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馬路天使
無障礙設施事故頻發暴露出的，是整個社會對待殘障人士的態度出了問題。
此處的“無障礙通道”，難道只是擺設嗎？/@hidehf美津
2021年1月11日，一直致力於為殘障權益發聲的“小飛俠”女士陳小平在去往深圳某地鐵站的路上，因無障礙坡度太大，導致輪椅翻車傷及頭部，搶救無效，於3天後永遠離開人世。
此前不久，陳小平曾發起“相遇布達拉宮”助殘活動，與另外兩位殘疾人朋友駕駛殘疾人專用三輪車從深圳出發，途經28座城市，抵達拉薩布達拉宮。陳小平大概不會想到，自己到青藏高原都安然無恙，卻倒在了無障礙通道上。
仔細看陳小平女士出事的人行道銜接處，像黏膏藥一樣被隨便黏合，路面極其不平坦，出口處還有幾根攔路虎般的石柱子。即便不是輪椅出行，這樣的通道，普通人步行也不大安全。
“不合格的無障礙設施，是一種歹毒又虛假的希望。”/@謝仁慈Mercy
這不是無障礙設施第一次因為造成死亡事故進入我們的視野。一年半之前，“截癱者之家”創辦人文軍在考察無障礙設施時，因同樣的原因意外離世。
無障礙設施的“障礙”，已經不是新話題，令人難過的是，每次要等到事故出現，它才成為“問題”。
可是，當我們討論中國城市無障礙設施質量堪憂的同時，中國的殘障人士都去哪兒了？為什麼我們在公共場所很少見到他們？無障礙設施事故頻發，是整個社會對待殘障人士的態度出了問題。
有障礙的無障礙設施
小飛俠女士去世後，同樣是“輪椅朋友”的潘夢很生氣。
翻開潘夢的微博，仍可見2019年“截癱者之家”創辦人文軍逝世時，她發出的質問：“無障礙出行怎麼就成了輪椅使用者的一條不歸路？難道推動無障礙出行，要付出生命代價嗎？”
時隔一年，相似悲劇再次發生。“呼籲了這麼多年，怎麼一點用都沒有呢？”
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發布的《2017年百城無障礙設施調查體驗報告》顯示，目前，我國無障礙設施整體普及率為40.6%（相比起日本的80%，仍較低）。
但就算是這個較低的普及率底下，無障礙設施的靠譜程度仍舊堪憂。
有一次，潘夢去國家大劇院看演出，國家大劇院的無障礙通道連著地下停車場，坡道非常陡。她看了一眼覺得太危險了，就找路人一路拽著她的輪椅護下去。可看完演出之後，因為無障礙通道不是在正門，所以她要先到地下層，然後再上去。可路上坡道太陡了，她沒有辦法上去。當時時間已經很晚了，身邊空無一人。
等了一會兒，沒有人來，潘夢試著衝刺一下，衝到一半，就衝不上去，那時候輪子也開始打滑往下墜。
她立馬剎車，開始喊叫，幸虧旁邊有那個停車場值班的保安，才免了一場悲劇。
類似這樣的無障礙通道，真的太常見了。/@真白-擁有美麗的夢
想起那次驚險的經歷，潘夢心有余悸“我真的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那可是國家大劇院呢” 。
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副院長李迪華經常帶著學生，讓他們坐上輪椅、拄著拐杖、推著嬰兒車去城市的公園、馬路上體驗城市的無障礙設計。
這麼多年來，他發現，在中國，處處存在著“與人為敵的人居環境”。
無障礙通道上，一不留神就能遇到讓你崴腳、摔倒的神秘小溝；左邊樓梯，右邊機動車道，中間不到半米的人行路；光滑得可以在上面溜冰的廣場地板......
李迪華曾經在演講中講過一件事，在他家小區，有一棟符合所有的建築設計規範的建築，設有無障礙通道，十分完美。不過，李迪華親眼看見一對母女，舍棄了便利。女兒先扶著年邁的母親走上樓梯，然後自己推著輪椅車走無障礙通道，再去接母親。
究其原因，是因為無障礙通道上有很多小鋸齒狀的設計，輪椅走上去很顛簸，老人受不了。
我們的城市中，充斥著類似充滿障礙的人行道路。這些年來最為人詬病的，當屬城市中無所不在的盲道。中國有了全球長度最長、分布最廣的盲道。但是幾乎所有盲道，上面都沒有盲人。
上海有人公益基金會殘障項目總監蔡聰自己也是一名視力障礙患者，這麼多年來，他幾乎沒有在盲道上走過，“因為你不知道它會把你引向哪裏”。 相比起這些形同擺設的盲道，蔡聰更習慣用手機導航工具。
新華社曾報道過北京盲人陳國躍的故事。有一次，他參加完盲人圖書館的活動，剛出門發現盲道“消失”了。他在“斷頭”盲道邊猶豫不前，試探良久，沒想到剛邁出一步，就不幸被路過車輛撞斷了13根肋骨。
出門像闖關。/新華每日電訊
看到這些案例，我們不禁懷疑，這些城市的無障礙通道和盲道的設計，真的是給人用的嗎？
關於無障礙設施的相關法律，其實一直存在。2012年，《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開始實施，各地就此條例也制定的具體實施辦法。
可是無障礙環境建設何以出現這樣的尷尬？
無障礙設施往往由多部門建設與管理，彼此之間缺乏配合銜接。無障礙環境與建設的法規大多數是倡議和鼓勵性的，於是各地只能憑自覺。
不過蔡聰說，更根本的原因，其實來自於無障礙設施的規劃設計者是“健全人”，他們仍在以一種他者的角度看待無障礙設施。
中國有8500萬殘障人
為什麼我們很少看到
為什麼在城市裏的無障礙通道、無障礙電梯上，幾乎很少見到殘障人士。中國有8500萬殘障人士（殘聯2017年統計），他們都去哪兒了？
直到現在，潘夢還總會做一個夢，夢見和同學在教室裏上課。醒來的時候還是會覺得很難過。
21歲以前，潘夢從來不敢相信自己也可以走出家門，獨立生活。/@洛因紀
1歲的時候，潘夢在醫院被查出神經母細胞瘤，因為腫瘤壓迫到椎管神經，她成了一名輪椅使用者。到了上學的年紀，其他小朋友活蹦亂跳地去上學，潘夢則需要爸爸媽媽抱著去。
9歲的時候，潘夢的身體出現並發癥，不能長時間坐輪椅。爸媽商量了一下，決定讓潘夢休學在家。本想著身體養好後再回歸校園。沒想到從那以後，潘夢再也沒能去上學。
在家待的時間越久，“吃喝拉撒”都需要父母照顧，潘夢就越恐懼外面的世界。在一個幾乎沒有任何無障礙建設的小鎮，哪怕是在家附近，靠輪椅都很難自如行走。如果沒有人貼身照顧，潘孟寸步難行。
就這樣，潘夢在家裏度過了童年、青春期和成年。回想起來，那段日子枯燥極了，沒有隱私，沒有任何興趣愛好，沒有朋友。
因為外界的環境並不友好，他們往往被“保護”在家裏。/圖蟲創意
潘夢這樣的經歷，對殘障人士來說十分普遍。家長雖然疼愛自己的孩子，卻總害怕殘障的孩子出去不安全，家裏人不可能隨時貼身照顧，於是只能把孩子養在家裏。
還有一部分人，歸宿是特殊學校。也許大多數人覺得，特殊學校專門針對殘疾人因材施教，不是挺好的嗎？
蔡聰認為，正是這種區隔教育，把殘障人士推向更黝黑的洞穴。
蔡聰在10歲那年，變成了視力僅有0.02的視障人士，被確診為青光眼。
在校期間失明，蔡聰“僥幸”地得以繼續待在普通學校學習，三天在普通學校，剩下兩天去特殊學校。
之所以去特殊學校，是因為父親覺得應該把蔡聰送去學學盲文。那套盲文編碼表對蔡聰來說很簡單，很快就學會了。可蔡聰還是會堅持每周去兩天，因為同學們跟他說，“希望我多來跟他們一起玩”，他們從小就是在這個學校裏面寄宿，學校也不讓他們出去。
特殊教育，讓殘障人士離普通人越來越遠。/圖蟲創意
學校怕學生出去以後出事要擔責任，家長也是一樣——很多家長把孩子送過來，放在這個地方，就好像沒事了，恨不得連暑假都學校幫忙托管， “跟逃避瘟疫一樣”。
蔡聰覺得自己是比較幸運的，因為可以留在普通學校，沒有與社會隔離，留在了正常發展的軌跡上。
蔡聰是“融合教育（融合教育讓殘疾學生有機會與普通學生一起學習生活，是拒絕、隔離、收容階段之後現代的殘疾人教育形式）”的典型案例。能有機會在普通學校接受教育的殘障人，相對更有機會建立信心，同時健全人也會更了解殘障人的需要。
不過到了考大學的時候，蔡聰還是沒逃過被“隔離”的命運——中國的大部分大學都有體檢要求，殘障人屬於體檢不合格。
蔡聰的父親打聽到了號稱“盲人清華北大”的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2004年，蔡聰順利考上了這所大學。那是蔡聰第一次在物理上被隔離進一個特殊的環境，他了解到原來絕大多數視障人士在中國都是生活在隔離式的特殊學校裏。
更讓蔡聰感到失望的是，這座“盲人的清華北大”基本上就是個職業技術培訓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只有兩個選擇：推拿和鋼琴調音。殘障人，就是這樣主動或被動地聚集在特殊學校或者特殊行業裏。
一半的殘障人士都進入了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網
回想自己當初上大學被體檢要求拒之門外，蔡聰覺得，學校拒絕接收殘障人士是出於現實層面硬件設施以及教學經驗的考慮。但他覺得“環境硬件是一個結果，不是一個前提”。正因為有這麼多殘障人士，所以學校應該在無障礙設施上做好準備。
蔡聰覺得，就像他10歲患上青光眼的時候醫生的那句“這孩子完蛋了”一樣，社會對待殘障人士的態度，往往就是把他們當成“完蛋”的人看待，並施以憐憫，而不是真正接納他們。
去年，網友“盲探-小龍蛋”在短視頻平臺上分享了自己出行時遇到的不便，電梯既沒有語音播報也沒有盲文標識，導致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去到了哪一層。這本是再正常不過的質疑，卻引起了軒然大波。
有人說“社會是為大眾服務的，大眾都是正常人，（公共設施）有就用，沒有，也不是該為你準備的”，試圖讓殘障人士擺正自己的位置。
可是，殘障人士“擺正”自己的“位置”就等同於被“隔離”起來嗎？難怪那些無障礙設施都只是擺設。
無障礙出行
一座城市的溫度
2010年，從長春大學特殊教育學院畢業的蔡聰，沒有選擇做按摩師，而是回家當了一個待業青年。不久後，他在網上看到“一加一殘障人士公益”在招聘視障節目的廣播節目制作人。通過考試，蔡聰來到了北京。
2008年，我國政府簽署並批準了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中國成了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締約國。兩年後，來到北京工作的蔡聰接觸到了這份公約。讓他最驚喜的是，這份公約的核心目標，就是把人們對殘疾人的看法從“社會扶助的對象”，轉變為“享受各項權利的主體”。
香港康復聯會出版的《殘疾人權利公約》
蔡聰的人生，曾經被兩次宣布過“完蛋了”，第一次是10歲被診斷為青光眼，第二次是高考時候因為“體檢不合格”被普通大學拒之門外。曾經，他都差點認命，認為這是自己的問題。
這一次，蔡聰突然意識到，殘障者所面臨的障礙不是自身的缺陷，而是外部有障礙的環境。2013年，蔡聰離開廣播節目部門，開始創辦雜誌《有人》。
如今的蔡聰經常為殘障人士的權益奔走。/@BB蝦蔡聰
這些年來，他希望讓更多人知道“殘疾不是一種錯誤，而是人類多樣性的一種狀態，傷殘本身其實是我們每一個人未來都可能會面臨的一種狀態。它同時也只是我們人生中的一個特點，它不是優點，也不是缺點，至於這個特點它將來怎麼樣去發揮，取決於我們的社會。我們要做的事情是消除這樣的障礙。不再把問題歸結到個人本身”。
2015年，因為脊髓炎導致下半身殘疾的90後女孩大程子在網上看到了蔡聰的新聞。她渾身起了雞皮疙瘩。蔡聰的經歷，讓她突然想象一種以前從來不敢想的生活圖景：殘疾人也可以獨立生活，可以工作、戀愛、旅遊......只要不斷消除環境中的種種障礙。
此前，即將研究生畢業的大程子對未來的人生感到極度迷惘。
如今，大程子經常在微博分享自己的出行經歷。/@大程子在微博
最大的焦慮，是她不知道以後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養活自己。在大學之前，她覺得整個個大環境似乎都在告訴她“我不能走路是我個人的問題，我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這些事情”。
研究生畢業的時候，大程子成功進入了一家Bat公司。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擺脫保姆的陪伴，開始獨立生活。她所在的公司，原本只有一個無障礙洗手間，位置很遠。有一次公司總監看見大程子上廁所要繞很遠，就跟行政反映情況。沒想到的是，沒過多久，行政就近改造了一個無障礙洗手間。
大程子逐漸明白，原來公司是可以也有必要為員工做這種改造的。很遺憾，這只是一個極少的個案。
雖然大程子總是很聰明地和各種有障礙的路鬥智鬥勇，自己帶連接板、出遠門隨身攜帶小凳子，但還是會被過高的臺階、不可使用的廁所，以及輪椅無法通過的路障阻擋而著急、生氣。
大程子身體力行告訴大家坐輪椅也可以去遍全世界。/ @大程子
在很多國家，無障礙出行的意識已經深入人心。2000 年，瑞典就曾通過《從病人到市民：殘疾政策全國行動計劃》。殘疾人不僅是“病癥角色”也是“普通市民”。在這些理念的指導下，瑞典非常重視無障礙設施的建設，並把無障礙出行視為一項基本的人權。
前年，大程子去臺灣和日本旅遊，很驚奇地發現，出行時的憤怒和焦慮消失了。酒店可以提供專門的無障礙房間，隨處都有幹凈整潔的無障礙衛生間，無論是寺廟、天橋、沙灘，都會有無障礙坡道和直梯。她一路暢行無阻。
日本公交車都配有無障礙伸縮坡道。
那次，她親身體驗到了一個包容、平等、無障礙的社會環境是多麼重要——“原來不能走路並不是我的錯，整個社會應當為我提供必要支持”。
城市無障礙的設計，受益者並非僅僅是殘障人士。蔡聰說：“在預期壽命超過 70 歲的國家裏，平均每人有 8 年的生命是在‘殘障’的狀態中度過的。我們處於這些人生階段的時候，同樣需要無障礙設施。”
每個人的人生都會有各種各樣的“障礙”，從這個角度來看，殘障人士並不“特殊”。/2019年蔡聰在《奇葩說》
一個城市的無障礙設施設計，不僅僅和殘障人士有關，它關乎生命能不能得到安全保障、關乎每個人是否能有尊嚴地生活。
一座偉大城市最核心的那一部分，恰恰是它看不見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