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瑪麗·雪萊的小說《弗蘭肯斯坦》到喬納森·諾蘭的美劇《西部世界》，在各類科幻文學、影視作品中，“克隆”是一個經常出現的未來技術。當然，它常常也作為一種技術反烏托邦的表征，用來制造情節中的倫理災難。這與現實中人們對待這一技術的矛盾心態相對應。人類始終都在追求用技術擴展人體的機能，但同時又對其不確定的未來憂心忡忡。
在技術發展的歷史上，除了克隆技術，還有人造胚胎、基因編輯技術等，但凡有一種技術威脅到人類主體性的邊界，往往都會引來強烈的批判與質疑。在《如何制造一個人》一書中，菲利普·鮑爾總結了與這些技術相關的最前沿研究，並帶領讀者反思其後的哲學、倫理問題。隨著技術爆炸時代的到來，克隆人類越來越不是遙不可及的未來。如果註定要面對它，我們應該采取一種怎樣的姿態？
《如何制造一個人：改造生命的科學和被科學塑造的文化》，作者: [英] 菲利普·鮑爾，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21年6月
擺脫克隆問題中的“基因決定論”
如果你想懷上一個聰明或者貌美的孩子，為什麼還要寄希望於隨機的兩性基因組重組來得到滿意的基因呢？為什麼不直接復制一個你知道的聰明或者有魅力的人呢？畢竟，這些人就有相關的基因。
我在前文中已經介紹過克隆的過程：首先把一個細胞——在體細胞核移植技術中，這個細胞可以是成體細胞——的細胞核轉移到一個去核的卵細胞中，然後以某種方式——化學信號或者電信號——刺激卵細胞，使其在新染色體的指導下發育成胚胎。對動物的克隆並不是從克隆羊“多莉”開始的。早在 20 世紀 20 年代，漢斯·斯佩曼就做到了這一點：通過用一根繩套將蠑螈的胚胎一分為二，斯佩曼實現了對蠑螈的克隆。後來，他又用核移植技術實現了克隆。1952 年，羅伯特·布裏格斯和托馬斯·金使用核移植技術克隆了青蛙。1984 年，科學家首次用這種方法克隆了綿羊。“多莉”的重要之處在於，移植的細胞核來自一只成年綿羊的體細胞。
2005 年，韓國科學家黃禹錫和他的團隊率先克隆了一只狗，他們將它稱為“斯納皮”（Snuppy）。但黃禹錫不久後就跌下了神壇，因為他聲稱自己成功克隆了人類胚胎，並從這些胚胎中采集到了幹細胞， 而這一成果被證實是偽造的。我們不知道用克隆技術來進行人類生殖是否可行。唯一能確定答案的辦法就是嘗試一下，但這在大多數國家是被禁止的。
在 2005年發布的一項宣言中，聯合國呼籲所有國家禁止這種行為，因為其“與人的尊嚴和對人生命的保護相矛盾”。然而早在 1993 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的科學家就已經進行了人類克隆。通過人工手段，這些研究者把每個體外受精的人類胚胎分割成了兩團甚至多團細胞，這種方法可以被用來產生同卵雙胞胎。這些細胞長成了早期胚胎，但未能達到可以在子宮著床的階段。這項工作引起了很多爭議，因為不清楚研究是否獲得了相應的倫理許可。
用體細胞核移植技術克隆人則是另一回事。迄今為止，我們之所以認為這有可能可行，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2017 年的一項研究表明，這種技術在其他靈長類動物上是有效的。借助體細胞核移植技術，上海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的蒲慕明和同事得到了兩只克隆獼猴，他們將其命名為“中中”和“華華”。雖然提供細胞核的細胞來自胎兒期而不是成年期的猴子，但研究人員相信最終用成年猴的細胞也能實現克隆。由於某些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靈長類動物一直是特別難克隆的哺乳動物，因此這一結果是邁向克隆人的重要一步。這項研究的目的並不是其本身，而是為了創造出遺傳背景完全相同的猴子。有了這樣的猴子，研究人員就能開展有關阿爾茨海默病遺傳學基礎的研究。
拋開更廣泛的倫理問題不談，即使出於安全考慮，現在嘗試克隆人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中中和華華是 6 次妊娠中碩果僅存的活產小猴，研究人員將 79 個克隆胚胎植入 21 只代孕母猴體內才得到了它們在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法律允許使用不以生殖為目的的治療性克隆技術制造供研究用的人類囊胚期胚胎（就像黃禹錫聲稱他做到的那樣）。事實上，在這項研究使用的胚胎中，細胞比正常情況下多了一套染色體，這意味著不能保證分割出的細胞是基因完全相同的克隆體。事實上，還有另外兩只小猴也出生了，克隆它們使用的是成體細胞的細胞核，但兩只小猴都不幸夭折了，一只死於身體發育障礙，另一只死於呼吸衰竭。
電影《阿麗塔》劇照
要構想出一個值得用克隆來產生後代的情境很需要一些想象力。也許有人會想象這樣的一幕：一對異性夫婦想生一個孩子，但夫婦中的一個人患有某種復雜的遺傳病。這種疾病不僅無法通過基因編輯消除也無法篩查，並且肯定會遺傳給孩子，因此這對夫婦選擇克隆兩人中“健康”的一方。但在這樣一個假設的選擇中，暗含的並不僅僅是一種自戀情結。
當然，不難想出克隆人的一些糟糕理由。最容易想到的一個是，想要以某種方式創造一個自己的“復制品”，借此延長自己的生命。這種想法不僅可能令人反感，而且是在自欺欺人。認為克隆出來的人是 DNA 提供者的“完美”復制品也是不正確的。正如我在前文中介紹的那樣，受精卵的“遺傳程序”是由發育過程中的偶然事件進行篩選和解讀的，沒有人能完全預測其結果。1997 年出生的克隆羊“多莉”與原來那頭母羊並不是一模一樣。此外，蘇格蘭羅斯林研究所克隆“多莉”的研究團隊曾在 1995 年用胚胎細胞作為細胞核的供體，克隆了 4 只母羊。根據研究人員的說法，這些母羊“在體形和性情上都迥然不同”。一個克隆自愛因斯坦的人絕不會是同等水平的天才。
不過在與克隆相關的話題上，要擺脫“簡單粗暴”的基因決定論仍需一些努力。這並不僅僅是因為基因決定論會引發一些荒謬的幻想，例如艾拉·萊文（Ira Levin）1976 年的小說《巴西來的男孩》中克隆希特勒的情節。科學家們必須註意遣詞造句，不要再把基因組稱為“決定我們的藍圖”，也不要像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近期在談及使用基因編輯技術編輯人類胚胎時那樣，把基因組稱為“人類的本質”。這類言論如今是一種危險的誤導。
“半機器人”，“缸中之惱”：擴展人體的技術想象
雖然有一些驚世駭俗者和極端狂熱分子聲稱已經克隆出了人， 但其實目前還沒有人被克隆。但我覺得克隆人終究會發生。我不希望發生這一幕，因為和人工授精不同，似乎沒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去克隆人。我這麼說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個是克隆人的福利，另一個是減輕人們可能遭受的痛苦。盡管如此，如果克隆人真的出現了，那麼可以預見，將會出現另一個“路易絲·布朗時刻”。在這樣一個時刻，當看到一種陌生的流程制造出了和我們一樣的人類時，我們很難緩解對這種流程的不安。
羅納德·格林曾在 2001 年指出，在 10 ~ 20 年內，“世界上每年將有少量的兒童（幾百至幾千人）通過體細胞核移植技術降生”。盡管預測的時間不一定對，但這在理論上或許是正確的。正如格林所說的那樣，很可能在幾十年內，“克隆就將成為眾多輔助生殖技術中的一種”。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希望人類克隆在適當的安全保障下以一種公開的方式進行，並且受到相關部門的監管，而不是任由科學怪人和唯利是圖的公司在荒郊野嶺開展，因為他們不會關心客戶克隆的初衷甚至福利。我們可能會對人類克隆持謹慎態度，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有絲毫理由拒斥通過克隆技術制造出來的人。
操控細胞的新技術使制造和塑造人類成為可能，這聽起來似乎頗具戲劇性，甚至可能令人憂心。但與這個領域早期的一些科學家的預測相比，這些可能性顯得相當保守。約翰·戴斯蒙德·貝爾納（John Desmond Bernal）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成就斐然的一代生物學家和生物化學家中的一員——這一代科學家還包括 J. B. S. 霍爾丹、李約瑟、朱利安·赫胥黎和康拉德·哈爾·沃丁頓——他們不僅奠定了發育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的基礎，同時還將這些科學進展融入關於科學會扮演何種社會角色的想象中。貝爾納 1929 年的著作《世界、肉體和惡魔》（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回應了霍爾丹對生物技術所帶來的可能性的推測， 而這些推測則源自劍橋大學的史澄威斯實驗室關於組織培養的研究。
在他 1924 年出版的著作《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中，霍爾丹對未來的生育做了預測。這些預測非常大膽，如果是在今天，很多科學家都不會冒這麼大的風險做出類似的推斷。不過與貝爾納關於生物技術將把我們帶向何方的想法相比，霍爾丹的這些預測就顯得稀松平常了。貝爾納認為，我們可能最終會用一些機械裝置替換掉“身體上那些沒用的部分”，比如性能好得多的假肢和感覺裝置。最終，人會從這種“半機器人”的形式逐漸變為“缸中之腦”（brain in a vat，我將在下一個插曲部分討論這個話題），並被連接到一個由工程設備組成的離散式系統上，而不是位於人的身體中：
美劇《西部世界》劇照
我們應該用一些堅硬材料制成的全套框架來替代現在的身體結構，這種材料可能不是金屬，而是一種新的纖維性物質。這個框架的形狀是一個相當短的圓柱體。在這個圓柱體中，腦及其神經連接受到很穩妥的支持，以避免震動衝擊造成損傷。腦被浸泡在一種具有腦脊液性質的液體中，這種液體以恒定溫度在腦的表面循環。腦和神經元通過血管獲得新鮮的含氧血液， 這些血管與圓柱體外的人工心肺及消化系統相連— 這是一個精巧的自動化裝置。
貝爾納的思想明顯受到了當時科幻小說的啟發。在貝爾納這本書出版的兩年前，《驚奇故事》雜誌刊登了一位筆名為弗朗西斯·弗拉格（Francis Flagg）的作者所創作的故事，故事題目叫《阿爾達西亞的機器人》（“The Machine Man of Ardathia”）。在這則故事中，一個現代美國人遇到了一位來自未來的訪客：一個胎兒期的類人生物。這個生物被裝在一個玻璃容器裏，並且連接在機器上。在貝爾納出版《世界、肉體和惡魔》的同一年，奧拉夫·斯特普爾頓（Olaf Stapledon）出版了經典科幻作品《最初和最後的人》（Last and First Men）。在這部小說中，斯特普爾頓描述了未來的人類如何用霍爾丹式的人工受孕技術和阿道司·赫胥黎式的生物操作技術來制造一種實體。這種實體借助灌註氧合血液的泵維持生命，有巨大的腦和所剩無幾的微小身體，後者像附屬物一樣纏繞在腦的下表面。
貝爾納的推測現在被認為是超人類主義運動精神遺產的一部分，這一運動尋求以激進的方式用技術擴展人體的可能性。1990 年，美國人體冷凍公司阿爾科生命延續基金會（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的首席執行官馬克斯·莫爾（Max More）為超人類主義下了一個定義。時至今日，仍然沒有其他描述可以超越莫爾的定義。莫爾認為，超人類主義是指：通過科學和技術手段，由提升生命質量的原則和價值觀引領，尋求延續和加速智能生命的進化過程，使其超越現有人類形態及局限性的生命哲學。
雖然有時一些人堅稱超人類主義是在“打造完美的人體”，但事實並非如此。超人類主義的支持者一般認為，不可能理想化地使人體完美化，但相信對人體的改進可以無窮無盡地進行下去（這與進化論的觀點是一致的）。迄今為止，大部分超人類主義項目的重點是利用藥物、醫療和信息技術，以及人機接口來擴展認知和感官能力。在超人類主義者實現其烏托邦式理想的“武器庫”中，人體本身的可塑性是一個很大程度上難以預料的武器。
當然，許多相關問題都取決於莫爾提及的“提升生命質量的原則和價值觀”，因為人們在這些原則和價值觀的內容上並未達成共識，也沒有任何確定的哲學或倫理方法可以解決此類問題。超人類主義者通常崇尚自由，並且往往會陷入徹底的自由意誌主義（libertarianism）信仰。他們可能會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嚴峻的挑戰：當談及超人類主義者的努力時，人們幾乎總是會把話題轉向其反烏托邦的一面。
人們有時會詬病超人類主義者，因為批評者認為，超人類主義者覺得人體令人厭惡。超人類主義者則否認這一點，我認為我們應該相信他們。但在超人類主義者的眼中，人體是有缺陷的，甚至可能是一種不必要的累贅。就連大腦本身也通常被超人類主義者視為一個單純的信息處理器，大腦的工作同樣可以由計算機完成。這一觀點在神經科學界仍然存在爭議。
美劇《西部世界》劇照
對人體的輕視在另一本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1972 年，美國人體冷凍法的倡導者羅伯特· 埃廷格（Robert Ettinger）出版了著作《從人到超人》（Man into Superman），這本書被認為預示著超人類主義項目即將出現。如果說貝爾納的原始超人類主義與《驚奇故事》雜誌中的意象實現了完美融合，那麼埃廷格的書也反映了其所處時代的精神，因為這本書是一次驚人的迷幻之旅，散發出最極端、最癲狂的科學幻想中才有的那種自信。埃廷格對未來的生物工程人體兩性特點的激進推測可能源於 J. P. 唐利維（J. P. Donleavy）的小說：女性超人身上可能布滿各種精心設計的孔洞，有點像會動的瑞士奶酪，但外形更美觀，氣味也更芬芳。她的男性超人伴侶身上可能會長出各種突起，這樣他們就能以無數種性行為的組合纏綿在一起，像液壓泵一樣不知疲倦…… 其間所有孔洞都是開放的，這種無休止的纏綿可以產生接連不斷的多重高潮狀態。
雖然今天的超人類主義者在措辭上要低調得多，但有的情況下也會流露出一種類似的沮喪之情。比如，有人會認為我們“過於人類”的身體抑制了我們在性方面的潛能。生物技術領域的企業家瑪蒂娜·羅斯布拉特（Martine Rothblatt）期待著“數碼人”的誕生，她認為這些人造人（personae creatus）將從身體強加給人類的性和性別傳統中被解放出來。羅斯布拉特寫道：“一旦大功告成，性別身份不僅會從生殖器官中解放出來，而且會從人體中解放出來。意識將突破人體的限制自由流動，性別也將突破生殖器官的限制自由變化。”性別二元論的傳統將就此終結。
這是一個非常直白的例子，說明超人類主義充當了一種實現願望的手段，不過這種願望錯位了。對於羅斯布拉特來說，上述願景似乎象征著一種希冀：希望社會不要那麼一成不變和非黑即白地看待性和性別。這是一個合理的願望，但目前已經有充分的生物學和文化緣由表明，這種觀念同樣適用於我們的身體，並不需要創造一群有多種性別種類的數碼人。在這裏，就像在其他一些情境下一樣，超人類主義似乎更像一個想象的平臺，被用來構建我們（有充分理由）希望在當今世界實現的烏托邦。
超人類主義對長生不老的癡迷也差不多是這種情況。埃廷格認為，“人性本身就是一種疾病，我們必須現在就嘗試治愈我們自己”。至少在有關死亡的問題上，這種觀點是現今許多超人類主義者所擁護的。在有的超人類主義者看來，死亡是一種懦弱而神秘的虛無主義，埃廷格的思想無疑也在指引著這種觀點：那些坦然接受死亡和人性的人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面臨的困境和機遇，他們不明白自己現在有多卑微，也不明白自己可能會變得多麼崇高。
一些超人類主義者試圖通過生物醫學手段來避免或逆轉衰老過程，以追求長生不老，具體方式包括合理飲食、服用藥物、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手術幹預。另一些超人類主義者希望可以把他們的意識從大腦下載到硬盤上。還有一些超人類主義者則讓馬克斯·莫爾的公司這樣的機構在他們死後凍存其遺體，希望一旦技術允許，自己就能重獲生命。（埃廷格的遺體就被凍存了，他的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也是如此。）但我們現在知道，自古有之的永生的誘惑一直在使我們與自己身體的深度接觸和對抗變得復雜。衰老、淘汰和病變是人類細胞的固有特點，但細胞功能的多樣性似乎也提供了“返老還童”的希望。這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現，例如逆轉細胞分化的過程從而使其回到胚胎期時的狀態，或者重新喚醒細胞的增殖過程，又或者借助克隆技術將我們的 DNA（很多人說這是我們的本質和靈魂）轉移到全新的載體上。
超人類主義：風險與啟發
當考慮到生命過程已經延續了大約 40 億年時，似乎很奇怪的一點是，在跨人類主義的視角下，身體居然被視為渺小、脆弱和短暫的，並且自我居然被認為更適合安置在無機材料中：在貝爾納所說的玻璃和鋼鐵器材中、在斯特普爾頓所說的“鋼筋混凝土”中，以及在現在的矽電路中。當然，對於那些希望自己的個體生命能夠長存的超人類主義者來說，進化意義上的長壽算不上帶來慰藉。但在任何具體、靜態以及有邊界的個體性。超人類主義者希望保存的東西，不是一件可以簡化為某個瞬間的字節排列的事物，而是一個內生、動態、短暫、偶然，以及與環境緊密關聯的過程。這就是活著的意義。做一個類比，你不妨想象一下如何儲存一條流淌的河流。
因此，超人類主義者似乎經常一會兒表現得對人體（以及我們這些對身體知足的人）不耐煩，一會兒又會略帶傲慢地相信，雖然大自然造物崇高且值得稱道，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在《寫給大自然母親的信》一文中，馬克斯·莫爾委婉地責怪她：“在您的創造下，我們顯得光彩奪目，但也有著巨大的缺陷。您似乎在 10 萬年前就對讓我們進一步進化失去了興趣…… 我們已經決定，是時候修改人類的構造了。”在一些人看來，這純粹是一種弗蘭肯斯坦式的傲慢，而且很可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但在過去的很多個世紀中，我們一直都在影響著人類的進化。今天，我們已經有能力用設計活動來影響這個原本帶有偶然性的過程。超人類主義的危險並不在於它會提出傲慢的問題和挑戰，當今的生物技術已經在這樣做了。超人類主義的危險之一在於，它很容易被冒牌先知和沈溺於技術幻想的人利用，以追求他們自己癡心妄想的事情或者逃避他們的恐懼。
《虛擬人》
作者: [美] 瑪蒂娜·羅斯布拉特 （Martine Rothblatt）
版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年9月
當然，要駁斥超人類主義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因為其倡導者所描繪的未來看起來常常充滿了不近人情、唯我獨尊的享樂主義。此時，在智力卓越的外表下，所有樂趣和幽默都蕩然無存。但超人類主義至少勾勒出了一個值得認真進行倫理反思的思想實驗。我們已經付出了很大努力去追尋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延長身心健康的時間、培養有意義的關系、減輕他人的痛苦、尊重個人的自主性和權利，以及深化與世界的思想和情感聯系。如果醫學技術和信息技術能夠為實現這些目標提供新的可能性，那麼難道使用這些技術是不合倫理和不負責任的嗎？
更重要的是，很難反對“形態自由”（morphological freedom）的超人類主義原則。正如 1998 年幾位形態自由的倡導者在一份超人類主義宣言中所說的那樣，形態自由是“一個人增強自己身體、認知和情緒的權利”。和以生殖為目的的基因組編輯一樣，這種自由會引發有關社會平等和能力獲取的難題，而超人類主義者中的一些自由意誌主義者似乎不願意追求這種平等。但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都在通過重新設計身體來增強其能力，至少從研發出視覺和聽覺的假體和輔助設備以來是如此。雖然出於治療目的開發的此類醫療技術（例如，能對神經衝動做出反應的假肢，或者能追蹤眼動的屏幕）效果顯著，但迄今為止，大多數旨在增強人體能力的技術（例如，可以激活外部安全電路的植入式射頻設備）都有些無足輕重或者是在嘩眾取寵。但正如我在前文中介紹的那樣，細胞轉化技術可能很快會使我們的身體發生一些顯著的形態變化，而超人類主義或許會激發一些有用甚至至關重要的辯論，讓我們討論哪些變化是可行的和可取的。
在我看來，實現大多數超人類主義願景的主要障礙不是這些目標的性質，而是達成這些目標的手段在技術上和生物學上不現實。與20 世紀 30 年代的《驚奇故事》雜誌中那些狂放而美妙的幻想相比，當今的超人類主義者所構想的許多未來場景並沒有太大的不同。這些超人類主義者過分依賴於簡單和樂觀的推斷，或者一些純粹幻想出來的技術。在神經科學、認知科學、信息技術、生物醫學工程和納米技術等領域的成就（以及已知的局限）與超人類主義者的想象之間，通常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更不用說社會經濟因素也會塑造這些領域的發展方式。因此，即使是一些相對較新的超人類主義著作，在十年後也會看起來比較滑稽並具有誤導性。
這並不是說超人類主義的目標和預測毫無價值，但其價值往往與超人類主義者的意圖迥然不同：其價值是作為一面鏡子，照見我們的希望、夢想和恐懼。在這個意義上，超人類主義顯然與任何嘗試預測未來技術前景的做法沒什麼不同，兩者也並無優劣之分。
作者 |菲利普·鮑爾
摘編 | 劉亞光
編輯 | 李陽
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