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奔勝
正值建黨百年，電視和網絡上熱播的《覺醒年代》《理想照耀中國》等紅色大劇中，那一個個義無反顧的身影雖未謀面，一幕幕動人心魄的場景雖未親歷，但隔著屏幕，仍能感受到澎湃的熱血和信仰的力量。
審視此時我所在的忻州，在那個動蕩年代，這裏也不乏覺醒的先驅；理想照耀中國，也照耀著忻州這片紅色的土地。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對於忻州而言
星星之火在哪裏
又是怎麼燎原的？
我心中的日歷不停地回翻
早在建黨前一年，1920年深秋時分，靜樂青年高君宇作為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學生，就在北平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58名黨員之一，也是山西第一個共產黨員。這意味著，從那時起，這位“五四健將”就已經把山西和忻州寫進了黨的歷史。
李大釗與高君宇。源自網絡
1926年6月初，“五卅慘案”剛剛過去一周年，肅殺的街道上行人稀少，崞縣中學學生會主席劉葆粹，就在太原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忻州第一個共產黨員。同月上旬，忻州第一個黨支部——中共崞縣中學支部也籌建成立。次年元月，忻州第一個縣委——中共定襄臨時縣委成立。
有人說，閃電是偉大的覺醒者，因為它喚醒了沈睡的大地。高君宇先生就是這樣一位“閃電”般的代表人物。他在日記中用詩句袒露心聲：“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
顯然，他不是一個躲在書齋裏“躺平”的人。他這把寶劍帶頭砍斷束縛新思想的舊辮子，帶頭衝向前方火燒趙家樓。他這簇火花拼盡羸弱之軀，數千裏播撒革命火種，兩次深入虎穴又機智脫險。他接受重托，擔任孫中山先生政治秘書，南下廣州協助平叛，北上起草《北上宣言》，不向病魔屈服。他像閃電一樣穿梭於演講、聚會、鬥爭、辦刊之間。最後，真的如彗星般急速地燃盡了自己。
《北京大學日刊》曾評價他：“久而益厲，猛勇有加，其弘毅果敢，足為青年模範。”這個青年模範，從忻州這樣一個逼仄僻壤走出來，卻真真切切展現了一個青春中國該有的遼闊與深刻。
我對先生景仰已久，在北京工作時，就知道陶然亭公園有他的塑像和墓碑，那裏曾是他和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者們秘密開展革命活動之所，因輾轉忙碌，自己竟未去憑吊過。來忻州工作的機緣，讓我有了近距離拜謁他的機會。去靜樂下鄉，我專程趕到文廟東面的明倫堂院，也就是岑山書院，先生曾經讀書的地方。
靜樂縣文廟明倫堂。忻州日報資料圖
遠遠地我就望見了他的雕像。他站立在一塊土坡一樣的大理石臺基上，仿佛正註視著我，我不由得加快腳步向他走去。快走到跟前，才看見他單手叉腰，邁開步子，正向前奔去，他的目光穿透鏡片投向我，溫暖而堅定。我深知，先生有著更高遠更廣闊的凝望。
岑山書院。王文君 攝
我來到的地方，正是先生出發的地方。這讓我瞬間感覺，歷史原來離得這麼近，從先生那時起到現在走過的百年光陰，就在我與先生咫尺交臂間、彈指一揮間，仿佛仍能聽到他炙熱的心跳，仿佛我與他處在同一時代。
忻州的覺醒者當然還有很多，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單：參加南昌起義並追隨朱德和陳毅到井岡山的趙爾陸上將，中央蘇區政府總務廳廳長、被譽為“紅都管家”的趙寶成，為山西國共合作抗戰作出巨大貢獻的薄一波，共和國元帥中唯一的北方人徐向前，由崞縣九名就讀北平大學的窮學生組成的“九窮”小組，在外求學或回鄉探親早期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徐則歐、史雨三、師祥甫、郭潤芝、樊瑞堂、張亨晉、郭卯元、李希龍、張孝友、範若愚、高欽……
抗戰初期的徐向前。源自網絡
如果統計一下，從忻州走出去的革命者、領導者、將軍和士兵到底有多少，從忻州南下、西進、北上的幹部到底有多少，我想那絕對不會是一個小數字。信仰的種子一經播撒，就如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勢，即便地處千溝萬壑，即便閉塞至極，但革命火種還是燃燒了起來，這裏的大山深溝也不能阻擋先進分子的革命熱情。
那些年代，革命烽火燃遍了神州每個角落。我工作生活過的地方，無論是安徽、吉林、江蘇、福建，還是北京，沒有哪一個地方沒有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不由得感慨，在中國大地上，近百年來，往往就是一段又一段的紅色歷史，走到哪裏，都在牽引著你。一個人不是在歷史故事的這一段，就是在歷史故事的那一段，如果你細心去留意的話，你始終是走在紅色歷史的某個篇章裏。
2
總有一種信仰的力量
勢不可擋
總有一種執著的精神
讓我們感動並崇敬
在江蘇工作時，我曾劃進蘇南的蘆葦蕩，如同劃進一出久唱不衰的京劇裏，抗日的烽火映紅了浩渺煙波；我也曾叩開蘇北平原的農莊，仿佛叩開一段煙雨深處的血火記憶，聆聽一曲魚水情深的英雄贊歌。更為深沈的定格，則來自我到訪過的南京中山陵，那自下而上“警鐘”形狀的設計，給這座莊嚴肅靜的陵墓陡然增添了幾多憂思。
中山陵。源自網絡
1935年歲末，最尖厲的一聲警鐘，由一個忻州人敲響！他報國無門，帶著滿腔悲憤，在中山陵前以剖腹自戕、灑血明誌的決絕方式驚醒國人。不用我說，人們都會說出他的名字：續範亭。他被譽為中國抗戰“最有血性的愛國將軍”。作為辛亥革命元老、作為孫中山先生曾經的衛士長，將軍泣血手書五首《絕命詩》，開篇一首就寫盡英雄浩氣：“赤膊條條任去留，丈夫於世何所求？竊恐民氣摧殘盡，願把身軀易自由。”
續範亭。源自網絡
最令我動容的是，將軍隨陜甘寧邊區黨政軍機關撤離途中，病情加劇，最後的遺書竟是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我不由得頓住了。與高君宇先生一開始就堅定加入中國共產黨不同，續範亭將軍是從一個裝備精良、錦衣玉食的黨派切換到另一個背靠窯洞、小米加步槍的黨派，這樣的抉擇，對於一位病榻垂危的將軍，到底意味著什麼？
一定是意味著那超越生死之上的真正的信仰！
驚悉續範亭將軍病故的噩耗，一位與他同年生的共產黨人十分悲痛，親書挽聯：“為民族解放，為階級翻身，事業垂成，公胡遽死？有雲水襟懷，有松柏氣節，典型頓失，人盡含悲！”內容引起強烈共鳴。人們很快知道，手書挽聯者是一代偉人毛澤東。光陰荏苒，筆墨不老，毛主席寫給續範亭將軍的那14封書信，還在見證著彼此水乳交融的誠摯革命情誼。
當我從忻州驅車來到將軍的故鄉原平，走進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範亭中學，走進朱德總司令親筆題寫匾額的紀念堂，仰望他高聳的半身漢白玉雕像，聆聽講解員介紹他的生平，仿佛走進他苦心孤詣、救國圖強的一生。
展廳裏一張將軍與女兒續磊的照片，引起了我的註意。那是將軍剖腹後，在南京中央醫院治傷時留下的影像。照片裏，續磊坐在病床邊，和父親一同望向前方，他們的眼神裏，沒有一絲恐懼和悲傷，有的只是堅毅和果敢。
續範亭與女兒續磊。源自網絡
從這一段紅色展陳中，我了解到，將軍的女兒是記者，嫁給了同樣是記者的穆青。穆青是我們熟知的新華社老社長，也是我國新聞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作為晚輩，作為曾經的新華社記者、現在的忻州新市民，看到歷史脈絡冥冥之中的延展，我不禁心潮澎湃，浮想聯翩，十分感慨歷史的機緣巧合，也感謝這樣一種人生際遇。
3
這個村莊就像一把火炬
點燃了全民抗戰的烽火
眾多的老一輩革命家
在此留下戰鬥的足跡
南茹村，忻州五臺縣一個小村莊，曾經享有“茹湖落雁”的美譽。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有一群人，他們來到這裏，可不是為了觀賞落雁，體味風雅，而是要鼓蕩起一個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際抗爭的血性。
1937年9月23日，也就是日寇發動“七七事變”後的兩個多月，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的八路軍總部進駐南茹村，南茹村也成為我軍抗日司令部第一個駐紮地。
那些日子，南茹村沸騰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鄧小平、劉伯承、賀龍、聶榮臻、左權等八路軍高級將領接踵而至，電話、電報、命令此伏彼起，運籌決勝幾百裏之外。
我到訪過八路軍總部舊址，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小院，四周高山環抱，全民抗戰烽火在此點燃。走進院子，曾經的硝煙已經遠去，一切歸於平靜。
五臺縣南茹村八路軍總部舊址。宮愛文 攝
難以想像，八路軍115師首戰平型關的戰鬥號令就發布於此。我們都知道，那次戰役幹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就是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名揚天下。
平型關。陳寶 攝
難以想像，為配合國共忻口會戰，120師雁門關伏擊戰運籌於此，129師夜襲代縣陽明堡機場亦謀劃於此。而百公裏外的忻口村，經受了一場華北戰場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中日交戰最為慘烈的戰役，數萬將士喋血疆場，愛國將領郝夢齡、劉家麒、鄭廷珍同日捐軀赴難。忻口戰役也與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並稱為抗戰初期“四大戰役”。
忻口戰役紀念墻。陳寶 攝
猶記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盛大的閱兵儀式上，10支受檢閱的英雄部隊忻州就占了3支！當平型關大戰突擊連、雁門關伏擊戰英雄連、夜襲陽明堡戰鬥模範連徒步方隊踏著整齊的步伐走來，仿佛他們就是從忻州紅色記憶的深處走來，走得鏗鏘有力，走得氣勢如虹。
也難以想像，那些深思熟慮的決策就是在這簡陋的一隅形成。黨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第一張藍圖繪就於此，黨創建首批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規劃誕生於此，恢復我軍黨代表和政治機關原有制度的意見出臺於此，體現我軍對日本戰俘政策的首份文件也制定於此。我看過那份文獻，一千來字的《八路軍告日本士兵書》，內容不多，但字字千鈞！對於多數人，單看標題，就能感到一種直截了當的威攝力。
那段歷史給予南茹村的時間並不寬裕，滿打滿算，八路軍總部駐紮於此的時間也就一個多月，當年的10月28日就進行了戰略南移，轉戰太行山腹地。而所有這些奇跡，都是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創造出來的。這讓我意識到，時間的分量對於每個人、每個地方真的並不相同。
可以說，南茹村為中國抗戰打了一針又一針的“強心劑”，使得抗戰的旋律不再像開頭幾個月那般低沈、那般壓抑，開始變得明快起來，裏面已經有了大刀進行曲的激越、黃河大合唱的怒吼。
這麼多的“第一”，南茹村不成為“第一村”都說不過去。果然，她像那些被黨史專家譽為“抗戰第一村”的村落一樣，被譽為“八路軍出師華北前線進行抗日戰爭的第一村”。
像南茹村這樣，看似普通卻極富傳奇色彩的村落，在忻州大地還有很多。五臺縣的金崗庫村有晉察冀軍區司令部舊址；神池縣的橫山村，八路軍團長高永祥以身殉國後改名永祥山村；舉世矚目的百團大戰首戰地就在靜樂縣的康家會，那裏打響了這場規模空前的戰役的“第一槍”……
五臺縣金崗庫村晉察冀軍區司令部舊址。源自網絡
靜樂縣康家會百團大戰首戰紀念館。呂宣中 攝
正是這些樸素的鄉村和厚重的土地，把我們帶回一個個紅色的歷史瞬間。在那些現場，如今只有必不可少的提示，沒有過分的裝飾。唯其如此，我們來到的才是真實的舊地。那些廣大無言的存在，正是對一段崢嶸歲月最深刻的銘記。如今的陽明堡飛機場早已沒有飛機，只有一大片玉米在生長，也唯其生長，才是對長眠者最好的致敬。
於是，有意無意，我對忻州大地上的那些斑駁村落、羊腸小道多了幾分關註。下鄉途中，走訪路上，從眼前掠過的一個小土包、一條溪澗、一截老樹、墻根下曬太陽的老人，都有可能是一段紅色歷史的親歷者、見證者、講述者。
4
理想與奮鬥
戰爭與犧牲
那是曾經的熱血旋律
致敬那些戰火中做出巨大努力與犧牲的英雄們
定襄縣西河頭村，一個因地道戰而聞名的村落。剛走近她時，我想起一個成語：無險可守。深入進去後，又想到一個成語：堅不可摧。
溝通兩個成語之間的秘密通道，就是那些迷魂陣似的地道。
當時那些在地道裏戰鬥的人，已經走進了歷史。他們並不知曉，他們用生命和鮮血守護的這片土地，已經與北京焦莊戶、河北冉莊齊名，成為全國保存最完整的三大地道戰遺址之一。
定襄縣西河頭地道。張晉蘭 攝
那些身影，最終幻化成近1200多位烈士的名字，鐫刻在定襄革命烈士紀念碑的背面。我默讀著那些烈士的名字，思緒飄得很遠很遠。
這樣的碑或墻，忻州每個縣都有，在那些松柏蒼翠、肅穆莊嚴之地，長眠著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以及新中國建設中犧牲的忻州數萬烈士。
如果把忻州每個縣的烈士名單集中放到一面墻上，如果把山西每個市的烈士名單集中放到一面墻上，如果把全國每個省的烈士名單也集中放到一面墻上，會是怎麼樣的一種場景？
我想，那麼大的一個體量，每個人都會在視覺上、情感上感受到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是啊，那太沈重了，沈重得令人窒息，使人無法直視！那些名字裏，肯定有你所認識的人的名字，或許就有我們自己的名字，盡管只是重名。他們從歷史中走來，會帶給我們多麼巨大的心靈震撼！
忻府區烈士紀念墻。張存良 攝
當人們熱衷於探究忻州第一個共產黨員是誰，第一個黨支部在哪裏，第一個縣委書記是誰時，可曾想過，在那血雨腥風的年代，早醒往往意味著早逝，第一個往往意味著殺頭，參加共產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犧牲！
在一次黨史學習教育的會議上我曾發問，如果現在把鍘刀擡進會場，讓大家過這一關，說出秘密就過，不說就鍘，有多少人能夠眼睛不眨向死而去。這句直抵靈魂之問，既問給大家，也問給我自己。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劉胡蘭烈士那樣，一個15歲的花季少女，如此忠誠於信仰，如此英勇赴義，如此剛烈不屈，感動著一代又一代人。她那“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光輝形象永遠刻在了我們心中。
毛主席為劉胡蘭題詞。源自網絡
這樣的動人故事，在忻州大地並不鮮見。英勇就義時比劉胡蘭大一歲的忻州兒童團團長嶽雲貴，也和劉胡蘭一樣面臨著威逼利誘，面臨著生死審訊，但他怒視敵人，臨危不懼。死後渾身上下有80多處刀傷，腸子流出體外，慘不忍睹，但英雄氣概長久地回蕩在天地之間。
忻府區烈士陵園的嶽雲貴塑像。張存良 攝
不怕犧牲，從來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之魂。在福建工作期間，我了解到最為慘烈的犧牲就發生在長征初期的湘江戰役。那是關於閩西兒女的故事，為了掩護大部隊脫險，這支部隊誓死守衛湘江，以最為壯烈的方式詮釋了忠誠的內涵。這段故事讓我久久不能平靜，於是便與同事們采寫了一篇告慰先烈的文章《閩西：紅軍長征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采訪的情形至今歷歷在目，英雄的事跡一直令我感動。在福建長汀，當我站在黨的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從容就義地時，默默地想，如果當時自己站在這裏，會那麼從容嗎？這個叩問長時間盤旋在心頭。來到忻州，每到一縣調研，當我了解到那些犧牲的烈士，這樣的叩問就會再次響起。
5
愛情是人類永恒的話題
生死相許是最動人的音符
崇高信仰則是這音符的最強音
當我的目光觸及歷史長廊裏的革命愛情，“我失驕楊君失柳”的蝶戀花灼然盛開，閩西深山老林的竹戒指依然閃耀如初，刑場上的婚禮舉行得那麼蕩氣回腸，雨花臺下的白丁香傾聽著深情的二胡《隨想曲》隨風搖曳……
毛澤東手書《蝶戀花 · 答李淑一》。源自網絡
我同樣被這個長廊裏忻州人的愛情故事深深吸引。
秋高氣爽，我曾專門約友人去看北京香山紅葉，那時並不知曉，這小小的紅葉還承載過一對山西革命伉儷聖潔的愛情，這便是盡人皆知的高君宇與石評梅之戀。
我分明看到了紅葉有三重面孔。第一重是絢爛的、熱切的，呼應著高君宇那句深情的詩“滿山秋色關不住，一片紅葉寄相思”；第二重是內斂的、哀傷的，一滴露珠還是淚水打濕了石評梅寫下的新詩“枯萎的花籃不能承受這鮮紅的葉兒”；第三重是褪色的、悲痛的，當寄情的紅葉成為遺物，石評梅心如刀割，每周祭吊，抒寫《墓畔哀歌》，失聲喊出：“紅葉縱然能去了又來，但是他呢，是永遠不能再來了！”
北京香山紅葉。源自網絡
1928年9月30日，石評梅女士在北平驟然病逝，年僅27歲的生命讓她成為中國近現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她曾和呂碧城、蕭紅、張愛玲一並被譽為“民國四大才女”。
無從知曉，她去世的消息傳開後，她的老師魯迅先生等大家會有怎樣的惋惜，她的同學林徽因、丁玲、冰心會寄托怎樣的哀思，畢竟他們在一起度過了一段“狂笑、高歌、長嘯、低泣”的快意生涯，也藉此開啟了各自嶄新的人生。
也無從知曉，她的已先她而逝的戀人高君宇若地下有知，會是怎樣的悲痛欲絕！相較於革命家、政治家這一身份，高君宇清瘦的面容、火熱的情感，使他更像是一個詩人，事實上他和“新月派”詩人徐誌摩是同一年出生的。
但可以知曉的是，因高君宇這位“紅娘”結合的革命伴侶周恩來與鄧穎超，新中國成立後，曾幾次前往陶然亭湖畔的“高石之墓”憑吊。
我在網上見過高石二人的漢白玉雕像，兩個相愛的人在綠樹映襯下終於敞開心扉，走到了一起。高君宇的眼神專註，仿佛正在抒發胸臆：“我就是被捕去坐牢也是不怕的，假如我害怕，我就不做這項事業了！”“假如我要為自己打算，我可以去做祿蠹，你不是也不希望我這樣做嗎？”石評梅略微側過身，眼神透露愛意，用那灼熱卻又苦冷的文風倔強地說：“我撐著這弱小的軀體，投入在這腥風血雨中搏戰著走向前去的戰士，直到我倒斃在旅途上為止。”
陶然亭高君宇、石評梅雕像。源自網絡
當我讀到石評梅墓碑上刻著的“春風青冢”四個大字時，頓覺有風拂過，不禁釋然：倆人早已引為知己，雖生未成婚，但死而並葬，可謂死生契闊，又何必拘泥於世間流俗呢！
在那生死兩茫茫的年代，很多革命戀人離別多年情不移，等來了終成眷屬，但也有人等不到那一天，等來的只有對愛情的釋懷與各自成全。
當人們津津樂道於馬海德、周蘇菲寶塔山下的浪漫異國之戀，對於忻州五臺縣東冶鎮的陳劍戈來說，向她奔騰而來的洪水，是來自異國他鄉的愛情洪水。
忻州人陳劍戈與越南人洪水結婚了！這在今天人們的眼裏可能稀松平常，但那可是紅軍長征後的頭一宗跨國軍婚，史稱“八路軍中第一婚”，不能不引起轟動。
陳劍戈，原名陳玉英，太原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生，是當時五臺縣東冶區動委會婦女主任。洪水，原名武元博，中國和越南雙料“少將”，也是當時中國唯一一位外籍將軍。
倆人的結合在當時被傳為佳話，讓人體會到那種刻在骨子裏的愛情。而革命者的愛情看似分外浪漫，在那個年代卻又飽含著幾多淒苦。今天的我們可以感受那時愛情的甜蜜，但對於革命的那份殘酷，尤其當愛情面對革命需要作出艱難決絕的選擇時，那種勇氣恐怕是今天的我們難以體會到的。
每每想到革命者對愛情的純粹，對自我的犧牲，對信仰的堅守，我總會肅然起敬。那個時代的覺醒者，為我們演繹了堅貞的愛情故事和不朽的革命精神。
電影《刑場上的婚禮》劇照。源自網絡
6
從家書的字裏行間
我們可以讀懂
革命者的壯闊情懷
和穿過歷史照亮未來的不滅精神
見字如面、展信如晤，是人們對家書的美好記憶，在“家書抵萬金”的戰火年代，左權寫給母親的“決心書”、趙一曼寫給幼子的“示兒書”、張朝燮寫給妻子的“兩地書”、傅烈寫給父親的“絕命書”、王爾琢寫給父母的“托孤書”，成為革命者披肝瀝膽的滾燙證物。據了解，忻州也不乏這樣為家國而書、為民族而書、為信仰而書的書信，那一頁頁泛黃的紙張，開啟了一段段塵封的記憶。
左權家書。源自網絡
一封是革命烈士梁雷寫給姚雪垠的家書。梁雷在偏關縣掩護戰友轉移，不幸壯烈犧牲後，寫給河南同鄉、著名作家姚雪垠的書信陸續被發現，那種決死不羈的灑脫震驚了我。他在信中說：“我們是絕不懼怯、退縮、退讓、逃避的！我們是要拼著頭顱殺向敵人的側方、後方去的，死的機會多著呢。”這位把死亡當成機會的共產黨員，置雁北遊擊隊司令員、偏關縣委組織部部長、偏關縣縣長等光環於不顧，認為“我即若死了對民族革命是決無損失的，因為你們一定會因我之死而做了更多的工作，因我之死而號召更多的同誌。”讀罷，一股凜然正氣湧上心頭，難以忘懷！
一封是徐向前元帥寫給妻子的家書。臨汾戰役中，徐向前考慮到強攻會給部隊造成很大傷亡，就沒有同意前線指揮員的請求，而是改用坑道爆破攻城，取得了勝利。但即便如此，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仍充滿內疚：“臨汾於十七日最後為我兵團攻下，頑敵為我全殲，總計自三月七日開始作戰以來已整整七十天矣，不管傷亡消耗如何大，但總算最後取得了全勝，而我精神上之重負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但因時間拖延甚久，傷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為憾，有時自己竟覺得慚愧萬分！”
徐向前故居。忻州日報資料圖
這種愛兵如子的情懷，對於徐帥而言不是偶然的。在南方傳頌著“半條棉被”的美談，說的是長征中女紅軍戰士董秀雲把自己僅有的一床棉被剪下一半留給村民，而在北方則流傳著“一條棉褲”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徐帥。抗戰時期，他奉命回家探親，姑姑看他穿得單薄，就想給他做一條棉褲，他推辭道：“我的同誌有一萬人，要做就得一起做，光我一個人穿暖了怎麼行呢！況且多少老百姓還穿不上棉褲呢！”一南一北，從棉被到棉褲，溫暖著整個中國，也溫暖著人心。
徐帥故居位於五臺東冶鎮永安村，看上去簡樸而莊重。和故居相比，不遠處的紀念館的視覺就更加開闊，層次也更豐富，人們希望用這種方式來承載一位元帥的豐功偉績。我站在那裏，看見他的白色大理石雕像高高矗立，仿佛仍在指揮千軍萬馬。猛然想起他生前最喜歡於謙的那首《石灰吟》，“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多麼像他光明磊落、胸懷坦蕩的一生的寫照啊！
徐向前元帥紀念館。王文君 攝
還有一封是一個外國人寫給中國友人的。一個人在生命最後時刻，會想些什麼？可能答案不盡相同，對於白求恩大夫，他唯一的希望仍是“多做貢獻”。在河北唐縣，去世前的那個清晨，他用顫抖的手給他的好友、司令員聶榮臻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今天我感覺身體非常不好，也許我要和你們永別了！請你給加拿大共產黨總書記蒂姆·布克寫一封信……告訴他們，我在這裏十分快樂，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夠多做貢獻。”
當他寫下“最近兩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日子”時，我想，他一定想起了曾在忻州五臺山工作過的100多個日日夜夜，也一定想起了來五臺山之前與他深情話別的毛主席，誰料一別竟成永訣。只有那篇著名的《紀念白求恩》見證著彼此深厚的情誼。
五臺縣白求恩紀念館。宮愛文 攝
可以說，白求恩是幾代中國人集體的記憶，透過歷史的帷幕，仿佛仍能聽到他匆匆的步履，不遠萬裏，奔赴延安，奔赴五臺山。他是帶著崇高的使命來的，他的到來，讓中國有了兩個盧溝橋：一個是給人傷痛和警醒的盧溝橋，另一個是給人醫治和希望的盧溝橋。後一個“盧溝橋”是他的一個發明。做法是，仿照農民運送東西用的那副馱子，把手術臺、換藥臺、器械筒、藥瓶車、洗手盆等設備裝進一副箱子裏，放在驢背上馱運，這種馱子外型像一座橋，於是就把藥箱子叫成了“盧溝橋”。就是用這種“盧溝橋”，他救治了許多八路軍傷病員和窮苦民眾。這種“盧溝橋”一直沿用到解放戰爭。如今，原件就保存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裏。
白求恩大夫當年親手創建的模範病室，位於五臺縣耿鎮松巖口村。我去的時候，恰好遇見村頭一位老人，他回憶說，小時候就是在這裏看見白求恩大夫在忙碌。那忙碌的一幕，穿越時空，在我腦海裏立馬閃現出一個彎下腰做手術的身影，仿佛還能聽到他觸動手術器械時發出的輕輕碰撞聲。
白求恩模範病室舊址。宮愛文 攝
現在，這裏已擴展為由他的故居、模範病室和紀念館組成的紅色景點，顯然比他當年做手術的空間要大許多，在這片開闊的空地上，仿佛還能聽見他經常對護士說的那句：把“盧溝橋”打開。如今，他的名字和井岡山、延安、西柏坡、沂蒙山以及山西的太行、呂梁這些光榮的地名一樣，化為了一種精神。
7
這份珍貴的報紙
忠實記錄了
那些曾經發生在歲月深處的新聞
記錄了
晉西北人民浴血奮戰和生產生活景象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九周年，一個離忻州很近的地方，山西興縣高家村，夜幕降臨，一排窯洞裏正亮起一盞盞昏暗的麻油燈，一群人或埋首批閱，或奮筆疾書，或沈思踱步，透過白紙裱糊的窗欞，有幾間屋子裏還不時彌漫出油墨的清香。
這裏就是名聞遐邇的《抗戰日報》所在地，作為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機關報，這份報紙被譽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一面旗幟”，被毛主席稱贊“內容豐富，尖銳潑辣，有朝氣，為群眾講了話”。
晉綏邊區革命紀念館裏的《抗戰日報》舊址景觀。馮曉磊 攝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通過網絡看到了《抗戰日報》影印版，隨手一翻，便看到版面上註明“新華社電”的稿件不在少數，那是抄收延安發來的新聞電訊時留下的標記。這一抄收，等於每天把延安的氣息和精神也抄收了過來。
部隊前線炮火連天，報人後方筆墨助威。當了20年的新華人，看到這一幕，我自然感到親切，更有從心底裏升騰起來的敬意。這種敬意，既是作為同行對前輩戰地記者不懼生死、記錄歷史的敬意，也是作為後人對生發那些報道的土地的敬意。
通過對這份報紙的深入閱讀，我從中獲得的關於那個時期忻州的信息越多，也就越發感動。
因為報社離忻州近，“近水樓臺先得月”，《抗戰日報》上大量記載了忻州各縣抗戰的消息。抗戰勝利後改名《晉綏日報》，忻州仍然經常出現在版面上。
戰爭是殘酷的，這種殘酷首先體現在對一切存在之物的摧毀。1940年10月9日《抗戰日報》第一版，就刊發過一篇觸目驚心的報道，標題是《崞縣敵寇大肆燒殺劉家莊慘遭屠殺者達二百余人》：
據忻縣來人談：靠近忻縣邊境之崞縣五區劉家莊，我某部前曾在該逮捕偽“皇協軍”五名，敵寇以此為借口，於九月十八日派兵百余，將該村包圍，大肆燒殺，我無辜民眾慘遭屠殺者達二百零四人，房屋被燒三百余間。該村總共僅有一百余戶，因此虎口余生者，現尚逃避他方，不敢歸還。其屠殺之殘酷，當地民眾言之切齒。
這樣的報道經常不忍卒讀，但不讀就無法知道什麼叫滅絕人性。我們光是說出“寧武慘案”“崞陽慘案”“南懷化慘案”那一連串慘案的名字，就會脊背發涼。
英勇抗敵的消息也屢見報端。1941年9月24日，報紙的第三版就以《岢嵐、神池兩區長殉國》為題作了報道：
（岢嵐訊）岢嵐三區區長王增貞，於八月二十五日，帶領工作團若幹人，於第三溝村休息之際，突被敵騎兵五十余人包圍，王區長即以步槍一支，掩護幹部退卻，不幸胸部中彈受傷，被敵以刺刀殺死。行署已傳令岢嵐縣政府從優撫恤其遺屬。
（神池訊）神池第二區區長管鎮南於上月八日，率部襲擊神池南關，英勇殉職，除呈請上級表揚撫恤，並舉行追悼大會。
因此，慶幸在這樣一個偏僻之地，有《抗戰日報》這樣一位“大先生”，能夠為我們留下這些文字，也讓我們更清晰地觸摸到腳下這片土地上發生過些什麼。
事實上，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忻州很多地方已經成為較為穩固的根據地。河曲、偏關、保德、五寨的解放早於全國抗戰勝利，神池、靜樂、岢嵐、五臺、代縣、繁峙、寧武、原平、定襄、忻縣的解放早於新中國成立。
對於根據地而言，戰爭與和平交織，不會只是整天打仗，也包括對根據地的建設與治理。應該說，根據地的建設與治理同樣是忻州黨史上的精彩篇章。報紙上關於開荒種地、減租減息、夜校掃盲、文化演出、婦紡運動、表彰英雄等消息，為人們展現出一派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景象。
人是鐵，飯是鋼。在那個年代，開荒種地是能排到熱榜上的大事。《抗戰日報》上關於忻州開荒的消息換了一茬又一茬，隔上一段時間，還能以綜合報道的方式登上延安《解放日報》。該報1945年6月21日第二版就刊登過《河曲保德大量勞動力到岢嵐山開地備荒》一文，內容不長，全錄如下：
（新華社晉西北十九日電）河保一帶，過去經常發生旱災，人民在長期與荒旱鬥爭中，積蓄了防旱備荒的經驗。據有經驗的老農說：防旱的首要方法是不管天下不下雨，竭盡一切方法生產。第一是開荒搶種，河保農民為了防旱，特地到岢嵐山去開荒，因岢嵐山多灌木林，氣候較涼，下雨的機會也多，今年已有大量勞動力前往開地。第二，各種莊稼都要細心照顧，多鋤草，多除蟲，近水的地方，還要大批的種瓜，以備跌年成時食用。第三，為了保證收成不落空，一塊地裏可種二種莊稼，如在棉花地裏寄種瓜，看雨量及出苗情形決定去留。此外，有棗樹的地區，要註意培植棗樹，將來可以棗糕炒面充饑。養羊的人家裏多留母羊，羊奶也可維持生活。
那真的是一個勞動創造英雄的年代，報紙上經常刊登勞動英雄的光榮事跡，生產能手是成為勞動英雄的必備條件。1945年1月7日《抗戰日報》第二版上，就刊登過寧武縣勞動英雄張初元帶領鄉親開展生產的報道：
（寧武訊）張初元村冬季生產蓬勃開展，並與冬學密切結合。以煤炭為中心，組織了七個小組，有六十八個人上窯，又組織了兩座合作油房、五個榨油小組、六個運輸隊、十六個婦紡小組。這些生產組織之間，經常取得聯系與幫助，煤窯的炭賣給油房，油房可供給煤窯燈油，運輸隊給煤窯運炭，給油房往外運油，往回換鹽換棉花供給群眾，供給婦女紡織，使大家都能得到利益，人人有利可圖。跟著冬季生產的開展，又將生產組織轉入了冬學，由於冬學不但不耽誤冬季生產，反而推動了冬季生產，因而全村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眾參與了冬學，在冬學中研究公糧條例，地雷的制造使用，紡織技術等，從冬學中提高了群眾的生產情緒，窯工們提出：“寧叫炭等人，不叫人等炭。”提高了窯工們的出炭數目，油房、婦紡亦相繼提出要提高生產量，全村四四七戶人家中已有一三四戶人家訂定了冬季生產計劃，每戶要拾糞二十擔、集柴六千斤，為了達到冬季生產五十萬元的目標，個人與個人、小組與小組之間發動了競賽。
窺一斑而知全豹。我想，不用再一一列舉，就能夠判斷出，這些紅色史料的價值非同一般。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這些豐滿、鮮活的細節呈現，世人對於那一段歷史是沒有深刻印記的，人們只能是在方誌的宏觀敘述裏、親歷者遙遠的追憶中，揣測過往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其實，從《抗戰日報》到《晉綏日報》，僅僅是翻閱一下，從忻州大地上發生的那些令人振奮的變化中，我也分明捕捉到，勝利的號角愈加嘹亮，勝利的步伐不可阻擋。
8
從延安到西柏坡
一條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路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一行曾路經
忻州7縣
留下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
西柏坡。源自網絡
從延安到西柏坡，標誌著黨中央領導機關勝利完成了一次戰略性的偉大轉移。這一轉移，僅從居住的條件來看，是從土窯洞搬進了土磚房，身不離土，但顯然更加結實堅固，支撐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基礎也越築越牢。
從窯洞搬進磚房，有兩個重要的過渡，一個是東渡黃河，一個是路居北方的四合院。如果說黃河永遠是那般滔滔不絕的表達，那麼四合院則是靜靜地儲存記憶的容器。一動一靜，把這條“進京趕考”之路、走向勝利之路映襯得波瀾壯闊、意蘊悠長。
1948年春，毛主席率領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曾路經忻州7個縣，並在岢嵐、神池、代縣、繁峙、五臺山5個地方居住過。如今，主席居住過的四合院早已辟成路居紀念館。那些紀念館，仿佛一個個巨大的磁鐵，吸引著四面八方的人們駐足停留，思索緬懷。
其實，早在1947年的4月中旬，劉少奇、朱德就率中央工委由延安出發，途經忻州的靜樂、寧武、原平、五臺，趕赴河北平山縣，為黨中央東遷選定西柏坡。深秋時節，解放軍總參謀長葉劍英一行5人，則從西柏坡返晉綏邊區途中，路經忻州的五臺、代縣、靜樂。在這往來之間，我想，忻州與西柏坡一定早已相識，甚至彼此相知，當走過這一季的春暖花開，兩個地方都迎來了更好的自己。
至此，有一個史實可以落筆，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和開國十大元帥都曾踏上過忻州的土地。
五大書記雕像。源自網絡
無疑，忻州是走向勝利之路的重要節點。毛主席從4月4日下午抵達岢嵐縣城，到4月12日下午離開五臺山，歷時八天七夜，不時停歇下來，與這裏的人民、山水、土地展開對話。因而，這次行走是一次很認真的路經，一點也不潦草。正因為認真，那些路居館並不巍峨高大，卻能在人們心中高高矗立，成為黨史上一座座不朽的豐碑。
路居忻州，岢嵐是第一站，岢嵐這個頭開得好。一進路居館大門，穿過窯洞形的門洞，院子裏就是毛主席的正面雕像，仿佛可以聽見他操著湖南口音說那句話：“岢嵐是個好地方。”如今，這句話已成了岢嵐最深情又硬核的廣告語。
岢嵐縣毛主席路居館。馮曉磊 攝
我到過岢嵐路居館，那是一個四合院，但與外界並不封閉，它的周圍與農家樂小旅館在一起，與羊肉一條街在一起，與市井煙火在一起，與人民大眾在一起。在路居館裏，我看到一塊豎立著的牌子，上寫六個大字：“我們是一家人”。是啊，在岢嵐人眼裏，在忻州人眼裏，在山西人眼裏，毛主席可能從未真的離去，就像街坊鄰居一樣，就像一家人一樣。
從岢嵐到五寨，再到神池，五寨並未留宿，像兩句話之間的一個逗號。這個逗號，仿佛是歷史有意埋下的一個伏筆。直到十幾年後的1965年，當毛主席唯一一次為自己的老部下、留守蘇區英勇犧牲的五寨人趙寶成，親自作證，批示追認，把丟失30多年一直未被承認的烈士身份給找回來時，仿佛才劃上了句號。
神池縣毛主席路居紀念館。源自忻州黨史資料
路居神池時還有一個插曲，毛主席感冒了。這感冒多多少少有著提醒的意味，這既是料峭春寒對一位偉人輾轉奔波的提醒，也是晉西北遭受的自然災害映照到他內心產生的憂慮。這種憂慮，走了一路，伴隨了一路，每到一地，他都要關切地詢問群眾的生活狀況，並要求當地“努力發展生產，關心群眾生活，組織好生產自救”，就連在散步和攀談時也不忘強調解決好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
挺進代縣，登上雁門關，憑吊古戰場，從某種意義上說，算是與老朋友會面。毛主席是偉大的軍事家，代縣雁門關是古往今來兵家必爭之地，有人說，抗日的烽火熊熊燃燒起來，毛主席那深邃的目光就一直沒有離開過這裏。毛主席愛吃辣椒是出了名的，雁門關下種出的辣椒也辣味十足，路居當晚，毛主席就讓廚房專門炒了一小盤紅幹辣椒。
雁門關。馮曉磊 攝
我想，他在咀嚼這些辣椒時，一定也順便回味了雁門關三千年的壯闊歷史吧！一個偉人和一座名關，兩者惺惺相惜，氣味相投，早就神交已久。
在代縣，毛主席還吃到了滹沱河兩岸忻州人種出的稻米，還提出一個寫實又鼓舞人心的口號，就是讓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吃上大米。如今這個心願早已變成現實。住在代縣，毛主席仍不忘打磨自己的思想，他興衝衝地拿出不久前在興縣蔡家崖所作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手稿，征求意見。這個《談話》也成為中國新聞史上著名的經典文獻。
代縣毛主席路居紀念館。源自忻州黨史資料
路居繁峙是一個生動的插曲。如果不是一場大雪的到來，如果不是大雪紛紛揚揚下個不停，繁峙極有可能和五寨一樣，一路而過。也許在此與一場雪的相遇，是偉人兼詩人註定的緣分吧。在此12年前，他揮筆寫就的那首《沁園春·雪》早已傳遍大江南北，這一次他沒有寫詩，但親自為一個村莊改了名。這個叫“壩墻”的村子此後便有了一個更為響亮也更有詩意的名字“伯強”。
繁峙縣伯強村毛主席路居館。源自忻州黨史資料
如果說沁園春的雪是寫意的、浪漫的，那麼伯強村的雪則是寫實的、工整的。毛主席在伯強村住了五天四夜，除了與村民聊天引出“人民大眾才是真正的佛爺”的光輝論斷外，伏案工作占了很大比重。在那幾天裏，他批閱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封封緊急電報，又起草了發往全國各地的一封封重要電文，對全國戰局了然於胸，指揮若定。當前線傳來我軍攻克洛陽的喜訊時，他當即寫下《再克洛陽後給洛陽前線指揮部的電報》，提醒進城部隊要“禁止大吃大喝，註意節約”，“城市已經屬於人民，一切應該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負責管理的精神為出發點”，雖然電報內容講的是如何治理一個新生的城市，但其意義和價值早已成為治理全國新解放城市共同的圭臬。
五臺山。楊國軍 攝
終於望見了五臺山。五臺山是路居忻州的高潮部分，這個高潮高就高在，與五臺山緣分極深的毛主席，從精神的五臺山來到了現實的五臺山。在親臨五臺山之前，他在講話和文章裏，就以贊嘆的口吻多次提及這座名山。
五臺山毛主席路居舊址。忻州日報資料圖
以他軍事家的眼光看，五臺山是戰鬥之山。這座山和長白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抗日根據地一樣，最能長期支持抗日遊擊戰爭。
以他詩人的眼光看，五臺山是文藝之山。他在魯藝講話時就說過，大綱是全中國，小綱是五臺山，青年文藝工作者要研究五臺山。
以他革命家的眼光看，五臺山是英雄之山。他早就說過：“五臺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這次來到五臺山，他頗有興致地打聽了魯智深大鬧五臺山和楊五郎出家五臺山的故事，我想他一定想起過五臺山僧人抗戰的故事吧。
以他教員的眼光看，五臺山是勝利之山。這從他贈別延安陜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講話中就可以看出來。他和盤托出五臺山的意義：“聶榮臻在五臺山創造了一支二萬五千人的大隊伍，我們要把這個例子告訴全國被占領或將被占領的區域的人民，使他們看到抗戰的辦法與出路。”如今，他揮手指引勝利的豪言壯語，刻在了塔院寺方丈院，也就是五臺山路居館大門的照壁上：“從建立山西的五臺山，到建立全國的五臺山，爭取最後的勝利。”
五臺山毛主席路居館大門照壁。源自忻州黨史資料
五臺山，一座現實的山，諸多精神的山，因為一位偉人的到來而瞬間聚合，擁抱在一起，疊加在一起。當毛主席一行頂風冒雪，翻過海拔2800米高的鴻門巖，可以說，他們既翻越了現實的山，也翻越了精神的山。
今天回望歷史，毋庸置疑，忻州無論是作為晉察冀、晉綏兩大抗日根據地的中心腹地，還是作為八路軍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發源地，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作出的犧牲與貢獻，都使其成為名符其實的革命根據地的代名詞。
百年風華，熠熠生輝，紅色已然成為中華民族最熱烈又鮮亮的底色。來到三晉大地，置身心靈之舟，總有聽不完的紅色故事，總有道不盡的紅色記憶，那些故事如同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把記憶灌溉得如此清澈，把生命滋養得如此挺拔。
撫今追昔，幸甚至哉，我要把這裏的故事講給你聽，因為這些故事，流淌在我們的血液裏，閃耀在我們的雙眸裏，照亮我們前行的腳步，也必將放飛我們高遠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