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2月3日電（記者陳一帆 張宇琪 金一清）盲人走盲道是一種怎樣的體驗？他們會遇到哪些障礙？又有著怎樣的期盼？新華社記者日前在多地城市的街頭，分別跟隨3位盲人體驗盲道，傾聽他們的真實感受。
“盲道設施日益完善，贊！”
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或11點下班，手持一根盲杖，“篤篤”“嗒嗒”地敲擊著地面……這差不多是穆懷鵬每天的生活節奏。
今年43歲的穆懷鵬在天津經營著一家中醫推拿館。他從16歲開始學做推拿，至今已有20多年。2012年他參演了婁燁的電影《推拿》，成為走上柏林電影節紅毯的盲人演員。
工作之余，穆懷鵬沿著盲道散步。新華社記者 張宇琪 攝
穆懷鵬習慣先叫一輛網約車，坐到家附近的地鐵站，智能手機的視障模式幫助他完成這項在別人看起來不可思議的事情。到了地鐵口，他直接選擇坐下行扶梯進入地鐵站，“踏到扶梯的金屬踏板後，再往前邁兩小步就行。”說話間，他的雙腳已穩穩踏上扶梯臺階，悠悠下行。
臺階盡頭是金屬盲道，穆懷鵬盲杖的尖端順利捕捉到道路的指引，“這盲道對於盲人朋友可太重要了”，但過了安檢後，腳下的盲道沒了，“有的地鐵站安檢沒有設置在盲道路線上，剛開始走時有點不方便，但走得多也就習慣了。”
和往常一樣，這時總會有地鐵站工作人員笑盈盈地迎上來幫忙。“工作人員基本上都認識我，有他們領著我更方便。”穆懷鵬說。
“走完這條不到500米的路，歷經重重艱險”
日益完善的盲道設施為盲人出行提供了便利，但一些“不友好”的盲道，卻讓盲人出行“步步驚心”。
斯勇是西部地區某市一所特殊教育學校的音樂老師。臨近飯點，他需要走出學校到附近餐館就餐。這條不到500米的路，斯勇花了一個多月才適應。
“每天盲道的情況都有新變化，盲杖就是我的雷達。”斯勇說，學校門前馬路的紅綠燈沒有語音提示，他只能憑經驗快速走過這條四車道的馬路，“通常都是靠耳朵聽，如果有車來，就慢一點走，有時會有熱心路人幫忙。”而過了馬路，真正的“旅程”才剛開始。
剛踏上盲道，斯勇身旁就有一個綠化樹木被挖掉後形成的大坑，前方一處突起的井蓋覆蓋了一半盲道，而斯勇只能用盲杖去探測這些障礙物。“全憑我的經驗去猜測大概是什麼東西，心裏有數才不會被絆倒。最難的是商鋪前的電瓶車充電線，這個很難探測到，容易被絆倒。”斯勇說。
斯勇在路上行走，盲道旁邊有一個綠化樹木被挖掉後形成的大坑。新華社記者 金一清 攝
橫在盲道上的私家車和工程車，同樣讓斯勇感到憂心。一不留神，他的頭就很容易撞到工程車的車尾，而遇到完全占領盲道的私家車，他的做法是用盲杖探測後，繞著圈越過這個“龐然大物”。
沒走多遠，一個光纜交接箱立在盲道上，斯勇用盲杖一點一點去探，繞了過去，但沒想到破碎的盲道磚塊又差點讓他崴了腳。斯勇很無奈，“每天要歷經重重艱險，才能到達餐館。”
“寧可用盲杖行走慢車道，也不願走盲道”
盲道受阻，同樣困擾著盲人陶進。
在廣西南寧市，陶進從家裏到上班的推拿館，需要橫跨一條馬路，轉一班公交車，一共有8站。這條路陶進走了許多年，即便熟記在心，有時還會感到不放心。
下車後需要穿過人流密集的路段，對陶進而言是不小的挑戰。“盲人最怕周圍嘈雜，會影響判斷。”陶進說，這時盲道尤其重要。他不停地用盲杖在地上左右敲擊，判斷前方是否有障礙物。“橫空出世”的電線桿、垃圾箱……很多時候他不得不繞道而行，但不時駛來的電動車，又讓他避之不及。
陶進走在一條被擠占的盲道上。新華社記者 陳一帆 攝
陶進說，盲道被占用很普遍，更可怕的是“陷阱”。走到一個路口，他突然停了下來，用盲杖敲擊試探，“這個地方，應該有個石墩，前兩天我就撞到了。”他撩開褲腿，只見小腿上有好幾個淤青和傷口，這些防不勝防的障礙物讓他心有余悸，“更別提那些臨時的施工工地給盲人帶來的威脅。”
陶進感慨，“很多時候，我們寧可用盲杖敲擊馬路牙子在不安全的慢車道上行走，也不願意走那些磕磕碰碰的盲道。”
多年來，陶進一直呼籲各方重視盲道建設的問題。他說，盲道是盲人出行的“眼睛”，一旦被占用或破損就會給盲人出行帶來極大不便，“希望有關部門能多傾聽盲人群體的心聲，加大維護和執法力度，讓我們腳下的路越來越通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