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究究謝
來源 | 孔夫子舊書網動態
這篇介紹郁飛生平的文章，已經寫得夠長，遠遠超出了我動筆開寫時的預期。我有意盡快結束全文，以免讀者朋友看得煩膩，當然也因為郁飛晚年（尤其是去美國後）的生活我了解很少，收集的資料已用得差不多了。剩下來的邊角材料七零八落，全部塞進一篇文章，不容易組織，可是真要舍棄掉部分資料，我又有些不舍得。於是整個春節期間，我都在苦苦思索如何架構接下來的文字，連年都過得有點心不在焉了。
郁沙安慰我說：“書話不是傳記，有些事情可一筆帶過，點到為止，不必有壓力。其實，大多數人並不是很清楚父親從平反到去世這三十多年的情況，你就按自己掌握的資料寫即可。”可我總有些不甘心，不希望這篇文章寫得虎頭蛇尾。這一次，“急用現學”的策略似乎再次發揮了神奇的作用。我偶爾翻看春節前從孔網買回的《郁黎民文存》，發現裏面有兩篇寫到郁飛的文章，對我撰寫後面的內容非常有啟發作用。後來又從孔網買回一本郁黎民簽贈給堂妹郁靜民的《我這一生》，也在裏面找到了一些很有用的信息。真可謂是人棄我取，變廢為寶了。
郁黎民簽贈本兩種
郁黎民生於1925年，是郁達夫和原配夫人孫荃的長女。她長期在湖南省桂陽一中當老師，還擔任過省政協委員，2020年去世。她與父親相處的日子並不多，由母親一手培育成人。抗戰爆發，達夫先生送王映霞和郁飛兄弟回富陽避難，與她見最後一面時，父女竟“相逢如陌路”。郁黎民認為其中有父親重男輕女思想的因素。1942年，17歲的郁黎民在金華的《東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尋找爸爸郁達夫》的文章。她在最後一段這樣寫道：“歸來吧！爸爸。故鄉何嘗沒有明媚的湖山，故鄉也還有您舊時的妻兒啊！富春江上往來的點點白帆，子女們正等著您的歸帆呢！”當時的《東南日報》與郁達夫淵源頗深，他早年所寫的很多詩文，都是在這份報紙上首度發表的。郁黎民覺得，向《東南日報》投稿，父親看到的幾率應該比較大。結果卻杳無音信。
關於郁達夫沒有在新加坡淪陷前回國的原因，郁飛在《郁達夫的星洲三年》中作過交代：“英國當局因力量不足，宣布只有老弱婦孺可優先撤離。即使無此限制，父親也不願去到國民黨統治下的大後方，原因早在一年多前給林語堂的信裏就有所透露：‘弟平時為人，主張行動，似有不為當局所諒察處；舊同事如雪艇（即王世傑）、騮先（即朱家驊）等，“白首相知猶按劍”，至如立夫先生輩，更不必說矣。’何況開戰後重慶當局派到新加坡擔任聯絡的文（葉公超）武（鄭介民）大員早已示意英方，南來的文化界人士任其陷入敵手。情形同香港九龍淪陷前如出一轍，但身陷港九的大批文化界人士因東江縱隊奉黨中央命英勇機智地搶救，幾乎全部脫險，星島則無此條件。”郁黎民在1985年參加郁達夫烈士殉難40周年紀念大會時，聽到了多位白發蒼蒼的老前輩慷慨陳詞，得知了更多翔實的歷史真相。她說：“我感動得真想哭。回憶幾十年來我對父親的怨恨，真有種說不出的後悔，只有在心裏默默禱告：‘爸爸，原諒我！’……”
當年跟隨郁達夫出國的郁飛，在新加坡淪陷前夕離開星洲，輾轉回到重慶後，在報章上看到轉載的這篇《尋找爸爸郁達夫》，才知道父親早就有一家人留在了富春江邊。而此時，他母親王映霞已改嫁時任重慶華中航業局經理的鐘賢道。他們直到1946年讀到胡愈之寫給全國文藝界協會的報告《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才知道父親已被日寇殺害於印尼的蘇門答臘，早已不在人世。孫荃後來常對黎民、正民和天民姐弟三人說：“你們雖然失去了父親，但還有我這個母親，不至流離失所，比起他們父死母嫁，你們就要幸福得多了。”可以說，郁達夫為國殉難後，孫荃對他的感情已由怨恨轉為諒解，進而產生了同情。對於王映霞，她卻因不認同其處置風雨茅廬的方式以及舍下三個未成年兒子另嫁他人的舉動，而更加怨恨，不予原諒。
郁達夫與王映霞生育的三個兒子，郁飛為長，後面還有郁雲和郁荀。有文章說，郁飛兄弟三人對母親也不無怨意，王映霞的做法讓他們早年嘗遍世態炎涼、人間冷暖。郁飛在1955年的《自傳》中是這樣寫王映霞的：“一九五二年年底，上海公安局將她逮捕。當時她丈夫和在上海的郁雲都很害怕，寫信告訴我。我回信說，人民政府對歷史問題、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一向分別處理。據我所知，她是歷史問題，交代清楚即能釋放。後來果然在一個月以後交代完畢釋放。她因對自己過去的經歷和新社會本質認識不清，加上解放後生活較以前不如，牢騷直到現在還常發。不過釋放後她擔任裏弄工作，也有些進步。我跟她不在一起已十多年。她思想之落後性一向看得很清，故在思想上沒有受她影響。過去讀書時她常給我錢用，現在她比較困難，有時我也寄點錢給她。我對她過去是痛恨的，現在覺得她的錯誤思想也是那個社會造成的，只想盡我的力量來影響她為新社會盡一分力量（至少帶好兩個孩子，管好家）。所以待她比較好。”郁飛當時大概想不到，自己後來在勞改農場遇到很大的困難時，會得到王映霞與鐘賢道的子女鐘嘉陵、鐘嘉莉的救濟。郁沙告訴我：鐘嘉陵北大中文系畢業，從上海調到深圳電視臺，在臺長任上退休。鐘嘉莉復旦數學系畢業趕上文革沒分配，暫時下放到浙江江山峽口水庫當技術員，曾從水庫指揮部給郁飛寄過糧票、衣物。她後來在杭州一所高校任教，如今早已退休。
王映霞和郁飛郁雲兄弟倆（1956年）
解放後，王映霞的生活旅程也不平坦。1956年，她從收音機裏聽到周總理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想起1938年，她和郁達夫在武昌請周恩來夫婦吃過飯，有一面之緣，於是寫了一封長信給周恩來，要求參加工作。過了半個月，國務院招聘工作委員會舉辦的“中等學校師資訓練班”請她去學習，學了一年，她被分配到上海六合路的一所小學當教師。1966年“文革”期間，紅衛兵對王映霞連續進行了三次抄家，把家中的藏書、字畫、相冊都作為“四舊”抄走。在裏弄批判會上，王映霞被抓到臺上，當著那些連“作家”為何物都不懂的大媽、大姐，批判“郁達夫的罪行”。接著又被命令一日兩次到裏弄去掃地、洗曬棉被、當油漆工。改革開放後，年逾古稀的王映霞，依然腰板硬朗，精神矍鑠，顯得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眉宇之間，依稀可見當年風韻。1986年11月，上海市長江澤民聘王映霞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她平生有一大願望，就是要把自己和郁達夫在一起時的第一手資料留下來，供文學史家研究參考。那幾年，她忙於撰寫回憶錄，整理郁達夫書信，陸續在新加坡華文報副刊上，發表了《和郁達夫在最後的五年中》、《半生雜憶》、《闊別星洲四十年》、《第二個四十年》等一系列回憶文章。她後來還出版了極富史料價值的《半生自述》、《達夫書簡》、《我與郁達夫》和《王映霞自傳》等書。
1938年臺兒莊勞軍（右三為郁達夫）
1990年，83歲高齡的王映霞應邀以“傑出大陸人士”的身份訪問了臺灣，在臺逗留了3個月，會見了陳立夫等多位親朋故舊。時年92歲高齡的陳立夫談到50多年前，跟郁達夫夫婦在杭州“樓外樓”相聚的往事。當時面對桂子飄香的西湖，品嘗著遠近知名的醋魚，大家談詩論道，盡歡而散。陳立夫還興致勃勃地憶起臺兒莊大捷與武漢會戰期間，兩次與郁達夫見面長談的往事，對郁達夫英年早逝深感痛惜。訪臺歸來後，一直在上海獨住的王映霞不慎跌倒傷骨，搬到杭州與女兒鐘嘉莉一家同住。女兒經常用輪椅帶著她去西湖，她在如詩如畫水光瀲灩的湖畔，常常引得遊人回顧贊嘆：“這麼漂亮的老太太!”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鶴歸去，葬在杭州南山公墓，和1980年去世的鐘賢道合葬。
八十年代中期的王映霞
經歷過牢獄之災後，尤其是在再婚後，郁飛和王映霞的關系有了更大的改善，不過他對母親晚年寫的一些文章有些不以為然。陳子善先生前兩天在微信上告訴我：“王不該亂寫，我曾專門跟郁飛先生討論過，他也不贊成母親亂寫。”陳老師一直認為：王在文中單談自己的是，認為錯都在郁達夫，對逝去的無法辯白的郁達夫十分不公平。她絲毫不念及與郁達夫的舊情，只借助郁之光芒達到揚名目的。對此，郁沙的看法是：“身為晚輩，不好評價奶奶，我只能說她有她的問題，可她又覺得自己很冤枉。她在自傳最後說，郁達夫讓她有了名氣，但不幸福；鐘賢道沒有名氣，但給了她後半生的幸福安定的生活，這也是事實。”
*郁沙和父親、奶奶唯一的合影（1984）
王映霞簽贈給郁沙的自傳
郁飛隨父母去新加坡時，兩個弟弟都交給王映霞母親金氏照管，留在浙江。父母離婚後，郁雲和郁荀由郁達夫在福建的好友廖元善教授收養。郁荀一直在廖家生活，由廖教授撫養長大，後來考入南京的華東水利專科學校，畢業後在昆明工作。郁雲則被堂姐郁靜民接回，住在二伯父郁浩（養吾先生）家裏。孫荃對郁雲特別憐愛，有意接他回家一起撫養。在老家懸壺濟世的養吾先生說：“你一個婦道人家，虧你養活三個孩子，已很不容易。我家反正孩子多，每人少吃一口就能養活他。”孫荃既感動於二伯的大義，又為自己的無能而不安。她告訴郁黎民說，有次夢見郁達夫交給她一把韭菜，讓她好好保管。她覺得這是先夫托夢要她把遺下來的所有兒女帶好，她也願為此盡心竭力。1957年，中共中央向孫荃頒發了烈屬證，她為這個光榮稱號感到驕傲，仿佛過去所付出的千辛萬苦和夜雨無眠的孤苦生涯都得到了補償。
烈屬證
郁雲在晚年接受采訪時，表示不願談及有關王映霞的事情，因為他們母子已多年不曾往來了。郁雲這樣說更多地是表明他本人的一種態度。郁沙也說：“其實雲叔在五十年代談戀愛結婚都得到過奶奶的祝福，有母子三人合影為證。後來不來往了也是事實。1973年元月，我第一次到上海，住在雲叔家。他還把我領到了奶奶家門口讓我去看奶奶，自己不進門。”當時，郁沙中學畢業只身一人南下旅行。他還到了杭州，住舅爺爺家，並與他家人一起租了條小船，在西湖上劃了三小時。回西安後，王映霞給他寫過信。郁沙說：“可惜1973年奶奶的來信沒保留，我那時尚小，沒有這個意識。”
孫荃夢見韭菜時大概還不知道，郁達夫在化名趙廉流亡蘇門答臘期間，又與印尼華僑何麗有結婚，並育有一兒一女。兒子叫大亞（後改名大雅），得名於對日本軍國主義大東亞共榮圈迷夢的諷刺。女兒叫美蘭（後改名梅蘭），是郁達夫失蹤數小時後出生的遺腹女。何麗有原本就姓何，後跟養父姓陳，名蓮有。達夫先生以其相貌平平，開玩笑說她“何麗之有”，遂改現名。何麗有是個沒有文化、只會說印尼話的女子，這也是郁達夫當年擔心身份暴露作出的抉擇，因為知書斷字的配偶有可能不小心泄露他的秘密。郁達夫失蹤之後，何麗有才獲知他的真實身份。出於類似的考慮，他身為“趙豫記酒廠”老板，卻一改平生嗜酒習慣，滴酒不沾，並堅持將純度最高的燒酒賣給日本憲兵，讓他們“慢性中毒”。郁達夫在被迫充當日本憲兵的翻譯時，曾對王任叔說過：“現在最苦的事，我要制止自己說夢話。我是愛說夢話的。誰知道夢話裏漏出什麼來。每晚睡在憲兵部，有一個日本憲兵同房，他會聽去我夢話的。我擔心這件事，老叫自己不要睡得太死了。可是還好，那憲兵跟我挺要好，我關照他，如果我睡後有咿唔的聲音，請他立刻叫我醒。我說我常要做惡夢的。”可惜他的種種謹慎預防措施，最終還是未能避免身份暴露。郁達夫遇害後，很多認識與不認識的華僑朋友都來到他家裏看望孤兒寡母，並送錢送物。何麗有改嫁後，郁美蘭兄妹到雅加達上學，讀華文學校，住在僑領蔡清竹先生家裏。1957年蔡回國，定居廈門，又把郁美蘭兄妹托付給他的二女兒接著照管。
懷抱大亞的郁達夫、何麗有
1960年7月1日，在胡愈之等人的親自關照下，大亞、美蘭兄妹被政府由南洋接回國內。他們先是被安排在廈門的集美華僑補習學校學習，不久又進入北京的華僑補習學校。大亞後來去了香港，在燒臘店做工，當司機。他成家後，幫嶽父家經營雜貨店。在華僑補習學校學習的五年中，美蘭的生活費大部分由國家負擔。1965年，她順利地考上了北京石油學院。第二年，“文革”開始，她還趁著大串聯的機會，跑到海南的“加來”華僑農場，去看望了在那裏定居的母親。後來美蘭和胡愈之侄兒胡序建在愈老家中相識相愛。胡序建北大畢業後，被分配到新疆獨山子煉油廠。美蘭北京石油學院畢業後，主動要求到新疆與胡序建生活在一起。七十年代末，他們雙雙調回南京棲霞山煉油廠。兩口子後來都從政，美蘭曾任江蘇省僑聯主席，胡序建曾任南京市委主管文教的副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2015年9月，北京舉行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美蘭受總政治部邀請，以烈士子女身份前往北京觀禮。
郁達夫的八個子女，天各一方，歷經磨難，到1985年才在北京第一次大團聚。他們中有些人只相互通過信，而從沒見過面；有的小時候見過，幾十年來天各一方，再見面已是白發銀首的老人。郁黎民的丈夫鄒陔笙有感於此，口占一絕：
弟兄相見不相識，姐妹含悲各問年。
今日同敘天倫樂，思親憶舊各潸然。
郁黎民在書中寫到，八個兄弟姐妹各有各的悲苦，那次相聚終於讓他們有機會傾訴各自那一肚皮的苦水。郁黎民因丈夫地下工作的歷史而長期背負“歷史反革命家屬”的罪名。郁天民是錯劃的右派，在文革中還頂著“三十年代資產階級作家孝子賢孫”的大帽挨過批鬥。郁正民是黨員，和丈夫都是河南師大的教授，文革中曾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盡淩辱。郁黎民對郁飛的經歷寫得最多：“郁飛從新加坡回國後由陳儀收養，一直到浙大外語系畢業，一路由貴人幫扶，但在1957年，也逃不掉右派的帽子。又因為去看一個印尼大使館參贊的同學，得了‘企圖投敵叛國’的罪名，被判刑二十年。二十年啊！人的一生有幾個二十年啊！於是為了解放他的妻子，他提出了離婚，只要求女方把兩個孩子帶大。這又是一個妻離子散的家庭！等到‘四人幫’被打倒了，他也服刑期滿了。雖然他在獄中也曾翻譯了林語堂的《瞬息京華》，但二十年的青春就這樣白白損失了！”我們由前文的記述可知，郁黎民這段話大體不錯，但裏面也有好些細節並不準確，可見回憶文章是不可照單全收的。
促成1985年這次團聚的契機是，中國作家協會、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中華全國歸僑聯合會，於這年8月29日在北京聯合舉行“紀念現代著名作家郁達夫烈士殉難40周年紀念會”。會議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由鬢發皓白精神矍鑠的夏衍主持。九十高齡的胡愈之是這次座談會的主要發言人。洪絲絲、汪金丁、樓適夷等人都深情地追憶了郁達夫的往事和功績。最後，郁天民代表家屬致謝詞，並介紹郁達夫的八個子女與大家見面。總之，這是一次莊嚴地為郁達夫正名的大會。郁沙告訴我：當時《人民日報》也發了報道。新華社記者郭玲春在報道中說，郁達夫第一次被冠以烈士稱號。後來他給郭寫信告訴她，1952年就授予了烈士稱號了。郭女士還回信表示了歉意。
郁達夫子女1985年齊聚杭州 郁天民、王永慶、郁嘉玲、郁美蘭、郁大亞、郁飛、郁黎民、郁荀、郁正民、郁雲
隨後在9月17日至22日，浙江省文聯、作協、對外文化交流中心等十個單位，在郁達夫的故鄉富陽縣聯合召開了“紀念現代著名作家郁達夫烈士殉難40周年學術討論會”。大會由浙江省文聯主席黃源主持。到會的有從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趕來的郁達夫生前好友和全國各大專院校來的專家學者，以及日本學者和新加坡華僑學者等共二百五十人。樓適夷、柯靈、許傑、楊纖如等人在大會上慷慨陳詞，對郁達夫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文學創作成就予以高度肯定。老詩人汪靜之在會上出示了浙江省委批示他的報告，把“風雨茅廬”收回作“郁達夫烈士紀念館”的文件。郁飛代因故未能出席大會的鄭子瑜教授宣讀了論文《魯迅和郁達夫》。後來議定，每十年搞一次大型紀念活動，每兩年舉辦一次郁達夫小說獎頒獎，還成立了郁達夫研究學會。
郁沙告訴我：“在郁達夫研究方面，郁黎民、郁天民、郁雲都有著作，父親除了譯作，只零散寫過一些文字。爺爺八個子女現在只剩郁荀還有大亞兄妹健在了。”其實，郁飛出於對父親的熱愛，在自己獲得平反後，工作的一個重點就是圍繞郁達夫展開的——他參與編輯出版了郁達夫文集和全集，翻譯了《瞬息京華》，多次參加郁達夫紀念活動，並撰寫了回憶郁達夫的長篇文章。這樣一些工作大大有功於郁達夫研究，在其兄弟姐妹中首屈一指，他最終卻沒有著作傳世，實在太可惜了。
從姜德明先生《雨聲集》中的記述來看，郁飛在1981年時就對他父親杭州那段生活有相當深刻的見解。他以為郁達夫表面上逃到杭州，對什麼都漠不關心，實際是在迷惑敵人，逃避迫害。那時郁達夫在杭州生活並不愉快，也沒有自由。他告訴姜先生：“前些年我在獄中讀魯迅的全集，在一九三五年的日記後面發現有一份‘居賬’，即友朋通信錄，其中杭州大學路官街六十三號王守如，便是我外祖母的名字和地址。那時我父親同魯迅先生通信都不敢寫自己的地址，怕國民黨特務監視和檢查，來往信件都由我外婆家代轉。你看，我父親不是連通信的自由都沒有嗎？”郁飛以為達夫先生之所以應陳儀之召，離開杭州去福建，並不是為了追求宦途，也不是為了解決在杭州因建風雨茅廬而欠下的一筆債，實際上他是想擺脫在杭州的那些國民黨的黨棍。郁達夫在福建聽到魯迅逝世的消息後，不久便赴日本旅行。表面上是給福建省采購印刷機器設備，或考察日本文藝界的現狀，實際上是受托交涉郭沫若來歸的問題。限於當時的形勢，這些事都不好明說。其中的苦衷，不僅王映霞難以體會，連姜先生也表示很失悔過去對達夫先生在杭州的生活看得太單純了。郁飛提出這些觀點時可是在1981年啊！可惜他後來沒有繼續系統深入地研究下去，至少是未將這些見解整理成論文或專著發表，這對郁達夫研究界無疑是一大損失。（未完待續……）
【說明：郁氏三兄弟後人眾多，分散各地，經常分不清誰是誰家的。因此，郁雲次子郁剛先生領銜編制了一個《中國富陽郁家家譜》。此項工作基本完工後，又收集自1915年以來的郁家照片，制作了一個《中國富陽郁家影集》。這兩份資料是郁剛等人付出了大量辛勤勞動編制的，而且還在不斷豐富更新（我本人前幾天就借花獻佛，向他們提供了郁飛浙大學籍證明書以及郁達夫烈士證書和烈屬證的圖片），對郁達夫研究意義重大。郁沙先生慷慨地將這兩個文件分享給我時，也希望我能尊重有關版權。本文中說明文字前面帶“*”號的照片，均取自該影集，特此說明並深表謝意！另外，因為這部分涉及的郁氏親友特別多，郁沙和我在校對修改方面費了不少時間，但難免還有事實錯誤或表述不妥之處，請大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