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來，患聾啞的陳秋菊第一次走失，在自己經常出沒的集市。
9月6日上午，她像往常一樣，去三十鋪鎮趕集，返途中，從不坐班車的陳秋菊跟著熟人一起上了車。中途，熟人下車探望兒子，她也趕緊下了車，卻定在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
六安市金安區三十鋪鎮，G312主幹道上，車輛呼嘯而過。陳秋菊開始嚎啕大哭，來回踱步。不久便引起了附近工廠一位保安的註意。
幫尋親屬的過程並不簡單，何況是這樣一位不能給出任何信息的聾啞老人。
保安報警之後，民警隨即趕到，並按照老太手指的方向，詢問沿街民眾、派出所和居委會，兩小時過後，一無所獲。唯一能做的，就是將老人暫放在六安市救助站。
“我們也很為難，我們嘗試讓她寫字，也還是不行。”救助站蔡老師想盡了辦法，也無法獲得老人的任何信息。最終，按照慣例，只能拍了照片，將基本的信息——編號、年齡、性別、走失地點、特征描述和聯系方式等整理傳給我們今日頭條公益尋人項目組。
我們的工作人員趕緊核實了信息，並將陳秋菊的尋親信息彈窗給了六安市部分的今日頭條用戶。幸運地是，下午1點左右，她的外孫女正好看到了我們APP上發布的這條尋親信息，發現正是自己走失的外婆；在信息發出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裏，陳秋菊便安全回了家。
陳秋菊是幸運的。老人走失是全球公益組織關註的議題之一，而像陳秋菊這樣的聾啞老人走失後，由於言語存在問題，很多都不知所蹤。
2016年2月21日上午，元宵節的前一天，70歲的張正君在四川成都簡陽市走失；張正君在很小的時候因為生病吃藥，導致一輩子聾啞。遠在貴州的小女兒張會在得知消息後，火速趕往簡陽老家，與姐姐一起，動員一切力量上街尋找，無果。後來，他們報案，貼海報，咨詢救助站，填寫尋親網信息以及尋求我們的幫助，而一年多過去了，張正君老人依舊下落不明。
（女兒張會清楚地記得，父親走失那天，他戴著黑色毛帽、黑眼鏡，穿著深色夾克和藍色的褲子，腳穿毛皮鞋。一年了，她們希望父親早點回家。）
張會在找自己的父親，山東曹縣的七旬聾啞老太李朝英（新身份證姓名）卻在尋找自己的親人。1986年，李老太可能被人販子拐賣，脫身後流落到山東菏澤曹縣，被當地一戶人家收留。三十年來，李老太時常比劃，說自己家裏有子女，想要回家；她會比劃著老家的人喜歡吃臘肉，種了很多花椒，也會吃南瓜花，下地幹活的時候會把孩子用背帶背著。2017年6月，我們幫助李老太發布了尋親信息，三個月過去了，也沒有人來接李老太回家。（七旬聾啞老太30多年到山東，如今想回家卻不知家在哪裏，疑似雲貴川一帶人）
（20年前流落到山東菏澤曹縣的七旬聾啞老太李朝英。）
據統計，我國聽力殘疾人約有2057萬，居視力殘疾、肢殘、智殘等五大殘疾人群數量之首，占中國人口總數的1.67%。而針對聾人的特殊教育雖然在目前得到了長足進步，但是對於已經成年的聾人群體來說，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無法跟外界進行順暢的溝通。中民社會救助研究院宋宗合院長認為聾啞人屬於殘障人的一種，如果他們走失，由於聽力和語言功能的喪失，相應就會喪失主動求救的能力，因而無論是確認走失、核實信息還是幫尋親屬都存在極大的困難。
國際上，為了呼籲更多人關註聾人群體、幫助聾人康復，1957年，世界聾人聯合會決定，1958年9月28日為第一個國際聾人節，並規定以後每年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為國際聾人節。而今天，正是第60屆國際聾人節。
今日頭條正式啟動頭條尋人項目，是在去年的2月份。基於精準的地理推送技術，把尋人消息優先推薦給走失者附近的今日頭條用戶，希望他們一起幫忙尋找走失者。19個月的時間裏，我們共彈窗了23353條尋人啟事，其中有關老人走失的尋人信息有8409條，聾啞老人有298條，占走失老人總人數的3.5%。
無疑，時間是走失最大的天敵。由於聾啞老人群體表面上看起來與普通人無異，他們的走失，除了自主因素、精神狀況之外，更多地是來自自身缺陷，即無聲的世界和無法被理解的尷尬。感應手環、GPS定位鞋、DNA比對、人臉識別系統或是我們的精準地域彈窗技術等，這些對於走失的聾啞老人而言，更困難的或許是如何證實走失和走失後的信息核實。
找回來是幸運 找不回來是“命運”
“要不是他受傷倒在地上，根本沒人發現他就是我們這23天正在到處尋找的人。”撫順市救助站王科長說。
8月28日淩晨，遼寧撫順一位市民在路邊看到了由於被車刮傷，躺在地上的老人，遂電話報警，隨後老人被120急救車送往市中心醫院救治。但一番溝通之後，醫護人員發現老人聾啞，無論是嘗試寫字還是手勢比劃，都沒有得到任何有效的身份信息，便通知了救助站。
同陳秋菊老人的操作流程一樣，撫順市救助站迅速整理信息，向我們尋求幫助。我們的工作人員在核實信息之後，隨即將尋親信息彈窗給撫順市的全部今日頭條用戶。碰巧的是，救助站的學雷鋒誌願者群裏，一位工作人員看到信息後，懷疑這位老人正是前不久有人在派出所備過案，需要尋找的人。
撫順市派出所通知報案家屬，救助站拿出照片向家屬確認，經雙方確認後，家屬終於在醫院將老人認領回家。
據王科長說，老兩口都是聾啞人，子女在外面打工，平常老人在外面撿廢品，維持生活。8月5日，老人出門後，就再也沒有回家，老伴就是那天去派出所報了案。
其實，不僅是尋找過程有難度，確認聾啞老人是否走失也有很大的困難。六安市的陳老太要不是在馬路上大哭和來回走動，撫順市那位聾啞老人要不是倒地昏厥，僅憑他們幹凈的外表和正常的行為方式，絕不會引起任何的關註，也不會讓旁人產生懷疑，他們其實屬於“走失人群”。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走失老人都能一樣的幸運，無論是動用全市的所有力量，還是依靠精準地域彈窗尋人等互聯網技術，能找回來的畢竟是少數，況且在走失之後，他們可能面臨饑餓、寒冷、傷害或是交通事故，乃至死亡。
2008年12月15日，山西運城的鄭翠雲母親冉淑青外出後走失了。那年，母親65歲，是一位聾啞人。
（圖為鄭翠雲的母親冉淑青。鄭翠雲供圖。）
那天上午，母親換了件褐棕色春裝外套，就去趕集買了紅棗和麻花，下午便搭了前往運城市鹽湖區方向的班車，她想去二女兒的家裏，打算看完二女兒後，順便和正在二女兒家的小女兒鄭翠雲一起回老家，卻不料自此一去不返。
“我真的很後悔，自己前一天要是從二姐家回來，母親第二天也不會因為去找我，走丟了。”鄭翠雲說這是她這輩子最不能原諒自己的事情，也是他們兄妹五人擱不下的心病。9年來，他們不敢也不能放棄尋找。
從在附近萬榮縣、稷山縣等附近市區張貼尋人啟事，登電視臺小廣告，網站尋親，去救助站、派出所備案，借助朋友圈轉發，去央視《等著我》大型尋親欄目登記，她們一方面嘗試著借助外力來找母親；另一方面，鄭翠雲說，只要一有時間，她們就會騎著電動車，帶著尋人海報到處去找自己的母親。
母親一生艱苦受難，小時候因為感冒發燒，吃藥致聾啞，聽力和語言功能的喪失使她不能正常地與旁人溝通，但生活也並沒有壓倒母親。小時候家裏窮，沒錢買煤球，母親見到一些燒磚沒燒透的煤炭，也顧不上燙手，直接拿起，放進籃子裏；沒錢買棉衣，也是母親自己軋棉花，扯布，縫紉，做衣服……
鄭翠雲哭了，她不敢去回憶過去的母親，也不敢去想象現在和未來的母親。母親愛趕集，愛看戲，她會經常夢見母親在集市上追著唱戲的班子，她也會夢到母親哭。去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她說自己在大街上閑逛，隱隱約約中看見前方一位老太的背影與自己母親特別像，便瘋了似地追上去，拍了下肩膀，等老太回頭，她說自己差點哭出來，不是母親。
她現在也不敢看那些在路邊撿垃圾的老人，心裏難受，她會想母親是不是和他們一樣，沒衣服穿，沒飯吃。她有時候倒希望自己忙一些，好讓別的事情來占據自己的時間和想母親的念頭。
9年的時間，他們也陸陸續續得到了一些的線索，他們知道母親在最後走丟時坐過開往稷山縣和萬榮縣的班車，所以，這兩個地方是他們著力尋找的地點。也有鄰村的人給他們打過電話，每次都是懷著好大的期望過去，卻發現不是。“那種失望，乃至絕望的心情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說。”
鄭翠雲兄妹五人沒有放棄，9月7日，他們向我們尋人組發來一封求助信，希望通過互聯網技術能找到自己的母親。“要是找到了，我再也不離開我媽了，她走哪兒，我們就跟到哪裏。”
截止9月下旬，根據我們對298位走失聾啞老人的家屬回訪，目前有114位走失者尚未找到，占走失聾啞老人總數的38.3%。
湖南常德的賀贊旺已經花了26年的時間來尋找自己的聾啞母親郭真香。1991年，賀贊旺因為想買一雙新球鞋，和繼父大吵一架，賭氣之下，打算去離自己一百多公裏遠的叔叔家要錢。他扭頭就走了，沒跟母親說，也不知道母親就跟在自己身後。3天後回家，才知道母親為了找他，已經3天都沒有回家了。那年，賀贊旺15歲，也是那年開始，他便開啟了一段艱辛而苦澀的尋母之路。
（母親走失前沒有留下一張照片，賀贊旺就這樣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去找她，隨車攜帶的一張地圖已經被翻爛。）
湖南、湖北、安徽，賀贊旺在這26年裏，跑遍了常德臨近省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農村，他甚至沒日沒夜地開車，最長達38個小時，貼了上萬份的尋人海報，尋求當地媒體的幫助，也在2013年上了《等著我》欄目，見了兩三百位疑似聾啞老太太，卻沒有一位是自己的聾啞母親，而這段未知的尋親路仍在繼續。
聾啞老人走失 救助更困難
今日頭條和民政部下屬的中民社會救助研究院聯合發布過一份走失老人的白皮書，每年全國走失老人約有50萬人，平均每天約有1370名老人走失。我國老人走失主要發生在大量人口流出的地區，與留守老人問題相伴相生。調查得出，中小城市與西部農村是我國老人走失的重災區。
根據我們的回訪數據可以看出，聾啞老人的走失地點多發生在邊遠小城市或者農村地區，大多都是外出迷路走失的。宋宗合院長對此深有感觸，他認為，聾啞老人走失多是由於家庭照顧缺失、陌生環境等因素，但若加上失智，他認為救助可能會更加困難；再者，他覺得，聾啞障礙和方言溝通障礙類似，都是語言聽不懂，給收治，周轉，救治和護送等整個過程造成很大的困擾，而在這一過程中，由於地域和時間的關系，老人很可能凍餓致死。
“如果老人是在城市走失，派出所和市民都可能會發現，最終送往救助站，但是鄉村走失的聾啞老人，村民一是不知道如何求助，再者也沒有救援意識。”馬鞍山救助站申站長認為聾啞老人在偏遠地區走失，由於人口較少和意識薄弱，往往在救助上會有更大的困難。
“他們不像是走丟的孩子，能被路人及時發現。”北京誌援應急服務中心的徐廣春老師同樣認為，聾啞老人的受關註度遠不及兒童和其他類型的走失老人。正如宋宗合院長說的，聾啞老人看似和普通人一樣，一旦交流起來，才會發現問題。所以，在最初確認走失上就是一個難題。
即使確認走失情況屬實，後期的救助也未必能順利。撫順市救助站王科長認為，救助走失的聾啞老人，存在三方面的困難：一是，與患病的老人相比，他們即使只能只言片語，也能給出一定的信息，但是聾啞老人，由於聽力和語言溝通的問題，信息完全無法查對；二是，聾啞老人，大多數文化水平較低，不會寫字，也沒有學過正規的手語，即使讓專業學校的老師來交流，由於信息不對稱，也無法正常溝通；三是，在晚上的城市交通中，聾啞老人由於聽力問題，很容易發生交通事故。
（王運蘭，聾啞人。2013年，她跟著賀贊旺一起上過央視《等著我》大型尋親欄目，她也是賀贊旺見過的三百多位聾啞媽媽中，唯一能寫出自己名字的媽媽。目前在嶽陽市華容縣北景港鎮敬老院等著親人接她回家。賀贊旺供圖。）
賀贊旺有一個小本子，上面記錄著那些他曾經見過的走失聾啞媽媽——年齡在55-80歲之間，聾啞，不會手語，不會寫字，大多數在河北、安徽、江蘇、湖南和湖北一帶。有的居住在當地的養老院，有的在當地重組了家庭，有的獨居，還有的在流浪。“大概有兩三百人，由於無法溝通，我也不知道該怎樣把信息傳遞出去，幫她們尋找自己的親人。”
互聯網+尋親 能否為聾啞老人找到回家路？
老齡化問題，已逐漸發展為一個全球問題，而相伴隨的老人走失，也相應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針對這一社會頑疾，目前國際上都沒有找到解決辦法，比較常用的技術就是定位防走失，比如GPS定位器、防走失手環、“生命吊墜”等。
然而，這些技術大部分僅存於預防階段，對於已經走失的老人而言，它們也顯得蒼白無力，況且對於那些防範意識較低的家屬，沒有佩戴任何器件甚至是基本信息紙條的走失人群，尤其是聾啞老人，他們的走失就意味著完全失聯。
“就算是後期的尋找，因為指紋比對、人臉識別或是DNA檢測等這些技術並不完善，很多地方在社會系統建設和技術上都存在差異，尋找也存在很大的困難。”宋宗合院長認為這些所謂的新技術在地域上存在技術鴻溝。
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知道，多數老人走失後，要麼是家屬第一時間直接報警或是被好心人發現報警，要麼是被救助站接收，要麼是誌願者在全城搜救。為了提高尋人的成功率，及時讓走失的人群回家，我們今日頭條公益尋人已陸續和全國2041個救助站、30余家公安局展開合作，同時成立了頭條尋人全國誌願者聯盟。
在多方合作下，截至2017年8月底，我們的頭條尋人共彈窗18237例尋人啟事，覆蓋290多個城市地區。目前，已幫助3000余人回家。
但是，仍然還有大量的走失者沒有被找到，也還有很多在救助站的受助者沒有回家，這其中就包括像賀贊旺、鄭翠雲等這樣長期尋找但至今也毫無線索的聾啞老父母親，也有因長期走失而無法進行精準地域推送的人。
我們常常會為此感到揪心，因為無論針對哪一類的走失事件，時間都是一樣的緊迫。時間越長，不僅意味著無法進行精準地域推送，而且，走失者面臨的危險系數會越大，尋找成功的概率就會越低。
時間不會消除傷痛，它似乎只會讓走失的人群越走越遠，讓未知越來越大，讓尋找親人的希望越來越弱。自從上了央視《等著我》欄目之後，賀贊旺說自己對找到母親的希望越來越小。“不是不找了，是感覺找不到了。”之前由於沒有傳播母親走失的渠道，賀贊旺說自己只能騎摩托車，一公裏一公裏地找，後來有了媒體的幫助，一晚上能接到上百條線索，他本以為百分之百地能找到母親，結果卻是接二連三的失望。現在他就想讓更多的媽媽回家。
（圖中的聾啞媽媽是賀贊旺看望過最多次的媽媽之一。1998年，她流落到常德市臨澧縣合口鎮，為了尋找家人，她經常徒步200多公裏。今年，跟她一起生活的老伴去世，聾啞媽媽的身體也越來越差。賀贊旺供圖。）
後來我們又去聯系了賀贊旺，問他願不願意和我們一起，將“媽媽回家”網站上近百位的聾啞媽媽信息整理發布出來，幫她們回家。他答應了，像是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感激又興奮。因為，我們都知道，對於家庭而言，過日子，一個都不能少。
（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陳秋菊為化名。如果您有張正君、李朝英親屬、冉淑青、賀贊旺母親和賀贊旺其他“媽媽”親屬的信息，請及時跟我們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