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已故的母親和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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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燕

2011年4月24日,法國新浪潮女星瑪麗-弗朗絲·皮西爾(Marie-France Pisier)在南法家中去世,享年66歲。屍體被鍛鐵座椅壓住,沈在泳池底部。屍檢顯示,死者肺中並無進水,不屬於溺水身亡。警方調查相繼排除自殺和他殺,將案件定為意外身亡。突發昏厥或心臟病?但壓在死者身上的椅子,怎麼也說不通。

流言蜚語不少,隨著女明星消逝,也漸漸沈寂。

瑪麗-弗朗絲·皮西爾(Marie-France Pisier)

十年後,法國人紛紛議論起這樁懸案。今年1月7日,死者的外甥女卡密爾·庫什內(Camille Kouchner) 出版新書《大家庭》(La familia grande),講述孿生弟弟曾被繼父奧利維·杜哈梅爾(Olivier Duhamel)性侵。只言片語間,點出女明星去世前的異常:她得知外甥遭遇,同無動於衷的姐姐艾芙莉娜·皮西爾(Évelyne Pisier)翻臉,並吵嚷著要捅出去。兩人是“六八一代”女權姐妹花,手足情深,誌同道合,晚年竟因這事分道揚鑣。

“意外身亡”發生,家醜沒外揚,只在巴黎精英圈內部流傳。隨後十年,繼父杜哈梅爾則老當益壯,官運亨通,扶搖直上。直到《大家庭》一書出版,並登上暢銷書榜。社交網絡上,湧現“我也是亂倫受害者”(MeTooInceste)運動,千百人打破禁忌,講述幼年被親人性侵的經歷。

2020年,法國“直面亂倫”協會調查顯示,670萬法國人遭遇亂倫,其中78%受害者為女性,涉及各個社會階層。全球反性侵浪潮下,公眾對亂倫話題依舊諱莫如深。《大家庭》引爆輿論,亂倫的討論場域從倫理禁忌轉向社會醜聞。庫什內的個人誌,也是一部“六八一代”父母的家族史,映射出法國近半個世紀裏,對性自由及其邊界的探索和反思。

“大家庭”和小社會

庫什內今年45歲,是勞動法律師,也在大學任教。父親貝爾納·庫什內(Bernard Kouchner)原職醫生,曾擔任法國外交部長。繼父杜哈梅爾做過歐洲議員,精通憲法,進入高校,掌握名校巴黎政治學院財權。母親皮西爾是政治學教授,左派踐行者,心向革命,和古巴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有過一段情。

這是“六八一代”典型知識分子家庭。庫什內有個哥哥和孿生弟弟,三人年幼時,隨母親跟繼父生活。父母開明,沒架子,對待子女,持平視姿態。談起性事,也百無禁忌。庫什內從小直呼父母姓名,聽著他們韻事長大。長輩關心她性經歷早晚多少,並同自己當年比照,無形中給她施加不小的壓力。

八十年代,每年夏天,庫什內家人好友結伴,到南法休假。繼父是高官之後,在濱海小鎮薩納裏繼承一座莊園。石墻紅瓦的別墅邊,橄欖樹郁郁蔥蔥,鳥語鶯鶯,如同“世外桃源”。好友幫裏,隨便拎出任一個,都是有頭有臉的人:哲學家、電影制片人、知名學者、明星律師和內閣部長。他們聰明健談,瀟灑幽默,每年夏天,都來薩納裏莊園度假。曬曬太陽,喝酒尋歡,同時不忘指點江山。

奧利維·杜哈梅爾(Olivier Duhamel),曾擔任國家科學政治基金會(FNSP)和世紀俱樂部主席

這是繼父口中“大家庭”,也是上一代左派精英的縮影。法國《世界報》指出,“五月風暴”發生時,他們大多二十歲,正當青春年華,向往南美革命的浪漫主義。左派精神和理想主義,鑄就了後來的友誼,鞏固了各自的人脈。

這“世外桃源”裏,沒太多世俗秩序。友人勾引保姆;年輕小夥子被送入年長女人的懷抱;繼父當著母親面跟朋友妻子搞在一起;母親托朋友給大兒子破處;小孩子在父母面前模仿做愛場景...... 長大成人,庫什內歷數往事,覺得有些不妥。但那時,她只是個十來歲小姑娘,樂呵呵地看著周圍一切。正如書中所寫:“每年夏天,父母們歡聲笑語,孩子們自由玩耍。”

自由亦或革命,成為家長裏短,形而下的話題。女性有選擇伴侶的自由,子女有決定入睡時間的自由,父母也有在泳池裸泳的自由。小到是否母乳餵養,也要打著自由的旗號:庫什內記得女兒出生,母親前來問候,看到她母乳餵養,大驚失色。母親說:“有人逼迫你餵奶麼?你不擔心丟失自由?”庫什內說:“我喜歡餵奶,這跟意識形態無關。再說,母乳餵養也是我的自由。”

一直以來,自由本身似乎由父母定義——像成人一般生活,才是真正的自由。13歲時,孿生弟弟戰戰兢兢,半遮半掩,告訴庫什內自己的秘密,她的第一反應竟是:“繼父這是在教你,我們又不是放不開的人。”但弟弟還是疑惑,繼父幾次進入房間,同他發生關系。這正常麼?所有家庭都這麼做?這也是一種自由麼?

這件所謂“放得開”的人才會幹的事,持續了近兩年。庫什內花了很長時間,弄清事情原委,並答應弟弟,一同堅守秘密。二十多年,她被謊言和噤聲折磨,平添不少負罪感。這對孿生姐弟相繼成為父母,2008年向家人袒露真相。大哥、姨母和生父聽後,大發雷霆,同繼父撇清關系,但唯獨母親除外。繼父供認不諱,她選擇原諒,又怪女兒沒早告訴她。母親說:“整個過程,沒有暴力。你弟弟又沒被強迫,我丈夫沒做什麼出格的事。是你弟弟讓我戴上綠帽子。”

“大家庭”成員,都相繼知曉,有人同繼父漸行漸遠,有的則不以為意,但沒人敢去捅破這層窗戶紙。“左派和布爾喬亞家庭,家醜更不可外揚。”她在書中分析道,“大家庭”保持沈默,並非只是懦弱。沈默本身,也是通向這個精英團體的鑰匙和證明。

2017年母親去世,享年75歲;2020年繼父順利當選世紀俱樂部(Le Siècle)主席,這家精英聚會團體以篩選嚴格著稱,在法國縱橫政經,權傾朝野,極具傳奇色彩。

法國刑法222-31-1規定,長輩、兄妹、叔舅、姑姨以及以上四種身份的伴侶實施性侵,都屬於亂倫;222-24條規定,強奸施暴者為長輩或監護人最多面臨20年監禁。2018年,法國新法規定,性侵報案時效,從受害者成年開始計算,由此前的二十年增至三十年,但新法不具可追溯性。作為法學教授,繼父很清楚,即使警方參與調查,他現在不會遭到任何法律制裁。

從禁忌到醜聞

法國人類學家桃樂絲·杜斯(Dorothée Dussy)走訪過多位亂倫施暴者和受害者,2013年出版《亂倫紀實:征服起源》。她接受法國《解放報》采訪指出,二戰以來,西方社會5%到10%的兒童遭受亂倫性侵,該比率並未跟隨社會階層或時代更疊而改變。即使1968年後,法國經歷性解放運動,社會風氣改變,亂倫比率並未發生變化。她說:“不管兒童遭遇多少侵害,社會仍會正常運轉。導致社會運轉脫軌的並非暴力本身,而是被揭發,最終浮出地表,可見的暴力。”

卡密爾·庫什內(Camille Kouchner)與《大家庭》書封

《大家庭》出版,在政壇民間,皆引發震蕩。杜斯的解釋,似乎在杜哈梅爾事件中,得到驗證。

1月4日,杜哈梅爾辭去國家科學政治基金會(FNSP)和世紀俱樂部主席職務。他的親信被殃及池魚:前政府總秘書長、現巴黎大區行政長官馬克·吉約姆(Marc Guillaume)辭去杜哈梅爾掌權的多個機構;前司法部長伊麗莎白·吉古(Élisabeth Guigou)放棄擔任亂倫獨立調查委員會主席一職;巴黎政治學院校長弗雷德裏克·彌雍(Frédéric Mion)遭到在校學生抗議。

同時遭波及的,還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前總理愛德華·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兩人密切關註事態發展,唯恐引火上身。《世界報》指出,杜哈梅爾是愛麗舍宮常客,馬克龍推出“反分裂主義”法案之前,便曾征詢過他的意見;他同菲利普多名親友交好,其中包括地方議員蒂埃裏·索萊爾(Thierry Solère),後者承蒙杜哈梅爾推薦,才成功擠入世紀俱樂部。

1月16日,“我也是亂倫受害者”詞條,登上法國推特熱搜。短短百余字符,筆法簡潔克制,直抵背後那些不為人知的秘密:“5歲那年,我被母親的兄弟侵害,余生生活在黑暗中。一秒內,我仿佛變成百歲”;“我6歲,在閣樓裏,一切都完了”;“5歲,我叔叔”;“我7歲,他70歲,是我爺爺”...... 幾十年過後,很多受害者依然無法走出陰影。

也有受害者訴諸媒體,公開家族亂倫往事。1月25日,《世界報》報道,法國知名制片人傑拉爾·魯文(Gérard Louvin)的外甥指控稱,自己年幼時,曾遭舅舅及其丈夫性侵。2月3日,法國老牌演員裏查德·貝利(Richard Berry)女兒科裏納·貝利-羅特曼(Coline Berry-Rojtman)公開指控父親的不倫行為。這兩起事件中,被指控者紛紛否認指控。《大家庭》作為導火索,引發公眾熱議。作為社會現象,亂倫話題的討論範疇,逐漸從倫理禁忌轉向社會醜聞。

其實,庫什內並非法國打破亂倫“沈默文化”的第一人。

1986年,44歲愛瑪·托馬(Eva Thomas)撰寫《強奸背後的沈默》一書,並接受電視采訪,講述自己15歲被父親性侵的經歷。按照節目慣例,她回答電視觀眾電話提問。她本意希望受害者不再感到羞恥,卻聽到不少匪夷所思的問題。一個醫生說:“我愛上了繼女,家人都知道,也認可。你為什麼給我們這樣的家庭添堵?”;一個工程師說:“我每天都跟13歲的女兒發生關系,你憑什麼妨礙我們幸福?”另一個技術工人問:“亂倫的邊界在哪裏?我女兒10歲,我喜歡撫摸她,我想知道這些欲望是否有罪?”......

托馬曾解釋稱:“只要提及亂倫話題,似乎都會幹擾到他人,繼而遭遇社會集體否定。打破‘沈默文化’,都是暫時的,社會很快遺忘,並再次集體否定。我們需要不停談論。”

法國作家或學者,也一直試圖剖析亂倫行為。著名作家克莉絲汀·安格(Christine Angot)年幼被父親性侵,數本小說皆以亂倫為主題,例如1999年發表的《亂倫》,或2015年發表的《不可能的愛》。在她看來,亂倫受害者面臨一個悖論,他們希望講述自己的經歷而不得。因社會研究和個體認知相對缺失,單從語言學層面講,受害者便缺乏表達工具,無法獲得認同。

自中世紀起,亂倫在西方便是禁忌話題。為數不多的公共討論中,亂倫的施暴者和受害者,總有一方會被妖魔化。法國歷史學家安娜-埃馬努爾·德瑪提尼(Anne-Emmanuelle Demartini)解釋說,亂倫涉及社會核心組織單位——家庭,證明亂倫成立,尤其需要過硬證據。時至今日,亂倫很難被證實。

正如法國《費加羅報》一篇文章指出:“亂倫令人生厭,但鮮少產生受害者。因為受害者不會表明身份。或一直以來,他們的聲音太過微弱?”

當舊秩序遇到新世代

1月19日早6點,《世界報》5.2萬訂閱讀者收到“世界報每日簡訊”電郵,其中包括一副調侃漫畫。畫上兩只企鵝喋喋不休,其中一位說:“我的父親是變性人,變成我母親,她的妻子收養了兒子,如果我被這個非親兄弟侵犯,這是亂倫麼?”

作者是法國插畫家塞澤爾·高爾斯(Xavier Gorce),2002年簽約《世界報》,每日提供一副畫作。筆下的兩只企鵝熱愛點評時事,每每辛辣刻薄,又愛異想天開,為他贏得一眾粉絲。但這幅漫畫發出,社交媒體一片嘩然,在《世界報》采編部同樣引發爭議。有記者認為,漫畫對待亂倫議題太過輕佻,和報紙深度新聞報道背道而馳;此外漫畫利用變性群體制造幽默效果也多有不妥。

《世界報》網站保留漫畫原稿,但19日當天,報社總編卡羅琳娜·莫諾(Caroline Monnot)發表致歉聲明。高爾斯不滿報社處理方式,第二天宣告辭職。言論自由亦或出版責任?“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明星或名人因一句話或一個行為遭遇網友抵制)當道,是否矯枉過正?社會弱勢群體對優勢群體不斷抗爭背景下,如何解構並消解既存的“幽默暴力”?評論者因性別、世代、立場、身份認同亦或意識形態不同,會做出不同的解讀。

2017年全球湧現#Metoo反性侵運動,受害者打破“沈默文化”,質疑社會既定秩序。“高爾斯事件”引發爭議,風頭甚至掩蓋杜哈梅爾亂倫醜聞。這與其說是言論自由及其邊界之爭,不如說舊有思維模式,面對新世代思潮“奪權”,引發的困惑與陣痛。

處於同樣困惑和不甘的,還包括法國作家布裏埃爾·馬茨涅夫(Gabriel Matzneff)。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在法國文壇小有名氣,曾在多部個人隨筆中,描寫自己同十幾歲青少年發生性關系,對戀童行徑直言不諱。文學評論家熱衷強調他的文采,借用享樂主義概念為其惡行正名。2013年,他甚至獲得法國雷諾多文學獎(Prix Renaudot)散文類大獎。

同一事件,視角不同,敘事會有天壤之別。當年“十幾歲青少年”之一——法國作家兼出版人凡妮莎·斯普林莫拉(Vanessa Springora),2020年1月出版新書《兩廂“情願”》(Le Consentement),以細膩的筆觸,講述自己14歲同50歲的馬茨涅夫相遇、“相愛”、發生關系、身心重創到自我重建。斯普林莫拉剖析三十年來的心路歷程,質疑青少年同成人發生性關系,所謂的性同意是否有意義。這是斯普林莫拉的個人成長史,同時揭露法國性解放語境下,文藝圈內部對戀童和性侵等犯罪行徑的放任和寬容。

《兩廂“情願”》出版後,法國出版社停止印發馬茨涅夫的書籍;法國《觀點》雜誌停止同他合作;政府取消他的年老作家國家補助;巴黎市負責文化事務的副市長克裏斯托弗·吉拉爾(Christophe Girard)曾同馬茨涅夫交往密切,也在抗議聲中下臺。

斯普林莫拉認為,#Metoo運動引發一場革命,社會更側重傾聽受害者的聲音。她的新書引發熱議,同時證明“文學可以推動社會進步”。

34歲的法國記者夏爾羅特·普德洛夫斯基(Charlotte Pudlowski)同樣受到#Metoo啟發,從語言中尋得力量。她和母親無話不談,但8年前才得知,母親10歲曾遭生父性侵。2020年,她制作6集音頻紀錄片,從母親講起,追尋亂倫行為遭噤聲的起源。在她看來,噤聲背後涉及三層原因,首先是施暴者威脅,亂倫受害者不敢聲張,並以此為恥;此外家庭本身“沈默文化”深重,受害者會將侵害內化;社會無法正視這一結構性問題,缺乏對亂倫議題的公共專業探討。

普德洛夫斯基母親曾說:“聲張出去,太冒險了,最後可能被整個家庭唾棄。”

庫什內記得,鼓動弟弟告知家人時,她差點成為眾矢之的,弟弟怪她多事(新書出版獲得弟弟同意),哥哥怨她不早說,母親說她得對這些年的沈默負責,“大家庭”成員也指責她殘酷,跟母親對著幹...... 唯有曾是大明星的姨母在身邊勇敢支持她,希望將醜聞公開。

法國《觀點》雜誌評論稱:“瑪麗-弗朗絲·皮西爾去世本身,無形之中,也為醜聞曝光貢獻最後一份力量。死亡疑點太多,警方發起調查,她跟姐姐的通信,事無巨細都有司法備案。她似乎以這樣的方式,向世人高呼:‘快看,快看啊’。”

2011年4月30日,這位曾被譽為“特呂弗繆斯”的一代影壇偶像,在南法家族墓地下葬。那是個周六,陽光明媚,親朋好友皆到場,唯獨她的姐夫杜哈梅爾缺席。

責任編輯: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