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最初由經濟史學者率先使用，指稱貨物與資本的跨境流動，以及在此種流動基礎上逐步發展形成的區域性、國際性經濟體與經濟組織及其活動；之後被不同領域的學者以及社會所采用，其內涵與意義逐漸擴展，形成以經濟全球化為核心，包括政治衝突與互動、文化交流與衝突等多方面內涵的綜合概念，其核心則是世界各地經濟與文化間的聯系日益加強。
實際上，“全球化”概念比較空泛而不明確，所以引發很多爭論，卻又很難開展真正的學術討論。歷史學者關註“全球化的歷史”，其首要的問題就是全球化何時發端、又是如何發端的。
這幾乎是一個無解的問題。無論持怎樣的觀點，歷史學者們相信，全球化的核心問題包括互聯、交流以及互動三個方面，其中，不同人群間的接觸與相互聯系是全球化的前提，物品流通、人群遷移、文化交流是全球化的主要內涵，而主要表現為經濟競爭、政治衝突、文化碰撞與融合的“互動”則是全球化展開的重要方式。韓森的著作《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開端》對全球化開端的分析，也主要是從上述三個方面展開。
《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開端》，作者： [美]韓森，譯者：劉雲軍，版本：讀客 | 北京日報出版社 2021年8月版
互聯：一場偶然的相遇
不同人群之間的“接觸”乃是其相互聯系、交流與互動的發端，沒有“接觸”，亦即無從相互了解、認識，更無從建立起相對穩定的聯系機制與交流（包括貿易與文化交流）渠道，亦無從發生糾紛、衝突，更無所謂“互動”。那麼，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群，又是如何開始“接觸”的呢？
在第二章《西進，年輕的維京人》裏，韓森主要根據北歐人的英雄史詩和考古發現，努力復原並描述公元1000年前後維京人經過格陵蘭島到達文蘭，並在那裏遭遇當地土著居民的過程。在第二次薩瓦爾多探險中，維京人與北美土著人群的相遇實際上是兩者的第一次接觸，而這第一次接觸，是以暴力方式進行的：薩瓦爾多及其手下人殺死了駕著烏篷船前來觀察陌生來客的八個當地人，逃走的一個帶回援軍，用箭射穿了薩瓦爾多的胸膛。在第三次由索芬·卡爾塞夫尼率領的探險中，雙方的接觸具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維京人看見當地人駕著九艘烏篷船，揮舞著木桿，發出嗚嗚的聲音，不禁心驚膽戰。卡爾塞夫尼讓手下舉起白色的盾牌，表明自己並無惡意。於是，北美土著人走近他們。維京人在那裏安營紮寨，住了下來。春天來臨的時候，大批的土著人來到維京人的居住地，帶著“深色毛皮”；北歐人則用紅色的毛織品與之交換。“接觸”似乎很快向“交易”發展，只是由於一頭公牛的猛奔狂嚎，才打斷了這一進程。 在接觸的過程中，雙方都表現出懷疑、恐懼、戒備、緊張，又都充滿著好奇，表現出強烈的接觸願望，嘗試著做出努力，表達自己的好意或無惡意。在緊張的試探過程中，任何突發的事件，都可能導致暴力發生。
隨後的事態向衝突方向演化。先是北歐人殺死了一些前來偷盜武器的土著斯克裏林人，然後是斯克裏林人大規模的報復性攻擊。他們成群結隊，前仆後繼，每個人都大聲地喊叫著，揮舞著木桿，並投擲石塊，甚至推出了投石機。最全面的或最完全的“接觸”實際上是衝突。衝突使雙方或多方的全體成員成為參與者，為自己的生存而戰。如果說“試探”與初步的“交易”只是由群體中的少數人（特別是頭人）參與的話，那麼，群體間的衝突則是整體性的，是由群體全體成員參加的。所以，群體間的衝突，乃是群體間全面接觸的重要方式。
挪威電視劇《挪威的維京人》劇照。
維京人為什麼要向西航行到北美去？大部分學者將其歸因於北歐人的社會結構，特別是其財產分配繼承制度以及武裝集團的組織方式。但維京人善於向外探險、殖民，並不必然意味著他們一定會來到北美；來到北美，也並不必然會接觸到當地的土著人群，並與之貿易、發生衝突。雖然韓森沒有明言，但她強烈地暗示，所有這一切，很可能只是出於偶然。雷夫的第一次探險顯然並沒有明確的目的地——他的確是在“探險”，去尋找並不確定的目標。因此，北歐人航行到達北美，在根本上說，是一個偶然事件。以此為起點，隨後所發生的北歐人與北美土著人群的接觸、交易與衝突，則是一連串的偶然事件。
“偶然”是難以重復的，也是不可逆的（迄今沒有發現在1000年前後北美土著人漂移到歐洲的例證），但它確實提供了“接觸”，而這種“接觸”一旦發展為穩定的聯系，即可將本來分離的、各自獨立的兩個交通貿易網絡聯系在一起。
偶然的“接觸”顯然具有巨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韓森說：“人們遇到不熟悉的人時，會評估風險：這些陌生人會殺害他們嗎？他們會抓住自己嗎？ 他們必須判斷自己的相對地位：如果發生打鬥，誰會贏？誰擁有更好的技術？”基於這些評估，人們做出不同的反應：有的反應非常草率魯莽，有的反應則出自本能，而“一些勇敢的人克服了自己的恐懼心理，向他們從未見過的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們建立了貿易關系。” 交流由此才得以發生。
交流：有意與無意的交換
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群相遇、接觸之後，怎樣開展交流？韓森講述了一位北歐女性與一位北美女性最初的相遇和交流：
古德麗德（Gudrid，卡爾塞夫尼的妻子）和她的兒子坐在維京人居住點的柵欄裏面的時候，“門口落下一個人的影子，一個矮個子的女人走了進來……她臉色蒼白，眼睛大得出奇，從來沒有人見過這麼大的眼睛。”
她問古德麗德：“你叫什麼名字？”
古德麗德答道：“我叫古德麗德。你叫什麼名字？”
女人回答：“我叫古德麗德。”
土著的北美女性向古德麗德的發問，“你叫什麼名字？”是用什麼語言表達的，古德麗德又是如何理解其問題的呢，我們不知道。它更可能是在特定氛圍下，混合著表情、手勢而得以表達並被理解的。而北美女人對古德麗德提問的回答，“我叫古德麗德”，則顯然出自模仿或重復。
模仿或重復，意味著對對方的認可，表達了一種承認對方與自己屬於同類或具有相近的情感。這是交流的原初方式之一。
物品交換是交流的另一種原初方式。在卡爾塞夫尼的探險中，北歐人用一種織成並染成紅色的羊毛氈向北美土著人交換“深色毛皮”，後者把換得的羊毛長條圍在頭上；後來，北歐人把紅毛氈剪得越來越短，有些還沒有“一指長”，但是當地人仍然用完整的毛皮來換取這些越來越短的紅毛氈。 維京人要毛皮應當是基於將其運回歐洲之後的潛在價值，並非其本身所急需；北美土著人換取的紅毛氈，看來更非其生活必需品，很可能是具有裝飾作用的“奢侈品”。而對於雙方而言，真正具有生存或生計價值的武器，卻並不在交換之列。由此，我們註意到，早期的交換可能主要限於與生存或生計沒有直接關聯的、具有標誌或象征意義而又非常珍稀的物品，或者可以將之概稱為“珍貴物品”。
在公元1000年前後的世界貿易網絡中流動著的商品，主要是黃金、奴隸、象牙、玻璃珠子、香料、寶石、珍珠等“珍貴物品”。與生計直接相關的普通物品，是伴隨著珍貴物品進入全球化進程的。同時，珍貴物品的貿易，也引發了不同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韓森描述說，到9世紀，爪哇島的商人從中國進口鐵器和絲綢制品，向中國出口香料和染料。他們用爪哇產的大米，與鄰近島嶼交換丁香、檀香和肉豆蔻，再把它們運往中國。爪哇人從印度引進了紅花和黑胡椒，廣泛種植，成為中國主要的黑胡椒和紅花供應商。 貿易也改變了經濟運營的方式和社會組織形態：“商人們需要有人來組織收割、加工和運輸（香料等貿易物品）到海岸，並在那裏裝船運走。終於，不同的人聚集起來，共同采割香木和乳香。通常，一撥人在高地森林裏收獲某種產品，另一撥人用小船把它順流運到一個港口，而第三撥人把貨物裝上遠洋商船。”所以，“中國需求的增長，直接影響了收獲香料的當地居民，以及那些向港口運輸貨物的人。在此之前，（與中國貿易的）商人們並不在東南亞采辦貨物，東南亞的土著人群多靠狩獵和采集為生。如今，他們被裹進一個復雜的準工業化農業系統，不得不投入全部時間與勞動，為他們從未見過的中國買家生產商品。” 經濟領域的這些變化，顯然引發了當地社會的重組，並必然對其權力結構與政治架構帶來深刻的影響。
大英博物館最受歡迎的展品之一：劉易斯棋子。1150年左右用海象牙制作。之所以使用海象牙，是因為大多數高質量的非洲象牙都流入亞洲權貴手中，中國的廣州與泉州港是當時全球兩大象牙貿易集散地。
“區域貿易網絡”是韓森討論全球貿易體系及其形成的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她認為，早在1000年前後，不僅歐亞大陸、印度洋與東亞，而且在阿拉伯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間、東南亞與南太平洋地區都已經形成了區域性的貿易網絡。所以，正如哥倫布並沒有建立美洲貿易體系一樣，當葡萄牙人沿著非洲西海岸航行的時候，也並不需要建立新的貿易體系，因為這樣的貿易體系早就存在：它有完善的港口、中間商、市場信息渠道、後勤條件（為駱駝商隊服務的城鎮和村莊）以及產品。同樣，歐洲人也並沒有“發現”從阿拉伯海，經過印度洋、孟加拉灣，到中國南海、東海和太平洋的航道，在歐洲人到來之前1000多年，“當地的水手就已經有規律地穿梭在後來由達·伽馬（da Gama）和麥哲倫（Magellan）‘發現’的航線上。”
歐洲航海家也沒有引入遠距離貿易，它在他們到達時就已經很成熟了。歐洲人想做並最終也確實做到的，就是排擠掉中間商，並逃避向統治者繳納關稅。 換言之，歐洲人只是利用了本已存在的區域性貿易網絡，並將不同的區域貿易網絡串聯起來。正是從這裏出發，韓森幾乎是徹底消解了哥倫布“發現”美洲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劃時代意義。她斬釘截鐵地說：全球化在哥倫布之前五百年就開始了。
互動：皈信與拒絕
在第四章《歐洲奴隸》中，韓森根據古羅斯編年史《往年紀事》講述了弗拉基米爾（Vladimir）大公選擇東正教的故事。《往年紀事》將弗拉基米爾皈依拜占庭基督教的決定，描述為一系列事件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軍隊在切爾森（Cherson）擊敗了拜占庭皇位繼承人巴爾達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的軍隊，以及他娶了拜占庭皇帝巴西爾二世（Basil II）的妹妹安娜（Anna）。 弗拉基米爾及其臣民皈依拜占庭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歐亞大陸宗教信仰的基本格局：東歐轉向拜占庭，而不是耶路撒冷、羅馬或麥加；歐洲在基督教的旗幟下聯結成一個“文化大區”，與西、中亞及非洲穆斯林的“伊斯蘭文化大區”分別開來；同時，歐洲被劃分為東正教和羅馬基督教兩個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弗拉基米爾決定改信拜占庭基督教。
這就是“互動”。韓森列舉了1000年前後九個為其國家和臣民選擇宗教信仰的統治者，指出：“幾乎每一個統治者都選擇與一個或幾個鄰居結盟；與其共享新信仰的人群，成為其軍事盟友和主要貿易夥伴。雖然他們繼續與其他信仰的統治者保持聯系，但他們與同宗教信徒們的關系更密切。在他們關於世界的構想中，也經常把世界劃分為宗教大區（religious blocs）。人們不再只擁有來自一個地方的單一身份，他們開始將自己生存的區域當作宗教大區的一部分，並且通過這種方式將自己與更為廣大的人群認同為一體。”在韓森看來，“這是全球化的關鍵一步”。
“宗教大區”（religious blocs）是韓森敘述、分析全球化進程的又一個重要概念。選擇皈依某種宗教，既是諸種政治經濟與文化互動的結果，也是建立政治軍事聯盟、開展貿易與文化交流的前提。信仰與宗教乃是不同人群建立聯系、開展交流、相互結合（亦即開展“互動”）的重要橋梁。政治結盟、軍事征服是宗教擴張最重要的方式。毫無疑問，衝突、戰爭是一種深度的互動，它迫使雙方（或多方）盡可能動員並使用其資源與力量，在各個領域展開競爭，並在這一過程中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贏得勝利。勝利者不僅在政治上控制並壓迫失敗者，在經濟上掠奪其財富、資源與人民，並普遍地強迫後者改變自己的信仰與文化，從而實現宗教的擴張。
1000年前後，“舊世界”（歐亞非）已形成三個或四個宗教大區：歐洲基本上是基督教信仰區（又分為羅馬基督教和拜占庭東正教兩個信仰區域），西中亞以及非洲大部基本是伊斯蘭教信仰區，而東亞與南亞及東南亞則是佛教印度教信仰區。在同一信仰集團的內部，使用共同的文字，“專家們圍繞各種各樣的問題相互磋商，學者們到鄰近國家留學，書籍在這些國家間流通”。 可是，跨越宗教大區間的交流卻非常困難。伽色尼王朝的君主馬哈茂德在回復遼聖宗希望建立外交關系的信函中說：“沒有任何宗教把我們聯結在一起，使我們彼此相連。我們之間的距離和橫亙在我們中間的地區，使我們免於受到對方的欺騙，從而得保安全。我無意和你建立密切關系，除非你們皈依伊斯蘭教。” 拒絕和阻隔是一種特殊的互動方式，它明確了相互間的距離和界限，並使互動終結。
公元1154年，制圖師伊德裏斯繪制的世界地圖，這幅地圖與今天上北下南的習慣相反，而是上南下北。
制造“全球化”
“與他人交往”是立足於人類本能以及生存、延續後代之基本需求的根本欲望之一，也是人類社會得以形成並發展的根源之一。人類的“交往”欲求，是人類社會之所以“發生”的根源。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可以說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方向。因此，對於很多歷史學者來說，全球化是（或應當是）一種根本性的歷史進程，歷史學關於全球化歷史研究的任務，就在於揭示這一進程及其在不同地區、不同人群與社會的具體表現，探究其根源與動力，並試圖回答：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是否為人類歷史發展之後果或必然。
顯然，歷史學研究長於全球化歷史進程及其區域表現的研究，涉及根源與動因分析往往力不從心，對於討論並判斷全球化是否必然，則更顯仿徨。實際上，若立足於當今世界難以抗拒、不可抵擋的全球化浪潮，似很難否定全球化乃歷史發展後果或必然的結論；可是，如果正視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孤立主義思潮及其表現、不斷激化的地區或文明間衝突，則不會有信心或願望相信全球化的必然性。
韓森沒有正面討論這一問題。她對此似乎持有一種“或然”的態度。韓森非常強調紀元1000年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意義，將它確定為全球化的開端；可是，作為此一開端的標誌性事件，維京人到達美洲，在她的筆下，卻似乎出於偶然。而且，“全球化總是讓人憂心忡忡：人們一想到這個星球上並非只有自己，就會意識到自己將面臨新的危險。第一次體驗全球化的人必須制定策略，其策略則是從不同的角度做出的。” 換言之，對於很多人來說，進入全球化進程是被動的，甚至是被強迫的。
主動選擇、推進全球化及其進程的，就主要是掌握權力、擁有財富的人及其集團。如果全球化確實存在某種動因的話，那麼，權貴與富豪對於權力、財富和享受無止境的渴望與追逐，以及他們圍繞權力、財富而展開的掠奪、鬥爭，應當是全球化的根源，或最重要的動力。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的實質乃是權力與財富的再分配，其最大的受益者只能是權貴和富豪。在全球化進程中，普通大眾雖或得稍沾余潤，但並不能改變其被掠奪的本質。
當然，這不是韓森的主旨，甚至不是她的傾向。韓森是一位現實而溫情的學者。她更願意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得不面對全球化（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或被迫），那麼，我們最好籌劃應對策略，並行動起來。韓森回避了全球化是否人類歷史發展之後果或必然，只是務實地承認我們不得不面對全球化。在這裏，韓森暗示：全球化的真正實現與運行，要依靠富有世界眼光的學者、具有創新精神的科學家以及敢闖敢幹的商人。她還引用圖勒人（Thule）的例證，說明“那些最終取得成功的人，並不總是生活在最富有、最高科技國家的人……密切關註自己的環境，並願意等待合適的時機，也可以獲得良好回報。” 無論事實與結果如何，這一提示總是令人欣慰。
作者｜魯西奇
編輯｜李陽 王青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