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百集大型文獻紀錄片《山河歲月》第二季在央視綜合頻道、紀錄頻道播出。該片以廣闊的視角，生動的細節，真實的影像，描繪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的英雄畫卷，尤其是以大量篇幅集中講述我們黨在延安的激情歲月。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的一切工作在這裏先行先試。
位於西北天空下的這片黃土高原，是中國人心中的聖地，更是一片精神高地。
黃河之濱，聚集了一群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後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這是詩人何其芳對延安的火熱印象。剛到延安兩個多月，何其芳就被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寫出了這篇令人為之一振的《我歌唱延安》。“在青年們的嘴裏，耳裏，想象裏，回憶裏，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宏亮的動人的音調。”
這並不是何其芳一個人的感受，而是成千上萬進步青年的共同認知。
延安有什麼？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1937年，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有這樣一段描述：“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裏半年，說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丁玲的這段話，回答了前面的問題。因為進步的青年在這裏看到了光明，延安的一切讓他們深刻認識到：延安才是中國的希望。
當時面對外敵肆虐、國土淪陷，每一位有良知的進步青年都懷著深深的國族痛楚想報效祖國，哪怕將這一腔熱血浸染黃沙也在所不惜。很多人先是找到國民黨，希望能為國家盡一份力，但是他們的抗戰熱情不僅沒有被接納，反而遭到了一盆盆冷水，在南京，接待他們的是腐朽入骨的官僚主義。有一位從菲律賓回國的青年白刃，想參加抗戰，於是找到南京準備參加戰地服務團，但報名處卻冷冷清清，花名冊上只有一個人名。他提出要報名，辦事人員卻讓他們找富商做擔保才肯收納。憤慨之下，白刃調頭奔赴延安。
對此，曾經有人回憶：“在南京，什麼也沒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屢屢總是叫我們在一個辦事處裏等一等，於是，明天再來。很多人就是這樣走掉了。”不僅如此，“政治上，國民黨壓制民主，打擊進步力量，強化新聞報刊審查制度；經濟上，民族工業舉步維艱；軍事上，正面戰場接連失敗。”
這讓許多進步人士，將目光轉向了陜北的延安。
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建立統一戰線的主張，讓他們看到了希望。同時，“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延安自由、平等、民主的寬松氛圍，與國民黨形成鮮明對比，讓他們真正找到了前進的目標。
以致當時有人大吃一驚：“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的地方，官兵平等、軍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並且辭掉了在上海一家銀行的工作，經香港、廣州、重慶和西安，輾轉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最終到達延安。”
正如成仿吾所說，“因為邊區有著共產黨的存在，有一個號召，黨員首先便作起來，便沒有問題了。”為了印證成仿吾的話，何其芳專門記下了一則真事：當年秋天，天氣已冷起來了，正在修築著的汽車路要通過一條小河流，“工人們站在河邊，望著澄靜的寒冷的水，有點兒遲疑，政治委員首先赤腳跳下去，大步走著，說不冷。於是大家都跳下去。於是大家在淹沒腳脛的水中工作，直到起來時有些人的腳上的皮膚裂開了，出著血。”
於是，在炮火連天中，出現了延安這塊人類精神的高地、進步青年的綠洲。穿過八百裏秦川，闖過國民黨封鎖，“四方八面來了學生幾千，活潑、聰明，全是黃帝的優秀子孫”。
“1938年至1939年，這股潮流進入高峰，成為當時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觀。據統計，當時來到延安的學者、藝術家和知識青年大約有６萬人，延安一時間真可謂天下英雄豪傑雲集。”
“燈籠報”——一種就地取材的“新型”報紙
到了延安，總要學習，於是抗大應運而生。抗大，雖然叫大學，卻沒有一間像樣的教室，學員住在自己挖的窯洞裏，一個班的人擠在15平方米的一孔窯洞裏。後來新學員不斷增加，地方越來越擠。黨中央決定：抗大學員自己動手打窯洞。
毛澤東告訴羅瑞卿：“自力更生，自己動手打窯洞。延安有個好條件，用鐝頭挖個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涼。”於是，積極響應學校的號召，1937年10月22日早晨，抗大千余師生拿起鐝頭、鐵鏟，浩浩蕩蕩來到鳳凰山麓，甩開膀子，自己動手挖窯洞、建校舍。“雖然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是小姐、少爺，從未握過鎬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他們有自我改造的決心，有勞動鍛煉的毅力。”
學員中有不少是長征到達延安的紅軍，年齡雖然不大，平均二十幾歲，但都是久經沙場的“老”戰士，還有不少是軍、師以上幹部，大部分同誌都負過傷，他們“把挖窯洞當作上戰場，個個衝鋒在前，搶到了鐝頭就不松手”。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紅軍幹部帶頭苦幹，使廣大知識青年深受感動。起初，有些紅軍不相信知識青年能幹粗活，後來看到他們不僅能打窯洞，還學會了壘火炕、打煙囪、粉刷墻壁等，真切感到這些進步青年的革命熱情。
當時許多人散布在偏僻的山溝裏，獲取不到外面的信息。好多人反映，“要經常有張報紙看看就好了”。雖然每個隊訂了一份報紙，可報紙訂了卻送不到，而且100多人一個隊，一張報紙根本不解渴。為此，曾有人編了個順口溜：“南泥灣，真荒涼，只見長蟲和惡狼；勞動一天三不知，心裏憋得直發慌。”
扛槍扛炮的英雄們，卻為一張報紙犯了難——想辦小報，沒有油印機和紙張，而且不可能分發到每個班排裏去；想辦黑板報，既無黑板，也不可能擡著黑板滿山跑；想辦墻報更不行，白天沒空看，晚上看不到。
於是，一種“新型”的報紙出現了——“燈籠報”。
有兩名同誌領受了“辦報”任務。兩人左思右想、正當絞盡腦汁時，忽然想起家鄉逢年過節猜燈謎。
何不就地取材用燈籠的形式來辦報！
他們從山上砍來4根木棍做成框，把黨中央的最新號令、延安新聞、各隊的生產進度、勞動經驗、開荒能手、好人好事，都抄寫在邊區自造的黃表紙上，然後糊在四方架上，每方糊一張，共4張。燈籠裏用從山上采回來的松油做成松香照明，天黑後，紙上的字就清楚顯示出來了。再把燈籠掛在大樹上，剛開始，大家以為是照明用的，仔細一看上面還有字，不由得細細品讀起來。
“夜幕降臨，在教導營駐地，一個個火苗跳動的燈籠下，擠滿了一邊吃飯，一邊小聲聊天的戰士，此起彼伏的說笑聲、辯論聲、朗誦聲緩解了勞作一天的疲憊。”同誌們不僅喜歡看它，還踴躍投稿。
“燈籠報”，就這樣叫開了，成為夜幕下的一道風景線，照亮在陜北的原野中。
“以通俗的語言，講親切的經驗”——毛澤東在抗大講哲學
剛剛結束了兩萬五千裏的長跑，在黃土高坡低矮的窯洞裏，紅軍又開始了思想的長征——在陜北學哲學。
1937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抗大當起了教員，他教的課目叫“新哲學”。
毛澤東說，他講的“新哲學”，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但實際上，毛澤東的思考和講授，已經大大突破了當時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
毛澤東為此撰寫了長達數萬字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他每星期二、星期四上午授課，每次講4小時，下午還參加學員討論，前後一共授課110多小時，三個多月從未間斷。毛澤東一生最喜歡的職業是教員，而這三個多月以來，他終於如願以償。
毛澤東的課上人潮湧動，歡聲笑語不斷，而他的聽眾，則是連紙和筆都沒有的紅軍指戰員。聽毛澤東講課是一種精神享受，“工人、農民、兵士、老太婆們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為深；大學教授，文人，學士聽了不以為淺”。
紅軍將領郭化若從甘肅回延安，遺憾地對毛澤東說：“可惜我不在延安，沒聽上您的課啊。”
毛澤東聞言卻連連嘆息：“你哪裏知道，我折本啦，折了大本哩！”
見郭化若詫異，毛澤東便解釋說：“我準備了一宿的講稿，結果上去半個鐘頭就講沒了。講矛盾統一法則，我花了四天三夜，才準備好了講課提綱，哪知半天都講完了。豈不折本了嗎？”
因為聽眾踴躍，課程安排又太緊，所以毛澤東的備課任務非常繁重，經常通宵達旦。看到毛澤東備課辛苦，警衛員賀清華跑了60裏山路，買了一只雞和毛澤東愛吃的辣椒。毛澤東問是哪裏來的，賀清華如實回答。
毛澤東道：“講課、寫文章是十分高興的事，我並不覺得苦，再說現在大家都很苦嘛，以後不許這樣搞了。”
毛澤東三個多月的授課成果，凝聚為劃時代的著作“兩論”——《實踐論》與《矛盾論》，這兩篇著作，標誌著毛澤東以偉大思想家的形象，屹立於世界舞臺。那一年，毛澤東44歲。“而人們並不知道，這兩篇改變了人類思想史的巨著，是毛澤東吃著野菜寫成的。”
從此，在延安，學哲學、用哲學蔚然成風。
“兩論”在國外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實踐論》於1950年12月首先刊登在蘇共中央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上，蘇共機關報《真理報》對其做了高度評價。1952年，在日本“兩論”單行本印數達30萬冊，有16個版本。亞非拉有些國家的學校將“兩論”作為中學生閱讀輔助教材。
“兩論”的經歷證明，哲學不是書架上的陳設，而是指導實踐的思想武器。
正如馬克思所說：“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穆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