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無念
上映20天，票房破7億，關於《奪冠》的逆襲之戰仍在上演著。
10月7日，電影《奪冠》的幕後紀錄片《我們》登陸B站和歡喜傳媒，一經上線就得到了無數關註。截至目前，B站播放量已超過255萬，570多人打出了9.7的超高分數。不僅如此，這部片子在豆瓣上也獲得了8.4的評價。陳可辛更是稱其為：“比我所有的電影都好看。”
就是這樣一部記錄電影《奪冠》與中國女排邂逅的幕後紀錄片，竟然得到了這麼多觀眾的喜愛和肯定。雖然有關電影側拍的傳統由來已久，大多數電影也都會在公映前後放出相關的拍攝花絮或幕後紀錄片，以此來配合電影的宣傳，但是側拍紀錄片作為一部獨立作品的本身卻鮮有被討論的時刻。這次的《我們》也進一步將電影側拍這一行業，重新帶進了觀眾的視野中。
什麼是側拍？我們為什麼需要側拍？側拍紀錄片又是如何誕生的？側拍師在片場都要做些什麼？帶著這些問題，今天我們就來和大家聊聊關於電影側拍的那些事兒。
側拍的溯源與發展
電影側拍，顧名思義，在側面拍，也就是指那些記錄電影創作的過程、以電影的幕後故事作為表現對象的紀錄片形式。在這類紀錄片裏，我們通常可以看到一部電影是如何“從無到有”的，並能看到導演、主創，以及卡司們的創作過程、態度和思想，它對於電影正片的存在是一種“祛魅”的作用。
紀錄片導演萊斯·布蘭克的《電影夢》真實再現了德國電影大師沃納·赫爾佐格用近五年的時間拍攝完成震撼世界的名片《陸上行舟》的過程
早期的好萊塢，就已經誕生了專門幫助電影劇組拍攝幕後紀錄片的公司。他們通常將幕後的創作過程濃縮進半小時到一小時的花絮裏，通過電視臺播放或是隨影片的DVD一起發行。
對於那些已經放映過的電影，如何讓影迷或粉絲們繼續擁有租賃或收藏碟片的欲望，珍貴的幕後花絮便是各大片方用來吸引人的一大亮點。
而隨著時間的發展，側拍也經過了不同的形態演變。
早在20世紀初，電影誕生之初的幾十年，那時的電影還都是用膠片拍攝，出於成本的考慮，為了節省膠片，影片的花絮通常就只是NG鏡頭的集合，放在影片的片尾用來吸引觀眾。
往後，技術的發展大大帶動了電影制作的工業化水平。八九十年代，拍攝幕後花絮開始成為了一項有意識的行為。導演或攝影師會根據情況記錄下片場發生的一些有趣的畫面，演員之間的互動，以及真實情感的呈現。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那時的香港類型片，包括黑幫片、動作片以及成龍的喜劇片等等，每部電影的結束都會有一段拍攝花絮的集合，用來展現拍攝現場的真實情況，或驚險或搞笑，從而帶動觀眾的情緒。
截圖自成龍的《警察故事3》片尾的花絮部分
進入21世紀，一些電影開始專門請側拍師在現場記錄創作過程和幕後故事，並根據影片的形式和宣傳需要，最終剪成一定長度的紀錄片進行播放。而隨著中國商業大片時代的到來，電影市場對於票房的考量愈發重要，這時的側拍除了本身具備的記錄和資料價值以外，也更加凸顯出其宣傳的商品屬性。
中國大陸紀錄片側拍第一人，當之無愧要屬張藝謀導演的禦用側拍師甘露。
張藝謀和甘露
1997年時，剛剛20出頭的甘露被張藝謀導演相中，到劇組“拍點東西”。那時的她還是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名學生，對於所謂的電影側拍完全沒有經驗，國內也尚無此類作品的先例。張藝謀導演從老港片的做法中得到靈感，希望能夠有一部片子記錄下些資料。
就這樣，甘露為張藝謀的作品《幸福時光》拍攝了中國第一部電影幕後紀錄片《留住時光》。雖然這部作品現在已經很難在網上看到，但是甘露成為了張藝謀的禦用側拍師，一拍就是七年。
在他們合作的時期，甘露為張藝謀分別拍攝了《英雄》幕後紀錄片《緣起》、《十面埋伏》幕後紀錄片《如花》，她甚至還成立了自己的“緣起英雄紀錄電影工作室”。在那之後，甘露紛紛轉向和吳宇森、徐克等大導演合作，繼續幕後紀錄片的拍攝。
這部紀錄片《緣起》甚至還專門出了DVD碟片發行
甘露之後，張藝謀又繼續合作了一位幕後紀錄片導演，同樣來自北京電影學院的羅莎莎。
羅莎莎從《千裏走單騎》跟張藝謀合作，接連拍攝了《滿城盡帶黃金甲》和《三槍拍案驚奇》的幕後特輯。2009年，羅莎莎給執導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張藝謀拍攝的紀錄片《張藝謀的2008》上線，用8集的長度還原了那場讓世界驚艷的奧運會開幕式的誕生歷程。
這部紀錄片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和以往“世界級電影大師”不一樣的張藝謀，他對待工作的認真、細致，以及在面對這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時的各種困難處境，給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為止本片豆瓣評分高達9.4，而這也助力羅莎莎，走上了事業的巔峰之路。
我們為什麼需要側拍？
在拍攝了《張藝謀的2008》之後，羅莎莎又與張藝謀合作了《金陵十三釵》的紀錄片《張藝謀和他的金陵十三釵》，共5集，每集20分鐘。
在這部紀錄片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謀女郎倪妮從一臉青澀走向風情萬種的蛻變過程；也可以看到和當地群眾打成一片，即便語言不通也能心領神會的好萊塢大明星貝爾；甚至還有張藝謀對待拍電影一貫的孜孜不倦的態度，為了一個鏡頭不惜反復推敲磨合，只為了最好的呈現效果。
有趣的是，當年和《金陵十三釵》同天公映的是徐克的《龍門飛甲》，而後者的幕後紀錄片正是由甘露拍攝。
昔日師徒再次碰面，師姐師妹同臺競爭。最終，從制作體量和水準上來看，羅莎莎的“十三釵”似乎要更勝一籌。這部紀錄片當年被獨家賣給了主流門戶網站搜狐，一天播一集，甚至還專門舉辦了紀錄片發布會，為正片造勢。
在強大的宣傳下，《金陵十三釵》最終收獲了超過6億元的票房，榮登2011年度華語電影票房冠軍的寶座。作為一種營銷手段存在的電影幕後紀錄片，其商業價值被進一步得到放大。
隨著中國的互聯網行業的飛速發展，電影的宣傳平臺也從以往傳統的報刊雜誌電視臺，開始逐漸大範圍向網絡進軍。而配合不同平臺的特點，幕後紀錄片的存在形式也愈發多元，需求量更是進一步擴大。
《南方車站的聚會》和《八佰》幕後紀錄片：《夜光》和《虎·破》
不僅如此，幕後紀錄片的制作也愈發精良和成熟。除了以往的NG花絮、開機和殺青特輯，以及對於現場畫面的即時捕捉以外，針對導演、主創和演員們的訪談也開始多了起來。相比較傳統的文字宣傳，來自主創們第一手的影像資料更加生動精煉且直觀，具備無可比擬的優勢和吸引力。
從早期的NG鏡頭集合，到後來慢慢有意識地去拍攝相關花絮，再到如今專門有一個側拍團隊來記錄影片創作全過程，側拍這件事本身承載的意義和功能也在不斷得到強化。
《我和我的祖國》和《我和我的家鄉》的電影幕後紀實節目在B站上都有上千萬的播放量
首先，側拍最主要的目的還是針對影片本身的宣傳。
電影從誕生之初就具備了商品屬性，如今，影片的商業價值更是成為考量和評價一部影片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而側拍的幕後紀錄片則恰好具有很好的商業宣傳價值。
這其中，最大的優勢在於，這類作品可以適配不同的傳播平臺，從而吸引到不同層次的人群。尤其是近幾年隨著短視頻的火熱發展，電影幕後花絮的傳播更是借助這一平臺實現了商業利益的最大化。一個簡單的互動話題、一條搞笑的吐槽金句、或是一段很短的現場記錄，就可以迅速出圈，讓那些對此感興趣的觀眾成功走進影院。
2018年9月30日，張藝謀導演的新作《影》公映。短短半個月後，一部記錄《影》如何誕生的紀錄片《張藝謀和他的“影”》也成功登陸院線，只不過，這次的導演不再是甘露或羅莎莎，而是換成了第一次合作的汪鵬。
此前，為了配合電影的宣傳，大多數作品的幕後紀錄片會選擇同期登陸視頻網站，比如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影片公映時，幕後兩集紀錄片《打虎上山》和《踏雪而行》也上線了優酷。這次的《張藝謀和他的“影”》，作為第一部和正片同期登陸影院的幕後紀錄片，開創了首例。
雖然影片最終只獲得了80多萬的票房，但是導演汪鵬另辟蹊徑，並沒有將重點放在核心人物張藝謀身上，而是利用他穿針引線，從而帶出了影片背後這群默默無聞的工作人員們，從演員、攝影、道具，再到服裝、美術，他們所有人都是《影》的“影子”。這樣的創作角度以及對人物的體恤和觀察，也得到了不少觀眾的肯定。
其次，側拍存在的另一重要目的，在於滿足普通人對於拍電影這一行為的“窺視欲”。
人們常說，電影是造夢的工具，拍電影則是做夢的過程。那麼，一部拍攝“拍電影”的電影，就更像是在替觀眾們“解夢”。幕後紀錄片的出現，讓觀眾們第一時間進入到影片創作的過程中，去了解銀幕背後的故事。
為什麼科幻片裏人們可以飛來飛去？為什麼槍戰片裏人中彈了卻不會死？為什麼恐怖片總是能嚇得人不寒而栗？幕後紀錄片滿足了人們基本的好奇心，也揭示了電影生產的本質，同時也讓導演和主創們的藝術思想最直觀地傳遞給觀眾，可以說幕後紀錄片是一個讓觀眾們跟隨主創們一起冒險，一起任憑想象天馬行空的橋梁。
徐浩峰導演《刀背藏身》和《師父》的幕後紀錄片：《心思刀理》和《挾刀柔手》
最後，還有一類很重要的幕後紀錄片，除了記錄功能以外，在幫助我們了解影片走進主創的同時，也肩負著很重要的社會性和史料意義。
2010年，獨立紀錄片導演趙亮跟隨顧長衛拍攝他創作《最愛》的過程，從而誕生了紀錄片《在一起》。在這部紀錄片裏，並沒有所謂的導演對於創作技法的闡釋，也沒有演員的工作心得體會，而是將最多的筆墨集中在了劇組尋找現實生活中真實的艾滋病人出演電影的過程上。
在這尋找的過程中，影片逐漸勾勒出一群真實的艾滋病人的生存面貌和現實處境。最終，三名感染者進入劇組工作，影片也真實地記錄下在這種封閉的生活環境裏，大家是如何從一開始的心有不安，到後來建立起深厚感情的過程。可以說，《在一起》對於電影《最愛》的商業宣傳價值是次要的，但是它所具備的社會意義，影片呼籲社會了解真實的艾滋病人生存狀態，宣傳艾滋病反歧視的作用才是最主要也最值得肯定的。
趙亮導演《在一起》
側拍是如何誕生的？
在聊完“是什麼”、“為什麼”之後，我們不妨來看看大家最關心的一部分，也就是“怎麼做”——側拍是如何誕生的？
為此，情報君采訪了幾位側拍師，請他們聊一聊關於幕後紀錄片的那些事。
這次《奪冠》的幕後紀錄片《我們》的導演，是來自臺灣的紀錄片導演鐘權。2003年，鐘權成為了北京電影學院紀錄片導演碩士方向錄取的第一個臺灣人，雖然在入學前有過一些執導短片的經歷，但是北電的求學生涯成為了他和電影正式建立緣分的起點。
紀錄片導演鐘權
從北電畢業後，鐘權開始了他的紀錄片創作生涯。2013年，鐘權成立了自己的紀錄片工作室“九霄映畫”，並拍攝了一部關於摔跤的紀錄片《正面迎擊》。幾年後，他又以一對名叫“海峽組合”的女網選手作為拍攝對象，記錄了她們在溫布頓球場拿下大滿貫的過程。也正是這部名叫《賽末點》的紀錄片，開啟了鐘權和陳可辛的緣分。
那時，陳可辛正在籌備《李娜》（現已改名為《獨自上場》），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這部《賽末點》進入到了他們的視線中，於是編劇張冀聯系鐘權前來給主創們分享經驗。不過那時，二人並沒有確定要合作，直到陳可辛執導了女排的項目。同樣秉持著想要“留下點什麼”的想法，宣發公司找來了鐘權，希望他可以圍繞導演的創作，拍攝一部幕後紀錄片。
去年7月底，鐘權帶著兩個攝影師進入到了劇組，當時的劇組已經開機快兩周了。進組後三人組成的側拍團隊分工明確，一人負責拍攝導演組的工作狀態，一人負責演員和比賽場景，還有一人負責抓拍一些重要的畫面。就這樣，他們一直在組裏呆到10月殺青。
兩個多月的拍攝，三機位每天至少十幾個小時不停記錄，共積累了上千小時的素材。如何從這些浩如煙海的素材裏進行取舍，這成了最大的問題。
鐘權告訴情報君，最終的選擇標準主要還是依靠電影正片本身，撇掉那些重復的素材，提煉片中需要著重進行宣傳挖掘的亮點，再加上主創以及各部門人員的訪談畫面等，最終的初剪大概是150分鐘。再考慮到觀眾日常的觀看習慣，以及影片的宣傳進度，最終，片方還是放棄了走院線的形式，並將其剪成了如今的四集，每集大概30-40分鐘左右的形式。
雖然側拍的工作看起來瑣碎繁雜，但其實在組裏的工作狀態也相對比較固定。一旦確認了分工之後，每天側拍師會根據當日的通告單和劇本來安排當天的拍攝，並由此來決定選取素材的分配。比如說，當天如果拍的是偏靜態的文戲，那麼拍攝的側重點一定會更聚焦人物的情緒狀態；如果當天要拍攝比賽畫面，那麼側拍師也需要調動起自己的節奏，去盡可能抓拍到場上的精彩畫面。
鐘權透露，其實剛開始拍攝時並沒有確定這四集的主題，一開始的片名也並不叫《我們》。在他看來，這是一部圍繞女性群像展開敘述的體育競技電影，他本想用“漂亮”這個詞來當作紀錄片的片名。一方面是因為這個詞經常會被用在賽場上，當看到運動員打出了一記好球之後發出的由衷贊嘆；另一方面在於這個詞本身雖常被用來形容女性，但從詞性上來看又比較偏中性，可以用來形容長相漂亮、做人漂亮、做事漂亮等等。
雖然想要突出運動員作為個體性的一面，但是隨著主創訪談素材的積累，以及根據電影正片的呈現效果來看，最終還是確定了“我們”這樣一個主題。女排是一個集體競技的項目，拍電影同樣也是。當主題定下來之後，紀錄片整體的脈絡也就逐漸明晰了起來。
對於鐘權來說，側拍導演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還是需要為了電影本身的宣發目來進行創作，這是一個很寶貴的學習機會。雖然此前拍攝體育題材紀錄片的經驗讓他對於紀錄片本身的創作已經十分熟悉，但是幕後紀錄片和以往的人物紀錄片相比，又多了一重“服務”的意識。
在此基礎上，陳導的團隊給了鐘權充分的創作自由，他也因而得以更多地將焦點放在他所關心的那些現場畫面，以及人物情感的自然流露上。他認為這樣“在現場”的鏡頭可能是觀眾更願意看到的。
鐘權提到，在現場時，他經常觀察到陳導會帶著他的父親一起出現。這位已經白發蒼蒼的老人一言不發地坐在監視器前，看著兒子創作自己的作品，陳導攙扶著他的父親一起走路，還有他的妻子前來探班的畫面，這些都被鐘權的鏡頭一一記錄下來。在他看來，那是陳可辛卸下大導演身份，回歸家庭回歸兒子和丈夫的狀態後普通人最本質的情感體現。
而人，正是紀錄片創作的核心所在。
理想的幕後紀錄片狀態
同樣的觀點也出現在電影《又見奈良》的側拍師韓成的身上。
繼《米花之味》後，時隔三年，導演鵬飛帶來了這部全新作品，故事聚焦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遺孤的生存狀態。本片曾於今年上影節首映，收獲了一眾媒體和觀眾的好評。
相比鐘權，韓成和鵬飛的合作則更加水到渠成一些。早在《米花之味》前，兩人就認識，一方面是出於朋友之間的幫忙，另一方面也是出自韓成對鵬飛本人的欣賞，願意參與到這個項目中來，於是便促成了這次的合作。
和《奪冠》這種偏類型化且題材重大的項目不同，《又見奈良》作為一部低成本的文藝片，無論是從劇組的體量，還是組內人員的工作方式，都有了明顯的差異。韓成告訴記者，這部影片的側拍從前期的拍攝，再到後期素材的整理和剪輯，幾乎只靠他自己一個人來完成。
拍攝周期很短，僅去年11月一整個月的時間，共積累了大概150多小時的素材，這還不包括前期走訪調查的素材量。對於一個只有一人的側拍團隊來說，這也是一個很浩大的工程了。
最終，他剪出了一部長達40-50分鐘左右的紀錄短片。本來，這部片子是有機會在奈良電影節上進行首映的，但是疫情原因，不得不取消這一部分的計劃。不過未來，隨著影片的公映，我們還是會在視頻網站上看到這部作品。
據韓成透露，相比記錄電影正片的創作過程，這部短片裏更重要的，反而是前期走訪時留下的影像資料。去年9月，韓成就跟隨著鵬飛一起前往日本，進行了大量的走訪和調查，了解那些歸國遺孤目前的生活情況。在這過程中，韓成記錄下大量的人物訪談史料，這構成了紀錄片的前半部分，也是他心目中更偏向於自我創作的部分——“質感很像是一部獨立紀錄片，”韓成說道。
而紀錄片的後半部分，則會回歸到導演的創作過程記錄上來，包括整個劇組裏中日兩方合作的部分，拍攝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狀況，以及所有人發現並解決問題的過程等等。中間再由鵬飛導演的訪談作為一條主線，根據他的文字內容來組織素材，從而確定了影片的邏輯架構。
《又見奈良》劇照
當被問及側拍紀錄片和電影正片的關系時，韓成認為，雖然這類紀錄片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影片本身的宣傳，甚至紀錄片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不得不需要面臨一些“犧牲”，但是更理想的狀態應該是一種平行的創作關系。在滿足了電影本身的宣傳目的之後，紀錄片本身所需要承擔的社會意義也應當極大地被鼓勵和傳播。
“當然了，這還是很理想的狀態。”韓成補充道，“這需要建立在多方面的基礎上。一方面片方和導演組要給予跟拍導演充分的自由度，另一方面跟拍導演也需要有很強的自主意識，會把幕後側拍當成是獨立的自我創作，而非完全意義上電影正片的附屬。最後，這跟正片的選題也有很大關系，核心主題是最重要的。而對於大量電影來說，側拍也就只是個普通的側拍而已。”
結語
通過觀看了大量的幕後紀錄片，以及在和他們的聊天過程中，情報君發現，好的側拍作品，無一例外都是在聚焦人本身的真實狀態。甚至有些電影本身的質量並不怎麼樣，但是幕後紀錄片卻依然很有趣。
究其原因，無外乎對於人的探索。無論是導演、演員，還是幕後籍籍無名的工作人員，他們是如何在這過程中發揮價值；還是電影本身所聚焦的話題，或是幕後紀錄片所要揭示的現象和問題引發了觀眾怎樣強烈的思考和共鳴。這其中，最離不開的，就是對於人物自身的關懷。
董雪瑩《入戲》本是紀錄葉京《記得少年那首歌》的幕後拍攝過程，卻無意中記錄下一場令人震驚的社會學實驗
或許會有觀眾認為，所謂的幕後紀錄片，無非就是加長版的幕後特輯或花絮。但其實，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首先，從時長上來看，對於那些目的明確的商業制作而言，特輯和花絮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影片公映前引起觀眾的興趣，短短幾分鐘時間，或許就能激起觀眾“想看”的欲望；但是幕後紀錄片由於時長的限制，更多的其實是面向那些已經看完電影，並且有了一定評價的觀眾，他們會來紀錄片裏尋找更多的信息，解答自己的疑惑。
其次，花絮特輯這類短片的營銷意義要遠大於記錄價值，一旦成功押中其中某一個宣傳點，宣發方甚至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換取很高的商業回報；但是制作紀錄片所帶來的商業收益，這就很難有一個確切的標準和範圍了，甚至可能片方投入了很高的成本最終卻收益寥寥。以《張藝謀和他的“影”》為例，它的宣傳價值會更傾向於影片長期的口碑發酵，以及片子本身的人文性和在行業內的指導意義上。
智利著名的紀錄片導演顧茲曼曾說：“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在刻畫人物精神，保存時代記憶的意義上來看，紀錄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對於電影幕後紀錄片這一相對較為特殊的紀錄片類型來看，除了它自然承載的娛樂、宣傳、記錄價值以外，其背後的社會性和藝術性更應當被正名和放大。
無論是制作精良成本高昂的商業大制作，還是粗糙簡陋人員精簡的獨立文藝片，只要是記錄，就是有價值的。如今，國內電影劇組對於側拍的重視程度也不斷提高，很多劇組也都安排了專門的側拍師或是幕後紀錄片團隊。
感謝所有人的記錄，不僅記錄下創作過程中的各種瞬間，也給所有人打開了一扇觀察社會的窗口，為我們所處的時代留下了重要的標記。
縱使宣傳的形式如何變化，紀錄片本身的意義不會變化。我們樂於見到更多優秀的幕後紀錄片，也希望更多創作者在此過程中不斷發現社會和人的本質，從而探尋真理的方向。
參考資料：
趙衛衛，劉鑫：《電影幕後紀錄片，營銷亮劍？為工業化作證？》
屈高翔：《新紀錄片類型：電影幕後紀錄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