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範大學青年學者安超今年7月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是《拉扯大的孩子：民間養育學的文化家譜》。這是她的博士論文，研究對象是她自己的家族。幾年前，她回到故鄉，訪談了她的同輩、父輩以及祖輩，並在論文中呈現了整個家族百年間的養育史。
我們的談話是因這本書而起的，但又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書的議題本身。在北師大對面的咖啡館裏，安超用近6個小時的時間向我講述了一個80後鄉村女孩長大成人的故事。她的講述像她的書一樣，既有敏銳的個人感受，也有社會學的凝視和超越。
三十余年裏，她從出生並成長的山東，走向武漢、北京，通過讀書實現了階層躍遷，但傳統習俗和勞動階層的家人常常將她拉回，因此安超自稱兩種文化、兩種階層之間的擺渡者和穿梭者。擺渡和穿梭中，安超經歷了種種痛苦。居無定所的漂泊，寄人籬下的孤獨感，進入城市時的拮據和窘迫……六年前，安超回到老家生育，從產房出來，遭遇了傳統裏很多難以撼動的厭女習俗。
博士論文的主題也正是那一刻定下的，她開始重新思考性別問題，思考拉扯孩子到底是件什麼事情，以及她曾經身處的鄉村世界到底意味著什麼。她用行動開始了回望，原本似乎更像是某種情感宣泄，沒想到慢慢變成了更廣闊意義上的和解。這位曾經在鄉村世界裏瘋跑的野丫頭，在研究中開始超越自己的痛苦，看到了別人的痛苦，以及痛苦背後的結構性壓迫；同時，她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勞動階層文化中珍貴的部分。正是那些來自曠野的力量，給了她對世界自由探索的勇氣和願望。
以下是安超的講述——
文｜王雙興
編輯｜沈時
圖｜受訪者提供（除特殊標註外）
流動
我的童年是在流動中度過的。
上世紀90年代，全國掀起了下海潮。在這波時代浪潮中，我的媽媽是小鎮裏為數不多的從單位停薪留職下海經商的女性。所謂經商，就是在縣城的商貿一條街不夜城擺攤賣衣服。作為第一批向城市流動的家庭，媽媽的攤位是流動的，我的幼兒園是流動的，整個家也是流動的。
我兒時上的是育紅班，不是正規學前班，也沒有什麼正規幼兒園，就是退休老師自己開的，老師既當老板又當老師，收了10多個父母沒空管教的娃娃，教一些簡單的東西，多數時間就是玩兒。教室在私人的出租屋裏，因為租期什麼的，經常要搬家，那一年，我們大概換了三次教室，像打遊擊一樣，小朋友自己頂著自己的小桌子，排著隊就搬了。
和育紅班一樣，媽媽的攤位也始終在流動，作為城市流動人口子女，我的學習環境就跟著媽媽一起流動。最初是在攤位旁邊的角落，我搬著小凳子坐在衣服堆旁邊寫作業；漸漸地，媽媽攢錢租到了門面，店裏的樓梯間被改造成了試衣間，邊上那個逼仄的一角屬於我；後來媽媽終於買下了一個門面，我藏縮的角落也越來越好，變成了入口處的收銀臺底下，明亮寬敞了不少。
平時，媽媽擺攤，我學習，她總是趕著我去寫作業，語氣很生硬：你別伸手幫倒忙，做好你自己的作業就行！我就在角落裏縮著，有種待在市井中的孤島的感覺，看她和三教九流打交道：遇到老主顧，就多聊幾句；遇到難纏或者找麻煩的主顧，就小心翼翼地賠不是；遇到來收保護費的兇神惡煞，就低三下四，有時候周轉不靈，保護費無法及時給，攤子就被砸得亂七八糟。
同一時間，因為父母工作的變動、經濟的不穩定、房東的緣故等等，我們要不停搬家，印象中，我上大學前搬了有十幾次家。
我媽經常幹活到很晚，夜裏11點多才收攤回家，有的時候還要出去進貨，兩三天才能回來。爸爸在外地工作很少回來，所以我經常寄住在房東家。那時候房東和租客的關系和現在不一樣，不是收了錢就沒有關系了，我們那時候的房東人非常好，經常把我叫到她家，和她女兒睡在一起。
雖然有人照顧了，也有熱菜熱飯吃，但你知道，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還是會有看人臉色、寄人籬下的感覺。我會非常乖巧、非常努力地報答他們，主動幫房東打掃衛生，陪他們說話，同時還要應對他們的女兒——一個比我大五六歲的姐姐。她對我的情感很復雜，有一種家境優渥、父母在身邊的優越感，還有一股自己媽媽被我搶走的酸味，但同時她也需要同伴。
那時候我上小學，姐姐上初中，她上學時間很早，而且要梳洗化妝，所以我就得隨她很早起來，然後送她去上學，再走很遠回到自己學校。北方深冬的早晨烏漆墨黑的，到學校後又冷又餓，一個人都沒有，小賣部也沒開門，我就只能朝著小學唯一有燈火的地方走過去，看見屋裏有個老爺爺在燒鍋爐，在那裏窩著暖一會兒。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睡在他們家的時候，最早北方冬天沒有暖氣，但我和姐姐只有一床被子。經常在大半夜睡著睡著，姐姐就把整張被子都裹走了。很冷很冷，我又不敢叫醒她，就會半夜偷偷爬起來，把棉襖什麼的全都穿上，害怕吵醒她讓她尷尬，就摸摸索索地穿好，然後裹著在那裏坐一夜。
即使這樣我也不敢和姐姐結怨，不會因此來記恨，更不會和房東或者和媽媽訴苦抱怨，依然對她言聽計從，就像伺候著大小姐，甘心做使喚丫頭。就是你知道有一些東西你要忍下來，為了一個更大的和睦，這是一個小孩在父母缺席的日子裏，自己學會的對人情世故、人情冷暖的體察。
這些不安慢慢內化成了性格中的一部分，你知道你的人生是動蕩的，流浪的，沒有歸屬感的，雖然房東會讓你去住去吃飯，這是什麼呢？你要把希望寄托在房東身上，寄托於這個世界上有善良的人。但是你怎麼知道你一定能碰到善良的人呢？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房東，你該怎麼辦？心裏是不知道的。
因為心裏有不安，也更會知道體察大人的辛苦。我上小學和初中時有一個習慣，父母不在家時，我會經常到處翻，然後偷看家裏的存折，看看我們家還剩多少錢。如果看到這個月存折上的錢沒有多少，我就會老老實實，更加聽話；如果這個月存折的錢還挺多的，我就會跟我媽要早餐錢，對她的態度上也敢頂嘴了。
安超拍攝的《雜貨鋪裏的女孩》
不安
上育紅班之前，我一直在鄉村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那時候父母特別忙，很少能回家看我。聽我媽媽講，她每個月回來，走的時候我就會拉住她的自行車不讓她走，哭得很厲害。爸爸在外面當兵，做部隊裏的衛生員，退伍之後去了一個比較遠的地方，後來又去南京的醫院進修，一直都很少回來。
對祖輩來說，我並不是一個受歡迎的存在。我有四個姑姑，我爸爸是家裏唯一的男孩子，承擔了很多很多期望。一下子我被生下來，一個女孩，其實整個家族都沒有那麼高興，尤其是我奶奶就更不高興了。
我跟奶奶的關系是非常的奇怪的。一方面我們很親密，因為她把我養大，我還能記起，小時候我都是和她睡在一張床的，更大一點兒，為了節省空間，我們倆就腿對腿地睡，我在床這頭，奶奶在床那頭，冬天的時候，我就把腳使勁伸到她咯吱窩裏取暖，奶奶一邊嫌棄一邊還是默許了。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很討厭我，這種討厭不是來自於一個女性對另一個女性的討厭，而是來自於重男輕女的傳統，某種程度上是幾代女性之間關系的一個縮影。尤其在弟弟出生之後，這種討厭就變得更明顯，我能明顯感覺到她對男孩子的寵愛和偏袒。
其實我很早就有了女性意識，對於這種女性身份的不安，以及對家庭裏這種隱秘傷害的抗爭。大概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吧，記不清楚具體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奶奶對弟弟太好了，我非常憤怒，寫了一封信，說奶奶你這樣做是不對的，這種重男輕女對我傷害很大，而且你對弟弟太偏袒了，對他的成長不好等等，然後就離家出走了，穿過一大片玉米地，走十幾裏路回了城裏。
我也特別討厭我的名字，據說起名字的時候好像父母都不在，是舅舅或者上戶口的人給我取了這個。名字像男孩的名字，然後大家又都覺得我也像一個男孩子，我就很不喜歡，而且超，意味著可能要超生，要再來一個。所以這個名字對於女性來講，意味著一種他者的身份，我需要用一個男孩子的感覺和身份來活著、來生存。
我5歲那年，弟弟出生，因為是超生，爸爸丟掉了公職。他換過很多工作，後來到沂蒙山區的一個工廠工作，要下井，但收入不高。父母要養一大家子人，我和弟弟，爺爺奶奶，還有尚未成年的四姑姑。所以媽媽離開了原本工作的印刷廠，成了第一批下海的人。
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一開始媽媽提出做生意，全家人都反對，不想讓一個女人出去拋頭露面。所以她其實很孤獨，作為一個女性承擔了所有的家務，要照顧爺爺奶奶、我和弟弟，還要掙錢，為整個家庭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她是不被認可的。
媽媽是外公的小女兒，從小不幹活的，極其的纖細和瘦小，長得也漂亮。但結婚之後，變成了所有事情自己挑著，去進貨的時候，早上兩三點鐘就要起來，帶著小推車，坐長途汽車去臨沂，然後一個人拖著五六個蛇皮袋子的衣服回來，有時候一去就是兩三天。
她就會覺得委屈，委屈多了就會埋怨，埋怨多了男性的自尊就會受損。我爸很有能力，但因為超生，沒辦法施展自己的才華，又不能為家裏貢獻經濟支持，所以他是一個失敗者。整個社會的氛圍是無法容忍男性成為失敗者的，如果他在家裏又沒有地位，接下來就是無休止的吵架，讓我隨時處於不安之中。
後來我在田野調研中發現，這些是很多80後的共同記憶。作為新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的子女，我們和父母一起經受著流竄中的動蕩和漂泊之苦。雖然沒有直接參與生計勞動，但間接體會到了生活的苦難。這種苦難不是體力上的，而是情感上的，比如感受到父母忙於生計而疏於照顧的冷鍋冷竈冷菜飯、隨父母在動蕩不安的家庭空間流動中學習的艱苦、父母由於經濟和情感問題無休止的吵架等，是一種與父母的分離感、對人情過早的體察、委曲求全和自我壓抑，是動蕩不安、漂泊、孤獨和情感上的苦悶。
1995年，父親相機裏的安超和弟弟
參差
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參差，是在上小學的第一天，媽媽那時候還沒從印刷廠離開，在當時算是擁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就托關系讓我上了市裏最好的小學。
那天，我剛一進到教室裏面，就好像嘩地一下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相當於市裏的幹部子弟、官二代都在那裏了，大家非富即貴，女孩子打扮得很好看，男孩子也白生生的，就像公主和王子。而我站在門口，穿著我哥不穿了的黃黑格子衣服，頭發短短的，臉又黑，那種差別感和自卑一下就湧過來了，很震驚，也很怯懦，我覺得自己就是他們中的一個異類。
老師看見我，指了指教室後排說：坐那裏就可以了。其實我中不溜秋的個子，並不是最高的那個。
我在那裏待了一個多學期，因為沒怎麼上過學前班，什麼都不會，成績經常是在倒數第一和倒數第二之間切換。我同桌經常欺負我，拿我的東西，上課打我，老師都是不管的。更痛苦的經歷來自於交學費，包括訂一些書報雜誌，他們都能夠按時交，但是我每次回家跟我媽要錢訂課外雜誌，我媽都不會給，因為沒有錢。
所以每次交錢的時候就會成為極其痛苦的時刻，老師會直接在講臺上點名，說誰誰誰沒有交上。我後來才知道，訂書報會是老師收入的一部分，我總是不訂，再加上是成績最差的小孩，老師其實很氣憤。但這些我從來沒有跟爸爸媽媽講過，因為已經很早地洞察到了父母的境遇，這些事情講了也不會怎麼樣，只會讓他們更難堪。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覺到被羞辱。更大的羞辱是，有一次好像是班裏一個同學的字典丟了，結果我被老師叫到了辦公室審訊，老師揪著領子讓我站過來，然後再推搡出去。記憶非常深刻，即使已經遠離那個場面很久，還是會難受，會很痛苦。我的童年在這一刻永遠地結束了。
而這種歧視帶來的痛苦不會結束，它會貫穿你的整個生活。
後來，我被保送到北大讀研，那是又一次直面人生的參差，有來自於心理和經濟的雙重的落差。我遇到了無數的牛人，是真正的牛人，你可能只是靠小聰明到這裏，就是一個聰明的人而已，他們都是學神，第一次要面對智力上、學業上巨大的壓力，無論怎麼努力可能都很難望其項背。而且他們真的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女孩子跳舞，彈鋼琴，各種樂器，你可能是永遠都達不到的那種文藝造詣，第一次感覺到那麼大的差距，也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局限性。
我揣了兩百塊錢到了北京，要面對這種心理壓力，也要獨立面對貧窮這件事。
最窘迫的是，有一次我在網上看到一個信息，出版社的人找人給蒙臺梭利的文集出一個簡本，我就應征了，約在了北大的咖啡館。那是我第一次走進咖啡館，出版社的老師點了一杯咖啡，我沒有錢，就一直在想，點什麼呢，我甚至不敢看那個單子，就和服務員說，給我來一杯白水就好了。買單的時候，我以為我點了白水，不需要他買單，但是服務員說，這杯白水5塊錢。哇，特別的窘迫，一方面是5塊錢也拿不出來，另一方面是，我覺得它不值啊。走的時候那裏有臺階，我很緊張，還差點摔倒了。這是一種自我羞辱，它跟我小學一年級被老師冤枉的羞辱是不同的，它是經濟窘迫帶來的羞恥感。
圖源電影《小偷家族》
曠野
我不是容易被生活打趴下去的那種人。很多時候回過頭去想，可能是性格中帶著的屬於原野的粗韌在幫我渡過難關。
我的童年是在鄉村度過的，爺爺奶奶其實也不太管我，把我餵飽，就下地幹活了。所以我從小是跟男孩子一起混大的，跟在哥哥們屁股後頭到處玩。
那時候我們有很多遊戲，夏天最喜歡做的事情是捉知了，我哥會把那種長長的竹竿綁在一起，然後用從家裏偷出來的面團洗出膠來，粘在竹竿最頂上，舉著去粘知了。粘知了對技術要求很高的，要在茂密的樹林裏找到一只目標，然後拿著竹竿輕輕、輕輕地伸上去，停在離知了不遠的地方等，不能晃，不能出聲，等知了趴在那兒松懈了，就把竹竿猛地往上一頂，膠粘住翅膀，知了就被捉住了。哥哥們負責捉，我就負責用針線從知了身上的一個小孔那裏穿過去，一天下來，串成一大串戴在脖子上。
這是夏天的遊戲。春天我們會去挖野菜，每個人都能識別各種各樣的野菜；秋天最深刻的記憶是收完玉米之後去地裏撲蛐蛐、蟈蟈、螞蚱，還有很長一段時間，地裏有成垛的麥稈，我們就爬到麥垛上面，一直蹦，很多蛐蛐就跳出來了。更多時候就是在山野裏亂跑，草地、麥地、雪地。你會發現其實我們的遊戲是跟季節、跟農活連在一起的。食物也是，槐花攤煎餅、烤麥子、地瓜幹、煮玉米，每個季節都有可以大快朵頤的東西。
我小時候是不學習的，有很多遊戲，很多同伴，每天時間都過得很快。村裏的老人們一般把在田間地頭玩耍的孩子叫作野小子、野丫頭。說野的時候，老人們的眼睛是亮的，是半嗔怪半贊賞甚至是憧憬的。野對於大人來說，意味著不嬌貴、能跑能闖，意味著能自己玩了不用大人操心。現代人對傳統教育存在刻板觀念，認為中國父母傾向於讓孩子要乖。事實上，聽話在農村僅僅只是教育的一面，大人們更欣賞不過分的、帶有幹勁和生命力的野。可以這麼說，乖不是鄉土兒童的內在本性，野才是鄉土世界的生命力量。
這段經歷對我的滋養和對成長的價值是直到我長大之後才能感覺到的，是一種粗糙的生命力。一個是鍛煉身體，再就是有股不怕的勁兒。小孩子是不怕世界的，一個永遠在都市裏沒有見過陽光、空氣和原野的人，是無法讓他心胸開闊的，但是一個從小在曠野或者在海邊成長起來的人，他見過那種廣闊，養成對世界自由探索的勇氣和願望，你就不可能再綁住他了，那種野會根植進了天性裏。
真的，你爬過高山，你見過大海，你在原野裏奔跑過，就會對生命不放棄。你不肯那麼輕易地放過生命，因為陽光、草地太美好了。每一次想死的時候，那個兒時的你就會冒出來，讓你覺得這個世界有很多可以留戀的，這是一個原生的力量。在我長大之後，無數次遇到挫折、痛苦甚至抑郁的時候，是自然治愈了我，只要一回到鄉村，哪怕是在城市裏找一片貼近自然的地方，走一走，想象一下，都能感覺到那股力量在恢復，鄉村的野性是一種原力。
安超
這一路，我還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師，他們的愛和支持，對我來說是另一片曠野。
去市裏最好的小學讀書之後，後來我得了什麼疹子，因為傳染在家休息很久，可能是學校借機把我開除了，只聽到媽媽說你沒辦法上這個學校了，我給你轉學。
我被轉到了市郊的一所村小，南關小學——一定要把這個名字寫上，它現在已經消失了。上學第一天，所有人都好奇地圍過來問我叫什麼名字，但從前的野丫頭因為一年級的經歷變成了一個極其脆弱和內向的人，那一刻我特別害怕，不跟任何人講話，趴在胳膊上就哭了。
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振作的呢？那天，我的第一堂課，是一位姓於的老師的最後一堂課，她馬上就要退休了，所以在上完課的時候，儀式性地叫了班裏每個人的名字。我第一天轉來，她可能不太記得我的名字，也可能忘了，叫完了所有人，我還是沒聽到自己，就繼續在桌子上趴著。就在我認為可能已經沒有希望的時候，她突然說：還有安超。
在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見面的老師口中聽到了自己的名字，大概是被看見和記住的感覺吧，從那一刻開始，好像有什麼東西不一樣了，真的像一束光照進了黑暗。
對我來說，因為遇到了好的老師，人生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幸福的時候。於老師是第一個改變我的老師，第二個是從外地調來的郭老師，她隨著丈夫一起從外市過來，暫時被安排到了我們這所離市區不遠的村小。
我們的語文課是怎麼上呢，現在想想太幸福了。教室在二樓，老師說，你們不要在房間裏讀書，要對著天、對著地讀書。我們就跑到樓道裏，把小桌子搬到欄桿旁邊，坐上去，把腿從欄桿裏伸出去，然後抱著書，對著天地讀，對著陽光空氣和風讀。現在誰敢啊？但感覺太好了。
如果天不冷的時候，她就把我們拉到小學唯一的花圃裏晨讀，在花旁，在樹裏，和同學結伴，一起讀書背誦。現在不是推崇說不要橫排上課嘛，不要秧田式，要參與式，其實我們很早就嘗試了參與式。那個小花圃幾乎成了我們的秘密花園，有時候讀累了，大家就圍成一圈，把題目寫在紙片上，然後用抓鬮的形式來背誦。那時候我們對學習熱愛到什麼程度，從來不覺得學習是乏味的，周六日都要相約，和小夥伴一起跑到秘密花園裏讀書。
她還設計了最早的作文展覽，兩顆釘子一砸，一根線一抻，把寫得好的作文掛在上面，然後讓大家自由閱讀。自己的作文被掛上去的感覺是非常好的，就像站在了世界中央。
郭老師帶來的其實是一種實驗教學改革，在當時可能算匪夷所思的，但好在村小特別自由，也可能是因為她老公是市裏的領導，總之，她給村裏的小孩們打開了另一個世界。
平日裏郭老師很溫柔，她還把女兒帶到教室裏面，讓我們當小老師，批改她女兒的作業。她還把我們叫到家裏去，哇，家真好，但她從來不會說進門脫鞋之類的，雖然是一群村裏的孩子，但是從來沒有感覺到她歧視我們。現在回過頭想，如果說於老師喚醒了我，那郭老師就是用自由的教學和毫無芥蒂的愛滋養和托舉了我。
讀書
另一重滋養和治愈來自於讀書。
我媽夏天收攤都很晚，因為在不夜城，越是到夜裏生意越好，她經常要擺到十點多。媽媽擺攤的旁邊是一個書攤，老板很好，所有的書我都可以看。所以，每天寫完作業沒事幹，我就去書攤上開始翻，相當於課外閱讀是以這種方式實現的。
那時候閱讀的內容極其豐富，不是被強迫的，而是來自於公共世界。我媽也沒說讓我去看書，她沒有時間管我，我就被扔在那裏，只能自己去找事做，其實復制了我在童年時代的自由探索。
好多童話我都讀了，《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還有中國四大名著的小人書，就像海綿吸水一樣，只要有字、有畫的我都看。言情小說也看，有些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是很濫俗的情節。我還愛看《故事會》和《故事大王》，借著路燈和書攤上的光，全都看完。對於孩子來講，那些書是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的，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原野，書的原野。
今天我們看到的童話，很多是被挑選和精簡過的，怕傷害到小孩子的心理，留下的都是最美好、最童真的，王子和公主永遠在一起。但其實，很多童話的原版是包含所謂的黑童話的，我看過很多很無奈、很悲傷的故事，包括《賣火柴的小女孩》和《美人魚》這樣的故事，其實也是很悲傷的，你會知道不是所有的努力、付出和愛一定會得到好的結果，很樸素的道理，小孩子不會用這些話總結，但是很早就從故事裏體會到這個世界的無奈和復雜。
後來，進了社會這所大學，我對讀書、學習這件事情有了雙重的熱愛。只有真正體會到討生計的困難之後，才知道讀書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一方面它能實現你的價值，另一方面只有在這個時候，你是最自由、最平等的，在這裏沒有人會歧視你，你可以獲得心靈意義上最大的馳騁，價值也會有最大的體現。
在北大、北師大，我開始接觸到了教育社會學，了解了教育公平的概念，一下子就被它迷住了，我開始進入到一個學術領域做探索。
當年的北大十分包容。我同班的同學裏，有一個是從贛南師範學院考進來的，有一個是在東北財經大學學經濟學，畢業之後在中關村電子城賣電腦，漂了三年又重新考進來的，還包括一個從來沒有上過高中，高中和本科都是自考，在小縣城郵局當職員的。現在已經幾乎沒有這樣的人了，碩士基本是保研，而且是名校保進來的。
現在有個詞形容我們叫小鎮做題家，我其實很不喜歡這種說法，它延續了兩種對於底層子弟的偏見，一種認為他們很平庸，沒有什麼才華和天賦，就是靠吃苦耐勞，靠一遍一遍地刷題成功的；另一個就是會認為他們就是為了翻身，為了以後能有個好的工作、好的經濟收入、好的階層。總之，既認為他們是平庸的，又認為他們是功利的。
當時，我們這些所謂的小鎮做題家在幹嘛呢？在探索社會生活，在國家圖書館讀一些社會變革的著作（笑）。北大有一個平民學校，當時在做平民教育，針對學校內部的保安、工人、食堂師傅的夜校，我們去做誌願者；那時候還經常會去後八家，後八家在拆遷之前，是北京最大的電子垃圾集散地，聚集了很多做電子廢品收集和買賣的最底層的工人和最早的流動兒童，我們去那裏的打工子弟學校考察、上課。
上質性研究課的時候，陳向明老師把北大的保安請到了講臺上做訪談。陳老師屬於頂尖高校的大師級人物，把一個在經濟意義上屬於最底層的保安請到了課堂上，平等地對話、訪談，那個場景對很多有點理想主義的學術人來講是非常美好、非常感人的。
我們這群人雖然學業成績不是最頂級的，成長比那些北大學生更慢一些，但是我們都在社會生活的探索當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這些年觀察年輕人的生活，發現會有兩種分化，一種在被規訓的生活裏長大，走向了安分守己的規矩的生活；另一種在探險的世界裏養成，選擇了自由探索。
第一種其實並不是說他不想，是人就會想，但是呢，我們的公共世界或職業生活沒有給他提供可以發揮力量的機會。我今天在看一本書，叫作《狗屁工作》，它就講，現代社會生產出的一些工作是毫無意義的工作，而你又不得不靠這些工作來維持生計，這就導致了我們的工作跟我們的精神生活、娛樂生活的分離。只有一部分人是幸運的，比如我覺得我也是幸運的，能在某種意義上，把職業生活跟我的興趣生活結合在一起。但即使是我這種學術生產工作，看似是創造性的生產，也存在極其多不得不去做的一些無聊的雜事，使人不得不退回到一個安穩就好的狀態。而那些從真空裏長大的一個小孩，會變得怕這怕那，不敢去冒險，不敢一個人去攀登，所以安安穩穩就好了，安安穩穩過一輩子。
我最近在寫一篇文章，講的是規訓和抑郁之間的關系，別以為追求安分守己的生活就能開心，其實第一種人大概率會走向抑郁，不是抑郁癥，但是會抑郁，也叫倦怠，他們內心有很多隱秘的、被壓抑的情緒。
我始終覺得我很幸運，在自由探索中找到了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我愛讀書，我在書裏找到了可以擺脫把我困在一個鬥室裏面的女性身份限制的力量。它可以讓我做無邊的想象。馬伯庸之前說過的一件事讓我印象很深，當時他在帶孩子，孩子在他懷裏哭，然後他望著窗外，一方面聽著兒子在哭，一方面腦海裏已經開始展現出一個英雄拼殺的世界——他在構思故事——就是你始終有兩個世界可以來回跳躍。當我在這個家裏很痛苦，在世俗裏被這些愛恨情欲糾纏，但是有一個書裏的世界，或者說更大的公共世界，讓一個女性可以施展力量。
安超（右一）在博士論文答辯後
但是這種自由闖蕩的人也有風險，有不易，尤其像我這樣的人，可能會有更大的風險。第一種他可能不失敗，可能一直中不溜秋的，也沒有成功的驚喜，但第二種，像我這種從底層走出來，始終又帶著理想主義的人，生活就像走鋼絲，你根本就不敢回頭看，因為一回頭看就掉下去了，你知道後面是什麼樣的境況。我們這群人跟一個有優渥的家庭支持的人更不一樣，我們所冒的險要更大，我們自由探索的代價會更大，可能一不小心掉下去，就再也起不來了。
傳統
碩士畢業後，因為一些家庭變故，我選擇工作了幾年，攢夠應對變故的積蓄之後，我就又想讀博了，因為我真的想要當一個老師。我覺得我這一路能夠支撐下來的，改變我命運的都是老師。所以我也要做學術，然後要當老師，當一個像一路基於純粹的愛而支持我的老師一樣的老師，成為講臺上最有魅力的那個人。
可能是延續了兒時的自由探索，我在一些重大事情上都遵從了自己的內心，沒有給自己設限。上高中的時候，奶奶想讓我輟學嫁人、找工作，我還是想繼續上學；大學報誌願時，他們都想讓我留在山東，離家近，畢業找個人嫁了，多好，但我選擇了武漢；包括後來辭職讀博，也是辭完告訴家人的。
博一那年，我懷孕了。因為當時在北京沒有錢，也沒有房子住，生孩子各方面都不方便，也沒有人照顧。我說那我就回老家生產、坐月子吧。回山東的時候，那些傳統的東西其實就又回來了。
山東的習俗是，女人回家坐月子會給家裏帶來晦氣。我們現代人可能不會理解這件事情，但在傳統習俗裏，來月經的女人、坐月子的女人是非常不吉利的。
社會習俗會在什麼時候讓你感覺到它的力量呢？不在你遵守它的時候，而在你觸犯它的時候。作為一個女性，我上過北大，又為家族做了那麼多貢獻，但你覺得你這幾十年的奮鬥和付出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有一句話叫做身體的康健抵不過社會性的瓦解，我經歷了社會性瓦解，因為最愛我的人把我拋棄了。大概就在那一刻吧，我覺得失去了世界上最有力的、根源性的歸屬和支持。
父母可能也很痛苦，因為他們處在這樣一個拉扯的關系當中。但凡他們可以，他們就不會讓你這樣，他們也是無奈。我高中的時候，因為家裏很窮，奶奶想要讓我輟學，早點嫁人，假設我媽當年同意了，我就是另外一重人生。但是我媽當時覺得我成績也還好，而且喜歡上學，就沒有讓我輟學。其實她如果同意了，負擔會減輕很多，但她還是選擇用自己的犧牲來成就我。只不過在坐月子這件事情上，在社會壓力之下，她還是遵守了傳統。
所以真的很荒誕，你很難想象，一個現代女性，一個女博士，還是搞性別研究的，經濟上已經走了一大步，但面臨婚姻和生育，面臨坐月子，還是要忍受這些，她甚至不能夠撼動這個習俗在當地的任何的改變。
圖源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
而且，我發現在性別問題上，雖然男性是根源，但他不是一個直接的施力者，壓榨女性的從來都是女性，這就是吊詭的地方。你看那些宮鬥劇，她們會圍繞男性而轉，但是男性絕對不是那個施害的力量，男性不參與這些事情的，直接的施害者肯定會是女性。男的都在外面呢，他在另外一個公共世界裏拼殺，在這個家庭他參與得很少。真正落到細微的生活、落到事兒上，是奶奶在照料我們，也是奶奶更多地責備我，反而是爺爺對我更好，在我離家出走的時候，也是爺爺騎著自行車把我追回來的，奶奶反而是把我趕出去的力量。在這件事上，說這句話的人也是媽媽。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重男輕女的力量很多時候是由女性發出的。
這些痛苦讓我重新思考性別問題，思考拉扯孩子到底是件什麼事情。女性在生育時所遭遇的極端無助和痛苦的困境到底該怎麼辦？當時正好是寫博士論文，我就打算以拉扯孩子為題。家庭是一個很復雜的場，我不太想反抗或者說指責我的母親，但很想用這本書去撼動更大的反思吧。某種意義上在說，一個女性在那樣一個力量下成長起來是多麼的不容易。
超越
鄭新蓉和陳向明是我在女性主義研究方面的兩位老師，在我特別痛苦的時候，她們領我走了一趟甘肅。在甘肅的上空，我看到裸露的黃土地，感覺好像進入到了一個異世界當中。90年代初，她們在參與甘肅基礎教育改革項目，在甘肅最貧困的四個縣支教，去做教育改革，參與式教學，去支持第一批甘肅女童，努力降低甘肅女生輟學率。
那時，她們大概每周都要飛一次甘肅，一次可能要待三到四天，去到甘肅最窮的地方，比如積石山，那時候根本就沒有路，可能一天的時間大部分都要花在路上，在最冷的時候還要冒著生命危險。到村裏面，給當地的村小老師做參與式培訓，修建校舍，給殘疾人做融合教育設施，還有專門做社會性別教育的，敲開當地每一家農戶的門，問你們家的女孩有沒有上學，輟學了，想方設法說服家長把她們送到學校。當時有一個女童叫康蘭蘭，是一個孤兒，就是在這個項目裏面上了學，讀了書，後來留下來成為當地一名鄉村老師。
看到她們你就覺得，哇，在社會結構對女性有如此大的壓制和強迫的困境裏面，很多女性讀書、上學，在經濟上改變自身命運已經很不容易了，但還是有很多女性在不斷探索和超出這個天花板，衝破女性身份，探索自己能力的邊界。我還能不能做得更好？能不能改變更多人的命運？能不能改善教育公平、社會公平？那種感覺特別吸引我。
你見過了真正偉大的女性（笑），那些人走出了家庭，在公共世界裏大放異彩。所以，又一次是公共世界的女性把我拉回到公共世界當中，就不再只是為我個人那點東西而痛苦。
確實在一開始寫論文時我的宣泄欲和傾訴欲是非常之強的，因為我特別痛苦，很想找一個出路，所以我自己的故事在論文第一稿裏占的篇幅很大。
現在好多自我研究也是這樣，講述我們這一代人長大的心理代價，吃了多少苦，但是我在書寫的時候，為什麼把我放得越來越少，後來就不見了，只在前言和後記裏有，是因為我發現父母更苦，他們所承受的社會不公的力量比我們更加強。越寫他們，會越發現自己的苦真的不值一提，所以最後就變得很克制，更多地寫他們：我的祖輩、父輩甚至兄弟姐妹，而自己退守在一個更小的角落裏。
鄭老師不斷跟我說：要超越自我經歷，要看到你的母親，她對你的傷害不是因為她不愛你，因為當年她可能也是這樣的。每個人都在受苦，訴苦是沒有用的，不要只是宣泄情緒，要超越個體性的、祥林嫂式的自我敘事，和更大的公共世界對話，真正從文化和制度意義上去為這樣的一群人找出路。
其實後來我去訪談我的母親，她生我弟弟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因為是超生，她都沒有在醫院，就在一個小屋子裏面，接生婆來給她接生的。每一個女性都在她的年代裏承受社會結構對於女性的傷害和創痛，我產生了走出自己、看到更多女性和母親的想法。
自我研究其實是一個行動研究，最困難的是研究自我內心深處的創痛。所有連接創痛的那些人，你都要去跟他勾連，去訪談，其實會觸到自己的傷痛。走出這一步實際上是一個行動，通過這種行動再去寫，是行動中反思的路徑。我要回到那個一生都在逃避的小家庭世界裏面，回到那個我特別不想見的父母吵架的情景當中，我甚至還要把他們當年吵架的情景講出來，說：媽，你們當年為什麼要吵架？其實都是一遍一遍地撞擊你，是很痛苦的。但不論我多麼生氣，都要慢慢聽他們講完，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很療愈的，然後才是書寫，書寫就是一個重構和反思的過程，然後又超越，從情感上超越了這一段經歷。
我從小就會體會他們的辛苦，但是這種理解僅僅是知道他們辛苦而已，還糾葛了很多的埋怨，比如埋怨他們無法給我更好的經濟條件和文化條件，埋怨他們永遠在吵架，裏面實際上是有恨的。
這次不是以女兒的身份，而是以同樣的女人和母親的身份，而且是一個公共人、一個學者的身份，開始看她。我不只把她當作我的母親來看，她是無數的社會結構裏面承受過痛苦的女性之一，我好像能超越這段痛苦的經歷了，對她就會有更多的原諒和更多的理解。
對我來說可能不是和解，理解比和解更重要，理解了也不代表我跟你握手言和，只是說，我們互相理解了當年對對方的傷害，理解了你當時的處境和痛苦，但並不代表這個痛苦沒有在我身上留過痕跡，也不代表我們互相原諒對方了，只是我相信未來還有希望，還可以有更多創造和擁抱希望的可能性。我從來不是想宣泄自己的情緒，而是代際上的互相理解吧。我從來不是想要做自我和解，真正的自我和解是幾代女性之間的互相看見和握手。
訪談完她之後我就發現上一輩的母親、老人原來是這樣的，所以我就從女性的生育和養育經驗、拉扯孩子的經驗回溯到了每一代人是如何長大成人的，越寫就越理性，越寫就越覺得超越了自己。
那一代父母會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理解我們年輕人，因為我們已經受過了高等教育，已經有反思性，但是他們還在那個世界裏痛苦。我覺得我是年輕人，我先走出了這一步，不僅從個人角度上，說爸爸媽媽我覺得你們當年很厲害，很辛苦，我用整本書來告訴他們，向全世界宣告你們也承受了很多的不公。
圖源電影《小偷家族》
回望
我上高中時有個很虛榮的階段，自尊心特別強，學習好已經不足以在同伴中挺直腰板，總希望自己能像那些家境好的女孩子一樣，穿得漂漂亮亮的。那段時間我喜歡上了一個男孩子（笑），你知道，第一次愛上一個男孩，這個男孩家境也好，人長得也俊，又很有教養，而我就是一個醜小鴨，又笨拙，又沒有魅力，總覺得自己配不上他，會陷入無限的自卑當中，而這種自卑會讓我回避一切，包括父母，整個高中，也從來沒告訴過別人我的父母做什麼工作。
後來上了大學，讀了那麼多的書，對性別、對階層、對公平這件事情有了更多的理解，會對自己有思考，人被拋在這個世界上，我被拋在這個家庭，但是我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也就不再因為他們的勞動階層身份而自卑。
就像夏林清老師在《鬥室星空》裏寫的：盡管完全熟悉使用都市文化資源及符號的方法，很少還能在我身上看到來自鄉下在勞動家庭長大的痕跡……實在不敢回頭與我的原生家庭相認……忘掉從前，我就只會記住，我一直都是一個充滿幹凈、快樂、有品位、希望的中產階級。但你不回看，就解決不了這些困擾，你不解決它，它就永遠在那裏。
底層的小孩什麼時候才能夠從文化意義上承認底層生計是值得尊敬的？不僅是經濟上養活了你，而且父母無論是做農民，做磚瓦工還是其他，都是自食其力。但這個社會在不斷告訴你歧視這樣的人。
在梳理整個家族養育史的時候我發現，勞動文化在我們中國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以前有地位極其高的時代，像我爺爺奶奶那一代，就是勞動光榮。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轉變呢？就是從吃農業糧和吃國家糧，開始有了文化意義上的分別，勞動文化就沒有那麼受到尊重了。
安超拍攝的爺爺的手
一方面勞動收入已經遠遠少於腦力勞動，在文化意義上，其實它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受尊重。比如經常有新聞說有一些穿著比較邋遢、骯臟的建築工人，進地鐵的時候都不敢坐在那個椅子上面，我特別理解那種從事體力勞動，從事臟活累活差活那種不體面勞動所帶來的自卑，因為我有過年少虛榮的時候，我作為一個女兒都不能認可媽媽做這種勞動。我媽當時該多傷心。
到今天我們其實還沒有形成全社會對於勞動價值的認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是一種分工，但是它不具有文化意義上的貴賤高低。在很多歐洲國家，其實職業勞動或者是說藍領的收入是不一定低於白領的，是根據你的興趣和天賦進行的分工，如果我們有一天真的實現了這一點的話，教育焦慮什麼的就沒有了。
80後的成長階段處在現代化的轉型期，所以這代人所承受的文化碰撞是最激烈的。所以這代人會產生獨特的矛盾性人格和存在性焦慮：他們追求中產社會的體面，但時刻面臨著階層回落的恐懼；懷念田園牧歌式的鄉土浪漫，但生活在摩肩接踵的城市空間；驕傲於自己白手起家的努力奮鬥，但要飽受他者對底層出身之原罪的歧視，孤獨和怨恨是深植於內心的情緒。
這種焦慮也直接反映在育兒上面。不想讓孩子回落到體力勞動階層中，希望他們學業有成，同時希望他們聰明、優雅，於是想要給他們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紛紛投入到激烈的育兒競賽中。在教育充滿焦慮的背景下，很多家庭會出現矛盾。年輕人崇尚中產趣味的育兒模式，上一代人則保留了傳統的育兒經驗，其實現代教育不是完美的，傳統教育也不是一無是處的。最開始我也會和婆婆吵，但現在我家小孩基本是放養的。
最初我也是，覺得婆婆的方法不科學，所以要全部依賴育兒書，什麼時候加輔食，多長時間餵一次，餵多少等等。婆婆說煮個小米粥一樣可以照顧得挺好，我就說不行，要去買那個牌子很有名的米粉。但現在就會把更多權力給她，很多來自於經驗的育兒方式其實也挺有道理的，我會以合作的態度來做這件事。
我從性別談到階層，然後又談到了人性，最後想說明的是什麼呢，這些勞動人民也非常有人性和文化，他們既有人性的閃光也有文化上的純粹精神，只是我們今天沒有發現和忘記了。
前段時間我看到一個視頻，視頻裏一個上本科的女孩子自我介紹說，我的父母是收垃圾的。她說得很坦然，結果贏得了尊敬和稱贊。我特別喜歡那個視頻，看得嘩嘩流眼淚。如果她是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對於父母的理解，真正承認底層文化，那我就是用這本書吧。現在回想我年少的虛榮，尤其是當我有了孩子，體會到找生計是如此之艱難，我從內心深處覺得欠父母一聲對不起，我覺得這本書是一個遲到的家書，也是對底層勞動父母遲到的歉意吧。
安超拍攝的《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