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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鄧安慶，
自稱“在所有賽道上都落後於別人”的湖北作家，
在38歲時，因為承受不了北京的高房價，
決定結束10年北漂，搬去蘇州生活。
蘇州一景
落戶、看房、購房，前後花了五個月時間，
他便拿到房本，搬進了屬於自己在蘇州的新家，
在北京時，他在8m²的雜物間住過7年，
安家蘇州，可以“太陽浴”的朝南大陽臺就有9.2m²，
在他看來，“這是靠自己的雙手，
一點一點掙出來的家。”
搬到蘇州後，為還房貸，
他需要在上海工作，
從此過上“兩城跑”的生活，
但作家鄧安慶從來不覺得辛苦，
因為在他看來，這也是一種“活法”，
生活是有希望的。
2021年底，一條跟隨鄧安慶，
體驗了上海和蘇州的兩城通勤，
看到了更多年輕人的另一種選擇。
撰文 陳沁 責編 陳子文
周一清早，上海、蘇州兩城通勤的年輕人們
作家鄧安慶38歲，中等身形，走在人潮中，並不太顯眼。不久前，他剛結束10年北漂，在蘇州買了房子。
每逢周一，他七點便起床，花一刻鐘洗漱，騎上小電驢，幾分鐘能到地鐵站，趕八點左右的火車，目的地是上海。
蘇州駛往上海的火車準時抵達，列車進站，鄧安慶和其他睡眼惺忪的年輕人，便魚貫而入。霎那間，站臺由熱鬧轉至冷清。
上海、蘇州兩地的“新通勤”其實已經算不上新，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在上海工作、蘇州安家。火車快則25分鐘，慢則39分鐘，折算下來，不過幾站地鐵公交，聽起來不像跨城。
我們第一次見作家鄧安慶，是在一個周四清晨，為了親身體驗他如何通勤，我們隨他一起買票進站，從上海返回蘇州。
蘇州城市俯瞰
鄧安慶在蘇州安置的新房一角
車窗外，霞光中，成片田野和山脈飛逝而過，他聊起“兩城跑”的生活：買完房後，他的積蓄基本用盡，一個月7500元的房貸令他不得不繼續工作，但蘇州的薪資待遇，很難滿足他的要求。
現在，鄧安慶的時間和空間，被切割成兩塊：周一到周三，他在上海工作，周三晚上，他乘夜班火車回蘇州，度過一周剩下的四天——上海的一家文化公司，允許他一周居家辦公兩天——在他眼裏，這是比較理想的活法。
在上海的三天，他的全部家當是一個10斤重的黑色背包。在裏面放上一臺筆記本電腦，一本書，一袋兩晚換洗的衣服，一把雨傘，一個充電器，一個充電寶，隨機訂一家民宿過夜，價格百元左右，通常不超過兩百塊。
他過得極省，北漂10年，其實攢下不少錢。通勤基本只靠公共交通，吃飯靠公司食堂，周末也極少點外賣，除房租外，每個月的開銷在一千左右，“撐死一千五百塊”。寫作十年，還有些版稅收入。
大概30分鐘後，蘇州站到了，空間忽然開闊起來。極目遠處，天色勻凈，幾分鐘腳程，便見城市內，河流縱橫。
鄧安慶買的房子離地鐵站不算遠，靠腳走，大概十幾分鐘。他去小區對面的超市，買回兩枚杏鮑菇，兩顆土豆，八九朵霜打上海青菜和半斤豬肉。他九歲能下廚，因為自幼是“間歇性留守兒童”，父母經常不在身邊，要自己打理生活。
作家鄧安慶對吃的不講究，但很享受做飯時光，慢條斯理洗刷備菜，蔥姜蒜切小塊，堆成三小堆，“青菜要大火爆炒才好吃啦”，一盤炒南瓜，他一個人能吃兩頓。
2022新年前一天，在蘇州朋友家跨年
平日在蘇州新家的一人食
生活裏的事，他如實記錄在自己的豆瓣和公眾號裏，他稱自己的寫作是“如其（生活）所是”。讀者黏性很高，許多人追隨他的文字，一直讀了很多年。
他並非蘇州人，他和這座城市的故事，說起來也和寫作有關。
2009年，25歲的鄧安慶來蘇州謀生活。一天，在蘇州郭巷深處的小網吧裏，他註冊了自己的豆瓣賬號。從此，鄧安慶的人生改寫——持續兩年半，他筆耕不輟，書寫著自己的家鄉，那些日常瑣事的情與味，人間煙火在鄉土與城市間流轉，這些文章吸引了大量讀者。兩年後，有出版公司邀他將這些文字集結成冊。
2011年，出版了第一本書的鄧安慶，拿到北京一家出版公司的編輯工作。從此，他的10年北漂開始了。當時他不曉得，10年後，他又回到蘇州來。
尚年輕時，鄧安慶最大的夢想是成為一個作家，最大的職業夢想，是當一個文字編輯。這兩件事，在北京時都實現了。
去北京之前，他輾轉過許多城市。2007年，他從襄樊學院理工學院畢業，念的是中文系，三本。父母務農、打小工維持生活，並沒有什麼家底，上學時他父親患了中風，家裏要花錢治病，所以大學四年，他兩年學費沒有交齊，連畢業證和學位證也沒有拿到（前幾年，鄧安慶才回母校交齊學費，取回了被扣押的畢業證和學位證）。
22歲時的鄧安慶
畢業前夕，鄧安慶去找工作，與他競聘的是一群來自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的學生，鄧安慶筆試得了第一，面試時，因為學歷被刷。喪氣固然喪氣，但他也只能認清現實。
後來，因為在校期間寫作突出，一家廣告公司要了他，請他做文案策劃，工資600塊。兜兜轉轉好幾年，鄧安慶去過很多城市，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同時也持續寫作。有時純靠手寫，寫滿一本又一本，小說、散文、雜文、詩歌，幾乎所有體裁都嘗試過，甚至自己配圖，做裝幀設計。
2011年，鄧安慶來到北京，終於做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圖書編輯工作，也很快認識了後來和自己合租長達10年的室友小易。
北漂期間，在出租屋的客廳裏，書櫃擺滿書，再買來花裝點生活
在北京，鄧安慶前後換過三次住所，兩次都在鳥巢和奧林匹克公園附近。住得最長的一處，是一間8m²的雜物間，房租1700元，他住了大概7年。
8m²的雜物間夾在廚房和次臥中間，廚房盡頭的冰箱，相當於一個隔斷。鄧安慶的生活，就在一張床，一個衣櫃，一副桌椅，一個書架之間展開，空間狹促，設施簡陋，但卻是一個令他覺得安定的容身之所。
雜物間推開門，就是長條形的客廳，在這個公共空間裏，堆疊著他的藏書，約莫600冊。
搬離北京前清理衣櫃
10年間，他換過四份工作，都是編輯。他曾在一個北京互聯網大廠做文藝頻道的編輯，白日裏上班，通勤相當漫長。每天早上，先乘15號線地鐵，坐到終點站清華東路西口，出地鐵站，步行15分鐘，到五道口地鐵站，再轉13號線到西二旗站，出地鐵站後，再坐擺渡車到公司，非常折騰。後來他索性騎自行車，單趟要花一小時，差不多20公裏。
夜裏下班回家，他很少寫作，因為工作已經讓他精疲力竭。所以，10年北漂期間，他寫下6本書，包括約稿，超過100萬字，幾乎都在周末和節假日完成。
到了夏天，雜物間沒有空調，空氣悶熱，無法定心創作，他就跑去周邊的麥當勞，因為咖啡可以無限續，水可以無限喝，空調可以免費吹，還能用衛生間。生活艱難，但總有應對之策。
我想三十年的生命中，我最常感覺到的是一個場景：我在一個小箱子裏，手和腳都縮著，無法伸展開來。上學時，我擔心交不起學費，擔心被別人同情和嘲笑；上班後，我擔心被炒魷魚，老是被失業的噩夢驚醒。當我跳出來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個自哀自憐的形象：母愛缺失，總把自己放在一個需要關愛的位置上。因而去屈從，去討好，生怕人們不愛我。我開著各種玩笑，又留心人們的反應。我想做父母的乖孩子，也想做工作中的好同事。在我的內心中，我壓抑著自己。我想過的人生，坦蕩而肆意的生命，總是因為我內心的恐懼而止步。
——鄧安慶多年前曾在網絡火了的《站在三十歲的門檻上》一文段落
工資和稿費、版稅帶來的收入，加上有儲蓄的習慣，鄧安慶也不是沒有想過在北京安家。總得來說，他很喜歡北京。但租住地周圍房價，在十萬一平，他完全買不起。
年近40，日益焦慮。他在購房軟件上搜索，勉強能承受的房子，都在極遠的市郊。有一次，他坐地鐵到南五環外看房，出地鐵後，掃一輛共享單車，騎行20分鐘，到了一處荒涼的小區。中介帶著他看了幾套50m²左右的小戶型，站在略微顯得有些袖珍的臥室往外看，北京環線上，車流洶湧。
鄧安慶內心忽然翻騰，如果要承受幾百萬的房價，住在如此狹小的房間，每日如此漫長的通勤時間，這意味著，沒有任何生活質量可言。
他便想，為什麼不退一步，到一個二線城市去生活？
鄧安慶不想再租房住。“要有個自己的家”，這個念頭，在他決定要回到二線城市生活後，變得分外強烈，且可觸及。
有兩個選擇跳進鄧安慶的腦海，一個是天津，一個是蘇州，兩個城市一個離北京近，一個離上海近，方便在大城市上班，但房價低了不少，都在他能承受的範圍內。
蘇州家中陽臺的多肉
他在天津生活過一個多月，並在那裏寫完了自己的新書《永隔一江水》，對天津印象頗好；而蘇州，他曾在此生活過近3年。
那時，他在蘇南高新區某個工業城的一家木材廠做文案工作。工業城周遭十分荒蕪，馬路上來來往往都是運貨的大卡車，夜裏8點，就沒有公交通行，只能看到群山隱隱。
白天，他在“空中辦”辦公，底下就是密密麻麻的流水線，機油和白乳膠的氣味在空氣中浮蕩。後來，他還寫過一個“工業城”系列，記錄當時的見聞。
在南京先鋒書店做新書巡回演講
鄧安慶選擇去蘇州安家，又一次和寫作有關。
因為新書《永隔一江水》出版，鄧安慶在巡回宣傳活動中，去到了南京先鋒書店，一位讀者朋友聯系了他，和他說，“你既然已經到南京了，做完活動來蘇州看看吧。畢竟你離開這裏這麼多年，故地重遊一番嘛。”
鄧安慶應約回到了蘇州，與這位讀者會面，又見了一些在蘇州的朋友，他聊起自己買房的打算，大家都盛情邀他來蘇州定居，第二天，朋友開車帶他在蘇州城裏轉了轉，新建的幾個樓盤，房價不算貴得離譜，鄧安慶能承受得起，他“忍不住動心了”。
蘇州一隅
另一方面，重回蘇州的這一趟，看到南方城市冬日裏仍舊綠意盎然，不似北地一片荒涼，他覺得自己還是更鐘意南方山水。
決定來蘇州安家後，鄧安慶立馬開始行動。第一步要解決落戶的問題，按蘇州人才引進政策，本科學歷，45周歲以下，即可落戶，一旦落戶，便能在除園區之外的地方購置房產。鄧安慶聯系自己原戶籍所在地的機構，申請遷出，最終成功落戶蘇州，只花了一個月時間。
很快，他就從北京動身，去往蘇州看房。他的要求有三點：要離火車站近，方便未來去上海上班；要是現代的小區，物業完備，生活便捷，產權清晰；房價不能太高，因為自己手上的錢不是很多；最後，是不想裝修，最好能直接入住，原有戶主的裝修風格不要太老土。
搬進新家後，鄧安慶的夜讀時光
按這些要求，鄧安慶只花了一天時間，就相中了一套房子。房子總面積近100m²，其中9.2m²朝南半弧形的大陽臺，已然比自己曾經在北京住過的雜物間大。
為了辦手續，鄧安慶前前後後跑了幾次蘇州，耗時五個月，最終拿到房本。
辭別室友的夜晚，幾個北漂一道喝了很多酒，在人生的岔路口，他們互相道聲別。離開北京的那天，一起住了10年的室友小易，堅持送鄧安慶去火車站，他們坐上15號線地鐵，又換5號線，再換14號線，一路沒有說什麼話。
鄧安慶看到北京地鐵上，總是那麼多人，他們在這裏上學、工作、戀愛、結婚、離婚，在某一時間點，彼此遇上，錯身而過抑或產生情緣，但鄧安慶要離開了，“我也曾是他們中的一員，現在，我要脫離他們的行列了。”
蘇州新家書房的桌面
住進新家的鄧安慶，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喜悅與篤定感，像在大海中漂流了很多年後，終於找到自己的一座寶島。他興致勃勃地布置新家，客廳要鋪上一塊地毯，書房的落地燈要買帶小桌子的，組裝一組小書櫃，放自己的藏書……
每天早上睜開眼，陽光從窗簾照進來，他心中總會湧起一個激動的想法：“我是在自己的家哎！”
在蘇州，鄧安慶喜歡去皮市街買花。入住新家不久後，曾經的室友小易，寄來一大一小翡翠綠色的玻璃花瓶。鄧安慶將買來的百合和向日葵，細心修剪了花枝，小心翼翼插進去。
一夜，他去客廳接水，隱隱有花香飄來，原來是百合開了，他在自己的公眾號裏寫道，“薄薄的夜色中，潔白的一大朵，讓人發怔了許久。”
因為安家的緣故，鄧安慶陸陸續續收到各地朋友寄來的賀禮，尤其是植物，龜背竹、文心蘭、蝴蝶蘭，還有一箱佛手。
在北京時，雖然長時間住8m²的雜物間，要踩一個多小時自行車通勤，經歷過各種不順，但鄧安慶覺得在北京“也沒有那麼漂”。因為最好的朋友，就在他身邊。他們會像親人一樣，分擔彼此的喜怒哀愁，一起看書、散步、聊天。
青年寫作者的小圈子，有些同齡人早已結了婚、買了房，一些更年輕的95後，自由寫作，雖然租房子住，但因為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並不覺得生活有多糟糕。
鄧安慶決定離開北京，一定要買下自己的房子，其實也和他所體驗到的“被剝奪感”有關。
青年的鄧安慶
他出身鄉村，一路上謀生活，並沒有得到來自家裏的幫襯，全靠自己的雙手。而這些年，每當他出書，或者生活稍微改善一點，家中突如其來的變故，總將他的積蓄耗盡，“等到下一次，又攢起一點錢，家裏又一次出事。”在如此的循環中，他不再奢望能在外安家。
待生活終於平穩了一些，他才決定買房，真說起來，比同齡人要遲太久。“我覺得自己起點太低了，一路上都踩不準點兒，都是要費很多勁，才能完成別人輕易就能得到的。”
三只佛手擺在書櫃上，上方是朋友寄來自己的畫
不過，鄉土，卻似乎是回不去了。
鄧安慶認為，他們這一波人，從鄉村考大學來到城市，然後留在城市工作、定居、結婚，這樣的生活裏，有深深的“割裂感”，因為他們在鄉土與城市之間，都有距離。
“現在已經無法回去鄉村了，因為我們想要的那種鄉村生活已經沒有了，所以我們與鄉村是有距離的；在城市裏，我們得靠自己打拼，要留下來也很艱難，是沒有根的，所以我們和城市也有距離。”
但對他而言，這種距離也是“柔軟”的。因為在家鄉，有我們的父母和親人，有血脈和情感的連接；在城市，則有我們的朋友、戀人、同事，有情感的的寄托和安放。
說起這種“割裂感”，在鄧安慶回鄉時，會更明顯。鄧安慶寫作十幾年，統共出了7本書，很多文字，爸爸媽媽是主人公，但爸爸媽媽是半文盲，無法閱讀他的文字，整個家族中，只有一位親戚讀過他的書，會在讀完之後，和他討論討論。
所以即使安家，他還是希望可以在大城市附近。大城市能提供更高的薪資，更便利的交通，更好的生活設施，也許最重要的，是滿足他精神上的需求。
陽光中，為朋友的孩子拍照
北京留不下來，總有應對之策。他離開北京，選擇在蘇州安家，甚至還刺激了幾個北漂的朋友，也打算南下到蘇州生活，他將自己的經驗，一一分享給朋友。
說起人生的焦慮，鄧安慶心態平靜，也許是在38歲時，才擁有自己的房子，他格外珍惜眼前的一切。而他的同齡人，有的結婚了，有的離婚了，有的二婚了，有的二次離婚了，包括孩子的教育問題，人生下一步該怎麼走？整個社會的焦慮，在他看來，“主要是我們這一波80後在焦慮”。
但鄧安慶仍舊興致勃勃地生活，比如對婚姻這件事，他並不強求。如果有緣人出現，那很好，如果沒有，就獨自經營好自己的日子。
未來，房子慢慢還貸，照顧好父母，繼續書寫他所體驗到的時代，日子平順地過下去，就可以了。
本文章為“一條”原創，未經允許不得刪改、盜用至任何平臺，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