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詩雲：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那是他在流放夜郎途中忽然接到赦令，絕處逢生，旋即買舟東返，從長江三峽西側起點瞿塘峽口的白帝城出發，順風順水直下三峽，出夷陵而至江漢平原，一日之間抵達長江中遊的第一大碼頭——江陵。
長江流經荊州市沙市區的河段，這段長江又名荊江。（視覺中國/圖）
江陵這個名字如今不太響亮了，然而自春秋以降，直至上世紀初平漢鐵路南北貫通造就大武漢崛起之前，江陵一直是長江中遊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素有“七省通衢”之稱。從地理上來說，它位於古雲夢澤西首，古人由中原穿過南襄盆地進入江漢平原後，或東渡雲夢前往吳越，或橫渡長江南下湖湘，或溯江而上西進巴蜀，都要在江陵這座水陸樞紐登船離岸。從政治上來說，江陵於春秋戰國為楚都紀郢；於兩漢三國為南郡治所，很長時間內也是荊州的機關所在地；於南朝為西京，同南京並立；自唐代起為荊州府治所，明清兩代皆沿襲唐制，故而江陵城又稱為荊州城。也正由於這一歷史淵源，江陵於1996年更名為荊州市，而將其東南一隅命名為江陵縣，今之江陵與古之江陵，相去不可以道裏計矣。
出江陵城東門不到二裏地便是草市，這裏過去是不太起眼的老城廂，如今舊城改造開發了不少樓盤，又是新加坡城又是萬達保利。在明清兩代這裏可是極為熱鬧：它向西通往荊州府城，向東南通往長江邊的沙市碼頭，向東北通往江漢運河，由此可直通漢水，上溯襄陽，交通十分便利，因此是明清兩代荊州府稅關和清末沙市海關的所在地，也是江陵城外的繁華集市。
明朝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的端午節，一個男嬰誕生於草市東首的張家臺。由於他的曾祖父在他出生前夢見自家水缸裏浮出了一頭白色大龜，便以此吉兆為曾孫起名——總不能叫“白龜”嘛，那就叫“白圭”吧。
張白圭長大後揚名天下，流芳千古。他曾在書信中說道：“茍利國家，生死以之”，後來被林則徐化用到了其著名詩句中：“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他曾打過一個比方：“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雖江河之水，弗能救矣”，後來被稱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這個江陵的孩子，更為世人所熟知的名字，叫做張居正。
張居正故居裏的一代名相塑像（視覺中國/圖）
江陵的神童張居正因世居江陵，又被稱為“張江陵”。如今江陵雖已改名荊州，卻仍以他為驕傲，城裏有張居正街，城外有首輔路（張居正曾任內閣首席大學士十年，明代又稱首輔）、太嶽路（張居正號太嶽），儼然成為荊州的城市名片。
其實張居正祖上並非江陵本地人，而是源出於擁立明太祖朱元璋打下明朝江山的淮西集團。根據張居正回憶父親兼及先祖的文章《先考觀瀾公行略》，張家七世祖張關保是濠州定遠人——濠州便是今天的安徽鳳陽，乃是朱元璋的出生地，後來亦由朱元璋禦筆改名為鳳陽；定遠如今隸屬安徽滁州，但在民國以前一直屬於濠州和鳳陽府，因此張關保和朱元璋是鳳陽同鄉。
在元末農民起義的風潮中，出身卑微的朱元璋不甘久居人下，打著紅巾軍的旗號跑到定遠募兵，搭建起自己的基幹部隊：淮西集團，張關保就是其中的普通一兵。他在定遠老鄉徐達麾下攻略淮西，南下合肥，渡江攻取采石磯，又隨軍平定江南，足跡遠至兩浙、閩粵，憑著多年的功勞苦勞在明朝一統宇內後榮升歸州長寧所千戶，也就是駐紮在湖北秭歸山區的一名基層部隊指揮官，約略相當於今天的團級幹部，這對於一名身經百戰的老兵來說，也算是十分圓滿的歸宿了。況且根據明代軍制，張關保入了軍籍，其家庭就成為職業軍人世家，世代當兵吃糧，在元末明初那個兵連禍結的年代這可是一份相當珍貴的鐵桿莊稼。
然而，到了張居正的曾祖父張誠這一代（也就是夢見白烏龜的那位老人），由於他是張家次子，無法世襲千戶，只能在長兄手下當兵。加上明朝進入中期，朱元璋建國時曾經引以為豪的“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的軍戶軍屯制走向破產，軍屯土地日漸萎縮，軍戶家庭日益破落，“軍士妻子，衣食不給，皆剜蕨根度日”，養活不了逐代增殖的軍戶子孫。張誠只得離開祖輩服役的歸州長寧衛所，搬到江陵城外的草市自謀生路，從此脫離了軍籍——這便是“江陵張氏”的低調緣起。
荊州古城東門寅賓門賓陽樓（視覺中國/圖）
張家先祖行伍出身，世世代代目不識丁，家族傳承毫無文化底蘊可言。張誠落戶江陵，給兒子張鎮在遼王府謀了份護衛差事，繼續當兵吃糧，依然沒有文化。張鎮就是張居正的祖父，他生子張文明——“文明”這個名字也是張誠老先生取的，希望孫子改弦易轍，用知識改變命運，以文化提振家聲——結果仍是枉然：張文明雖然走門道補了個府學生，卻始終考不上舉人，夠不上官僚的門檻。《儒林外史》中範進五十四歲才得到考官賞識考上秀才，但只參加了一次鄉試便中了舉人，衍生出“範進中舉”的悲喜劇；而現實中的張文明先後考了七次鄉試，前後至少考了21年，到了範進中舉的年紀終於承認自己不是這塊料，就此罷手。
然而，張居正出世後，世代白丁的張家文脈指數直線飆升。事實上，促使張文明放棄參加科舉考試的直接原因，就在於他的兒子張居正這一年已經進了翰林院。如果打個不太貼切的比方，張文明參加七次高考（鄉試）都沒有過錄取線，但他的兒子早已博士畢業（會試），完成了博士後階段（庶吉士），這會兒都拿到終身教職（tenure-track）了。
張居正從小就是江陵的傳奇人物，是當地家喻戶曉的“別人家的孩子”。
比如，張居正兩歲時，堂叔同他開玩笑，隨手翻開《孟子》要他記住“王曰”二字；過了幾天，發現張居正居然真能認出這兩個字——雖然“王”“曰”字形簡單，但對於兩歲的孩子來說卻並非易事。
又如，張居正五歲入學讀書，十歲通六經，虛歲十二歲便參加童生考試，輕松通過，成了俗稱的秀才。當時他還叫“張白圭”，荊州知府李士翺對他驚為天才，將其名字改為更有格局的“居正”二字，並將他介紹給湖廣學政，希望為他今後的科考鋪平道路。
再如，鎮守江陵的朱姓藩王叫做遼王，早先是朱元璋的第十五個兒子朱植，封地在遼西，故稱遼王，建文帝朱允炆時期怕他夥同皇叔燕王朱棣造反作亂，因此將遼王遷至荊州府，卻沒有改稱荊王。遼王朱植的七世孫朱憲與張關保的七世孫張居正同年，由於他幼年喪父，早早就襲封遼王，由其嫡母毛太妃主持家務。這位毛太妃望子成龍，便將王府護衛張鎮的神童孫子召進王府陪兒子讀書，還動不動拿這位新科秀才作為正面典型教育兒子：你們倆一般年紀，你是大明朝的金枝玉葉，人家是山溝溝裏爬出來的丘八後代，世世代代伺候我們朱家，照理說是有天壤之別。可是你如果再不努力用功的話，將來遲早你要被人家牽著走！
你看，縱然貴為皇親國戚，也免不了被虎媽敲打，可見此事自古皆然。
荊州古城（視覺中國/圖）
到了十三歲時，全省乃至全國最年輕的小張秀才從荊州府江陵縣登船，沿長江順流而下去武昌府江夏縣，參加他的人生首場鄉試，也就是省一級的科舉考試。荊州段長江又稱荊江，因江漢平原地勢平坦，這段河道千回百轉，曲折悠長，先向東南繞了個大彎到達嶽陽，再調頭轉向東北，經周郎赤壁而至江夏。這也是少年張居正第一次離開家鄉出遠門，在古雲夢澤的遺存、千湖畢集的武昌府見到了駐節於此的湖廣巡撫顧璘。顧“省長”久聞張居正“盛名”，專門請這位小神童到楚王府見面，為他單設了一場面試，讓他以王府花園中的修竹為題作詩。張居正的文集《張太嶽集》中收錄了這首他最早的詩歌作品《題竹》，其尾聯寫道：
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
將竹葉比作鳳毛，秉承竹之氣節，竹之衝勁，直上百尺竿頭，獨覽群芳。雖然詩句稚氣未脫，卻展現了小秀才的自信與豪氣，無怪乎顧璘對他極為賞識，視為未來之國器。
根據張居正的回憶（《張太嶽集·書牘十五·與南掌院趙麟陽》），顧璘有一次留他在公館吃飯，席間把兒子顧峻叫出來，指著張居正介紹：“這就是荊州的張秀才，將來遲早要成為社稷重臣，到那時你去拜會他，他一定會記掛你是故人之子而提攜你的！（此荊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為故人子也）”這番話分明是把少年張居正視為同輩人，將兒子降了一輩，這也難怪，因為顧璘對張居正“一見即許以國士，呼為小友”。
張居正的這位忘年交對他的前途非常上心，私下去找中央派來監察本次鄉試工作的禦史，軟磨硬泡，百般施壓，要求他務必——不得錄取小張秀才！
為什麼呢？顧璘認為張居正這樣才華橫溢的神童，從小受人追捧，意得誌滿，在其《題竹》詩中表露無遺。如果讓他十三歲就中了舉人，成為全國學界的傳奇人物，對他未來的人生不見得有好處，倒不如由自己來做一回惡人，讓他摔個不大不小的跟頭，經歷一次挫折教育，促使他磨礪意誌，今後更加奮發圖強。
有明一代，科舉制度已相當成熟，為防考官與考生串通作弊，需由彌封官將答卷開頭的姓名、履歷部分折疊粘合，蓋上騎縫章，稱為“糊名”，用意在於不讓考官知道答卷出於哪名考生之手；然後交謄錄房用朱筆抄寫一遍，再由對讀官校讀一遍，用黃筆訂正抄錄錯誤之處，用意在於不讓考官由筆跡辨認出考生；其後答卷才流轉到房考官手中，以藍筆評點，最後將優異答卷呈送給主考官，即所謂“薦卷”。
在這樣的嚴密制度下，想要提拔學渣固然不易，但想要打壓學霸也同樣困難。張居正的試卷果然被薦卷至主考官處，那位負責公平考試的禦史一定費了很大力氣才說服考官將張居正落榜。
被省長當面捧到天上，又在背後推落塵埃的小張秀才是否就此看透世事陰暗、人情險惡呢？張居正在多年之後功成名就之時袒露心聲：
仆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張太嶽集·書牘十五·與南掌院趙麟陽》）
也就是說，張居正自始至終衷心感激顧璘對自己的知遇之恩，絲毫不提鄉試落榜事件，說明他完全理解並接受了顧璘這份奇特的人生禮物。張居正的早慧，由此可見一斑。
荊江日落（視覺中國/圖）
從江夏回到江陵，小張秀才閉門讀書三年，再次參加鄉試，果然中式，成為湖廣最年輕的舉人。這回他又去拜望顧璘，顧省長解下自己腰間佩戴的犀角腰帶，送給小張舉人，並且說道：君異日當腰玉，犀不足混子（《明史·張居正傳》），意思是你今後遲早是要當一品大員佩戴玉帶的，這條二品犀帶你權且先湊合著用吧。此後，張居正又在顧璘的建議下潛心修學七年，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參加會試，高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這是個過渡性質的職位，先在翰林院工作三年，如果稱職的話就可以擔任翰林院編修，也就是正式的“翰林”。由於明清兩代“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明史·選舉誌》），因此庶吉士亦可視為內閣大學士的人才儲備庫，明代稱為“儲相”，或者說相當於國務院的管培生。
二十三歲的張居正由此背井離鄉，在北京定居，開啟了一段新的生活。
江陵“間隔年”七年後，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三十而立的翰林院編修張居正請了長假，回到老家江陵，開始休他的“間隔年”。
據張翰林自己陳述：“不肖以病謝歸，前後山居者六年，有終焉之誌（《張太嶽集·文集十·先考觀瀾公行略》）”，也就是說他請了病假回家，前前後後待了六年，當時就準備這麼過下半輩子了。
事實上張居正從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在江陵度過了大約三年悠閑時光，根據其長子張敬修編寫的《文忠公行實》記載，他首先帶著家人在小湖山中搭了個茅草棚，種了半畝竹園，也就是一叢竹子吧，養了一只鶴，過上了文人雅士心目中標準的清逸生活：“終日閉關不啟，人無所得望見”，每天灑掃庭除，煮茶洗藥，有時讀書，有時打坐，效仿王陽明養吾浩然之氣，然後“博極載籍，貫穿百氏”，也就是博覽諸子百家之書，最後還用了一組後人讀來頗有些矛盾的描述：究心當世之務，蓋徒以為儒者當如是，其心固謂與泉石益宜，翛然無當世意矣。
既然說他在用心鉆研“當世之務”，怎麼又強調他的身心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無拘無束脫離了當世塵俗呢？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看看“間隔年”開始之前，張翰林的兩首詩作：
蒲生野塘中，其葉何離離
秋風不相借，靡為泉下泥
…………
榮瘁不自保，倏忽誰能知
…………
種松勿負垣，植蘭勿當逵
臨市嘆黃犬，但為後世嗤
另一首：
西北有織婦，容華艷朝光
朝織錦繡段，暮成龍鳳章
…………
山川一何阻，雲樹一何長
安得隨長風，翩翻來君傍
願將雲錦絲，為君補華裳
張居正不是窮工雕琢或者尋章摘句的文人騷客，他用詩歌來抒發情感而非賣弄才學。這兩首詩寫得相當淺白，第一首感嘆人生苦短，擔心生不逢地，絕世才華也將倏忽而過，化為泉泥；第二首以身負絕技的織婦自況，希望跨越阻礙見到明主，為他盡心竭力施展才華。
那麼“明主”又在哪裏呢？
長湖的田園風光，長湖是宋末由古雲夢澤變遷而成的長條狀河間窪地大湖泊，位於今天荊州、荊門、潛江三市交界處。 （IC Photo/圖）
當時的嘉靖帝出身藩王，為人聰明，性格剛毅，執行力強，是明朝少有的天才領導人，但其統治前期將大量精力虛耗在如何追封其生父興獻王的所謂“大禮儀”之爭上，從現代眼光看來根本不值一提。待通過此事清洗了反對派群臣之後，嘉靖帝又轉而尊崇道教方士，追求長生不老，貫穿其統治的中後期。為了提煉“仙丹”，嘉靖帝聽信妖道蠱惑，強征大量少女入宮，只允許她們食桑飲露，取其經血合藥煉丹，其間又百般虐待，先後打死二百余人。宮女們不堪忍受，試圖趁嘉靖帝熟睡之際將其勒死而未遂，史稱“壬寅宮變”。此事讓嘉靖帝大受刺激，決定徹底離開紫禁城住到西苑萬壽宮，也就是今天的中南海。
張翰林回家休假那年，“明主”已經搬家十一年了。此後的十二年，他仍將繼續不履紫禁城一步，自然也就談不上接見群臣。無怪乎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忠心耿耿的海瑞公然上疏斥責已成半仙之體的嘉靖皇上：“二十余年不視朝，法紀弛矣！”
雖然不上朝不露面，嘉靖帝依然將國家統治大權緊緊控制在手中，不時通過處決、廷杖和貶斥高官來震懾群臣，平時則僅在西苑接見首輔嚴嵩和次輔徐階等內閣重臣。張居正作為年輕的儲備人才，自然是無緣見到皇上的。
當時的天下大勢又如何呢？蒙古人侵擾河套地區已近百年，主張出兵收復河套的首輔夏言被殺，此後再無人敢輕言此事；西線未平，東線又起戰事，繼位的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從大同、宣府一線侵擾邊境，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也就是張居正庶吉士期滿正式進入翰林院那年，俺答汗率輕騎經古北口穿插至北京近郊，大肆殺掠，當時京城守軍編制十四萬人，實際卻不足六萬人，根本無力驅逐韃虜，貪婪成性的首輔嚴嵩束手無策，只得等俺答汗搶夠了之後自行退兵，再殺了兵部尚書來塞責了事。
有感於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張居正曾上疏嘉靖帝，從宗室、人才、吏治、國防與財政五個方面指出國家存在的嚴重問題——這道《論時政疏》當然沒有得到皇帝與首輔的重視，石沈大海。
眼見國勢日蹇，嘉靖帝卻深居宮闈不出，只顧煉丹升仙，首輔嚴嵩因循無為，專權斂財，次輔徐階明哲保身，靜觀其變，作為七品京官的張翰林體驗到了深深的無力感：原來就算天才少年進了國家中樞，也不見得就能大顯身手，還是得苦熬日月等著頭頂屍位素餐的領導們逐漸讓出官位。
於是，張居正選擇了回江陵休“間隔年”。他一方面休養身心，拋卻在京七年積累的挫折感，一方面飽覽群書，重新給自己充電，為將來可能到來的政治機會而做好充分的準備——這就是為什麼《文忠公行實》說他“究心當世之務”卻“翛然無當世意矣”：在“當世”已經不會有“明主”來發揮他的才幹了。
那麼張隱士在江陵還做了哪些準備工作呢？
首先，他躬耕務農，體驗百姓疾苦。張居正在這段時間寫過一篇《學農園記》，描述了他對當時農民艱辛生活的觀察與同情，大意是說官府課稅比救火還著急，農民辛勞一年，只能勉強吃上一頓飽飯，萬一再碰上災荒，就不得不賣兒鬻女造成母子離散，這令人一邊同情悲傷，一邊擔心激起民變（《張太嶽集·文集九·學農園記》：每觀其被風露，炙熇日，終歲仆仆，僅免於饑；歲小不登，即婦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並（《張太嶽集·文集九·荊州府題名記》）。進入而立之年的張居正由此陷入思索：如何既能減輕農民負擔，促進社會穩定，又能提高征稅效率，縮小財政赤字，扭轉由底層貧民替官僚士紳交稅的亂象。張居正後來提出的條編法（後世訛為“一條鞭法”），將老百姓頭上名目繁多的賦稅徭役合而為一，重新丈量土地，合理確定稅基，其政策規劃雛形便始於此時。
其次，他親歷洪峰，醞釀治水方略。荊江河段由湖北枝江至湖南嶽陽，因地勢低窪，長江上遊裹挾的泥沙衝出三峽後在此沈積，河床逐步擡高，加上河道彎曲，泄洪不暢，極易造成洪災，衝毀堤壩農田，故而素有“萬裏長江，險在荊江”的說法。張居正在江陵隱居三年，親眼看到洪水泛濫對於荊江兩岸百姓造成的巨大生命財產損失，極為痛心，開始研究如何防患於未然。後來張居正入閣主政，遂嚴令荊州地方，加高加固荊江堤防，切實緩解了荊江北岸的抗洪壓力，同時也逐步形成了在荊江南岸開辟蓄洪區消解洪峰的策略，一直延續至今。
（梁淑怡/圖）
更重要的是，張居正長期關註水利建設，使他得以慧眼識才，培養提拔了明朝最偉大的水利專家——潘季馴。為了避免扯皮，提高管理效能，張居正將黃河河道治理和京杭大運河漕運管理這兩個不同的職能部門合二為一，統一交給潘季馴來管理。潘季馴果然不負重托，設計了由縷堤、格堤、遙堤組成的綜合性防洪體系，以其獨到的“束水攻沙法”衝擊河床底部泥沙，實現清淤防洪，從而在隆慶、萬歷年間實現了黃河、淮河和大運河的長治久安。
其三，他收集證據，著手約束宗室。前文提到過，荊州府的遼王朱憲㸅與張居正同年，張居正少年時曾到遼王府陪讀，還曾無意間得罪過這位無心向學的小王爺。此次返鄉閑住，張隱士再次得以與這位舊相識打起交道。此時的朱憲㸅已經成長為薛蟠式的人物，聲色犬馬，沈迷方術，搶掠民女充斥後宮，兼喜龍陽蓄養男寵，同時還欺淩其他宗室成員，魚肉百姓就更不用提了。張居正早在《論時政疏》中就關註到宗室無限增殖，對國家造成日益沈重的財政負擔問題，這回正好借朱憲㸅作為反面典型，收集了大量證據，後來於隆慶二年上疏彈劾。朱憲㸅應對失措，被朝廷以謀反罪名廢為庶人，送往安徽鳳陽的皇家宗室監獄囚禁終身，相當於掃除了江陵城的一大黑惡勢力。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張隱士終於結束了他的“間隔年”，離開江陵的茅屋竹園，北上京城銷假，重入翰林院供職。路上他寫了一首《割股行》，意境與“間隔年”開始前的詩作大相徑庭。他在詩的末尾寫道：
我願移此心，事君如事親
臨危憂困不愛死，忠孝萬古多芳聲。
又過了十年，嘉靖帝這位明代的道君皇帝才由於長期服用“仙丹”導致慢性中毒而死去，彼時大明朝武備廢弛，邊亂頻仍，地震、水災接連不斷，百姓流離失所，國庫極度空虛……而張居正的時代，正姍姍來遲。
欲歸江陵而不得張居正的府邸位於江陵城內，但並非今天緊鄰荊州城東門的張居正故居——那是改革開放後依托江陵碑苑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築，作為張居正紀念館來說建設得相當用心，但這裏畢竟既不是原址也不是原物。很多人認為張居正彈劾朱憲㸅後接收了遼王府，將它改建成了自己的府邸——這也是張居正死後被控主要罪狀之一，但史家對此尚無定論。
荊州東門內的張居正故居 （王在田/圖）
萬歷六年三月，公元1578年，首輔張居正最後一次返回故鄉江陵，住進了自家府邸。他這次回來是為了安葬其父張文明。
為了這件事，朝廷已經折騰了半年，京城百官吵翻了天，有人被勒令退休，有人被罰俸，還有不少高官滿懷著崇高的正義感挨了皇帝的廷杖——也就是當眾褪下褲子打屁股，有人被當場打死，也有人把一塊打飛的臀肉撿回來制成臘肉珍藏，作為自己英勇不屈捍衛名教綱常的永恒紀念。
事情的緣起是萬歷五年夏天，七十四歲的張文明臥床不起。張首輔原擬回鄉省親，但恰逢萬歷帝將於次年三月舉辦大婚典禮，張居正作為小皇帝的老師、文武百官之首乃至事實上的攝政，實在無法於此時告假；但如果等到辦完皇上的喜事再動身，就得到第二年夏天了，牽掛父親病情的張居正坐臥不寧，度日如年。（《張太嶽集·書牘九·答司寇王西石》：今定婚期於來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夏初矣。遙望此期，以日為歲，奈何？）
到了九月末，噩耗傳來，老先生已於九月十三日亡故了，張居正隨即準備回江陵“丁憂”——這是明代制度，官員的父母亡故後，需要解除一切職務，返鄉守孝二十七個月，稱為“丁憂”；期滿之後官復原職，稱為“起復”。明英宗正統十二年曾頒布法令：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復——“奪情”是指由皇帝下令免除官員解職義務，直接起復。正統帝下令禁止奪情，體現了明代官僚集團對於儒家孝道的高度重視，亦即回家守孝比侍奉君王更重要。
然而，張居正的丁憂卻碰上了硬釘子。萬歷帝十歲登基，當時的首輔高拱遭到掌印太監馮保狙擊，在萬歷帝第一次朝會上被意外貶斥，削職為民，趕出京城；次輔張居正遂升任首輔，盡心竭力地輔佐這位天資聰敏的小皇帝。到張文明亡故時，張首輔已獲得萬歷帝的充分信賴，成為朝廷的頂梁柱，因此小皇帝不願意也不敢放他回鄉丁憂守制，趕在他進宮辭行之前頒布聖旨，大意是說您是上天派來輔佐我的良臣，也是自古罕有的忠臣，一定要以我和社稷為重，抑制哀思，這才是最大的孝道，您父親在九泉之下也會欣慰的（《張太嶽集·卷四一·聞憂謝降諭宣慰疏》：輔朕衝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歡妥。今宜以朕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明神宗朱翊鈞，10歲即皇帝位，年號萬歷。 （視覺中國/圖）
萬歷帝又向吏部作出指示：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準過七七，不隨朝（《張太嶽集·奏疏六·乞恩守制疏》），只允許張居正在京守孝至七七，不允許回鄉丁憂。
吏部一把手張瀚奉命慰留張首輔，但他認為丁憂守制是天經地義的事，不宜慰留，故始終置之不理，結果被勒令退休，與他立場一致的吏部二把手則被停發工資三個月以示懲戒。
看到有人為了自己的家事丟了烏紗帽，加上自己連上兩道奏折未獲批準，張居正感受到了小皇帝的決心，不得不同意“奪情”，但同時提出奪情期間停發俸祿、不參加祭祀禮儀、次年大婚後再行返鄉葬父等要求，勉強留在了內閣。
然而，世人眼中看不到他屢辭不就，看不到他顧全大局，也看不到他自行停薪。世人看到的，是首輔張居正貪戀權位，置亡父於不顧，喪心病狂，豬狗不如（見鄒元標上疏：世不以為喪心，則以為禽彘）。
很快，各級言官紛紛上疏，抨擊張居正的“奪情”行為將導致綱常掃地，國將不國：
“事系萬古綱常，四方視聽！”
“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
“竊懼士氣之日靡，國事之日淆也！”
還有人說著說著由維護綱常轉向攻擊首輔，說他腆著臉不肯走（“居正今以例留，腆顏就例矣”），還隔空質問張居正：當年徐庶因老母死後方寸已亂而辭別劉備，難道張居正的父親死了，他的方寸就一點都不亂嗎？真是連匹夫都不如！
看到這些奏疏，萬歷帝大發脾氣，決定對這些抨擊者施以廷杖。翰林院的負責人王錫爵擔心打出人命，帶著十幾個翰林強行闖入正在治喪謝絕會客的張居正府邸，非要他來出面解決此事。史載張首輔向他們連連叩首，舉刀欲自刎，口中高喊：你們殺了我吧，殺了我吧！（《明史紀事本末》：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
當時張居正五十三歲，已在官場錘煉了三十年，早已是“沈毅淵重”、喜怒不形於色的資深官僚，若非承受喪父之痛，又同時受到君主與清議的雙重施壓，何至於癲狂至此？
張居正為萬歷帝編著的《帝鑒圖說》。張居正作為明神宗的老師，專門為當時年僅十歲的小皇帝編了學習教材。 （視覺中國/圖）
“奪情”事件對於張居正的影響很深。史家認為，經過這一打擊，張居正行事變得愈發“操切”，也就是對人更加嚴苛，不再和風細雨，對事更加激進，不再穩紮穩打。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一是他由父親之死聯想到人生苦短，時不我待，必須加緊推動新政——此時的張居正只剩下四年壽命了；二是他因“奪情”而被世人深深誤解和鄙視，反而得以不再顧及世俗偏見，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推進改革；三是明朝積弊已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張居正掌權以來苦心經營，此時改革已進入深水區，不得不觸動到各個方面的切身利益。拿他自己的話來說：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張太嶽集・書牘十・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以上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促使張居正轉入了一種高歌猛進的工作狀態，將萬歷新政推向頂峰。此前提到過的河槽機構合並、丈量天下土地等舉措都是在這一時期迅速推進並取得顯著成果的。
在國防上，張居正大膽任用戚繼光、李成梁、殷正茂、王崇古等名將能吏，南平倭寇，北定九邊，使我國邊疆進入了一個空前穩定安全的時期。
在吏治上，張居正破天荒地推行“考成法”，也就是對官僚集團引入績效考核機制，嚴控貪汙浪費、公款私用，裁撤了上千個官員崗位，也追繳了因官員不作為而拖欠多年的賦稅。
在稅制上，張居正推行條編法，改革稅制，簡化稅種，清丈土地，較80年前增加了近300萬頃耕地，既擴大了稅基，也緩解了土地兼並造成的稅款流失，全國稅收陡增近1.5倍。
最終體現在財政上，萬歷新政一改此前每年三百萬兩以上的政府財政赤字，反而盈余三百萬兩。到張居正去世時，戶部庫存白銀達到創紀錄的1250萬兩，倉庫存糧可支十年——這便是明朝中後期的萬歷中興，嘉靖時代已頹態畢現的明朝國祚在張居正的努力下又得以延續一個甲子以上。
難怪小皇帝誠懇地對張居正老師說：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明神宗實錄》）
尾聲萬歷十ー年（1583年）五月初五，張居正五十八歲冥壽，也就是他病死後不滿一年，刑部侍郎邱蕣率領張居正專案組從京城出發，長途跋涉近一個月，終於抵達江陵張居正宅邸，奉萬歷諭旨查抄張府。
為了不讓張家轉移“贓物”，荊州府、江陵縣兩級官員四月二十一日得到消息，次日就查封了張府，張家上下人等一概不許離開。張府內外成了禁區，嚴禁通行，門前日夜有軍士把守，被困在府內的男女老少只能依靠存糧果腹——長江中遊五六月的天氣，哪有人家會儲備大量生鮮食物呢？
於是，等到專案組半個月後趕到時，張家已經餓死了十幾口人。
抄家抄出了多少財產呢？大約十萬兩白銀，遠遠低於專案組的期望值二百萬兩。邱蕣不死心，在張府內對“先生的子孫”們嚴刑拷打，逼得長子張敬修懸梁自盡；次子張懋修投井自盡，未遂。張敬修在遺書中寫道：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賢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婦風，聞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歲孤兒，煢煢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讀來令人涕下。
最後總算萬歷帝“隆恩浩蕩”，給已經斃命的主犯張居正留了個全屍，聖旨曰：（張居正）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斫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
張居正故居中的萬歷禦筆“元輔良臣“ 和“純忠”（視覺中國/圖）
作為抄家的最後一波，在將近四百年後，江陵的紅衛兵們挖開了張居正墓，撬開了張居正的棺材，陪葬物品只發現一條代表一品大員身份的玉帶和一方硯臺。
由此，我相信二百萬兩的KPI可能確實定得太高了，也確實沒有找到。
張居正死後七十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感嘆，“撫髀思江陵，而後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之相一也。”
只可惜，世間再無江陵！
（參考書目：《張太嶽集》《文忠公行實》《明實錄》《明史》《明史稿》《明史紀事本末》《張居正大傳》《萬歷十五年》《酈波評說張居正》）
王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