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在江西清江縣一個官舍裏，王安石出生了。若幹年後，他將成為北宋歷史上無法繞過的人物：政治上，他發起的“王安石變法”深刻影響了趙宋王朝的走向；文學上，他的散文和詩歌創作都有傑出成就，在宋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學術上，以他為代表的“荊公新學”與張載、二程的學派鼎足而立。
王安石在宋代歷史上舉足輕重，同時爭議極大，直到今天都有人為了他的歷史評價爭論不休。宋人講過很多王安石的段子，在這些段子中，王安石既勤奮博學、精明強幹、淡泊名利，又固執己見、爭強好勝、不講衛生，是個復雜多面的人物。
大約王安石去世後不久，有個關於他的小名的故事開始流傳，且頗涉神異，亦能反映當時王安石在宋人心目中的形象。據說在王安石即將出生的時候，他的家人看到有一只獾突然闖進了產房，還沒來得及捕捉，這只獾就消失不見了，正在此時，王安石呱呱墜地。由於出生時的“獾兆”，家人給王安石取了一個小名“獾郎”，有時又叫做“獾兒”。
獾
王安石出生時的“獾兆”故事有比較明確的信息源，據南宋邵博記載，王安石小名獾郎這個故事，是傅堯俞講的（傅獻簡雲：王荊公之生也，有獾入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獾郎。——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傅堯俞（謚獻簡）比王安石小三歲，不到二十歲就在慶歷年間考上進士，曾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為官，和王安石曾經是好朋友，因此對王安石早年的私人生活有詳細了解，是可能的。
雖然傅堯俞曾反對王安石的政治改革措施，直言“新法世以為不便”，但他並不是一個愛傳謠的輕浮人物，《宋史》評價傅堯俞“厚重言寡，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就是說他為人厚道穩重，不愛多話，而且沒有城府。邵博特意點出王安石出生時的“獾兆”是出自傅堯俞之口，就是為了增強這則故事的可信度。
兩宋之際的詞人葉夢得也記錄了王安石與獾的故事，並且補充了另一個證人——蔡卞。據說有人向蔡卞求證王安石出生時有“獾兆”這事靠譜麼，得到的明確回答是“有這事兒”。（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獾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獾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葉夢得《巖下放言》）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也是王安石新法支持者，經過他認可的傳言，看來並非杜撰。
王安石出生時的異象，說明他是個舉足輕重的大人物。我們知道歷史上很多王侯將相、名賢文士出生時，都要有一點不同於常人的神奇征兆。比如劉邦出生之前有蛟龍盤旋在他母親身上；趙匡胤出生時有紅光滿室，異香撲鼻；李白因為出生時母親夢見了長庚星，所以名為“太白”；文天祥出生時祖父夢見一個小孩乘著紫色的祥雲降下，因此小名“雲孫”。王安石作為兩度為相，發起熙寧變法的政壇英傑，出生時有“獾兆”，也是名人傳說的標配了。
但是不同於別人出生時的龍、紅光、長庚星、祥雲這種傳統祥瑞，王安石出生時闖入產房的獾，只是一種常見動物，特點是穴居山野、晝伏夜出，且性情兇猛。在宋代，獾兒肉還經常出現在人們的餐桌上，開封的州橋夜市、馬行街夜市都經常有獾兒野狐肉賣，而且價錢不高，屬於隨處可見的平民小吃。據《東京夢華錄》卷之二《州橋夜市》：“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肉、幹脯、玉樓前獾兒、野狐肉、脯雞、梅家、鹿家鵝鴨雞兔、肚肺、鱔魚、包子、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卷之三《馬行街鋪席》：“尋常四梢遠靜去處，夜市亦有燋酸豏、豬胰胡餅、和菜餅、獾兒、野狐肉、果木翹羹、灌腸、香糖果子之類。”可見，王安石的“獾郎”之名，也算不上什麼寓意吉祥的美名。
王安石名叫“獾郎”，有時候也被引申為天上的野狐精，可能因為獾和狐貍在古人的觀念裏是經常並稱的同類，甚至獾兒野狐肉在開封夜市上也是一起賣的。根據蔡京之子蔡絛的筆記《鐵圍山叢談》，他曾經聽一個人說王安石是“上天之野狐”，因此“無後”（應是指王安石長子王雱早逝、次子王旁又有精神病，並非沒有後代）。蔡絛“默然不平”，可能對“上天之野狐”這個說法感到難以置信，就回家告訴父親。他的父親蔡京是王安石女婿蔡卞的堂兄，應該是比較了解王安石的情況，沒想到他父親說“有是哉”，並向他補充了更多細節。
據蔡京說，有個叫李士寧的異人，某天在開封府的醴泉觀，獨自倚著大殿前的欄檻柱子，看著卿大夫們絡繹登階拜北神，忽然看到一個衣冠卿士，就上前招呼：你不是獾兒嗎？這人向李士寧行禮，正是王安石。李士寧告訴他再過些年就要當宰相了，努力吧。（ “汝從此去，逾二紀為宰相矣。其勉旃。” ）李士寧早年出入王安石家，自他出生時就認識了，所以叫他小字“獾兒”，後來果然王安石當了神宗朝宰相。蔡京給兒子講李士寧稱呼王安石“獾兒”的故事，是為了補充“天上野狐”之說，可見獾兒和野狐在他們看來是差不多的動物。
蔡絛還另外記載了蘇軾稱王安石為野狐精的故事。據蔡絛《西清詩話》，元祐年間，蘇東坡奉祠西太一宮，見到王安石舊詩：“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蘇東坡久久註目，感嘆道：“此老野狐精也。”蘇軾把王安石稱作野狐精，有驚嘆其文字新奇之意，應該也含有譏諷其落入邪僻的意思，在佛教故事裏，野狐禪為錯解的佛法，而且蘇軾有詩“何似東坡鐵柱杖，一時驚散野狐禪”。
南宋趙彥衛《雲麓漫鈔》裏也講過王安石和獾的故事，認為“獾兒”是“文字之祥”，認為有此祥瑞的人會以文章名世。據說王安石出生時，“有獾出於市”，有個頭上經常戴著花的道人，來拜訪王安石的父親，說：“這是文字之祥，這個孩子未來會以文名天下。等他當了執政，我還會來見他。”王安石的父親把道人說的話記錄在書冊上，後來果然應驗。等王安石官拜宰相，這個戴花道人果然來見他，說：“從此你會更得君主信賴，但千萬不要復仇。”王安石很奇怪，問他何意，道士說：“您的前身是李王啊！”李王是指南唐後主李煜，李煜兵敗投降宋朝，被俘虜至開封而死，對趙宋有仇恨，戴花道人說王安石的前世是李煜，因為他們都有文學之才，且王安石變法將會導致北宋敗亡，乃是為李煜報亡國之仇。趙彥衛是個宗室，趙匡胤的弟弟趙廷美的七世孫，對於王安石是李煜轉世的說法，可能有趙家人自己的一番情緒。
王安石“獾郎”這個小名以及相關的傳說在南宋流傳甚廣，也反映了當時人對王安石變法的負面態度。南宋人的詩文中常以“獾郎”為典故來稱呼他，例如劉克莊詩：“獾郎一肚皮《周禮》，浪說求田意最高”，意思說王安石雖然精通儒家經典，著有《周官新義》等，但他施政措施的著眼點卻是求田問舍，搜刮民財，這也是諷刺他落入了邪僻。宋代以後很多人都覺得王安石要為北宋的滅亡負責，所以經常在詩中用獾郎來批評王安石，例如元代詩論家、《瀛奎律髓》作者方回評價王安石：“力引豺狼噬九州，獾郎於世果何讎”，認為王安石招引奸人，敗壞了朝政；清代史學家錢大昕有詩詠宋代著名大臣韓琦的祠堂，末句感嘆“何事裕陵親政日，翻將國事付獾郎？”認為神宗親政後任用王安石是北宋走向覆亡的源頭。
王安石小名“獾郎”或者是野狐精的傳說，流露出宋人對他的復雜情緒。時至今日，雖然學術界對於王安石變法的評價，仍然存在不同意見，但不至於再拿“獾郎”這個名字來譏諷王安石了。社交媒體上也能看到歷史愛好者中有些王安石的粉絲言必稱“獾郎”，這往往是一種溫情脈脈的調侃。
來源：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