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躍剛
在這個美好的春天，萬物復蘇的時刻，成都·尋麓書館邀請到《中國青年報》資深記者盧躍剛、資深出版人汪家明，以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綜合分社社長王競，一起分享盧躍剛的新書《下裏巴蟲》，分享“我們與昆蟲的美麗邂逅”這個有趣又有料的話題。
在盧躍剛的眼中，昆蟲是時尚又性感的，他在日常的觀察中挖掘出一種轉瞬即逝的關系——人與昆蟲的關系，昆蟲和昆蟲之間的關系，昆蟲和自然之間的關系。他用圖像記錄下這些關系，豐富而精彩，生動而靈動，圖像背後的文字又帶著思考和哲理。在短短兩小時的活動中，嘉賓帶讀者進行了一場博物學之旅。以下文字根據當天講座內容整理而成。
《下裏巴蟲》（圖卷、文卷）
昆蟲攝影：捕捉轉瞬即逝的關系
盧躍剛：我們先說說這本書怎麼來的吧。這是一個非功利發現過程。因為我不是一個職業攝影家，只是原來拿單反拍過花兒，後來拿手機拍著玩兒，如此而已。它是我的一個寫作計劃裏散步的副產品。我散步時發現在微觀世界裏有一些被我們長期忽視的東西。我一進去後發現它是如此豐富，如此精彩。它是浩瀚宇宙中的星辰在微觀世界裏的投影。這個世界於我是這般陌生，難以窮盡。
最開始是拿手機拍，幾個朋友之間發著玩。後來發現，拍昆蟲沒那麼簡單。第一，昆蟲要找得到；第二要拍得著；第三要拍得實，因為百分之七八十的昆蟲是毫米級的，即便用微距鏡頭拍攝固定的目標都不容易拍實；第四要拍得好，拍好是指滿足於新聞紀實和美學一系列專業要素，包括構圖、光線、色彩等等。因此昆蟲拍攝有四個境界：你找得到，還得拍得著，第三還得拍得實，最後還要拍得好。
拍得實這一條，我用一年都沒做到。我早期拍攝用的手機是iPhone6s，從2019年到現在用的iPhoneX Max。如今手機上的功能，從大人到小孩都能學會使用，那麼它功能上的發現和自然界上的發現，之間是什麼關系？我在拍攝的過程中在想這個問題。拍不實，北京一些攝影家朋友教我的方法，後來我發現全是錯的。他們都是用單反加微距的經驗，這些方法拍不到那些高度活躍的毫米級、厘米級的昆蟲。
昆蟲的種類目前已經記錄在案的應該有100-120萬種。我們看到最頂級的世界昆蟲的紀錄片導演和最頂級的攝影家拍攝昆蟲的方法，我認為實際上覆蓋不到昆蟲全部種類的5%。這個數字還有點兒問題，拍不到50000種，1000種就不得了了，而且大多都是比較大個的、活動較慢的昆蟲。像紀錄片導演雅克·貝漢拍攝《微觀世界》，他拍的那些昆蟲，比如鍬甲蟲、蜻蜓等等，拍實拍好的不超過十種。還有一些攝影家能把昆蟲拍成藝術品，通常都是拍的標本，背景是虛的，拍法是唯美主義那一套。如今昆蟲拍攝的傾向是：大光圈，高速度，背景高度虛化，這也造成了昆蟲攝影在美學上的單一性。工具上的單一性，帶來了美學上的單一性。到今天為止，世界上所有的昆蟲攝影，美學風格單一，角度也單一。
那麼世界上沒有發現的昆蟲呢？根據威爾遜在20世紀80年代的預測，在1500萬種到3000萬種。我們如今在微觀世界裏發現的昆蟲總數已經很浩大了，大概占據了整個動物的80%-90%。
我們現在使用的智能手機，在全球有幾十億用戶，是一個非常普及的、高度平民化的工具，這個工具要變成昆蟲攝影工具，拍攝出具有專業水準的圖片，這在認知上是一個挑戰。
盧躍剛拍攝的昆蟲
汪家明：你在拍攝的時候，和這些蟲子距離多遠？
盧躍剛：像（上圖）這種的話，十幾公分，我要貼得非常近。
汪家明：蟲子不會跑嗎？
盧躍剛：這就是本事了。
王競：我記得盧老師在書裏提到，您關於昆蟲拍攝有一個理論，您提到蟲子是有休克盲區的，你到了某一個角度，它無論如何都發現不了你。
盧躍剛：是的。我去北京時，那些攝影家們問過最多的問題就是，你怎麼拍到它們的？因為那些昆蟲太活躍，太小。這個拍攝方法近似於新聞拍攝，近似於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講的：“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昆蟲拍攝也是，這種抓拍的紀實拍攝，必須是定焦的，而不能是變焦的，必須是人和鏡頭貼得夠近，才能有一個合理的焦距。
汪家明：你距離被攝的昆蟲10公分，那你離手機多遠？
盧躍剛：我也必須貼著它。如果是拍攝一個小的昆蟲，它可能占到整個畫面的1/30-1/40。大多數圖片在成片比例裏是很小的。我後來發現，很多我拍到的比較活躍的昆蟲，比如我拍過的虎頭蜂，它是一種殺人蜂，高度活躍，很少停下來，但它在特定的距離裏有一個很短暫的視覺休克，當它跟你對視時，那一刻，你感覺它的腦筋好像沒轉過來，就那麼幾秒鐘，就是最佳的拍攝時間。你對準以後，連續拍攝很多張。這就是標準的貼近了被攝對象之後的新聞攝影。
在昆蟲跟你交流的過程中，這個短暫的視覺休克，它可能在識別你，判斷你的危險程度，這也是昆蟲拍攝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它緩過勁後，就會跟你遊戲。你會發現昆蟲是有故事的，它的眼睛會說話。到今天我相信，昆蟲有靈魂，有情感，愛恨交加。昆蟲有它們自在的世界，我的手機把這個世界描述為一個烏托邦。在我看到的昆蟲世界裏，沒有兇的昆蟲，如果有的話，最兇的是虎頭蜂，它有殺人記錄，也叫殺人蜂，這是蜂類裏最兇悍的一種蜂，也是我最喜歡拍攝的蜂。它生動，有身體語言，跟你遊戲。我認為我拍過最有趣的，我出去首先要找的，就是這種最兇悍的虎頭蜂。
汪家明：從攝影專業角度，躍剛算不上攝影家，充其量是一個特殊攝影愛好者，只是他比一般攝影愛好者更有好奇心和耐心。我覺得這與手機攝影的特性有關。手機攝影雖然也有所謂“鏡頭”，但它對鏡頭的依賴性不高。手機攝影完全是物理性的成像，而單反數碼相機雖然也是數字成像，但它的圖像來源還是靠傳統的鏡片反射，包容量固然保留了高水平，但其微距能力和對光線的要求還是與傳統化學膠片成像的水平相近的。總之我也說不清楚，只是覺得二者的成像原理有不同。從這個角度說，躍剛是較早認識到並大量使用手機攝影的優勢，把手機攝影的功能放大了。至於像素問題，我想手機研究者終會解決的。即便是當下，也已經能拍出這樣清晰的微距照片了。這也是我們采用小開本來呈現的原因。不知躍剛如何看待這個技術問題？還有很多秘訣嗎，可否與大家分享？
盧躍剛：其實這本書對專業攝影者也提出了問題。手機設計是有智能模型的，這個模型由不同的算法體系來支持，每一次的升級都是它算法體系的升級。我拍照，拍完後只會有視角調適、放大剪裁的步驟，很少使用其他圖片編輯功能。這種新的拍攝工具和美學表現給專業攝影家帶來了挑戰。因為傳統攝影無法理解智能機與昆蟲的關系。
我為什麼要那麼強調“關系”？舉個例子。我去年在浙江南潯古鎮拍了一幅照片，是我的代表作之一，畫面焦點是青磚墻上的一只星天牛和一只蝸牛，背景是一個紅衣女遊客和古巷。我給這幅照片寫了個標題：蝸牛、星天牛、背紅包的女人與南潯古鎮。南潯古鎮的一位攝影家看到了這幅照片之後說，我的照片重新解釋了南潯古鎮。傳統的昆蟲攝影沒“關系”這個概念。而這一切，從拍攝，到編輯，到互動，到多媒體化，我用一個最普通的工具（手機）全部完成了。
蝸牛、星天牛、背紅包的女人與南潯古鎮
博物學：昆蟲是如何影響人類的？
王競：如果大家看過攝影雜誌，就會發現盧老師的作品跟那些雜誌的作品是不一樣的。用盧老師的話來講，他挖掘的是一種轉瞬即逝的關系，人與昆蟲的關系，昆蟲和昆蟲之間的關系，昆蟲和自然之間的關系。他的攝影是非常豐富的，包括他給這些作品取的名字，都特別富有哲理，很有意思。有些圖片的名字特別幽默，很有故事性。
汪家明：剛才盧躍剛說到新聞攝影，大家可能不明白，什麼是新聞攝影？它不是藝術攝影，也不是科學攝影，它就是要還原昆蟲原有的生態，原有的生活狀況，原有的環境，原有的情感（如果有的話）。所以盧躍剛說他是新聞攝影，定位是很清楚的。
我知道，在中國，一直有很多人對西方博物學感興趣，或說對西方18、19世紀的科學人文感興趣，說白了，就是對資本主義初期階段的思想文化感興趣。不知躍剛如何理解這一點？是否因為中國文化裏缺少這些東西？英國的DK出版社（Dorling Kindersley）出過一本《DK博物大百科》，由中國的科學普及出版社譯進。這本書458塊錢（碼洋）一本，已經賣了20多萬冊，說明我們中國的讀者，對知識的需求也是向上的，所以現在對這種西方博物學的興趣也很大。
盧躍剛：博物學對國內的讀者而言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概念，因為我們教育體系裏面沒有博物教育。在早期，地質學、地理學都屬於博物，沒有分科，著名的地質學家查爾斯·萊爾的著作《地質學原理》的後兩章是寫拉馬克和達爾文的，是寫生物學家和博物學家。它實際上是用博物學、自然哲學的觀念來看地質學。我曾經當過地質隊員，在四川大涼山工作了四年。我當時接觸的地質學、地理學、古生物學、地層學，這在19世紀以前都是博物學概念。以我當時的工作環境、學習的內容來看，我算是同代人裏較早接受博物學的。
汪家明：躍剛曾說，他拍攝這些昆蟲照片，感興趣的是昆蟲與昆蟲的關系、昆蟲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昆蟲與人類的關系，或者用一個時髦的名詞，就是“昆蟲社會學”，就是探究“昆蟲在一個共同的環境下的和諧生存”，雖然裏面也有殺戮，也有弱肉強食，但那是食物鏈，是規律，血腥但不殘酷，沒有正義非正義問題，沒有對與錯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說，今天海報的題目“我們與昆蟲的美麗邂逅”似乎準確，也似乎不準確。準確，是指今天來到現場的讀者朋友與昆蟲邂逅；不準確是因為，這本書裏不僅講了我們（人類）與昆蟲的邂逅，還講了昆蟲與昆蟲的邂逅——躍剛對這樣的照片更感興趣（包括昆蟲之間的殺戮）。我們總喜歡拿人類的邏輯來對應昆蟲以及其他動物內部的社會結構，這方面，昆蟲似乎更為豐富、宏大和嚴整，比如蜜蜂，比如螞蟻，那種王國似的社會結構和分工，在大型動物中還很少見。在人類社會的早期，奴隸社會時代，似乎人類的社會結構與分工與蜜蜂、螞蟻還有些相近，自從講求民主、平等、博愛，我們就脫離了蜜蜂、螞蟻時代了。這種比擬有價值嗎？還是僅僅作為一種生物奇觀？躍剛，你是怎樣認為的呢？
盧躍剛：現在已有的對昆蟲的研究已經發現了一個基本事實：昆蟲有社會。昆蟲構成了我們人類認知自己的社會的某些屬性，比如說有分工，有利他主義，有自私。人類在研究昆蟲後發現，人類的很多行為跟昆蟲的很多行為有同構性。威爾遜講，如果我們把昆蟲消滅掉，人類也會滅絕。因為人類維持生命所需要的絕大部分食物，是靠昆蟲來進行生殖傳播的。昆蟲是有宿主的，因為它有固定的植物。它實際上已經跟人類形成了一個非常完整的生態鏈。昆蟲與人、昆蟲與自然環境、昆蟲與昆蟲有著許多妙的關系。我就在拍攝中捕捉這些關系。無論是個體跟個體、個體跟自然，還是它們之間圍繞著某種食物的生物鏈。比如柳樹、槐樹等就是多種昆蟲都喜歡吃的食物，它們就會在那兒聚會，而這個聚會就形成了它們同類的或不同類的，以及跟人之間的某種關系。
我在昆蟲攝影裏發現了這些關系。以往的美學和工具對昆蟲世界有誤解，唯美主義虛化背景，就把許多要素去掉了，把昆蟲的生存環境去掉了。而他們認為那樣是美的。我認為，這種美學追求是有誤導的。
昆蟲的生活由豐富的要素構成，社會性就是要素。博物學家發現了昆蟲的社會性，昆蟲比如蜜蜂、螞蟻內部有分工，有合作，有嚴密的組織系統。這種自然哲學範疇的觀念我們是沒有的。自然哲學觀念看昆蟲，就是講昆蟲和我們與宇宙之間的關系。我的書裏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天不生博物學家，萬古長如夜》，為什麼呢？人類的知識是靠分類和命名來建構的，如果沒有分類和命名，我們不知道人類面對的是誰，是什麼物，什麼鳥，什麼蟲。到今天為止，很多植物、動物、礦物的命名都是拉丁文，是雙名制。這種認識自然的命名方法對人類擺脫蒙昧，打開眼界是決定性的。
20世紀80年代啟蒙以來，學界認為西方現代文明有兩大來源，即工具理性和基督教。我認為除此之外，還有博物學所承載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以及構造現代知識結構的這套認知方法和哲學。
其實人類來得很晚，我現在已知的所有昆蟲的歷史都比人類來得更久遠。人類是後來者，在昆蟲的紀年裏，動輒上億年，人類是幸運，來得晚，得勢早。這涉及了人類社會用達爾文演化生物學來解釋現在的世界，從而出現了達爾文主義。我書裏寫到了進化論被介紹到中國出現的扭曲，我們看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就知道了。嚴復把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學說和自己的想法塞進赫胥黎的著作裏，是對達爾文、赫胥黎的演化論的嚴重扭曲。
Q&A
Q：在昆蟲拍攝的過程中，您作為個體，和昆蟲之間的關系有沒有變化？在您的眼裏，這些昆蟲是什麼？
A：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這一次我們在西雙版納拍攝時有一個重大發現，是一位專門研究毛毛蟲的科學家領我去發現的。她在屋裏養了一百多種毛毛蟲，你們一定會發瘆，但她告訴我們，她覺得毛毛蟲太可愛了。她在給我們介紹那些毛毛蟲時，她的眼神、語言，你在這個世界上很難發現。她處在一個很自在的世界裏，她把大多數人認為很恐怖的，甚至看到後會起生理反應的東西看作一種美，把研究它們看作一件終身誌業。她在很小的時候肯定也是害怕的，但是她在害怕中發現了美，發現了她的終身誌業時，這種感覺就發生變化了。我們也是一樣。我認為最核心的問題是好奇心。人和昆蟲的關系有三種情景：生理的，美學的，求知的。我未來拍攝昆蟲還可以拍攝十年左右，這是我對昆蟲的好奇心使然。所以回到你這個問題，昆蟲和人類社會之間是有遊戲的，是有遊戲規則的，我們發現這個遊戲規則，跟它玩兒，好玩兒死了。
為什麼這次活動要叫做“我們與昆蟲的美麗邂逅”，包括我在書中的最後一篇文章叫做《那是一場場美麗邂逅》？因為我每一次昆蟲的拍攝都不是預設的，都是碰的。而且碰上昆蟲的那種超乎意料的感覺，每一次對我來說都是邂逅。哪怕有一千次都是不重復的。對於一個有求知願望的人而言，還有比這更美妙的事情嗎？
Q：昆蟲在地球上存在了這麼長時間，我們人類社會從昆蟲的社會裏面，能得到什麼樣的啟示，有什麼是可以借鑒的？
A：這就太多了。像卡爾·馮·弗裏希，一輩子研究蜜蜂，得了諾獎。他發現蜜蜂是可以跳舞的，通過搖擺舞和旋轉舞來向它的同伴傳達食物的方向、距離等信息。而且它能識別色彩。這就意味著在它們的分工體系裏有一系列基於技術的、情感的、信息交流的方法。對這些方法我們人類很可能是無知的。我們人類現在最高級的發現，無論是戰爭武器，還是智能技術，都來自自然界。比如恩斯特·海克爾，他是個大博物家，《宇宙之謎》就是他寫的，他的海洋放射蟲和水母博物繪畫極大影響了歐洲的建築美學，西班牙建築大師安東尼·高迪也受他的影響。
Q：當我們遇到害蟲的時候，作為老師，要怎麼去給孩子講述這些生命？
A：其實所謂的有害有利是相對的。比如蝴蝶的幼蟲是吃葉子的，有的葉子就是農作物，但它羽化後又開始授粉。此一時彼一時，此一利彼一害。我們現在講昆蟲學，容易提到植物保護的邏輯，是根據是否對人類社會有用來做判斷的，但你會發現人類經常出錯，經常把可能最大有利的看成最大有害的，因為人類認知世界的方法和眼光或者深度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
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發展到20世紀認識有深化，認為自然界所有的生物是在一個完整的多樣性體系裏的，每個生物在其中有其不可或缺的位置。一種生物可能在這個知識體系裏是一個判斷，放到另一個知識體系裏則可能是另外一個判斷。這就是威爾遜的生物多樣性理論。《寂靜的春天》就是講的殺蟲劑的故事。我們認為某個蟲子有害，發明了殺蟲劑，而殺蟲劑帶來的危害可能遠遠超過蟲子帶來的危害。
這個提問很重要的，就是告訴孩子，什麼是利什麼是害。其實我也不太清楚怎樣給孩子講比較好，但我有一個啟發，就是美國動畫片，怎麼能把老鼠這樣一個我們在生活經驗裏認為有害的動物變成這麼可愛的、大家都喜愛的形象？這是我在看了迪士尼動畫片以後思考的問題。認知與被藝術化的形象之間是有距離的，但有內在的關聯性。
本文中的昆蟲攝影圖片均由盧躍剛拍攝。
責任編輯：顧明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