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遲子建的長篇小說《白雪烏鴉》，寫的是距今110年前的1910年秋天，在冰城哈爾濱傅家甸地區發生的一場曠世劫難——鼠疫大流行。兩個在西伯利亞地區捕獵旱獺（土撥鼠）的華工，首先感染。兩人居住的一間簡陋的旅館裏，病毒借助兩具虛弱的病體瘋狂滋生；接連不斷的人傳人，最終導致鼠疫橫行，奪走六萬余人生命。僅傅家甸地區，整個鼠疫流行期間就有5600余人斃命，占當地總人口三分之一。
這是一串驚心動魄的數字。冰冷的數字被有心的作家用強悍的文學想象激活，筆端流瀉出一派活靈活現的晚清東北風俗。客居哈爾濱多年的遲子建，以史家的忠實與誠懇，上窮碧落下黃泉，坐足冷板凳，在查閱大量歷史文獻和舊新聞報紙的基礎上，提筆構建了一個血肉豐滿的“紙上傅家甸。”小說初版於2010年，像是鼠疫的百年之祭；十年後時至近日，小說再版，遭遇肆虐全國乃至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好一個時間的百轉千回。作家多年前的秉筆實錄與恰當虛構，那些清晰準確的文字，那些可觸可摸可嗅的畫面，與此番疫情下的眾生相，何其相似乃爾；書本裏的人物和情節，與滾動播報的朋友圈、及時更新的新聞報道，整體如出一撤。
當然，不加修飾和過濾，直接爬梳歷史、摹寫現實，富有創造力的小說家是不願為之的。只有經過虛構和想象的蒸餾，歷史的資料、現實的素材才能進行化合反應，釋放出質變的能量，從而臻於藝術的醇美之境。做到這個程度，考驗的是作家的文本結構能力。《白雪烏鴉》裏，遲子建有意無意塑造了三組對立關系，看似左右矛盾，各占事物兩極；實則你我融通，就像圓的接榫，渾然完整無間隙。
第一組對立是貧富。毫無疑問，社會分化與階層差距任何時代都會被集體討論。《白雪烏鴉》裏，遲子建用筆分隔出兩個貧富對立的世界。時光回到1910年的哈爾濱。中東鐵路剛剛興起，這條鐵路的建設不僅僅是為了勾連交通，而是隱藏了俄國人經略遠東的國際戰略野心。鐵路與松花江的交匯處即是哈爾濱，要衝地位賦予了哈爾濱得天獨厚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有資料記載，1902年進入中國的外國資本，有27.4%投向哈爾濱，東方巴黎上海僅占到14%。到1903年，一座近現代商業城市雛形已在哈爾濱形成。哈爾濱成為國際性商埠後，先後有33個國家的16萬余僑民匯集，16個國家在此設領事館。寬敞的中央大街和城市廣場，龐大的鐵路管理綜合樓，配套的醫院、學校和住宅，還有中央供熱和排水管道，哈爾濱的基礎設施建設可謂引領彼時歐洲文明之先。隨之建起的西式建築也蔚為大觀。鋪排在街道邊的教堂和劇院，上演著虔誠的禱告和精致的西洋戲；鱗次櫛比的商鋪客店，售賣著來自俄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時髦尖貨。一切物質與精神，珠光寶氣和高端體驗，哈爾濱像是個吞吐萬物的巨獸，都能在它肚子裏覓得。小說男主人公王春申暗戀的俄羅斯女演員謝尼科娃，當時全家居住在哈爾濱埠頭區（今道裏區），享受著這番華貴的生活。
哈爾濱索菲亞大教堂 華蓋圖
轉眼去看傅家甸呢？這裏充滿了世俗與平民的氣息，是《白雪烏鴉》主要故事發生地和人物主要活動地。1910年的傅家甸，居住著兩萬多居民，主要是貧窮勞工。他們大多是來自山東、直隸闖關東的農民。辦客棧貨攤、開燒鍋（釀酒作坊）食肆、行醫賣藥、給牲口掛掌……操持著五行八作於此汲汲營營，窮山惡水裏艱難討生存。遲子建把傖俗的販夫走卒們，請到舞臺中央聚光燈下，以灰暗的小人物為釘卯，撐起一張牢固不破的城市底層人物關系網，繪出一幅纖毫畢現的傅家甸民情風俗畫。男主人公王春申駕著從道臺府衙裏出青的馬，拉車從傅家甸出發，接送謝尼科娃，車行一路，即是一次明亮與黯淡的鮮明對照。王春申家經營的小旅館，也是疫情的策源地。疫情由傅家甸點燃，蔓延至整個哈爾濱，後沿鐵路由北向南傳播，遍及東北，傳至關外直隸、山東、天津、湖北等省份，成為威脅整個近代中國的大疫情。
事實上，平民的生活褶皺裏，掩藏著大量具體可感的歷史細節。一斤豬肉價格多少，一家人裁衣費幾匹布料，一趟車馬路途幾裏，釀一缸酒耗費幾斤糧食……信息雖然瑣屑，廟堂裏的史官或許不會正眼瞧，但在沸騰的民間江湖，它們攜帶著凡人的體溫和情感，某種程度上成為歷史洪流的絕佳註腳和細微見證。遲子建像個考據家，在泛黃的故紙堆裏搜腸刮肚，巨細靡遺，再活化到小說敘述，為文本建構了深厚的物質生活基礎，和堅實的閱讀質地。
《白雪烏鴉》裏，有一個作家著墨不多、但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人物——糧店老板紀永和。此人猥瑣吝嗇，囤積居奇，故意守糧倉壓糧食不賣，幹等疫情規模擴大好坐地起價。結果機關算盡，沒等發財，自己卻感染誤了卿卿性命，死前手裏還緊攥著幾顆不願賣的紅豆粒。鏡頭閃回百十年後，口罩成了硬通貨。醫院紅燈告急，各地全網全店脫銷，工廠加班加點馬力全開，市民徹夜排隊。危急之中卻還有狗茍蠅營之輩，故意擡價，用口罩作牟利的砝碼。硝煙漫至學術圈，兩派經濟學者站出論辯，有的高喊“發國難財”有理，價格是市場的唯一信號和準繩；有的恪守底線，賺錢也要分時分地，講倫理保底線。“紀永和”跳出書本回魂到當代，模樣一點沒變。
第二組對立是新舊。人類衝突究根結底分兩類：利益衝突和觀念衝突，又以觀念衝突最明顯。觀念指導行為，涇渭分明的新舊觀念分別影響人做出千變萬化的行為，背後實則是傳統意識與現代意識的對立。
《白雪烏鴉》裏一個特別精彩章節叫“過陰”，單獨從書中拎出，描寫也十分敦實和生動。鼠疫襲來，貓有貓道狗有狗道：有的放血，有的針灸，有的刮痧，有的不食五谷靜心打坐。奇幻的是，傅家甸地區有一個狐仙附身的神婆周於氏，在她靈魂出竅之際，跪下聽她念叨自己前世今生的過失，只要心誠悔過，就能免於鼠疫侵襲。疫情期間，有如神助的周於氏把半個傅家甸的香火都聚攏過來。如果說百十年前的國人還癡迷於利用奇技淫巧來克服病痛，加之風行東北大地千百年的薩滿信仰，從來迷信預言解夢、遨遊太虛，傅家甸人的行為還情有可原。百十年後各種反科學、反現代、反常識的謠言依舊漫天飛舞，三人成虎，那麼值得反思的是時至今日，弘揚科學理性的現代文明觀念離我們到底還有多遠。
多喝單樅茶、多吃草莓、燃放煙花、蜂針療法、紅糖和姜蔥蒜熬水、老母豬下崽後突然開口說話稱天亮前吃雞蛋防肺炎……疫情期間的謠言真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爭奇鬥艷，有的簡直令人出離憤怒。更有甚者，因為一條新聞，雙黃連口服液全網瞬間秒空，眾人不顧隔離要求實體藥店門口徹夜排起買藥長隊。對照百十年前的傅家甸，沐浴著工業化和高科技光輝的現代人，從底層邏輯反觀，又進步了多少？事實上，病毒與謠言同卵雙生，互為彼此提供給養，提供傳播渠道。不靠譜的養生謠言、食補觀念早就大舉侵占朋友圈、微信群。已有研究表明，此次疫情傳播度的中間宿主是穿山甲，與導致“非典”的果子貍同病相憐。疫情在特殊時期充當了高光的放大器，把各類怪誕行徑、前現代觀念照得更亮。
生養遲子建的大興安嶺北極村，山高地遠，樹木參天，一下雪便晶瑩剔透如童話世界。特殊成長環境對作家心靈的哺育，令遲子建的文學稟賦在當代文壇獨樹一幟，天生帶有“萬物有靈”的泛神論色彩。人對天地生靈崇拜和敬畏久了，自然會為事情的因果關系蒙上超驗的解釋。遲子建在創作之余，也一直傾心收集東北民間的神話傳說、鄉野秘史、民俗故事。這股神秘的力量灌註在作品裏，會發酵成作家獨一無二的辨識度，文學的個性和生命力也由此建立和彰顯。但文學畢竟是情感表達，面對疫病和生死，所有人還是需要相信權威專家理性的判斷，科學的防治策略。
《白雪烏鴉》裏，鼠疫最終並沒被周於氏的“過陰”消滅。清廷當請來留英歸國的熱帶病學專家伍連德博士，擔任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他當機立斷，封鎖傅家甸，切斷鐵路線，設置隔離區，全民戴口罩，全城消毒殺菌。最後一把熊熊烈火，焚盡郊外胡亂埋葬的病人屍體。這些冷血無情的鐵面舉措，極大挑戰了當時國民的生死觀、醫療觀、生活觀，也極大震撼了晚晴朝堂。但勝利終究還是要靠科學來抵達，伍連德最終剎住了鼠疫蔓延的腳步。由此成為中國現代公共衛生防疫體系的締造者。遲子建對待生命也是仁愛的，她下筆描寫伍連德，筆鋒剛柔並濟，態度果斷決絕。她讀懂了伍連德的抉擇與拋棄，識得伍連德的功勛對彼時的哈爾濱人是多麼生死攸關——托付醫者仁心，捍衛國士尊嚴。
第三組對立是生死。生死是永恒大哉問。對於習染儒家文化的漢民族而言，孔夫子回答學生子路的一句“未知生，焉知死”，直接將認知死亡踢出了人生課堂。遲子建對死亡的處理頗具匠心。《白雪烏鴉》裏，女主人公於晴秀可愛的兒子喜歲在鼠疫中喪生，但遲子建為她安排懷二胎，取名還是喜歲。疫情結束，店鋪重新開張，人們摘下口罩，繼續喝酒、吃肉、勞動，傅家甸重歸往日生機。小喜歲慢慢成長，他對劫難沒有記憶，他活在新世界的陽光裏。面對死亡，遲子建提供的帶著無限希望的回答，消解了生死對立，賦予死亡新生的意義。
此次疫情，我們看到太多悲痛欲絕的場面，它們被親歷者的自述文字、手機裏的短視頻記錄。湖北電影制片廠常凱導演一家四口病逝，治療一線的護士長蔡利萍穿著防護服痛哭追趕丈夫的殯葬車，爺爺死於家中七歲孫子為其蓋被守護……這些真實的痛切、悲憫和無助，相信任何作家的虛構之筆都很書寫萬一。但也有這樣的畫面：據媒體報道，從1月23日武漢關閉離漢通道到3月11日，湖北省婦幼保健院安全迎來3200多個小生命，占疫情期間武漢市新生兒總數的30%。他們不但實現了胎兒存活率百分之百，還實現了新生兒零感染。他們和小喜歲一樣，也將對劫難沒有記憶，活在新世界的春光裏。
巴爾紮克說過，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遲子建的作品大多幹凈、輕盈、通透，靈氣十足，《白雪烏鴉》算是比較沈重的一部。作家帶著為生民立命的決心，貼著歷史一點點勾描，一筆筆鋪陳，記錄下城市如何直面災難而新生，終成一部歷史大書。人類與病毒搏鬥的過程，也是人類進化與疊代的過程。這個過程裏有著豐富的礦藏，等待作家去發掘和勘探。面對歷史，尤其是災難，作家何為？遲子建的書寫或許提供了一種參照。置於今日疫情下考量，雖不是黃鐘大呂，振聾發聵，但災難裏文學這聲輕柔的呢喃，依然具有預示和警醒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