，中國書籍史的研究對更為宏大的世界書籍史研究有重大影響。從很大程度上講，此間中國書籍史背後昭示的政治變革和近代早期的歐洲的政治進程並無二致①。周認為，當一個新的階層——士商，也就是文人與商人身份合為一體的生意人，通過自己對經典的重新校註挑戰正統詮釋而獲得了政治和文化權力時，晚明的印刷繁榮就改造了中國的政治。在印刷品中提出不同見解的同時，“士商”就摧毀了皇帝和官僚機構在“科考考場”中的統治地位，因而導致了闡釋權威所在的變化②。他發現，失意的落第舉子發覺他們自己日益卷入了商業性出版事業之中，無論是作為編輯、作者、評論者，還是批評家。周啟榮認為，這些經驗變成了文人們的部分“象征資本”，“使他們可以將文學造詣轉化為可出售的勞動力”。他也註意到這些人仍至少部分地停留在體制之內，像多數人一樣堅持著命運未蔔的科舉夢。因此，即使不斷遇到挫折，他們仍熱衷於政治。他們的角色是顛覆性的，但並不全是敵對性的③。
周啟榮的這本書令人振奮，可以激發學者更細致地將明末出版中的政治活動放在比較語境中，進行細致地研究。無論我們對他的結論贊同與否，這本書還促使我們重新思考知識和政治之間的關系。周啟榮有關印刷與政治的討論能夠與柯麗德對出版劇本中文人身份商業化的分析相媲美。柯麗德分析了文人的社會及文化角色的變遷，而周啟榮所研究的各種科舉考試教材和經典註疏，或許正是表明這些變遷的嚴肅例證。周啟榮認為，明末燦爛的文化背後另有一種政治維度，同時這些政治活動與印刷出版相伴而生。盡管周啟榮強調晚明出版業的顛覆性作用，但他卻沒有充分考察大的政治背景。黨爭是明末另一種削弱政治權威的力量，這與出版有聯系麼?這一時期的主要政治事件還有諸如明朝的滅亡和滿族的征服，它們與出版相關嗎?最後，清代的出版和政治之間互動狀況又是怎麼樣的?也許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國家力量的出現是對“交流循環”的扭曲，無論輕重與否，都超出了我們的想象。但即使國家不斷尋求對印刷出版施加更強有力的控制，仍有許多活動在政府的影響之外。
①就在周啟榮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西方學術界關於印刷在西方社會政治變遷中所起作用的共識已經開始分化，可以參閱艾德裏安·約翰斯(Johns， Adrian)的著作，The Nature of the Book：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從周啟榮所引參考書目上看，他對不斷變化的西方出版史研究領域非常熟悉，但是他的導言並沒有體現這一點。
②周啟榮對於“士商”的概念有些曖昧，是否應該把它理解為包括商人和經商的士人，還是專指紳商，或佯裝做文人的商人，以及在形象上和文人有些聯系的商人等(見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2)。
③Chow， Publishing，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pp.97，148.
七 結論
近來用英語出版的對中國書籍史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華帝國晚期歷史研究領域的主要趨勢。學界對商業和文化的研究興趣不斷上升，其關註的是扮演生產者與消費者角色的人物。晚期帝國——準確的說是明末，有時被定義為近代早期，這便對我們應當如何理解清代帶來一些模糊的因素。商業化的江南隱約地替代了整個帝國。在一些綜合研究中，不同的學者使用了相同的軼事和統計數字，這樣一來，雖然這些軼事與統計數字範圍廣闊、數量龐大，但是總讓這一領域看起來很局促。當然，對於考察題目比較具體的研究來說，這倒不是個嚴重的問題。最近關於歷史分期的爭論既明確又模糊了書籍史和朝代史之間的關系，對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與其考察明末印刷是否有空前的的發展，看來不如重新審視這一時期前後的歷史。通過研究印刷出版的書籍或是稿本在科舉考場、商業市場、書院和邊遠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將極大的豐富我們對宋代的社會、思想生活和文化的了解。對於清代書籍史新的研究或許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晚期帝國”時代，作為一個分析時段的有效性，至少對於書籍和印刷文化是如此。初步的研究似乎表明在明清易代之後，某些領域呈現了深刻的變化，盡管變化的本質仍顯得模糊不清。
地域研究顯示了在商業中心和資源豐富的邊緣地區之間，存在不均衡的書籍流通和各種市場活動。忽視對華北的研究仍然是一個問題。比如山西是否有藏書家、書樓、出版機構和書店?再如，能否像賈晉珠研究17世紀南京書市那樣去研究18世紀北京的琉璃廠書市?通過將文化和物質生產定位於具體的空間環境中，我們可以從書籍流動的視角去考慮區域間的貿易網絡、商業和運輸。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必須重新考慮有關市場和產品在塑造地方和國家文化的角色方面的假設。印刷出來的文字、市場和跨地區文化融合之間的關系如何?作為18世紀中央集權的副產品，文化中心是否從時尚的江南轉移到了政治化的北京?如果是這樣，上述的這些問題能夠通過書籍的歷史講述出來麼?如果能夠講述，那麼這些歷史又和我們已知的情況有什麼不同?
對於書籍在中國歷史上的社會位置的研究也一樣圍繞著市場活動而展開。研究者在讀者群體和潛在的讀者身上已經花費了大量的筆墨，然而，最終真的能勾畫出特定的文本、圖象與實際或潛在讀者的社會構成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嗎?我們已經意識到了針對不同類型的讀者有不同的書籍，對此能夠提出什麼問題使研究更加深入?市場是探討這些問題的唯一途徑嗎?換言之，市場是研究書籍社會位置的唯一地方嗎?在衙門、國子監、太平天國後的印書局、寺廟、青樓，以及比較私密的家庭之內，男女得以讀書、寫作與編校的內宅和書齋，這一切的情況又是怎樣?①研究書籍的社會位置的另外一種方法就是高彥頤、魏愛蓮、阮思德和柯麗德曾經有效運用過的，把對書籍的研究放在特定的社會背景和關系中，將書籍同特殊的讀者和作者群體及其社會活動聯系起來進行研究。他們的工作促使我們對讀者群體的整體印象有所了解，並且將讀者(與作者、出版者)看作其它社會網絡和總體環境的一部分。
對中國的書籍和書籍出版的研究昭示了不同領域學者的廣泛興趣。通過關註處於空間流動和交易過程中的書籍，折射並闡明了社會和文化的進程，將書籍清晰地呈現在學者面前以供審視。印刷可以被當作一種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力量來研究，或者考察它在政治與思想上的影響。這個領域可以廣泛延伸到其它問題，諸如國家—社會關系、文人品位、大眾識字水平、思想發展趨勢、交流網絡、商業化、地域和性別研究等。到目前為止，這些研究已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對“交流循環”內部和外部動態更深層次的考慮，將不可避免地增強我們對晚期中華帝國社會和文化的了解。
①阮思德(Bruce Rusk)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的第一章裏，提供了研究晚明浙江閱讀情況的入門途徑和範圍。參看氏著“The Rogue Classicist：Feng Fang and His Forgeries”， PhD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