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斌
“這是一只中國特有的鳥”
“它們馬上潛入水中，捕捉大量的魚，一旦捉住魚時，就自行把魚投入籃內，因此不多會兒功夫，三只籃子都滿了。”——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約1330）
“聽到了這只海鳥的新聞，國王十分好奇這只鳥究竟如何從中國飛越了1200裏格（league）到這裏。”——弗蘭索瓦· 皮埃爾（François Pyrard）
以上摘錄的兩句話，講的都是魚鷹（鸕鶿）捕魚的事，惟兩處記錄時空相差頗遠。意大利人鄂多立克是在筆者的家鄉浙西南山區嚴州府建德縣錢塘江上遊所見，時間約為1330年左右，也就是元朝末年。法國人皮埃爾（1578—1623）則是在萬裏之外印度洋上的馬爾代夫群島所見，時間是十七世紀初期，也就是明朝末年。皮埃爾認為馬爾代夫距離中國1200裏格，也就是7000公裏左右。筆者大致查詢得知，從上海到馬累（馬爾代夫首都）的海上距離為8671公裏，這1200裏格的推算和中國（比如歐洲人到中國的第一站廣州）與馬爾代夫的航海航程大致，則皮埃爾的海洋知識的確令人不可思議得精準。看來，中國和馬爾代夫兩地相隔雖然遙遠，但即使在四百年前的明朝也並非遙不可及。
鄂多立克在錢塘江上遊的建德江看到的鸕鶿，那自然是中國所產。可是，皮埃爾是在印度洋上，他怎麼能確定那只海鳥是中國飛來的呢？不妨看一下他的記錄。
皮埃爾說，有一天，一只巨大的鳥飛抵了馬爾代夫。
“這只鳥足有三英尺高，身體很厚，一個人都抱不過來；羽毛潔白，仿佛白天鵝；雙爪扁平，與水鳥無異；頸部約半尋 （fanthom），喙部長約半艾爾（ell，一艾爾等於45英寸）；喙部前端如同魚鉤，其下顎比上顎要寬的多，並附有一個口袋，相當寬大；通體呈金黃色，仿佛羊皮紙的顏色。國王十分詫異，不由得想知道這是一只什麼鳥，從何而來。他詢問了所有的外來者，結果無人知曉。最後來個幾個陌生人，他們告訴國王：這是一只中國特有的鳥，只產於中國；中國人用它來捕魚；因此，這種鳥和其它的水鳥一樣，擅長在水底遊泳，而且一次可以遊很長時間。它捕魚勤奮，直到將喙下的口袋裝滿為止；這個口袋又寬又長，連兩英尺的魚都裝得下。聽了這個故事，國王非常好奇這種鳥怎麼能從1200裏格外的中國孤零零地飛到這裏。”
馬爾代夫的國王於是下令綁住這只水鳥的頸部，只留下它呼吸的空間。這樣，它捕到魚後就不會把魚吞到肚子裏去了。皮埃爾最後解釋說：“這是中國采用的神技。我親眼看到它潛入海中遊了很長距離，裝滿了魚之後才遊回來。它習慣於長時間呆在海上，有時候長達一整天，這愈發使我相信，它從中國飛來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為它熱愛大海，長期逗留於海面，以捕魚為食。此外，印度各地的居民也明確地告訴我，這種鳥只在中國才有。”看來，當時的人們都認為這只海鳥是從中國而來。
以上便是法國人皮埃爾記錄的在馬爾代夫發現的一只“中國來的魚鷹”。其實，在皮埃爾之前，印度洋世界已經流傳了許多關於中國的傳說和故事。比如，在皮埃爾之前二百六十年，在印度遊歷的伊本·白圖泰對於所謂的“中國雞”印象極其深刻。他說：“中國的母雞和公雞體型碩大，比我們國家的鵝還要大；雞蛋也比我們的鵝蛋大。不過，他們的鵝倒不是那麼大。我們買了一只母雞，準備做飯，結果母雞太大，一個鍋根本放不下，我們只好分成兩鍋。那裏的公雞仿佛鴕鳥大小；公雞脫毛嚴重，往往只剩下一個肥碩紅通通的身體。我第一次看到中國的公雞是在奎隆城（Kawlam），我還以為它是鴕鳥，非常驚訝，公雞的主人告訴我，在中國，那裏的公雞比這還要大得多。等我到了中國，我親眼看到他告訴我的都是真的。”
伊本·白圖泰口中的印度之“中國公雞”究竟是不是中國來的，體型是不是那麼他說的那麼龐大，我們無法證實。不過，在奎隆的“中國”公雞、母雞以及在馬爾代夫的“中國”魚鷹都表明，在那個時代，印度洋世界已經有許多關於中國的 “流言（floating words）”，或者說中國風。馬爾代夫國王看到的海鳥，當然不是從中國而來；伊本·白圖泰在奎隆看到的公雞母雞也很難說源於中國。不過，他們這些想象的和中國的聯系，就像古代羅馬認為絲綢或是從中國的某種羊身上或是從中國的某種樹上長出來的那樣，既揭示了中國因素（包括中國的產品和文化）是如何滲透到當地社會中去的，也凸顯了當地社會是如何感知和想象中國。言者昭昭，信者旦旦，這就是古羅馬和印度關於中國的故事。正是在這樣的雲山霧海裏，即使在距離中國千山萬水的馬爾代夫，當國王不知道這只海鳥從何而來的時候，就有陌生人告訴了他相當明確的答案：這是一只中國特有的鳥。
話說回來，雖然十五世紀初鄭和的寶船曾幾次停泊馬爾代夫，馬歡等人也親臨島國，可是，170年後，到了十七世紀初，中國在馬爾代夫的遺跡或影響，幾乎無蹤可尋。今天的馬爾代夫，無論從文化或者語言上，都看不到歷史上和中國有什麼聯系。毋庸贅言，國王的海鳥並非來自中國。不過，訓練鸕鶿捕魚這倒是中國的發明，西人在十四世紀初見到之後便以為神乎其神，在西方世界廣為流傳。
那麼，法國人皮埃爾又是怎麼到了馬爾代夫的呢？
“烏鴉”之行
1601年5月18日，兩艘法國海輪“烏鴉”（the Corbin，載重200噸）和“新月”（the Croissan，載重400噸）離開了法國西北部的港口城市聖馬洛（St. Malo），向印度洋進發。“烏鴉”這一名稱就預言了這一路行程的艱難與不幸。
“烏鴉”號一路上跌跌撞撞，出海不久便折斷了前桅，而後又遇到敵對的荷蘭艦隊的糾纏，從大西洋到印度洋雙方斷斷續續交火數次。7月30日，法國人在赤道幾內亞安諾本（Annobón）登陸，不料在那裏碰上了葡萄牙人和黑奴給他們準備的鴻門宴，船長托馬斯·佩平（Thomas Pepin）被殺，好幾個船員受傷。受不了傷病、風暴和遠航的折磨，水手們士氣低落，哀聲遍地，在馬達加斯加西南海岸聖奧古斯坦灣（St. Augustine's Bay）就有六個船員不辭而別，拋棄了大家，選擇留在當地生活。
1602年6月21日，似乎無盡的航程終於看到了希望。遠處的島嶼隱約可見，“烏鴉”船上的英國人辨認出那是馬爾代夫群島。就在大家滿懷期待的時候，噩運再次降臨。7月2日淩晨，被疾病折磨的船長昏昏沈沈，大副和二副酩酊大醉，看守羅盤的船員擅離職守，瞭望的水手陷入夢鄉，“烏鴉”號不由自主地撞上了馬爾代夫北部戈伊杜島（Goidu） 的暗礁。次日早晨，幸免於難的40名水手在福拉杜島（Fuladu）登陸，迎來了新的一輪折磨。幸存的人群當中包括船長，但他依然沈浸於馬達加斯加熱病（Madagascar fever）帶來的痛苦；另一些則在宿醉中開始了熱帶的焦灼。所有的人都疲憊不堪，急需營養豐富的食物和良好的照顧。絕境之下，他們拿出了從船上順手抄來的白銀，用來換取當地居民的食物。淡水和食物奇貨可居，馬爾代夫的居民不斷地提高了要價，水手們也漸漸囊中如洗。
觸礁的消息不久便傳到了馬爾代夫的首都馬累。馬爾代夫的國王（蘇丹）聽到此事，馬上派人前來接收。根據馬爾代夫的法律，馬爾代夫所有的外國沈船，從水手到船上的一針一線，都屬於國王。困境之中的水手，其中有十二人偷了一艘小船，最終到達了印度大陸的奎隆（Quilon），那裏有葡萄牙人建立的據點。這十二人，究竟是否返回了法國，我們就無從得知了。剩下的水手聽天由命，船長大約在海難後六周就永遠地告別了“烏鴉”號；另一些水手或者病逝，或者逃亡不知所終，最終只有四個人茍且偷生，其中就包括弗朗索瓦·皮埃爾。
皮埃爾可能是“烏鴉”號的事務長（purser）。被俘之後，他在馬爾代夫居住了將近五年之久（1602-1607）。1607年2月，根據皮埃爾自己的說法，吉大港（Chittagong）的孟加拉人垂涎於“烏鴉”號幸存的優質大炮，襲擊了馬爾代夫。馬爾代夫的國王逃亡到群島的南部，不久就被執身亡。孟加拉人發現皮埃爾和他的三個同伴不是葡萄牙人，就把他們帶到了印度。四年之後，1611年，弗朗索瓦最終輾轉完成了“烏鴉”之行，返回法國的家鄉，並給我們留下了上述生動的記錄。
皮埃爾的時代，距離鄭和下西洋已經一百七十年了。鄭和之後，中國的海船幾乎就不再進入印度洋。中國的海洋貿易，也與印度洋不再直接往來。因此，皮埃爾在馬爾代夫並沒有看到或聽到中國人曾經來到這個島嶼的軼事或傳說。
除了中國來的魚鷹。
第一個看到鸕鶿捕魚的西人
最早見到和記錄中國鸕鶿/魚鷹捕魚的歐洲人是元代的托缽僧鄂多立克。鄂多立克大概出生於1286年，他很早就效忠於方濟各教會，過著清苦的托缽僧生活，依靠水和面包為生。他赤足步行，交替披著毛巾布和鐵甲，甚至退隱荒野，拒絕教會的提升。1318年，鄂多立克開始東遊，1321年他抵達西印度，並由此從海道到中國。鄂多立克約1322-1328年間在中國旅行，而後返回意大利，於1331年1月病逝。
鄂多立克到達印度後，便前往斯裏蘭卡。他從斯裏蘭卡乘船長途航行到蘇門答臘，遍訪南洋諸島，經爪哇、加裏曼丹、越南而抵達廣州；而後從廣州東行至福建的泉州、福州，北上經三省交界之仙霞嶺，至杭州和南京；接著從揚州沿大運河北上，最後到達元朝的都城汗八裏（北京）。
鄂多立克說，告別了閩浙交界處著名的仙霞嶺，“再旅行十八天，經過很多城鎮，我來到一條大河前，同時我居住在一個[叫做白沙（Belsa）]的城中，它有一座橫跨該河的橋。橋頭是一家我寄宿的旅舍。而我的主人，想讓我高興，說：‘如你要看美妙的捕魚，隨我來。’於是他領我上橋，我看見他在那裏有幾艘船，船的棲木上系著些水鳥。這些水禽，他先用繩子圈住喉嚨，讓它們不能吞食捕到的魚。接著他把三只大籃子放到一艘船裏，兩頭各一只，中間一只，再把水禽放出去。它們馬上潛入水中，捕捉大量的魚，一當捉住魚時，就自行把魚投入籃內，因此不多會兒功夫，三只籃子都滿了。我的主人這時松開它們脖子上的繩，讓它們再入水捕魚供自己吞食。水禽吃飽後，返回棲所，如前樣給系起來。我把其中幾條魚當作我的一頓飽餐。”
按，從仙霞嶺到杭州，必然走浙西南經金華、衢州一線到錢塘江上遊的嚴州府，而後從嚴州府經水路這條南宋貢道到達杭州。鄂多立克大約是1322年到中國，他走的還是南宋時期東南亞各國朝貢的路線，必然經過錢塘江。
考錢塘江上遊在1320年代有一座跨江大橋的地方，恐怕就是嚴州府府城梅城南面的鐵索浮橋了，此外並無它橋。不過，鄂多立克記錄的地名不是嚴州或者梅城，卻是Belsa，這又給這座浮橋的確切地址增添了一層迷霧。鄂多立克遊記的中譯者何高濟認為：“從鄂多立克所述捕魚方式看，這個Belsa城當在浙江省，所謂的大河或即指錢塘江。但Belsa一名無適當對音，無法確定為某城，這裏僅譯其音，以待續考。”此前的漢學家玉爾（Henry Yule）雖然博學多識，校註過馬可波羅遊記，但也不知此地為何處。
其實，在嚴州府的首縣建德縣境內，錢塘江上遊的新安江從壽昌流入建德時，有一個險要的渡口，叫做白沙渡。早於鄂多立克150年的南宋《淳熙嚴州圖經》記載：“白沙渡在縣西六十裏。”則鄂多立克記錄的Belsa即是梅城西南向六十裏水路左右的白沙。或許鄂多立克先到了白沙，記住了白沙這個名字，乃至誤把府城梅城記成了白沙？總之，白沙渡在嚴州境內非常有名，故1959年建立新安江水電站時候，就在原白沙渡口不遠處修建了大橋，取名為白沙大橋；而建德縣城從梅城移到新安江大水電站所在地時，也把縣城叫做白沙城，直到二三十年前才改名為新安江鎮。
鄂多立克到過的地方為梅城亦有旁證。他栩栩如生地記載了錢塘江上鸕鶿捕魚的情景。這大概是當年在梅城上下遊數十裏江面常見的捕魚方式，雖然不見於其它文獻，現在也不再使用鸕鶿捕魚。不過，在梅城下遊，也就是鄂多立克見過的大橋的下遊三十裏，有一著名的景點蘆茨灣。蘆茨灣地處桐廬縣富春江支流大源溪入口處，是富春江上的一處天然港灣，昔日為鸕鶿捕魚停泊處，故亦名鸕鶿灣，則鄂多立克之記錄鸕鶿捕魚確實為當年的風俗。蘆茨灣一帶早在唐代就是嚴州著名的文化勝地，有著名詩人方幹等人，與嚴子陵釣臺水路相通，近在咫尺。
“這樣捕魚實在太奇特了”
鄂多立克的記錄傳到西方世界後，西人對這個東方帝國用鳥捕魚的方法十分驚訝。到了明清時期，來華的西人更多了，他們留下了一連串鸕鶿捕魚的文字或圖像。
最早來華的是十六世紀初的葡萄牙人，他們立刻被中國的鸕鶿給迷住了。十六世紀中期葡萄牙的士兵蓋洛特·佩雷拉（Galeote Pereira）追逐發財夢，在中國沿海走私，1549年在福建被明王朝的軍隊逮捕，關進了監獄，而後他在中國南方（福建和廣西）輾轉數年，詳細記錄了他的所見所聞，其中就有中國的鸕鶿。他說：
“國王的河流中有大量的河船（barges），船艙裏都是養在籠子裏的海鷗（sea-crows），每月為它們提供一定的稻谷，它們在此吃喝生活，一直到死。國王把這些船交給他最能幹（geartest）的官員管理，如他所示，有的官員兩艘，有的官員三艘，按照下述方法捕魚。等到捕魚之際，在河水較淺的水域，所有的船聚成一個圓圈，海鷗的翅膀被繩子捆緊，而後一頭紮進水中這時，有的潛在水底，有的浮上水面，頗可一觀。當海鷗在其喙部裝滿了魚後，便回到它所屬的河船，吐出喙中的大大小小的魚，然後馬上接著捕魚。等到有了足夠的魚之後，這些海鷗便暫時恢復自由，可以自由自在捕魚進食。在我停留的那個城市，至少有二十艘裝滿了海鷗的漁船。”
蓋洛特比鄂多立克晚了兩百年，但他的記錄大致和鄂多立克相符。雖然說的是海鷗，蓋洛特所指的其實就是魚鷹/鸕鶿，只是他的知識體系裏沒有鸕鶿或魚鷹這個詞，所以用他海洋生活中常見的捕食魚蝦之海鷗來指代。
蓋洛特的描述自然有其虛妄之處，位於北京紫禁城的大明皇帝當然不會為區區的魚鷹操心，遑論把這些魚鷹直接交給他最能幹的官員管理。這都是乞丐的想象而已。不過，蓋洛特所說的情景的確有其歷史淵源，因為地方政府也許向生活在大小河流之上的船民也就是“疍家”收稅。這些船民，傳說因為是與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爭雄的陳友諒的部下，被罰不能上岸，低人一等，成為水上的吉普賽人。他們以船為家，捕魚為業，而鸕鶿便是他們最好的生活伴侶。筆者的家鄉建德縣，在建德江上也有不能上岸的“九姓漁民”，以打漁為業。以此推算，鄂多立克在梅城附近看到的鸕鶿捕魚應該是真實的故事。因此，蓋洛特所說的皇帝和魚鷹的聯系，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暗示了帝國權力對水上世界的管轄。這樣的捕魚方式實在令人著迷，於是蓋洛特“幾乎每天都去看它們，卻百看不厭，因為這樣捕魚實在太奇特了”。
葡萄牙多米尼加教士加斯帕·達·克魯斯（ Gaspar da Cruz，約1520-1570）約在1556年抵達了中國。和幾年前的蓋洛特一樣，克魯斯驚詫於中國的魚鷹。雖然他應該親眼看到了魚鷹捕魚，但克魯斯的描述幾乎完全抄襲蓋洛特，除了他將蓋洛特的海鷗稱為鸕鶿（cormorant），從而糾正了前者的錯誤。西班牙的教士、士兵貝納迪諾德·埃斯卡蘭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約1537-？）也隨之而來，留下了捕魚的類似記錄。看起來，初到中國的歐洲人幾乎全都迷戀於中國的鸕鶿，幾乎同時留下了類似的描述，三分親眼目睹，三分互相借鑒或抄襲，三分添油加醋，中國的鸕鶿很快地在歐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中流傳開來。這或許是幾十年後在馬爾代夫的法國人皮埃爾記錄中國魚鷹的背景。此後的一兩個世紀中，中國的鸕鶿繼續占據了歐洲人的眼球，而且歐洲還出現了關於鸕鶿的繪畫，比此前文字的敘述更加生動逼真。
畫中的鸕鶿
1656年6月13日，荷蘭的第一個訪華使團（1655-1657）抵達了運河邊上城市濟寧。他們關於水塘裏鸕鶿捕魚的記錄，和三個世紀前錢塘江上或者五十年前馬爾代夫的情景幾乎一模一樣。在欣賞和驚嘆之余，這批荷蘭人和鄂多立克一樣，買了一些鸕鶿捕的魚回去大快朵頤。約翰·牛霍夫（Johan Nieuhof，1618-1672）因為其繪畫才能而被挑選進入這個使團，於是留下了一張運河鸕鶿的素描，可以讓我們想象當時的場景。
牛霍夫繪制的鸕鶿
荷蘭使團訪華是在大清開國之初的順治末年。到了1816年10月9日，也就是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威廉·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1773-1857）使團中也在運河親見了鸕鶿捕魚。使團的成員亨利·艾利斯（Henry Ellis，1788– 1855）說：“就在晚餐前，我們有機會看到了捕魚的水鳥，稱為魚鷹（yu-ying），也就是抓魚的老鷹，或者漁鴨（yu-ye），抓魚的鴨子。它們高高站立在船上的竹竿上，而後從竹竿上一頭紮進水裏；它們為捕魚而生，漁民們訓練它們把捕到的魚送回漁船。我看到它們的脖子上套著一個堅硬的頸圈，以防止它們吞食捕到的魚類；它們已經習慣於從竹竿猛然紮入水中；它們的體型仿佛疣鼻棲鴨（Muscovy ducks），外表像鰹鳥（booby），尤其是喙部。”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後的第二年，法國傳教士、漢學家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從西藏抵達了內地。在途經長江中遊的時候，他看到了在湖泊捕魚的鸕鶿。那裏的漁民捕魚不帶漁網，他們的漁船兩側的船舷上停滿了鸕鶿。以下便是他詳細的描述。
“這些捕魚的生靈，潛入水中，總是能在喙部帶回一條魚，實在是一幅神奇的場景。中國人擔心他們帶羽毛的同伴旺盛的食欲，於是在它們的頸部套上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鐵圈，既能保持呼吸，又不致於吞食魚類；為了防止它們在水中嬉戲，浪費工作時間，鸕鶿的一只腳和一只翅膀上系著一根繩；如果呆在水底時間太長，鸕鶿就會被拽出水面。如果疲憊不堪，鸕鶿可以休息幾分鐘；但是，一旦發現鸕鶿偷懶忘記了工作，幾記竹竿的鞭策便會提醒它的職責，於是這個可憐的潛水者便耐心地恢復它那繁重的工作。從一個捕魚點到另一個捕魚點，鸕鶿站立於船舷的兩側，天然的本能告訴它們繩子的長度和以及船舷每一側每個夥伴間幾乎平均的距離，輕便的小船因而從來不會失去平衡。我們親眼看到小漁船艦隊上並排分列的鸕鶿布滿了整個萍侯湖（Lake Ping-hou）。”
“這些鸕鶿體型比家鴨大；短脖長喙，嘴部前端鉤狀。它們外表邋遢，特別是在勞作一天之後，面目可憎。它們全身濕漉漉的，羽毛塌陷，緊貼身體，孤立一團，看不出任何眉目，令人厭惡。”
這是被迫辛勤勞作的可憐的魚鷹。很明顯，古伯察不喜歡它們。
以上是到過中國的歐洲人，他們親眼見到了中國的魚鷹，因而留下了一手的記錄。令人驚奇的是，沒有到過中國的歐洲人，對於中國的魚鷹，也有描繪。
托馬斯·艾龍姆（Thomas Allom，1804-1872），英國建築師和藝術家，雖然從來沒有到過中國，卻創作了一系列中國的風景畫，向歐洲大眾介紹了中華帝國的風光，其中就有一幅鸕鶿的素描。托馬斯本人或許沒有見過鸕鶿，他的畫作是根據到過中國的歐洲人的文字記錄和繪畫而成。他筆下的鸕鶿，恬靜安寧，象征著鸕鶿和其主人和諧共生的親密關系，與古伯察的記錄大相徑庭。
托馬斯畫的鸕鶿
西方人對於鸕鶿的興趣一致持續到了二十世紀。那個時候，照相代替了繪畫，流傳更為廣泛，茲不再論。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