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一個人給交易所發了收集夢的通告，人們紛紛試圖把夢賣給他。他每天閱讀幾十個夢之後，發現了夢與夢之間的相似之處。
一個女人在夢裏聽到一個男子的表白，她問，你是誰，你在哪兒？在電話簿上查到了那個人的地址，並找過去了，但是這個男子毫不意外地，並不知道她是誰。
一個地方廣播電臺每天舉辦知識競賽，問的問題稀奇古怪，但是卻總有一個男人打電話把問題回答出來。有天電臺節目在提完問題之後，播音員說，這位先生，請您不要打電話。
一個男人總是做噩夢，他從大白蠟樹鋸下一段樹樁，樹頭挖上一個深坑，給自己做了一頂木帽子，戰爭爆發了，他進入了軍隊，據說因為不願意將帽子換成頭盔而送命。
這些片段都出自波蘭女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小說《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波蘭版出版於1998年），中文版由後浪出版公司引進。整部小說沒有連貫的敘事，而是由數十個片段組成，既有上面提到的“新魯達廣播電臺”、女人夢見男人的故事，還有地方“旅遊指南”，以及有一整頁的“酸奶油燜毒蠅菌的方法”。而這種寫法，與作者的上一本小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波蘭版出版於1996年）一脈相承。
在《太古和其他的時間》裏，“太古”這個地方的所有人物都分割成一個個名為“時間”的詞條，於是，第一代人、第二代人、第三代人都分別擁有各自的時間，甚至咖啡磨、鬼魂也都有自己的“時間”，一個人的時間之後緊跟別人/他物的時間，沒有人的“時間”是連貫的，故事可以分開當散文讀，也可以連起來讀。
雖然托卡爾丘克的兩部小說未以“辭典”為名，但這樣線索紛紜的寫法與詞條的編纂形式，不由得讓人想起“辭典小說”。
上世紀80年代，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哈紮爾辭典》以一部好似“夢的拼貼畫”的奇書，開創了“辭典小說”的先河，此書由紅、綠、黃三部組成，各部又由不同的詞條編纂而成，詞條中人物忽生忽死沒有定論，夢境與現實互相穿越，似真似假、撲朔迷離，199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將《哈紮爾辭典》引進國內。1996年，中國作家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出版，此書也以“詞典”為名，收集了馬橋的各種方言“殘片”。在《詞典》中，韓少功拋棄了傳統小說的完整情節與因果關系，試圖為馬橋的每一樣東西“立傳”——即使是兩棵樹都有傳記（還有類似樹要復仇的情節）。也正是因為都采用了“詞典”的形式，上世紀90年代末，韓少功還因有人誣告他的《馬橋詞典》抄襲《哈紮爾辭典》而打了場筆墨官司，並最終取得了勝利。
如果我們拋開那場二十年前的官司，單說“辭典小說”的話，它與普通小說的敘事有何不同？魅力又在哪裏？ 我們不妨對這幾部奇書的特點稍作梳理，一探究竟。
彼此矛盾的情節：公主究竟死了沒？看完整部《哈紮爾辭典》，人們可能會陷入茫然，這到底有多少個故事？多少個人物？一個人物的經歷又有幾個版本？沒有人可以說得清楚，因為《哈紮爾辭典》並沒有一條主線索。在卷首導語裏，作者假托“辭典”是來自“達烏勃馬奴斯”的版本，而因此版本使用的材料並不確鑿，所以其“內容更像是一部傳奇”，“所表現的內容有如夢中的晚餐，由不同年代的夢幻之網編織而成”。
《哈紮爾辭典》分為紅書（基督教的）、綠書（伊斯蘭教的）和黃書（古猶太教的），其中都有一位名叫阿捷赫的公主。阿捷赫很重要，她的歸宗決定了哈紮爾人與哈紮爾語的生存與消亡，只不過每一部書對這位三教公主的解釋都不一樣：紅書說，阿捷赫在宗教大論辯中擊敗了猶太教，最終與夫君改宗了基督教；黃書講，阿捷赫公主因為接受了猶太教，而引起了伊斯蘭惡魔的報復；綠書則說，阿捷赫在大論辯中挫敗了猶太教和基督教徒，改宗伊斯蘭教，卻遭到了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報復，自願下第三個地獄。總之，《哈紮爾辭典》三部裏的三教各執一詞，都認為阿捷赫信奉了自己的宗教，結局或者是死了，或者是受到報復進入了其他宗教的地獄。
阿捷赫是什麼樣的？紅書的寫法最富詩意，裏面說，她睡前眼瞼上要由盲人寫上有毒的字母，見到的人都要死，所以婢女侍候她梳洗時都要閉上眼睛，最終她被“快鏡和慢鏡”所殺，“快鏡在事情發生之前提前將其照出，慢鏡則在事情發生之後將其照出，慢鏡落後的時間與快鏡提前的時間相等。” 在黃書裏，她被懲罰至忘記所有的詩篇和哈紮爾語，在大禍臨頭之前，她有所預感，便下旨令讓鸚鵡把辭條的詩文背誦出來。當哈紮爾國改變信仰、哈紮爾語急速消亡時，鸚鵡飛往黑海邊的森林，教那裏的鸚鵡說哈紮爾語。久而久之，只有鸚鵡知道這些詩，只有鸚鵡講哈紮爾語。在綠書裏，阿捷赫自願下到伊斯蘭地獄，她被褫奪了性別，除了“庫”這個字外，忘卻自己所有的詩作和語言，卻可以長生不死，她將自己奉獻給了“捕夢教派”，可以隨意進出別人的夢境，甚至在夢中傳遞物品。針對“阿捷赫”這個詞條，紅、黃、綠三部書做出了彼此不同乃至互相矛盾的解釋。公主究竟死了沒？沒人知道——這只是“詞典”的開端而已。
雖不像《哈紮爾辭典》那樣有著來自三個版本、不同教派之間的衝突，但《馬橋詞典》一樣線索復雜。韓少功將整個馬橋村搬入了詞典，詞條從羅江、楓樹、蛇、黃皮狗、牛，再到各個人物以及他們的情感，各有故事，無所不包。更長的故事除“本詞”之外還有“續”，然而，“本詞”和“續”顯然不是一回事。以龍為例，龍的“本詞”是一句粗鄙的罵人話，有陽具之意，故事裏講的也是一個男人被侮辱的一生；“續”裏的龍是端午賽龍舟，這時候龍舟是一個尊貴的物件，人們要好好對它，還要擡著它去比賽，“不能讓它累著了”。如此一來，“本詞”和“續”之間，構成了一種荒誕的對比關系。
雖然《馬橋詞典》裏也一些明確的人物形象，例如死掉兒子變成預測彩票專家的水水，還有變成啞巴、中毒後百毒不侵的鹽早，但馬橋的故事主角在哪兒？韓少功的回答是：這裏沒有主角，只有詞語和詞語，“語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詞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萬神魔的盒子”。而對於世間萬象的羅列鋪排，正是對於真正現實的模擬。他寫道，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處境並不是像小說裏那樣有主導的情緒、主導的情節，而總是在兩個、三個甚至更多的因果線索交叉之中，“每一線因果之外還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現……”所以，詞典中表現出紛繁復雜的線索，是對於傳統小說的主要人物、主導線索、因果關系的破解。
包羅萬象的詞語： 楓樹也會報仇辭典的包羅萬象，既是對於傳統小說情節為重的一種破解，另一方面也是對於重要人物與重要意義的消解，因為無論是誰，都是以“詞條”的形式存在的——甚至可以說，一個人和一條狗，作為詞條是平等的。正是從這種“平等”中，我們可以捕捉到一些有趣的內容。
比如《馬橋詞典》的“楓鬼”一節，是關於馬橋的兩棵楓樹的。兩棵楓樹的歷史已然不可考證，多年一場山火，燒掉了坡上其他的樹，只有它們安然無恙。關於它們的傳說也就多了起來，有人學畫畫過這兩棵樹，可是之後手臂劇痛三日、紅腫發燒，“再也不敢造次”。七十年代以後，兩棵楓樹被砍來當成新建公社的排椅——從此以後，附近的村寨都開始流行瘙癢癥，“男男女女的患者見面時也總是欲哭欲笑地渾身亂抓，”去看醫生也不見好。“有一種流言，說這是發‘楓癬 ’，就是馬橋的楓鬼鬧的。——它們要亂掉人們一本正經的樣子，報復砍伐它的兇手。”
還有一個章節叫做“肯”，講的是馬橋人不單用“肯”字來描述人的意誌，比如“肯不肯幹”，還用這個字來講天下萬物，諸如“這塊田肯長禾”、“我屋裏的柴不肯起火”等等，仿佛它們是有意誌的、有思想的。馬橋人也習慣跟它們講話，“把犁頭狠狠地罵它，它在地裏就走得快多了”，“把柴刀放在酒壇口上，就酒氣熏一熏，它砍柴時烈勁就足多了”。在馬橋這部詞典裏，楓樹能找人報仇，犁頭能聽懂人的咒罵，柴刀也貪戀烈酒，這是充滿詩意的、甚至是孩童般的萬物有靈觀，也是貫穿於詞典紛繁情節中的一條明顯線索。
在“楓鬼”之外，還有田埂的流水缺口叫做“月口”，就跟女人有“月經”一樣；有記得公社大狗運動仇恨的大黃狗“黃皮”；還有馬橋的朱牙土，這種土最常見，卻也有著自己的生命力一般，因為這是人們每天都要面對的土，“是使男人們瘋狂女人們絕望孩子們剎那間變得皺紋滿面的土……是使生命變成一個個日子的土”。
為什麼要這樣寫？韓少功在“楓鬼”中說，在人們變得強大以後，就會用強大的知識來解釋事物，而不再留戀童年的“擬人化”或者“泛靈化”的想法。“問題在於”，韓少功說，“強者的思想就是正確的思想麼？在相當長的歲月裏，男人比女人強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確？列強帝國比殖民地強大，帝國的思想是否就正確？如果在外星空間存在這一個比人類高級得多也強大得多的生類，它們的思想是否就應該用來消滅和替代人類的思想？”正是如此，跟人的悲歡相比，楓樹的冤屈、黃狗的復仇和土地的意誌，都同樣重要。
在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以及 《太古和其他的時間》裏，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與《馬橋詞典》類似的“萬物有靈”的詞條。在“太古”裏，不僅有主角的“時間”，還有一些無名物件的時間，比如椴樹的“時間”、房屋的“時間”、洋娃娃（一條狗的名字）的“時間”和咖啡小磨子的“時間”。如果主角的“時間”是以有行動的事件構成的，那這些植物或者物件的“時間”就是存在本身。作者還將物品、植物、動物與人的存在方式，按照難度排了一個序列。
“人們以為他們比動物，比植物，尤其是比物品活得更艱難。動物覺得比植物和物品活得更艱難。植物臆想自己比物品活得更艱難。而物品總是堅持著或保持在一種狀態。這堅持是比任何別的生存方式都更艱難的生存方式。”物品的存在方式，很可能不像人們所以為的那樣，“如果咖啡磨是世界的中心呢？如果磨咖啡這件事就是世界的中心呢？”作者問道。
因為守著自己的存在，這些植物或物件反而獲得了永恒的力量。在“椴樹的時間”裏作者用極其詩意的語言描述，“一棵樹死了，另一棵樹就會接受它的夢，將這種沒有意義，沒有印象的夢繼續做下去。所以，樹木永遠不會死亡。” 這和韓少功所言“想象滿樹鮮花是樹根的夢”可謂十分相似了。
夢境和時間：透露出“辭典”的底牌既然情節彼此矛盾，萬物又同等重要，那麼究竟是什麼在組織這些辭典的編排，或者說辭典小說是否存在一個底層邏輯呢？不同的小說可能有不同的情況。以夢境為例，這些小說都有著非常明顯的對於夢的關註——夢好像是個巨大的比喻，能裝進去所有東西。在《哈紮爾辭典》中，“哈紮爾”就是“捕夢之鄉”，阿捷赫傳說中的厲害本領也是“穿越夢境”，“紅書”作者之一、阿勃拉姆·波朗科維奇的夢境主宰了他的生活，“現實世界在夢境裏逐次失蹤，先是飛鳥，繼之是他的弟兄，然後是父母……最後連他本人也消失了，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整部書也是以“夢”為開頭的。《太古和其他的時間》裏對“夢”的描述更是有趣，有一處就提到，人們以為自己出了“太古”，其實只是站在太古的邊界，像石頭一樣睡著了，回家後把做的夢當成是記憶。《馬橋詞典》與“夢”的關聯最少，但是韓少功對“夢”的作用卻點得最為清晰明白：有一個詞條“夢婆”，說的是一個瘋掉了、卻能預測彩票的老太婆。韓少功寫道，“凡是遠離知識和理智的人（小孩，女人、精神病人），在很多人心目中雖是可憐的弱者，但在一些命運關頭，他們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賴和依靠的人。” 韓少功筆下的“夢婆”更接近真理，就跟“太古”裏認為夢可以比擬記憶，“哈紮爾”中將捕夢、追夢作為故事主線一樣，也是這幾部書相較於普通小說的最難理解之處。
夢境難以理解，但是對時間的體驗就比較具體了。在日常經驗中，人們也會覺察出“夢境”與時間的關系，比如說在夢裏時間會壓縮甚至被遺忘，只是這幾部書對於時間的處理更富有想象力，或者說，這幾部辭典小說的組織邏輯就藏在對時間的安排裏。最為明顯的例子是奧爾加的《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在此所有人的故事都是圍繞著時間的，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太古——宇宙的中心，蓋諾韋法的時間、米霞的時間、麥穗兒的時間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工整格式。每個人的故事都在各自的“時間”詞條下開展，“時間”與其說是不同人的自然生命刻度，不如說是人物的靈魂之要，也是每個人的行動原因與命運歸宿。
地主波皮耶爾斯基的時間是崩壞的時間。隨著年齡增長，他漸漸意識到世界的崩潰，“人年輕的時候，忙於煥發自己的青春，忙於自身的發展，不可阻擋地向前，不斷地擴大生活的邊界……四十歲左右出現轉折……某天夜裏，或者某個清晨，人越過了邊界，達到自己的巔峰並且向下邁出了第一步，走向了自我。”地主在融化的積雪中看到了一只紅色兒童手套，由這個意象想到，“青春時代最大的騙局是樂觀主義”。在他的時間裏，他不斷地感到世界行將毀滅，感到不可抗拒的悲劇感，覺得世界上好的和壞的都在消失，於是他開始讀書，讀歷史、史前史、人類學……最後得不出任何結論，他轉向了一個神秘的遊戲。
流浪女麥穗兒的時間則是“學習世界”的過程，或者說生育的過程。她獲取知識的方式與他人不同，她並非從外部尋求知識，像別人一樣“貼金似的”粘貼知識，而是從內部學習知識。從外部學習與從內部學習是不一樣的，作者這樣寫道，如果只是將知識往身上貼，人就像換衣服一樣，結果什麼也不會變化，而從內部來學習的人，則會不斷發生變化。麥穗兒從與人接觸中學習世界，她接受了村裏的男人，還有他們的女人和孩子，還有那些汙濁的、臭烘烘的房子，她接受了整個村子的每一種痛苦與希望，後來她懷孕了。“這就是麥穗兒的大學。日漸隆起的肚子便是她的畢業文憑。”而在她的時間裏，她接受了村裏的男人和女人，受難生產出自己的孩子，它生來便是死的，她將它埋葬了。當然，她還有繼續“學習”的時間，她的第二胎是女兒魯塔，這個女兒後來也消失了，她想要尋找另外一個姑娘填充這個空蕩的位置。
類似“太古”，《馬橋詞典》裏也有時間，而且“時間”是因人而異的。比起“太古”裏的抽象描述，馬橋裏的“時間”差是由於人在具體歷史下的感觀不同而造成的。比方說，有一個詞條就叫做“一九四八年”，在這個詞條裏，體育教師光復回憶了自己的父親在那一年出任國民黨縣長後自殺的經歷，他為父親哭了一場。在現實中，體育教師和兒子因為一個汽水瓶蓋發生了爭執，因為他誤以為他經歷的痛苦，兒子也會懂，但是他的兒子卻憤憤地踢了木炭一腳，並罵他“老雜種”。體育教師以為，“時間所定型的一切，可以像博物館的珍藏文物一樣原貌長存、舉世公認”，但時間並不是這樣的——體育教師訴說著苦難，兒子一點兒都體會不到，竟還咒罵他——因為“一九四八年”太遠了，他看不到。
於是，“一九四八年”這個詞條，實際上講的是“一九四八年”無法被傳達到下一代。韓少功曾經以為，“時間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種均量的、勻速的東西，就像平均分派而且方正整齊的一塊塊透明液體”，但這其實只是肉體的時間，“時間的統一和恒定是假象”。破除“時間統一”的假象，可能是韓少功要破解“重點情節、因果關系”的再進一步。
說到時間，《哈紮爾辭典》本身就建立在巨大的時間跨度基礎之上。千年過去了，哈紮爾國的子民已經不見蹤影，連哈紮爾語都消失無痕。過去是神秘的，演化出了許多個彼此矛盾的版本，使得人們無從分辨。而反過來說，時間也是渾然一體的，可以“前進”“後退”或者“跳躍”。如同上文所述，在辭典的“紅書”中，有這樣一個“快鏡與慢鏡”的詞條，“阿捷赫公主”就死於快鏡和慢鏡的時間差。同樣是在“紅書”的20世紀的“蛋與弓的故事”裏，有一種還有會下日期雞蛋的雞，極其昂貴，它不會下金蛋，卻可以下出來禮拜三或是禮拜五——破殼而出的不是雞雛，而是主人的一天。賣雞的店主說，這只雞的意義就在於，如果這一天很糟糕，就可以打破它，“須知在這世上，我們的一切問題都出之於給我們什麼光陰就得打發什麼光陰，我們無法躲開帶來災禍的日子。問題的根子就在這裏！ ”
說到這裏，《哈紮爾辭典》《馬橋詞典》《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及《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幾部作品之間似有種種微妙的可類比之處，但事實上，鑒於寫作背景與作者經歷的不同，這幾部書之間的差異無疑更多。比如說“哈紮爾”的宗教背景，在“馬橋”中幾乎沒有體現；《馬橋詞典》中對於方言土語的重視，在其他幾部書裏也基本沒有表現；“哈紮爾”和奧爾加兩部作品都有著非常濃厚的傳說的色彩，“馬橋”裏有本地傳說，但是處理得更加貼近中國農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