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303號墓出土的道教符箓（北朝）阿迪力·阿布力孜供圖
道教是歷史悠久、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本土宗教。道教形成於東漢晚期，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歷史。從考古發現資料來看，道教至少在南北朝時期已傳入新疆地區，當時主要在漢人比較集中的吐魯番、哈密等地區流傳。到了唐朝時期，道教成為西域漢人的主要信仰之一。
上世紀50年代以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喀喇和卓墓地出土文書中，有很多道教文化的內容，是新疆道教歷史的珍貴資料。
東漢末年以來，中原地區出現了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局面，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戰事頻繁，大量內地漢人為躲避戰亂，紛紛遷移到相對安寧的西域地區，這些漢人將內地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管理經驗帶到當地居民中，與此同時中原古老的道教也在吐魯番等地流傳開來。
北魏以來，在吐魯番地區相繼出現了闞、張、馬、麯內地四姓豪門建立的漢人政權，道教在這裏迅速傳播和發展起來，吐魯番墓葬出土了許多紙質文書，真實地記載著道教文化的內容。
1963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北涼建初十四年（418 年）的一件“韓渠妻隨葬衣物疏”，文書後面寫有“時見，左清（青）龍，右白虎。書物數：前朱雀，後玄武……要。急急如律令”。韓渠妻紙鞋還用青色塗染，紙鞋上書寫的“騭”字，專家們認為，青色為道教之色，“騭”者升也，與道教升玄飛天、羽化成仙的意思吻合。
1975年吐魯番市喀喇和卓96號墓出土的北涼真興七年（425 年）的一件“宋泮妻尯儀容隨葬衣物疏”中，末尾寫有“辛（幸）關律和梁不得留難，如律令。”
1963年阿斯塔那2號墓出土的北涼緣禾六年（437年）的“翟萬隨葬衣物疏”中，寫有：“延壽裏民翟萬去天入地，謹條隨身衣裳物數如右。時見左清（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所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原為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四方之神，道教改造成太上老君的護衛儀仗。“急急如律令”也是道教符箓的常用之語。
1959年在阿斯塔那303號墓出土了一件“高昌和平元年（551年）符箓”。該符箓黃紙朱書，上端有一人像，其左手持刀，右手執叉，下端寫有符咒，“黃天帝神前泣煞百子死鬼斬後必道鬼不得來，近獲令達若敬上，急急如律令”。《隋書·經籍誌》中記載：“ （北魏）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篆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篆。”這件符箓出土時折疊成一小塊縫於絹囊內，顯然是佩戴在身上的，起到消災避邪的作用。以上文書中的符咒可以看出，北朝時期中原道家文化對西域的影響。
到了唐代，李氏皇帝尊老子為祖先，以老子李耳的後裔自居，奉道教為國教，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道教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處於邊遠地區的西域，在大一統的格局之下，與中原的聯系更加密切，漢人在西域的活動也十分活躍，道教也隨之興盛起來。
從吐魯番文書中可以看出，道教傳入吐魯番地區很快與佛教和儒家思想相融合，這也是道教思想傳入西域的特點。如高昌重光二年（621年）的“張頭子隨葬衣物疏”，結尾處是：“大德比丘果願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張頭子持佛五戒，專修十善，昊天不吊，今於此月四日奄喪盛年，逕涉五道，任意聽（過），幸勿呵留。時人張堅固，倩書李定度。若欲求海東（頭）。若欲覓海西辟（壁）。不得奄留遏留亭（停），急急如律令。”
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中不難看出，唐朝時期吐魯番居民的宗教信仰有功利和實用主義的色彩，無論哪方神祗，只要有利於消災辟邪，亡靈早日成仙，都可以用來信奉。
除了西州（今吐魯番市）之外，道教還遠播到伊州（今哈密市）、北庭（今昌吉州）、安西（今阿克蘇地區）等地。甘肅敦煌出土的《沙州伊州地誌殘卷》文獻中記載唐代伊州（哈密）的“伊吾縣” 就有“祥麰”和“大羅”二觀，“柔遠縣”有“天上觀”一座。
專家們對吐魯番出土文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輯錄出唐代西州總玄觀、龍興觀、安昌觀、紫極宮、唐昌觀等 5 座道教宮觀。此外，吐魯番古墓出土的大量大絹畫與麻布畫《伏羲女媧圖》就是一個例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與德國、日本等地的博物館也收藏著吐魯番等地出土的《道經》《占死喪法》《解夢書》《周易》《孝經》《陰陽書》等道教文化內容的文書。
唐末至宋元時期，除了漢族信奉道教之外，一部分回鶻人也信仰道教。元成宗曾在大德五年（1301年）七月下詔：“癸醜，詔禁畏兀僧、陰陽、巫現、道人、咒師，自今有大祈禱， 必請而行， 違者罪之。”上世紀初德國探險家在吐魯番附近發現了一件回鶻文道教符箓，學者們對該文書進行了釋讀和研究，卦象和周易一樣，卦名則用回鶻文，雖然文書殘缺不全，但可看出道教方術意義上的《周易》在古代回鶻人中有一定的傳播。
唐朝以後，新疆的道教趨於衰落，但新疆古代道教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83年和田市布紮克墓葬出土的五代時期乳釘紋彩棺，總長210厘米，棺蓋呈拱形，棺蓋表面飾小饅頭狀木質乳釘，彩棺頭端擋板上繪著朱雀，朱雀被描繪成孔雀開屏狀，造型十分獨特。腳端擋板繪有玄武，玄武由烏龜和蛇組成，舌頭揚起。彩棺一側繪青龍，龍身彎曲優美，形象生動。彩棺的另一側繪白虎，白虎咧開大嘴，張牙舞爪，顯得十分兇悍。彩棺上的四種動物十分清晰，而且繪制得十分傳神，反映了五代時期道教文化在新疆和田地區的流傳。
13世紀20年代，長春真人丘處機赴西域朝見成吉思汗時，到達畏兀兒區域別失八裏（吉木薩爾），出迎的數百人中有道士。當時丘處機看到這裏的道士在服飾上已本土化，“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李誌常著《長春真人西遊記》），與中原地區道士的穿著有很大的不同。丘處機在阿力麻裏（今霍城縣東北）也見到不少道士，這些道士們是來自中原的工匠，他們在傳播道教中起到重要作用。
1755年清朝平定準噶爾叛亂統一新疆後，中原內地的漢族官兵、百姓、商人和流放人員等大量進入新疆，這些移民主要分布在烏魯木齊、昌吉、奇臺、木壘、瑪納斯、伊犁等地區，南疆的漢人也逐步增多，新疆的道教也隨之復興起來。當時的道觀遍布天山南北，著名的道觀有烏魯木齊的全真觀、賽裏木湖島上的靖海觀、博格達峰的鐵瓦觀、阿克蘇的白雲觀。
除了道觀之外，從內地流入新疆的八卦錢也反映了道教在新疆的傳播。近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保管部工作人員在地下室庫房整理藏品時，發現了一枚八卦錢， 用黃銅鑄成，圓形圓孔，直徑4.7厘米，厚0.15厘米，孔徑0.9厘米。表面已磨光，泛著黃銅色，錢幣的正面和反面均有文字和符號，根據專家判斷，約在清代所鑄。
錢幣正面有道教字符，字符後豎排“雷霆殺鬼斬妖除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令敕”的咒語；背面靠近穿孔內圈為聚頭“乾坎巽震離坤兌艮”八卦名稱，靠近外緣為與八卦相對應的卦象，這類錢顯然與道教文化有關。
據悉，這枚錢屬壓勝錢的一種，壓勝錢分為古錢宮錢類、生肖錢、咒語錢、吉語錢、錢文錢、鏤空錢、宗教錢、遊戲錢、特殊用品類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的這枚錢幣屬於宗教錢，從該錢上的文字內容和八卦符號上看，表現出濃郁的道教文化色彩，因此，這枚錢幣又稱八卦錢。
八卦錢分為生肖八卦錢和咒符八卦錢。生肖八卦錢正面靠近孔內圈聚頭“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字樣，靠近外緣為十二地支相對應的十二生肖動物；背面靠近穿孔內圈為聚頭“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名稱，靠近外緣為與八卦名稱相對應的卦象。從自治區博物館這枚八卦錢的文字和符號來看，則屬於後者，也就是咒符八卦錢。這類錢最早出現在漢朝，當時人們把它當做一種玩錢，從形式上看與一般錢幣的形態相似，但材質較粗糙，這種錢流行於民間，不在市場上流通。從該錢上的文字和符號上可以看出，該錢表達的內容比較豐富，應該是在內地鑄造後流入新疆的。將“八卦理論”鑄進錢幣，反映了我國古代居民對道家哲學理論的認知和重視。這枚錢幣在新疆的出現，並不是道教文化在西域一閃而過的一道剪影，而是道教在新疆流傳一時的佐證之一。
中原王朝開拓西域的歷史十分悠久，特別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之後，中原與西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有些道教色彩的生活用品也傳入西域，如和靜縣出土有一件東漢時期的四神規矩鏡，直徑10厘米，外側有用淺浮雕法鑄出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圖像，邊沿還有一圈篆書銘文：“尚方作競（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浮遊天下敖（遨）四海。”這枚具有道教文化特征的銅鏡，有可能是屯田官兵從內地帶入西域的，雖然不足以說明東漢時期道教在西域的流傳，但不難看出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
（作者：阿迪力·阿布力孜，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