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胡宏偉
【編者按】
浙江向來是許多人印象中的肥美之地，但相當意義上，這是美好的誤讀。“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基本省情，決定了浙江人多地少，自然資源人均擁有量綜合指數居全國各省區末位，GDP總量長期徘徊於尷尬的中遊。尤其是廣大的浙江中南部地區，山高壑深，行路難不輸蜀道，千百年間貧瘠潦倒。
改革開放43年浙江地覆天翻：市場化改革領跑全國，GDP總量位次提升居各省市區第二，農民人均收入連續36年躋身各省區之首，成為全國城鄉差距與地區差距最小的省份。浙江富了，老板遍地。今年6月，浙江實至名歸，摘得全國第一個共同富裕先行示範區。
從貧困走向富裕，進而共同富裕。浙江的先行示範給出了我們許多啟示：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活力勃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共同富裕的體制基石。
——市場經濟有“好的”市場經濟與“壞的”市場經濟之分。基於契約、規則、法治的“好的”市場經濟以公平競爭推動效率，為共同富裕奠定財富之源。
——初次分配的公平競爭，不能替代二次社會財富合理轉移的公平再分配。同樣，公平分配的政府的力量亦要尊重公平競爭的市場的力量。
——依道德力量引領的第三次分配，並非強制約束的必須，但一定是值得我們仰望和追尋的時代方向。
以浙江為軸，以共同富裕為要，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歷時兩個月調研梳理，采寫了一組三篇年終報道。以下是“綜述篇”。
1986年11月，我媒體生涯第一次南下溫州采訪時，認識了蒼南縣金鄉鎮的阿文，他有一家自己夫妻倆打理的生產鋁質徽章的小作坊。我問他為什麼要開廠？他答道：“家裏太窮。”
2001年，我和同事吳曉波出版《溫州懸念》，阿文的故事被記入了書中。後來，我再也沒有遇到過阿文，人海茫茫，我只聽說他的廠子已經有了100多名員工。
2008年，我出版《中國模範生：浙江改革開放30年全記錄》；2018年，出版《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1978—2018）》。
有人問我，數十年間寫作出版自己的浙江三部曲，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什麼才是浙江最驕傲的？我答道：“人民富裕。”
杭州城區景色
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發布。
改革開放43年的歷史兩端，從貧困走向富裕，進而共同富裕，在這片大地上，千百萬個知名或不知名的阿文成為了改革的主體，並日漸從改革的成果——社會財富的創造者進化為財富的分享者。他們的故事是怎麼發生的？告訴了我們什麼？共同富裕的旗幟下，他們的故事與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內在邏輯又是什麼？
“老百姓經濟”就是共富經濟
阿文的老家蒼南縣金鄉鎮其實當年根本不是“金子之鄉”，從鄰縣遠嫁而來的妻子為此總是埋怨阿文，說自己是“被騙過來”的。1978年時，這個地處浙江最南端、距離福建20多公裏路的瀕海小鎮人均耕地不足0.2畝，人均年收入僅20元，金鄉終以“討飯之鄉”遠近聞名。就在那年，新任鎮委書記到任的當天，金鄉人貼出了這樣的海報以示歡迎：“今晚召開要飯吃、要工做大會，敬請書記蒞臨指導”。
我曾經追問阿文，他家裏當年到底有多窮？他淡淡地說了一句：“老婆差點跟別的男人跑掉。”
貧窮，決不僅僅是阿文難言的心頭之痛。改革開放之初，溫州百姓的窮苦可以用“令人震驚”來形容。溫州國家級貧困縣文成民政局曾做了個調查，稱全縣當時有104戶人家賣兒、賣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糧的人口占全縣的35%。縣裏的一位年輕幹部不相信，下鄉核實。在一個村子，他發現有一位農民因自己頑疾纏身，為糊口活命，將老婆典給鄰居1年，換得區區番薯絲200斤；還有一對老光棍兄弟，由於沒錢討媳婦，竟然暗地裏合睡一張床、合用一個老婆。時間久了，全村人都知道，都默認。
正因為窮，因為痛，當改革剛剛透出第一線松動的光亮，溫州人就蜂擁而上。改革往往需要付出難以預料的代價，但溫州人已經窮得沒有什麼值得自己猶豫的代價了。他們，成為一群最先感知春江水暖的鴨子。而且，那真正是浩浩蕩蕩的一大群鴨子。
溫州早期脫貧創業的家庭作坊
很快，阿文發現一切都變了。古鎮的街頭巷尾神速冒出3000多個家庭小作坊，清一色生產鋁質徽章和塑料飯菜票，幾乎占據了全國50%的市場。那可真叫是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家家戶戶的廳堂、竈間架起了破舊的機床，哐當哐當的金屬切割聲、後院母豬哼哼嘰嘰的拱槽聲此起彼伏。一個人口不過數萬的小鎮竟有1.2萬人先後模仿、跟進，卷入雷同的小商品生產領域，還有約7000名金鄉人遊走全國，接訂單、忙推銷。金鄉，真的開始變成了“金子之鄉”。
在溫州，無數個金鄉同樣是爐火正旺熱翻了天：家家戶戶不知從何處拼裝而成的機器瘋了似的旋轉；大街小巷的店鋪一家緊挨著一家，密得連蒼蠅都叮不出一道縫；河埠頭、鄉間路上，肩挑車載的商販永遠如集市般嘈雜。據統計，到1986年底，當時人口約600余萬的溫州共有120萬人從傳統農業轉入工商業，家庭工業已飛漲為14.65萬戶，470多個專業市場初具規模，10萬農民購銷員馳騁全國。
阿文富起來了，太多的溫州人富起來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這裏首先成為歷史明證。
縱觀43年的浙江改革開放史，可以用一句話形象概括：1980年代的“溫州模式”，1990年代的“義烏經驗”，二十一世紀的“杭州現象”。由南至北，漸次推進。
作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義烏在1991年國家工商局第一次統計開列的中國“十大專業市場”龍虎榜中高居榜首，方始名揚天下。
但其擺脫貧困的雄心卻早早地與改革開放幾乎同時萌動。
第一代義烏馬路市場
和100多公裏外溫州的共同之處，在於義烏也是可憐的人多地少。更糟糕的是，處於金（華）衢（州）盆地的義烏土質屬黃紅壤，黏性大而肥性極差。土地不養人，經商便成了農民糊口活命的生存之道。
1980年12月1日，40歲的馮愛倩領到了義烏縣工商局發放的小百貨個體經營營業許可證，編號是001號。她的經商之路是在賣掉10擔谷子獲得了80元的“本錢”，又從信用社貸款300元之後開始的。經商實在是因為家裏日子太難，而被逼上梁山。馮愛倩記得，有一次她曾經拿著籃子去借2斤米燒飯，居然借了7戶人家才借到。
那年頭做小商販之苦，馮愛倩至今刻骨銘心。有一次去紹興進貨，她把3000塊現金捆在腰間，由於捆得太緊，差點喘不過氣來。進到貨回義烏，汽車剛過諸暨就拋了錨。天已透黑，還下起了雨。貨物用篷布包裹得嚴嚴實實，馮愛倩自己就蜷縮在敞篷車廂的角落裏，啃點隨身帶的燒餅當了晚飯。陰風陣陣，人被吹得像篩糠似的哆嗦個不停。整整凍了一夜，天亮時她發現自己的頭發、眉毛都結滿了霜花。
從貧困出發絕地反擊的馮愛倩們，打開的是一個遍地是老板、群體普遍富裕的新世界。40年後，義烏小商品城年銷售額已逼近兩千億元，覆蓋233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商位7.5萬個，從業者20多萬人；全市市場主體總數高達73萬，這意味著每10個義烏人裏至少有3個老板。
從溫州到義烏曾經發生的一切，恰是對今日浙江的最好註腳。
今年4月，浙江省政府在中宣部舉行的北京新聞發布會上提供的數據顯示，浙江共有市場主體816萬戶，依目前全省常住人口6400萬計，每8個浙江人就有一個老板，人均市場主體居全國各省區之首。如果累加走出浙江、遊走全國的800萬以上的浙商，浙江籍創業者逾一千萬。依目前全省戶籍人口5000萬計，每5個浙江人至少就有一個老板。
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螞蟻雄兵，人數與人口占比極為龐大的奮鬥者群體，勾勒出了中國改革開放史上頗為獨特的浙江“老百姓經濟”畫卷。作為“老百姓經濟”的主體，浙江第一代的民營經濟創業者、實踐者大多崛起於經濟相對落後的浙江中南部山區，80%是農民，80%只有初中以下文化。他們最原始的改革驅動力僅僅是為了讓家人不再挨餓，讓自己的後代有可能遠離貧困。懷揣著這一炙熱的衝動，他們義無反顧地行動起來。
人數眾多及普遍出身草根且貧寒，決定了浙江的“老百姓經濟”從本質上就是共富經濟。根植於“老百姓經濟”的豐厚土壤，2020年，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連續36年居全國各省區第一的基礎上，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值降至1.96，成為城鄉差距、地區差距最小的省份，中國第一個共同富裕示範區花落浙江亦成為必然。
無疑，正是與改革開放43年相伴而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催生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力勃發的“老百姓經濟”。在浙江，基於法治化、契約化理念與制度安排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每一位底層民眾提供了開放公正的均等化的創業起跑線，讓生產力要素的自由流動組合成為可能。市場經濟有“好的”市場經濟與“壞的”市場經濟之分，浙江式“好的”市場經濟的豐富實踐，搭就的是以全民性公平競爭為核心底色的無限寬闊的創業舞臺，而全民性公平競爭所推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為秉持共同富裕取向的初次分配的財富創造與財富分享奠定了良性的體制基石。
兩個故鄉：從家鄉到異鄉
在距離浙江4000多公裏的烏魯木齊，新華飯店當年很出名，甚至在相鄰的中亞和獨聯體國家都知道。但新華飯店的出名並非因為它是一家飯店，而因為它變成了一家市場。
1986年，20多位義烏人扛著大包小包的服裝、小百貨摸到烏魯木齊，他們堅信，新疆很大，市場一定也會很大。但因為是無證攤販，等待他們的，卻是一次次的抓趕、查罰。
辦法總是會有的。他們住的正是新華飯店，這是烏魯木齊城西河灘地上的一座三層樓房，位置偏，房價也就便宜，1大間20來平方米每晚只要8塊錢。於是，包下4個大間，1間大家擠著住，3間權當攤位，鞋襪、玩具、服裝，一字排開。
“新華飯店有浙江人在賣服裝了，款式蠻新潮，比百貨商場還便宜幾十塊呢！”好消息總是像插了翅膀，沒過多久，3間客房每天都人潮洶湧。生意一火，尾隨而來的義烏同鄉也越來越多，到年底，攤位增加至90多個，占下了整整一層。1990年時，新華飯店已經完全沒法接待純粹住店的客人了。攤位暴漲到720個，連樓道拐角和飯店辦公室都擠滿了百貨攤。4年中，原本半死不活的新華飯店居然搖身一變，累計利稅高達787萬元。
新華飯店客滿為患了，於是烏魯木齊那些冷僻閑置的飯店、旅館又被盯上了。先是長征飯店被“開發”，再是群眾飯店，而後是新疆軍區第二招待所，緊接著火車南站附近的4家旅社被一並“吃掉”。
形勢大好，問題也蠻大。商販們分駐在了烏魯木齊城區四面八方的大小飯店，人氣散了不說，秩序也散亂不堪。怎麼辦？1991年初，幾個頭腦靈光的義烏商販聯名致信老家義烏市政府，建議在烏魯木齊開辦一家像像樣樣集中交易的小商品市場，並亮出義烏分市場的金字招牌。
義烏工商局立即派員飛赴烏魯木齊，與急欲讓本地民眾搭上致富快車的當地政府一拍即合。比鄰市郊火車站的一家瀕臨倒閉的國營木材廠被相中了，1991年底，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烏魯木齊分市場開業，占地36000平方米，擁有營業房700間，攤位3200個。
從家鄉到異鄉的浙江創業者群體
自此一發不可收，北京通縣、內蒙古呼和浩特、廣西憑祥、四川廣元……據統計，截至2021年，全國各地開設的義烏分市場或關聯市場已多達150多家，義烏小商品城采購商品產業鏈直接聯動了包括偏遠貧困山區在內天南海北的220萬家中小微民營企業。
從家鄉到異鄉，在義烏人身後，是更多的浙江人。
釘秤的永康人、修鞋的蕭山人、補襪子的諸暨人、做棕床的嘉興人、修眼鏡的臺州人……浙江素稱“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均耕地0.5畝，南部溫州等地人均三分地，遠低於全國1.5畝的人均值；浙江煤炭、金屬礦產等自然資源人均擁有量綜合指數只相當於全國的11.5%，居各省區末位。人多地少、資源匱乏的基本省情，推動了浙江許多地方區域性傳統手工業的興盛，贏得了“百工之鄉”的美譽。為了生計，為了活下去，窘迫憋屈卻不認窮命的浙江人必須走出去，走出家鄉、走出浙江。
我在研究包括浙江在內近當代中國經濟移民族群時，觀察到了一個非常顯著而獨特的畫面。按一般規律，經濟移民總是從邊緣地帶向中心地帶、從貧困地帶向繁榮地帶、從戰亂地帶向平安地帶流動。但是，自1980年代始，浙江商人族群卻逆向而行。他們的出發地是經濟相對發達的浙江沿海，目的地主要是更為窮苦的中國西北、東北和中南、西南地區。這種“候鳥”型的行商現象，在改革開放後經濟同樣發達的珠江三角洲、江蘇南部、山東膠東半島地區均未大規模出現過。
從家鄉到異鄉，遊走天下的省外境內浙江創業者究竟有多少？據浙江省委政研室、省經合辦截至2010年的調查統計，在省外經商辦廠的浙商約600萬人，創辦各類企業26萬多家、專業市場2000多個，投資總額逾3萬億元。此後，再沒有做過大規模的摸底調查。可參照的是，廣東省浙江商會截至目前的最新數據，在粵浙商（相當多數分布於相對欠發達的粵東、粵北、粵西地區）即達130多萬人，開辦各類企業28.5萬家，創造的年產值超過廣東GDP的10%。據此粗略測算，走南闖北的省外境內浙商總人數至少在800萬人以上，蔚為大觀。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社會變遷起於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非但使各個人能夠見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個人遭遇新環境，要求新應付。”千百萬浙江人尤其是浙江中南部貧困山區的農民創業者，心懷致富的渴望，循著改革開放的滾滾時代洪流，從家鄉出發，毅然決然去往天南海北更貧困的異鄉。他們就如同四處飛揚的蒲公英，在每一個田野山村肆意播撒市場經濟的理念與實踐的星星之火。他們中間的許多人早已紮根異鄉數十年，把異鄉當做家鄉，通過就業安置、勞動力技能培訓、稅收貢獻，成為當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拉動群體致富最有說服力的榜樣和示範者。
來自浙江的星星之火起初是那麼的卑微與渺小，逐漸地便聚合、壯大成為頗具體量的燎原之勢。
2003年9月28日，浙江西去1000多公裏的重慶市近郊璧山縣，“中國西部鞋都工業園區”開工典禮隆重舉行。這場大戲的主角，是來自“中國鞋都”浙江永嘉縣的皮鞋佬王振滔。他的奧康集團彼時年產皮鞋1000多萬雙，年產值超過20億元，規模居當地鞋業產業集群之首。
王振滔此次西行胃口很大：由奧康集團投資10億元開發的“中國西部鞋都工業園區”占地2600畝，將建成奧康鞋業孵化區、鞋業產業園區、鞋材交易中心、物流配送中心、質量檢測中心等。規劃目標到2010年共吸納100家制鞋企業和1000家鞋材配套企業，年產皮鞋1億雙，產值100億元，就業勞動力5萬人。僅僅兩年之後，“中國西部鞋都工業園區”一期工程落成，近百家鞋類企業先後落戶，奧康帶來的是鞋業上中下遊的整個產業鏈。
數字經濟讓浙商共富之路走得更遠。
近些年，隨著浙江互聯網產業迅猛發展，尤其是杭州崛起為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電商、網絡直播等全新業態再度發力，推動浙商從家鄉到異鄉的共富之路走得更遠，讓打破貧富鴻溝的互聯互通更加緊密。
2020年4月30日20:30，僅用時1分27秒，杭州推出的全國首個跨地域愛心扶貧消費券計66萬份就一搶而空。消費券線上平臺之一、杭州貝佳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負責人介紹，短短的活動期間，瀏覽總人數超過370萬人次，銷售額近一千萬元，黔東南三穗鹹鴨蛋、施秉大米、湖北恩施土豆等向來深鎖大山的農產品被賣斷了貨。
從家鄉到異鄉，把異鄉當家鄉，穿行於兩個故鄉的浙商候鳥們，在更寬闊的舞臺上擴張了、完善了公平競爭、創富機會均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界一般認為，助窮脫貧、共同富裕普遍意義上應該是政府行政性行為，而浙江與改革開放史相伴相生的精彩紛呈的實踐證明，遵循經濟規律的“好的”市場經濟環境之下的初次分配循環中，廣泛而充分的個體致富動機，同樣可以匯聚成非行政化的群體脫貧效應的浩大長河。
公平分配：政府的力量
共同富裕是一場永遠沒有終點的偉大長征。在此征途中，忽視甚至否定通過市場交換實現的初次收入分配不僅追逐效率同樣也有公平，即通過機制型公平競爭可以推動財富創造的更大效率，顯然是認識論的極大誤區。但初次分配的公平競爭，從來不能替代二次社會財富合理轉移的公平再分配。
無疑，社會財富的二次公平分配需要政府的力量。
如果說從經濟地理維度看，浙江改革開放43年呈現了1980年代的“溫州模式”、1990年代的“義烏經驗”及21世紀的“杭州現象”的清晰畫卷，那麼與此映照的政府行為，便是1.0的“無為而治”、2.0的“適度有為”與3.0的“有限有為有效”政府定位的漸進式演變。由遠及近，從混沌進而清晰，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浙江各級政府在摸索中堅定前行。
在全國各省市區縱向比較研究中，浙江呈現出了“小政府、大市場”的清晰特征。按照學術界普遍認同的觀點，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衡量政府相對規模的一個基本指標。以此衡量，改革開放始至二十一世紀初期，浙江的政府相對規模大約縮小了1／3。1978年，浙江地方財政支出占GDP14.1%；1995年達到最低點，僅5.1%；隨後適度回升，以2004年為例，比重為9.5%，相當於1978年的2／3。再從人口占比的視角看。截至2001年，浙江政府工作人員占全省人口的比重為7.2‰，低於全國平均水平1.3個千分點，居各省市區倒數第6位。
浙江政府規模的相對縮小除歷史因素外，最關鍵的在於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逐步從微觀經濟運行中全身而退，市場力量成為全社會生產要素配置的主角。政府不再需要事無巨細親力親為，規模相對縮小在所必然。但“小政府、大市場”的浙江景象，並不意味著浙江的官好當，只要垂手而立即可。世界銀行在1997年全球發展報告中的一段名言可以看作是對此最恰當的註解：“歷史反復證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個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的。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都是不可能的。”
歷經改革初期的風雲激蕩、搖擺仿徨，走過1990年代的角色歸位、成熟定型，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浙江各級政府顯現出了更多的自信。他們把有限有為有效政府定位的行為方向主要確立在以下三方面：
——努力提供包括市場經營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等在內的豐富而優質的社會公共產品；
——努力營造保護民營產權、推進有序高效社會組織治理等良性而可持續的公共制度與公共秩序；
——努力探索構建有利於社會財富在人與人之間、不同區域之間科學合理再分配，有利於社會高質量和諧發展的系統性制度安排。
“最多跑一次”場景下透明、公平、高效的政府行為
“最多跑一次”，便是這一政府思維的成功實踐。
2016年12月，浙江省委、市政府首次倡導要以“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標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即企業和民眾到政府辦事“最多跑一次是原則，跑多次是例外”。
“最多跑一次”首先圍繞省市縣行政服務中心這個企業和民眾找政府辦事的主要場所來展開。具體操作上一是“一窗受理”，只需將材料提交給一個綜合窗口，由行政服務中心進行全流程協調，按責轉辦；二是“集成服務”，即各部門協同作戰，開展並聯審批、模擬審批、容缺預審、全程代辦等。“一窗”的背後是“一網”。浙江基於政務服務網推進流程再造，積極擴大政務電子化、互聯網化應用，連續出臺《浙江省公共數據和電子政務管理辦法》、《省級公共數據共享清單》。站上大數據風口，讓數據“多跑路”，讓企業和民眾“少跑腿”，“最多跑一次”從激動人心的口號落到了踏實而溫暖的行動細節。
2018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專門聽取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調研報告》，中央深改辦建議向全國復制。同年3月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最多跑一次”改革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最多跑一次”的本質，是以數字化的普惠性，帶動在透明、公平基石之上高效政府行為的深刻變化。2021年7月，《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實施方案（2021—2025）》發布。方案進一步明確要全面深化數字化改革，用數字化驅動制度重塑，在共同富裕場景下重塑政府、社會、企業和個人的關系，率先形成有利於共同富裕的“與數字變革時代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
浙江始終吸引著太多人好奇而驚羨的目光：1980年代中期的溫州參觀潮，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第一商幫浙商的全面崛起，以及網紅城市杭州背後的互聯網神話等等。在長達35年奔走於這片大地的持久觀察、研究中，最令我著迷的懸念是：究竟什麼才真正是浙江“最驕傲”的？民營企業、浙商群體，或者義烏小商品市場與市場經濟，它們都是浙江的“驕傲”，但它們同樣只是發展的載體和手段。
浙江“最驕傲”的，應該是也只能是其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與結果——人民尤其是千百萬底層民眾，成為了改革的主體和作為改革成果的財富的主人：自1985年始，浙江農民人均收入已連續36年居全國各省區第一位；1997年，浙江在全國第一個消滅貧困縣；2002年，浙江在全國第一個消滅貧困鄉鎮；2005年，浙江在全國第一批取消農業稅，延續了2000年的“皇糧國稅”劃上句號；2015年，浙江在全國第一個實現絕對貧困人口全面脫貧；浙江農村社會保障覆蓋率同樣高居全國之首。在浙江，作為社會人群最大多數的農民不再是一個卑賤丟人的稱謂。在浙江，撲面而來的，不僅僅是富裕更是令人倍感欣慰的漸進的共同富裕。
這樣的精彩畫卷從理想變為活生生的現實，其強勁的推動力既是以浙商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的自發，更是政府力量的自覺。
2002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開始大規模實施全省區域協調發展的“山海協作工程”，“山”即為以浙西南山區和舟山海島為主的欠發達地區，“海”意指沿海發達地區和經濟發達的縣市區。以“政府推動，企業主體、市場運作，互利雙贏”為原則，山海協作結對覆蓋產業“飛地”合作、職業技能培訓、優質醫院托管等全領域。
浙江山區26縣新農村美景
2015年2月，浙江再次推出山海協作工程升級版——將全省26個欠發達縣“摘帽”，轉而確立為以均衡發展、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加快發展縣。這26個縣絕大部分地處山區，土地面積約占全省45%，一度是浙江的“失衡之痛”。隨之出臺的擴大稅源行動、富民收入倍增計劃、幹部人才傾斜工程等系統性舉措，讓山區26縣跨越式急起直追。
政府的天命是維護社會公平。從公平競爭的契約、法治的制度建設，到公平分配的理念、治理結構的制度安排，浙江各級政府一直在路上。
魯冠球寓言
2017年10月25日，74歲的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魯冠球因病辭世；2021年7月，建黨百年之際，我撰寫出版了魯冠球傳記《魯冠球：一位中國農民、改革者、企業家的成長史》。
在我心目中，魯冠球是浙商第一人，更是浙商共同富裕第一人。
出生於杭州蕭山錢塘江畔的農家子弟魯冠球很可能是連續創業周期最長的中國企業家。1969年，他帶著包括結發妻子章金妹在內的6位農民以4000元家當，創辦了寧圍人民公社農機修理廠。事實上，1962年始，魯冠球就辦過糧食加工廠、開過鐵匠鋪。縱觀魯冠球半個世紀的創業史，我在本書稿寫作中一直孜孜探尋：什麼是魯冠球的世界觀？什麼才是他一生奮鬥最恒久的驅動力？
無疑，魯冠球最初創業的原始衝動就是不當農民。“自己今後想幹什麼我很清楚——不種地。我覺得農民吃不飽，穿不暖。”
對家人、對鄉親、對農民兄弟窮極潦倒的耳聞目睹，推動著魯冠球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創業。被驅趕、被呵斥、被清算，甚至不得不賣了祖屋還債，魯冠球的早期創業之路異常崎嶇，但也讓他看到了個人擺脫貧困的一線光亮——到1969年正式創建寧圍人民公社農機修理廠時，“我已經騎上了158塊錢的永久牌自行車，戴著120塊的上海牌手表，家裏聽的是48塊一臺的紅燈牌收音機，在寧圍信用社有110塊錢的存款，當時也算是大戶了。”
轉折點是1983年。這一年，因為在浙江乃至全國第一個個人風險承包鄉鎮集體企業的成功，依據承包合同，魯冠球應得獎金8.7萬元。但他沒有拿，而是將獎金“全部獻給企業，獻給集體，發展生產和進行智力開發，使企業辦得更好”，他的共富行為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高度贊揚。在“萬元戶”即為富豪的年代，截至1993年，魯冠球累計放棄並捐獻給企業或辦學的承包獎金達300余萬元。
1984年蕭山寧圍鄉首次召開萬元戶表彰大會，魯冠球（右一）榜上有名。
1986年春天，杭州人民大會堂，作為一位只有兩年黨齡的新黨員，魯冠球以“通往共產主義的路就在腳下”為題，給全市機關黨員幹部上了一堂黨課——“不能光為自己富，要帶領更多的農民群眾共同勤勞致富。”
萬向集團員工人手一冊的《萬向文化》中，對“企業哲學”做了這樣的註解：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取之而有道，用之而同樂。魯冠球對此則有自己更明晰的解釋：“賺錢只是我們實現目標過程中的一種手段。財聚人散，財散人聚。回報社會是企業家終極的思想。”
半個世紀前，魯冠球創業無疑是從為自己擺脫貧困而出發的。一路走來，他對金錢和財富有了新的認知：公司產品已經更新了無數代，但創始人魯冠球依然住在1983年修建的第一代農家小樓；公司年銷售額早就超了千億，但大老板魯冠球依然在1986年修建的第一代辦公樓裏上班。這是一棟6層的白色樓房，《華爾街日報》記者來到這家跨國公司采訪時留下的強烈印象是“出人意料的樸素”。
“今天我們節約錢的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支配錢，更有意義地使用錢。”在萬向集團紀念建黨90周年大會上，魯冠球在題為《為共同富裕做力所能及的事》的講話中說，“作為先富起來的人，我們不能也不會忘記‘共同富裕’的責任和使命。”
2001年2月，浙江省首個“企業留本冠名基金”，由魯冠球倡議建立的“浙江省慈善總會‘萬向慈善基金’——四個一百工程”項目啟動。該基金1000萬元本金的運營增值收益全部用於“四個一百工程”，即資助100名孤兒健康成長、100名孤寡老人安享晚年、100名殘疾兒童自食其力、100名特困學生完成學業。2006年，“四個一百工程”擴展為“四個一千工程”，全面覆蓋浙江省11個地市。2008年5月，“四個一千工程”再次擴展為“四個一萬工程”，覆蓋全國。截至2017年10月魯冠球辭世，萬向集團累計用於各類公益慈善的支出已超過12億元，慈善項目遍及全國逾20個省區、200多個縣，先後3次榮獲中華慈善獎。
為共同富裕奮鬥半個世紀的魯冠球
2018年6月，為紀念父親魯冠球“並且遵循魯冠球的情懷境意”，魯冠球之子、萬向集團董事長魯偉鼎設立了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慈善信托——“魯冠球三農扶誌基金”，並將其持有的萬向三農集團6億元出資額對應的全部股權無償授予此基金。 “魯冠球三農扶誌基金”憲章清晰闡明，設立基金的宗旨是“讓農村發展、讓農業現代化、讓農民富裕”。
從利己出發，終而抵達共同富裕的利他主義彼岸，這便是與魯冠球的成長史相伴相隨的世界觀的進化史。愈前行，愈堅定，他的一生都在不僅自己努力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而且，努力地帶領萬向做一家高尚的公司，一家純粹的公司，一家有道德的公司，一家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公司，一家有益於人民的公司。
魯冠球的故事告訴我們，面對財富，作為時代大潮中最具奮鬥精神的領跑者和最大的受益群體，民營企業家必須直面兩大命題：一是財富從哪裏來——誠信是天，企業提供公共產品，要為消費者負責、為社會負責，賺健康的錢、正派的錢；二是財富用到哪裏去——責任為重，要從“利潤至上”回歸“社會至上”，推動財富創造走向澤被最廣大社會階層的共同富裕。
從改革開放43年的維度看，浙商群體的進化有三重境界：一是個體脫貧致富；二是努力實現“有錢人”和“有文化的人”的統一；三是最終進化為能超越財富，有崇高價值觀與人格力量，以建設更美好的社會為人生坐標的“社會企業家”。魯冠球只有初二文化，卻憑借孜孜不倦的終身學習以及自省、自律、自我修煉，進而超越需要幾代人才能蛻變的宿命，成為走到第三重境界的卓越者。
人的進化是一場精神世界的堅韌跋涉，只有發乎於心，才能由己及人，終達於彼岸。從市場力量的初次分配，政府力量的再分配，到基於道德力量的第三次分配，魯冠球式的自覺的共同富裕信仰與踐行並不是規則、契約、法治、制度約束下的強制，但一定是值得我們仰望和追尋的時代方向。
在浙江，魯冠球寓言正抽枝發芽，生根開花。
2021年11月，寧波市慈善總會又一次收到了隱名人“順其自然”的捐款105萬元。自1999年的第一筆5萬元後，每年的年末，“順其自然”的捐款都會如期而至，23年累計金額達1363萬元。在“順其自然”的帶動下，1999年至今，寧波市慈善總會已收到其他隱名捐贈超過5000人次，總額逾5000萬元。2015年，民政部授予“順其自然”第九屆中華慈善獎。浙江省檔案館2018年開始的常設展“大寫浙江人”共展示百余位浙江古今傑出人物，“順其自然”是其中唯一的隱名者。
沒有人知道“順其自然”是誰，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順其自然”。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普遍富裕基礎上的差別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貧富、殺富濟貧。”2021年6月，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在省委十四屆九次全會上明確表示，共同富裕是以高質量發展為基石的共同富裕，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分好“蛋糕”，是效率與公平、發展與共享的辯證統一；共同富裕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必須依靠全體人民的共同奮鬥。
35年前，我從阿文身上觸摸到了不屈於貧困的溫州故事；35年後，我們從魯冠球跨越半個世紀執著信念生生不息中開啟了共同富裕的浙江故事。這是關於奮鬥、創造、分享的春天的故事。
責任編輯：謝春雷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