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賾韜
大正十一年（1922），日本學者鈴木梅四郎推出了《大英帝國の將來》這部國際政治學名著。鈴木對英國在印度殖民地的公共事業投入表示懷疑，他批評道：
“英國是否對印度的科學教育和衛生事業竭盡全力？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已看到些（正面）說法。不過，我們仍需冷靜且客觀地進一步分析——印度方面事態之嚴重，在《英國醫學評論》一篇報告裏顯露無遺：諾曼·懷特少校指出，1918年10月至11月這短短兩個月間，印度死於流感的人數高達4899729人。印度事務大臣蒙塔古先生的聲明更是給出了6000000人的驚天數據！事實上，流感並非印度的‘不速之客’，當地每年都會暴發大大小小的流感疫情，1918年並非特例。”
歷史地看，鈴木由於英屬印度防疫失敗而批判“衛生帝國”是公允的。翻檢英美輿論對於印度疫情的觀察，一副“隔洋看火”姿態暴露無遺。可以說，1918大流感期間，英美對深陷災難性疫情的印度非但不提供幫助，反而借題發揮，“竭盡全力”地榨取、異化、炒作蒙難的印度。
“世界疫情最嚴重之地”
首先鋪陳一下印度1918大流感疫情的整體背景。1919年，加爾各答《甘露市場報》（Amrita Bazar Patrika）統合多份衛生報告，勾勒出1918大流感在印度肆虐的初始軌跡：可考最早的本土病例出現於1918年6月。很快，孟買市內便有成批職員因發燒請假。至6月底，該輪疫情已擴散至加爾各答、馬德拉斯等地。7月初，坐落在麥繆、卡拉奇、賈巴爾普爾的諸處軍營相繼報告流感暴發。7月中下旬，流感最終於印度全境形成大流行態勢。依照1919年10月紐約《醫學雜誌》（Medical Record）研判，大約在1918年9至10月間，印度流感或發生“變異”，因此後幾輪疫情在傳染性、致死率方面更加其勢洶洶。疫情沈重打擊了印度——現代醫史學界公認1918至1920年間流感在印度奪走了1000至2000萬人的性命。另據經濟社會史學者米爾斯（I.D.Mills）估算，大流感致使1919年印度人口出生率驟降30%，堪稱印度經歷的一場“滅頂之災”。
基於發達的殖民通信網絡，英國本土在印度大流行起初便關註到殖民地正經受疫災。英國主流媒體對印度疫情發展進行追蹤報道，形成了早期（衛生報告暫未出爐時）英語世界對於印度疫情認知的信息基礎。1918年6月27日，《泰晤士報》（The Times）孟買通訊員發回消息，首次向英國本土讀者介紹了印度流感疫情。7月8日，這則簡訊登報：“孟買正遭受一種或是流感的特殊熱癥侵襲。該病不甚嚴重，一般患者會有三天左右時間感到體力不支。此次疫情的最突出特征是傳播極廣。許多政府部門與工廠的職員深受影響，某些單位甚至有三分之一員工因流感無法出勤。”9月25日，路透社記者又自孟買向英國本土傳來消息：“9月23日，孟買（流感單日）死亡人數達427人。浦那等地流感大流行亦十分普遍。”在美國，上述新聞也曾被少量媒體“例行公事”地轉載。但宏觀地看，此時印度日趨惡化的疫情形勢並未擊中英美媒體的“興奮點”。
1918年底至1919年初，部分英美在印工作的傳教士、衛生官相繼投書母國，以半官方形式向英美輿論輸送了有關印度流感暴發的一手訊息。譬如1919年1月，供職於阿拉哈巴德基督學院的塞繆爾·希金巴頓（Samuel Higginbottom）牧師對英國媒體介紹：“每天都有數百具遺體在河中漂流。目前暫未有針對全印度的疫情數據發布，但在我負責區瓜廖爾周邊的村子裏，患者死亡率高達20%至60%。霍亂、鼠疫等印度遭受的其他傳染病都不曾有過像流感這樣高的致死率。”這些有限視角觀察雖然未充分顯現印度疫情的嚴峻性，但其字裏行間流露出的擔憂之情，令英美輿論初步感知到印度正在遭受空前劫難。鑒於此，一批英美媒體初步轉變了對印度疫情的信息通報文風，致力於更形象刻畫展示“印度疫災”。
英美輿論的大轉折發生在1919年5月前後。斯時，殖民地官方多渠道發布了1918年末印度流感疫情的初步統計。這些殖民者生產的疫情報告引發了英美輿論的集體躁動——印度竟有那麼多流感病例，簡直是“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地方”！於是乎，一場塑造印度“瘟疫之國”形象的輿論潮奔騰而來。
通覽1919年出版的英美報紙，針對“500/600萬印度人死於流感”的報道占到涉印度疫情新聞的九成以上。1919年3月，《泰晤士報》刊登了副標題為“六百萬印度人死於此”的通訊。作者援用衛生官懷特的評價，表示“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似印度這般，在1918年最後一個季度裏遭遇了如此嚴重的流感”。同月，美國《阿拉斯加每日企業報》（The Alaska daily empire）的《流感造成了巨大傷亡》一文首先驚呼“英屬印度及印度其他地區有600萬人喪生”，緊承著慨嘆：“世界歷史上所有疾疫裏，流感殺害的人數最多！”就這樣，印度“瘟疫之國”的形象被“有力數據”立體塑造、廣泛傳播開來。
疫時孟買火葬設施景象（圖源：1898年《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隨著英美輿論的“興奮點”被“慘不忍睹”的印方報告擊中，一些印度疫情側寫開始陸續登上各大英美報刊。1919年5月，多家英美媒體相繼報料了疫時印度社會慘景：“醫院手忙腳亂幾近窒息，很難迅速搬走病床上的死者，給瀕死患者騰出空位。城市裏大街小巷隨處可見被遺棄的死屍以及垂死之人。加特塔（Ghat，印度教火化設施）與火葬場堆疊著多到令人震驚的屍體，然而仍有更多遺骸正源源不斷從醫院和逝者家中被拉來。”
與此同時，素以喜好渲染著稱的美國地方媒體“習慣性”地虛實結合論說印度疫情。1919年5月4日，美國《堪薩斯城星報》（Kansas City Star）寫道：“在瓜廖爾附近的一些村莊，10至11月間，僅流感就致使多達20%至60%的居民喪命！在許多地方，所有村民均被流感襲擊，甚至沒有人能夠去照顧病患、埋葬死者。流感可能已使10%印度人死去，這個數字約為3300萬，或者說超過了一戰陣亡者總數！”對照疫情報告及各方新聞，《堪薩斯城星報》的前半段敘述確實有證可查。但後半段“可能已使”的揣測，明顯是過於任性地將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誤用作嚴肅信息源，並帶著誇張印度疫情以吸引讀者之目的，煞費苦心地列出了遠超疫情事實的算式。
隨著時間推進，一些受種族主義支配的疫情報道也開始借“世界疫情最嚴重之地”這個惡名生事。1920年12月6日，美國《夏洛特觀察家報》（Charlotte Observer）的深度報道稱，那些殖民者“可能都已經獲得免疫了。世界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傳播如此廣泛又如此致命的瘟疫，幾乎每一個人都曾暴露在疫情圍裹之中！你知道嗎，在南非的一些地區，黑色人種已經被（流感）掃除殆盡了。同時在印度大約有700萬人死於流感。可以想象，這個數據之外定然還有許多病例未被報告。”很明顯，在暗示流感“清掃了低等人種”的同時，《觀察家報》亦認定印度、南非殖民地的泛濫疫情，為逃過一劫的殖民者創造了“（群體）免疫”的環境。這般極端種族主義言論，實在令今人引以為憾。
在英美等國媒體的精心“編寫”下，1918大流感期間的印度由“疫情重災區”化身作無他可及的“世界上疫情最嚴重處”（20世紀初全球生命統計事業參差不齊，其他人口大國疫情如何很難準確描述，大有“說第一卻不知第二”之嫌）。圍繞這一頂“給印度戴上的帽子”，英美兩國的印度1918大流感觀察，開始向所謂“汲取教訓”的縱深向開拓。
“反面教材”與“試驗田”
可怖的1918大流感何以入侵印度？1919年7月，英國出版的《公共衛生報告》（Public Health Reports）談道：“（印度）可追溯的首個病例發現於1918年5月，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駛來的運兵船上。該船在碼頭靠泊時，被檢出載有病患。”
1914年，殖民者認知中“亞洲從未有過的港口改良佳績”——孟買新亞歷山德拉碼頭（New Alexandra Dock）竣工投用
印度疫情“輸入說”是當時學界主流觀點，廣為醫學專業人士援引。1920年，托馬斯·赫裏奧特（Thomas P. Herriot）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畢業論文《對印度旁遮普地區1918流感疫情之觀察》便采納了“輸入說”：“印度當地疫情最初見於孟買，由一艘載有流感患者的船只帶來。”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不少報道也明言印度疫情由殖民士兵帶入。1922年12月，《蒙哥馬利廣告報》（Montgomery Advertiser）復盤大流感疫情時指出：“營地內健壯的白人士兵在家鄉、國外戰壕、回印路途中染上流感，成千上萬的印度人被波及而病倒了。”顯而易見，在流感全球大流行期間，英美社會對印度“輸入型疫情受害者”身份，以及殖民宗主（英國）士兵是印度疫情直接來源其實一清二楚。
不過，給印度冠以“世界疫情最嚴重之地”惡名的英美觀察家，在面對“誰給印度帶來了災難”這一問題時竟然集體“健忘”了。英美報章上熱火朝天的印度疫情新聞裏，實在難覓陳述印度疫情輸入史的客觀聲音。更令人咋舌的是，英美輿論還持續不斷地將印度樹立為服務於帝國文明敘事的抗疫“反面教材”，大有“賊喊捉賊”之感。
一貫喜好誇大、扭曲事實的美國地方媒體表現尤為活躍。1918年12月，路易斯安那《時代瑣聞報》（Times-Picayune）的新聞寫道：“源自印度的數據總在表明，那裏長久以來都是塊瘟病疾疫之地，這實在令人擔憂！在城市人口不足新奧爾良一半的德裏，單日新增流感死亡病例多達800人！在相較印度其他地區略為發達的旁遮普，死於流感者已經超過25萬人。某些情形極端的地區，流感奪去了10%人口的性命。”縱使印度公共衛生條件確不樂觀，但在大疫臨頭時無情譏諷“瘟病疾疫之地”，實屬有違國際公義。又如1919年12月，佐治亞《哥倫布紀事報》（Columbus Ledger）簡訊《印度流感傳染率高》論道：“印度的流感傳染率是英國的15倍之多。英格蘭與威爾士共有2500萬人口，印度則有2.15億人口，約是英國本土的9倍。”若對前後分句稍加聯想，不難看出執筆人的言外之意是“印度不但有防疫不力、傳染橫行之弊，其龐大人口基數更令全球疫情面臨失控之虞”。
忙著向印度潑墨以奪人眼球的英美新聞機構，自然無心細究印度何以至此。然而，那時大多數殖民背景的醫學專業力量也犯了和無良記者相似的錯誤——一雙雙窺視印度疫情的“碧眼”，在帝國科學傳統導引下，自覺不自覺地將印度辟作了“跨國”研究，而非“落地”治理1918大流感的“試驗田”。
1919年1月25日，美國波特蘭一位醫學家在《俄勒岡人報》（Oregonian）上評論稱“印度是（本次）流感最慘的受害者——這點不容置疑，該國已有300萬人死於疫情！這可為‘流感是聚集之病’的理論補益些許佐證。‘流感是聚集之病’的理論，亦於新一輪疫情暴發前後人群擁擠引發的傳播事件裏，得到了進一步確證。就整體而言，人群聚集中心流感最為嚴重的觀點是正確的。”在這則報道裏，受訪醫學家只見自己關心的專業領域“理論得到檢驗”，絲毫未談及印度民眾在“理論得到檢驗”過程間所受苦難，更不曾就管控印度疫情提出可行方案。這類把大流感疫情期間的印度狹隘看作“研究樣本”，忽略被研究對象真切訴求的醫學工作在英美科學界比比皆是，暴露出帝國科學傳統下“統治-被統治”而非“服務-參與服務”的畸形醫患關系。
在實踐領域，上述畸形醫患關系亦隨處可見。1919年1月，英國軍醫塞西爾·韋伯（Cecil J. Webb）自加爾各答軍醫院致信《印度醫學公報》（The Indian medical gazette）編輯部，分享了他在臨床救治中總結出的流感患者救護經驗。歷史地看，韋伯提出的患者心肺功能管理、急癥肺炎患者呼吸道清理等措施具有一定科學性、可行性。但這套方案著實對護理人員、醫療物資有很高要求。醫史學者魯比·巴拉（Ruby Bala）指出：1918大流感期間印度“絕大多數罹難者是來自農村地區的貧民。（階級間）死亡率的溝壑之別，或可歸因於不同膚色人群所獲醫療資源、擁有休養條件的差距”。由此推想，普通印度本土病患根本無法負擔塞西爾診療方案的照護成本，這是套完全服務於殖民地歐洲人及親殖民權貴的“帝國主義流感療法”。同時，以英文出版、目標讀者是西方生物醫學執業者的《印度醫學公報》絕少能影響到印度醫者，這更表明印度僅是塞西爾流感診療方案的“試驗田”，而非救治對象。
此外，查閱留存教育檔案，疫情期間有多位英國醫學生選擇1918大流感作為畢業論文研究對象。除上文述及愛丁堡大學托馬斯·赫裏奧特著《對印度旁遮普地區1918流感疫情之觀察》外，1920年倫敦大學醫學生菲普森（E. S. Phipson）也曾以《對1918年印度流感大暴發的觀察》為題撰寫畢業論文。檢閱這兩篇代表性畢業論文，其著力點基本是重構印度疫情發展曲線，對怎樣運用醫療手段改善印度衛生處境所言寥寥。印度這方“試驗田”，為熱衷於1918大流感研究的英國醫學生供給了難得的系統素材（戰時英國本土有流感新聞管制），卻未能得到醫學生成果反哺，科學帝國主義投下的陰影令人嘆惋。
疫情期間，務實關心大眾的印度抗疫力量與一意開墾“試驗田”的殖民醫學形成了鮮明對照。1918年11月，卡迪督學致信教育部門，報告了帕坦（今屬尼泊爾）當地教師積極服務社區、抗擊大流感的光榮事跡。督學就帕坦流感患者死亡率由60%至70%降低到10%上下的進步評述道：“盡管（殖民醫學設立的）慈善藥房對這一變化有所貢獻，然而與此同時必須看到：本地教師們滿腔熱情地在抗疫一線盡職堅守，為貧苦百姓登門送藥。譬如維塔爾達斯·查圖爾布吉（Vithaldas Chaturbhuj）先生就東奔西走，給不願服用西藥（English drugs）的土著患者供應草藥。”可見，即便殖民歷史書寫長期選擇性遺忘，仍有清醒者記得德性遠高於“試驗田”群體，真正為民眾謀福祉的印度抗疫者。
1853年的印度加爾各答醫學院附屬醫院外景（圖源：《倫敦新聞畫報》）
希冀在“試驗田”裏找到疫情出路並把殖民者塞進“衛生膠囊”的做法是否可行？其實早在當時，已有殖民醫學家朦朧地意識到“除非所有人都安全，否則沒有人安全”。1919年初，阿薩姆邦巴斯德研究所（The Pasteur Institute Of Assam）開始試制所謂“流感混合疫苗”，並有組織地在殖民群體內部緊急接種。4月，諾曼·懷特於《英國醫學雜誌》（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就印度疫苗現象亮明觀點：“應當看到，假若再出現和上一輪流行相仿的疫情，那麼疫苗接種不太可能給作為整體的印度帶去任何幫助。因為早在我們籌備好給全印度百分之十人口接種疫苗之前，疫情早已自然地蔓延開來了。”
值得註意，正是美英等國漠視防疫，以及英國為代表的部分一戰歐洲參戰國刻意隱瞞，才導致全球疫情失控，最終殃及印度。僅就此而言，英美觀察把印度立為“反面教材”，大肆攫取“試驗田”的行徑，便足夠國際公義冠之以“卑鄙”二字。
“不見印度人”的印度流感觀察
緣何英美對印度1918大流感的觀察處處浮現傲慢與偏見？在衛生帝國主義歧路之下，英美觀察者“只知印度不知印度人”的集體心態影響深刻。歷數報刊檔案，“不見印度人”的印度流感觀察為數眾多，危害匪淺。
“不見印度人”的印度流感觀察，在統計的信息源頭便已埋下禍根。1920年，英國醫生沃特斯（H.G. Waters）對印度流感疫情的代表性分析見刊於《英國醫學雜誌》。估測流感亡歿時，沃特斯分列“歐洲人”（Europeans）、“東印度人”（East Indians）、“印度人”（Indians）三項各自計數，生硬地將朝夕相處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區隔開來。而在大流感期間的英美報端，讀者經常可見諸如“沃爾特·穆恩（Walter A. Munn），皇家蘇格蘭燧發槍團中士。自印度返回，便因途中感染流感引發之肺炎病逝於奈特利軍醫院”這類消息，其主人公均是在印度感染，或往返印度途中罹患流感的宗主國/西方強國公民。至於印度人，除憑借名駒“‘黑暗傳奇’（Dark Legend）贏得（“帝王”杯與“總督”杯）雙料冠軍”，在殖民地賽馬圈名噪一時的“前焦特布爾土邦主”這類親英權貴，尚能獲得“因流感病逝，實屬悲劇”的哀悼，其余幾千萬慘死在瘟神鐮刀下的印度平民，至多是“一長串數字”罷了！
“不見印度人”的衛生模式直接影響著相似條件下英國/印度流感患者的生存概率。1919年7月刊《公共衛生報告》披露：“印度士兵（罹患流感後）出現肺炎的概率是英國士兵的四倍之多。”其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印度士兵感染後所受軍醫診療有限，因而病情惡化較普遍，痊愈率、生存率遠不及“有名有姓，每一條命都是命”的宗主國士兵。
1919年1月3日《劍橋獨立報》（Cambridge Independent Press）以“本地榮耀榜”為名整版刊發近期過世的、有一定影響力的鄉鄰相片。其中，德林克沃特中士（E. W. Drinkwater）的訃文是“1918年10月6日，在印度死於流感”。
衛生帝國主義對印度人的“視而不見”並未止步於“不報道印度人慘狀”。在資本魔力驅使下，印度人的流感劫難很快被帝國經濟系統吸納為“解釋”材料。1919年4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報道邁索爾金礦公司（Mysore Gold Mining Company）虧損問題時借印度勞工間的流感疫情辯護道：“本年度該司很可能會因廠長所言的‘地表與地下一片混亂’而虧損。印度目前正處在流感暴發之中。據廠長匯報，科拉爾（Kolar）金礦區內已確診13600例流感患者，死亡人數達960人。”事實上，邁索爾金礦公司在此之前已遭遇巨大內生性經營困難，這點《經濟學人》文章有所提及。10月，倫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廣告又拿印度疫情為“保險巋然不倒”搖旗吶喊：“由於流感疫情，印度人壽公司去年歷經坎坷。然而，印度人壽堅實的金融基礎使它不必過度緊縮資金流，亦可支應高昂的賠付成本。”吸飽印度流感罹難者血液的資本帝國，真是“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
此外，殖民力量在印度針對當地人開展的有限防疫行動裏，“不見印度人”的怪相也俯拾皆是，漂屍處置便將此演繹得頗為形象。
1921年4月，《圖畫》（The Graphic）雜誌報道了英式童子軍運動在印度的崛興。文章提到：“疫情暴發後，少年戰士們毫無猶豫地開始清理‘聖水’賈木納河裏的死屍。屍體是被他們的親戚丟進河裏的，親人們確信如此操作可令死者靈魂升入天堂，全然不知此般操作將帶來傳染病擴散。童子軍將河中遺體打撈上岸，妥善火化處理。參與這項任務的童子軍士兵絕無逃避之心，覺得能盡己力守護民眾健康是極為光榮的。”
大流感期間下賈木納河撈屍者所屬印度英式童子軍部隊合影（1920年）
事實果如《圖畫》報道那般嗎？一封加入英屬印度政務檔案的“內部”信函道出了全然不同於“文明開化”景象的人間悲劇。1918年12月，某印度軍官寫信向上級報告納巴達河沿岸疫情形勢：
“本地受疫情影響如此之劇，火葬根本無法正常進行。木材及牛糞已無處可尋，故而死屍被隨意拋棄進納巴達河。納巴達河流速較慢，浮屍都堆積在克久拉霍境內的河岸邊，很遠處的空氣都被惡臭給汙染了。航行於納巴達河的船夫告訴我，他們的船只動不動就會被死屍纏住，漫天臭氣讓他們不願再穿行於該河。”
1918大流感期間恒河邊等待入水下葬的印度人遺體（“Brewminate”網）
印度文化傳統裏確有入河水葬的選項。但就多數意見而言，火葬方才是更為當地信徒認可（也更契合高種姓身份）的葬俗。《圖畫》雜誌牽強地把大流感期間印度河流漂滿屍體歸咎於“陋俗”，顯然是武斷臆測，也在無形間對飽受流感折磨的可憐人施加了二次傷害（雖然參與水葬的印度人一般不會閱讀《圖畫》雜誌，但這些觀點會影響宗主國乃至英語世界的印度印象，從而間接波及每一位印度人）。最近，印度史名家姜景奎先生在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提醒讀者：疫情期間印度的牛尿牛糞療法雖不科學，但並非“惡俗”，是印度宗教信仰的虔誠外化——“在世界範圍內，無神論者、無宗教信仰的人是少數。”由此回看，1918大流感期間那些“不見印度人”的抨擊，其言實在是可憎又無知！
道德光譜的另一端，也有善良的英美人士“看見了”印度人的愴痛，對身陷流感危機的他們投去了良心同情。這方面，傳教士其行可嘉。駐錫蘭英國傳教士安妮·克萊頓（Annie E. Clayton）在信裏慟哭道：“目前，流感已經奪走了我們最好的泰米爾語教師，以及他的妻子，本校一位印度助教亦不幸因流感喪命。”與安妮偕行的傳教士亨利·羅珀（Henry T. Roper）也對友人嘆慨：“村裏神廟的喪號從黃昏到夤夜一直在鳴響，這實在令人失落。整個村子滿是悲傷，人心惶惶。”傳教士與疫災之下的印度人同呼吸，亦有傑出代表嘗試與印度人共命運，盡己所能呼喚印度衛生體制變革。上引塞繆爾·希金巴頓牧師通信還談道：“大流感與其他傳染病一道，呼喚著衛生與公共健康系統的擴張。事實上，該系統已在印度試行並證明確實有效。（與此同時）醫療傳教士在印度那些（醫療奇缺）地區也大有用武之地。”
回看“鈴木之問”，顯然英國未對印度“衛生事業竭盡全力”。可以說，1918大流感這場曠世大疫讓印度蒙難，更令英帝國及同樣帶有衛生帝國主義色彩的部分美國輿論蒙羞——在隔岸看火者眼中，印度是政治上有聯系同時又“沒有聯系”的他者。殖民者幻想著“一體”，但對真正能夠救殖民地於水火“命運共同體”熟視無睹。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