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黃河 段景波 攝
文：程遂營
上善若水說鄭州在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上，江河哺育著城市文明。作為水源，黃河對河南是最慷慨的。“八大古都”中，黃河哺育下的河南古都就有安陽、洛陽、開封、鄭州四座。從這個意義上說，河南省會鄭州也是黃河的贈禮！
食為民天
民以食為天。糧食和吃飯問題，自古以來就是我們這個人口大國百姓關註的大事。而黃河中下遊地區的鄭州，則是哺育我國早期農耕文明的核心區域。
一年一度，在新鄭市都會舉行場面宏大、儀式隆重的黃帝故裏拜祖大典，印證著黃帝與鄭州的密切關聯。
4700年前的原始社會末期，人文始祖黃帝在新鄭的軒轅之丘出生，後來軒轅黃帝成為中原一帶有熊部落的首領。黃帝部落的迅速崛起，引起另外兩位部落聯盟首領的不滿，其中一位是炎帝。炎帝是活動在黃河中遊關中平原、渭水流域的部落聯盟首領，他想把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展到中原地區。於是，黃帝與炎帝就在阪泉之野（今河北涿鹿東南），進行三次大的決戰。最後，黃帝戰勝炎帝，統一了黃河中遊地區。
統一後的黃帝又要面對另一個部落聯盟首領蚩尤的挑戰。蚩尤生活在黃河下遊，是以狩獵、捕撈為主的東夷部落聯盟首領，善於格鬥。黃帝曾經在與蚩尤作戰中，“九戰九不勝”。怎麼辦呢？
黃帝采取了兩個辦法：第一，打持久戰。黃帝部落地盤大、人口多，利於打持久的消耗戰。第二，在糧食上做文章。《新鄭縣誌》記載：“地居土中，物受正氣。”這裏位於國土中部，氣候適宜、四季分明，宜於農耕、宜於人居。加上黃河衝積所形成的肥沃土壤和臨近黃河的優越灌溉條件，於是，黃帝親自教部落成員“藝五種，撫萬民”。“藝”就是“種”的意思，“五種”就是“五谷”，是我國早期基本的五種糧食作物：黍、稷、菽、麥、稻。黃帝利用黃河中遊良好的農耕條件，教百姓種植五谷，發展生產，解決百姓基本生活和軍需用糧問題。經過長達三年的戰爭，黃帝戰勝了蚩尤，實現了黃河中下遊地區的統一。
智慧的先民選擇了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地區發展農業，使黃河中下遊地區成為我國農耕文明的發源地。
此後，夏都陽城（今鄭州登封告成鎮），商代亳都（今鄭州商城遺址）、隞都（今鄭州市石佛鄉小雙橋村），以及兩周（西周、東周）時期的鄶國、虢國、鄭國、韓國等諸侯國的都城，都位於今鄭州市區附近，使鄭州成了我國先秦時期一個規模龐大的古都群。鄭州是名副其實的大古都。
商通天下
鄭州有兩處商都遺址，分別是商代早期的亳都和中期的隞都所在地，讓人不禁把鄭州與古代商業聯系在一起。
商代人善於經商，現代人所謂的三商，即“商人、商業、商品”就起源於商代。而鄭州借助於其位於天下之中的區位和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網絡，自古以來就是我國商業中心之一。商代的鄭州人是如何經商的，歷史上並沒有留下確切的記載，而康百萬莊園則是鄭州作為商業都會的實物見證。
康百萬莊園位於鄭州市以西的鞏義康店鎮，是明清時期康氏家族聚居地。明代中期，康氏家族從販鹽開始發跡；清代時康氏家族又介入造船業、土地買賣等，財富迅速增加。最排場的時候，康家從事貿易的船只行遍六河，即洛河、黃河、運河、涇河、渭河、沂河，船只3000艘左右；擁有土地遍及魯、陜、豫三省八縣。當時，有一句民間諺語形容康家的富有：頭枕涇陽、西安，腳踏臨沂、濟南；馬跑千裏不吃別家草，人行千裏盡是康家田。康家成了名聲顯赫的“中原第一家族”。這個富有的家族之所以被稱為“康百萬”，與清末的慈禧太後有關。
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帶領少數大臣倉皇逃亡西安。1901年，清政府與八國簽訂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聯軍撤走。得到消息後，慈禧和光緒準備從西安返回北京，他們選擇了經河南回北京的路線。河南巡撫松壽得到消息，打算好好招待一下他們，但國難當頭，河南境內連遭水旱災害，松壽根本拿不出多少銀子，他想到了康氏家族。最終，康家首先出資100萬兩白銀，用於整修河南境內的道路、修建慈禧和光緒的行宮，供給慈禧一行在河南的飲食、住宿等一切花費。同時，又向慈禧和光緒捐贈100萬兩白銀，作為他們回京的川資路費。康家如此慷慨捐助，讓慈禧深感意外，不由感嘆：“想不到此地還有這麼一個百萬富翁！”從此，“康百萬”的名聲就在各地傳揚開來。
雖然鄭州自古就是群雄逐鹿之地，但是戰火並沒有傷害到康百萬莊園，而今依然保存完好。莊園建築，以寨上主宅區為核心，向寨下其他區域以扇形展開，建成功能不同、形式各異的院落群體。深宅大院，重脊高檐，垂花門樓，曲廊點綴，移步換景，妙不可言。庭院建築基本屬於豫西地區典型的兩進式四合院，各類磚雕、木雕、石雕華麗典雅，造型優美，被譽為中原藝術的奇葩。
庭院深深，幽雅寧靜，徜徉其中，不僅可以想見當年康氏家族的無限風光，更可以聯想到鄭州在歷史上獨特的商業地位。
上善若水
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老子曾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黃河之與鄭州的關系，是這一道理的生動詮釋。
以鄭州為核心的黃河中下遊農耕文化，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根基。農耕時代，以鄭州為核心的黃河中下遊地區按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時間節律安排自己的生活，用二十四節氣指導農業生產。久而久之，中華民族不僅把很多農閑時節當成了節日，比如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享受五谷帶給人們的快樂時光；而且迷戀上了看似平淡卻有滋有味、田園牧歌式的農耕生活，產生出對於和平的摯愛。農耕文化影響到政治、宗教、哲學、藝術等各方面，甚至滲透到了國民性格。
以鄭州為中心的黃河中下遊地區商業文化，構成了中華商業文明的主體。利用中原地區便利的陸路和水路交通網絡系統，商祖白圭、商聖範蠡、儒商端木子貢、營國巨商呂不韋、天下聞名的康百萬家族等，不僅以他們的智慧成為富甲天下的巨商大賈，並以他們的行為奠定了基本的商業倫理和道德，在歷史上留下美名。
鄭州黃河風景名勝區
千年帝都話洛陽洛陽地處“天下之中”，通過伊洛河與黃河相連。在黃河母親的哺育下，洛陽曾經是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煬帝）、唐（武周）、後唐等的都城，素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譽。在長達1000多年的建都史上，古都洛陽留給中華文明的珍貴遺產數不勝數。
獅子入華
在洛陽白馬寺的門前有一對石獅子，在世界文化遺產龍門石窟中，也有數量眾多的獅子雕塑。
獅子受到人們的普遍崇拜，獅子文化在我國無處不在。可是，獅子是外來物種，中國本土從來就不產獅子。而黃河古都洛陽，曾經見證了第一只來自西域的獅子。
第一次獅子入華的記載出現在《後漢書》中：“月氏國獻師（獅）子”。東漢章帝章和元年（87年），為了加強和中原王朝的外交關系，月氏國派遣使團，沿著絲綢之路向東漢王朝的都城洛陽，進獻了一頭金毛獅子。獅子是一種生活在熱帶地區的大型貓科動物，100年以前主要生活在非洲、亞洲和南美洲。在亞洲，獅子主要分布於南亞次大陸的印度、阿富汗一帶。月氏國控制著阿富汗和印度北部，那裏生活著大量獅子。以前，中國人都把老虎稱為“百獸之王”，而比老虎更高大、更威猛的獅子的到來，在洛陽引起了巨大轟動。這位遠道而來的“客人”，由此走入中國人的民俗生活。以後，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時期，都有西域國家向中原王朝貢獅子的記載。
就在獅子入華20年以前，漢章帝的父親漢明帝，在永平十年（67年）的一天夜裏，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一個金人身高丈六，頭頂白光閃閃，在殿庭飛繞。次日早朝時，漢明帝把這個夢告訴大臣，讓他們解夢。大臣傅毅說，陛下夢中的那個金人，就是西方的“佛”，即釋迦牟尼。這是釋迦牟尼佛向您托夢，您把佛迎到洛陽，佛祖就會保佑您和漢朝的江山社稷和平安寧。漢明帝聽後，就派遣蔡愔、王景兩位大臣遠赴西域去求佛。兩人西行到大月氏國，遇到兩位印度高僧攝摩騰與竺法蘭，盛邀之下，兩位高僧到中國傳播佛法。
在都城洛陽，攝摩騰與竺法蘭受到了漢明帝的熱情接待。為了安置釋迦牟尼金人佛像、佛經，漢明帝敕令在洛陽城西門外修建一座氣勢雄偉的寺院，供兩位高僧居住和傳教。由於一路上都是兩匹白馬馱著佛經與佛像，漢明帝就把建成後的寺院命名為白馬寺。這是我國內地第一座佛教寺院，被尊稱為佛教祖庭。
古代印度和月氏國相鄰，都有獅子。獅子也被印度人當作“百獸之王”，備受崇拜。公元前六世紀佛教產生以後，佛祖釋迦牟尼被喻為“人中獅子”“大獅子王”。印度人還把佛的講經說法比喻為“獅子吼”，把佛的坐席稱為“獅子座”。人們信仰佛教，自然崇拜獅子。佛教傳入中國後，獅子文化也隨之逐漸深入人心。
獅子作為一個本不屬於中國的外來物種，通過黃河古都洛陽進入中國後，深深融入到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裏，在民間文化中，具有避邪禦兇、決斷是非、招財納福等神性，成為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一段佳話。
洛陽白馬寺 曾憲平 攝
洛陽紙貴
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四大發明，被譽為中國古代科技寶庫中的四顆明珠。這四大發明中，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成熟於北宋建都開封時期；而造紙術成熟得最早，是在東漢建都洛陽時期。
在造紙術發明以前，中國人曾在甲骨上寫字，留下了甲骨文；也曾把竹片、木片以及絲帛作為書寫工具。到了東漢，洛陽王宮裏面有一個主管皇宮制造機構的宦官叫蔡倫，他總結了秦漢以來的各種造紙技術，利用樹皮、舊漁網、破麻布等，發明了紙，被稱為“蔡侯紙”。造紙術的發明改變了中國人的書寫方式，使中華文明前進了一大步。
西晉時期，洛陽文學家左思，構思十年，寫成膾炙人口的《三都賦》，描寫蜀都成都、吳都南京和魏都鄴城。《三都賦》寫得傳神，人們爭相抄閱，京都洛陽的紙張供不應求，一時間全城紙價大幅度上升。“洛陽紙貴”這個典故成為中國文學史、科技史上的一段美談。
後來，造紙術等四大發明隨著絲綢之路傳播到了世界各地，為世界文明和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
家在河洛
在福建泉州，有一個晉江市，晉江上有一座洛陽橋，晉江市裏還有一個洛陽鎮。這僅僅是巧合嗎？
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自古就是戰亂最頻繁的區域。戰亂造成社會動蕩、經濟雕敝，在戰爭前後，會有大量人口向東南地區逃亡。中原人之所以選擇逃向東南，而沒有向北方或西北方大規模遷移，一是水陸交通便利。以洛陽為中心的南北大運河，便利了南北之間的往來。二是因為南方地域廣闊，相對比較富庶。人們沿著大運河向東南方向遷移，部分人遷移到安徽、江蘇、浙江一帶，或是翻山越嶺去往福建，甚至漂泊海外。
西晉末年，政局動蕩不安，戰亂頻仍，很多洛陽人沿著大運河向東南遷徙，翻山越嶺逃到福建晉江一帶。但他們都懷有深厚的“中原情結”，把南安江改名為晉江，把晉江上修的橋叫做洛陽橋，把他們聚居的鎮命名為洛陽鎮，表明他們祖根在河洛。
歷史上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是我國產生姓氏最多、也是外遷人口最多的地區，在很多人心目中，他們對於中原地區的記憶和眷戀從沒有改變。古代還曾經流傳一句話：“生在蘇杭，葬在北邙！”北邙自古就是一塊風水寶地，是帝王將相、有為之士死後長眠之地，是人們對天下之中的洛陽這個祖根之地的生死眷戀。這種復雜的感情日積月累，沈澱為深厚的“中原情結”，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
根在河洛，老家河南！
洛陽伊河大橋 劉冰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