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蘭妮在廣州惠愛醫院住院時
身處孤獨絕望的人啊，你要相信，雖在無人曠野，一定會有一束愛的靈光為你而來。——李蘭妮
李蘭妮
1956年生，黑龍江賓縣人。深圳文藝創作室專業作家，深圳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協全國委員會委員。
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1984年5月調入深圳市文聯。1989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同年獲莊重文文學獎。199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2008年，長篇紀實文學《曠野無人——一個抑郁癥患者的精神檔案》，入選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文學名著系列。
2013年1月，長篇紀實小說《我因思愛成病——狗醫生周樂樂和病人李蘭妮》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2021年8月，長篇紀實文學《野地靈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手記
李蘭妮的書，第一時間我總是不敢讀。
2008年，她的長篇紀實《曠野無人——一個抑郁癥患者的精神檔案》出版。最終鼓勵我翻開它的，是“星星雨”田惠平——中國孤獨癥兒童教育開創者，也是一個孤獨癥孩子的母親。田惠平為這本書寫的後記裏有這樣的話：“對於抑郁癥，我們仍知之不多、需要學習。蘭妮這本書，就是一本溝通之書。”“這種病的病人，對外界是有感知的。這是她的不幸。但因為有感知，還能思維，她說出了抑郁癥的一切。讓我們知道怎樣去幫她，這又是她的幸，也是醫學之幸。”
《曠野無人》讀得我心驚肉跳，至今記得書裏她那位有強迫癥狀的母親——擦窗戶會用力到把漆都擦掉，直到木頭露出白色；打孩子，一定要打到她自己笑起來才罷手。讀完又很羞愧，那年我已經采訪過“友誼心友”的柏曉利——她多年救治的抑郁病人說她“能度人”——柏大夫曾經對我寄予厚望：“得有個記者懂這個。”可是我一直鮮有作為。想想李蘭妮，她病得那麼重，命運那麼多舛，原生家庭問題那麼大，可人家還能對這世界、對病友有所貢獻……
後來，見過她上《鏘鏘三人行》，她好瘦。多少年裏，偶爾會想：李蘭妮還活著嗎？因為《曠野無人》裏她的痛苦真的驚到了那麼見多識廣、在自己的命運面前那麼強韌的田惠平，田惠平在那篇後記裏甚至說：“現在我很想對蘭妮說，如果有一天，你想走就走吧，只要那是為了你自己。讀了這本書你就明白，真正的尊重生命，就是尊重每個個人的特點。”
沒想時間過去13年，會有李蘭妮又一本新書來到我的案頭。《野地靈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封面是黑色的，我把它壓到別的書下面，平日裏時不時對那堆書瞟上一眼，深呼吸。我知道我一定會有要翻開它的一天，因為我不可能放棄她成為我的訪談對象。
14日上午10點，李蘭妮走下廣州大廈的電梯來接我。她愈發瘦，但是花色的上衣裏有紅色。纖長的脖頸，不加掩飾地暴露著幾次癌癥手術留下的刀痕。她出差隨身帶茉莉花茶——“芳香精油對抑郁癥好“、廣式零食裏經典的陳皮和橄欖，還有口感溫潤的糖——“要吃點甜的”。她在酒店普通的扶手椅上，把自己卷成各種舒適又優雅的姿勢，病弱、單薄，又美好。
“進精神病院之前，我真的怕。”但她還是去了，還住了南北兩家。她原本還想“北上廣深”的精神病院都住一遍。她還去體驗電療。
“我希望告訴那些尤其是年輕朋友，有這個病不是你的錯，但是你得去治。你不要整天躲在角落裏頭，自己責備自己。如果父母、親戚不理解，當他們說‘你就是懶吧，你這叫什麼什麼吧’的時候，你不要被這種情緒左右，你要告訴自己說：‘我要去找專業的醫生看看這到底是不是病。如果是病，專業的醫生是能給我治好的。’”
李蘭妮沒有要孩子，她害怕抑郁癥遺傳。但是她希望傳遞希望：“一束陽光有時比藥物還見效。我們在黑暗時感受光亮的敏感度遠超常人。”
親身體會電療，力戒居高臨下
北青報：您進精神病院體驗、觀察我能理解，為什麼非要做電療呢？
李蘭妮：你看我這本書裏寫到的那個“高兒”，1米86的大小夥子。我估計他父母都應該是高知吧，他父親我覺得可能是做設計的，整天拿個電腦在那。“高兒”自己是醫學院大三的學生。按說他們這樣的家庭，資源什麼的應該挺好。但是在醫院裏，我就這麼面對面地，看著這兩口子逼著兒子，那個媽就拿餃子往他的嘴裏塞。這兒子真的就是一直，我見了他幾天都是這麼木僵的，就低著個頭說“不可以，不可以”。我本來告訴自己在裏頭不要管閑事，但是實在忍不住了。後來他們告訴我“醫生建議電休克”，他們不願意怎麼怎麼的。“高兒”病程都八個月了，你想孩子讀的是醫學院，母親是大城市好醫院的醫生，那他們都不敢。實際上就是要常識來普及嘛。我說“我就電擊過”。孩子沒有什麼反應的，但這兩個父母說：“啊，你電擊過？！看起來你很正常。”然後他們才下決心說給這個孩子電療。後來“高兒”的木僵狀態日見消失。我在廣州惠愛和北醫六院見過多名接受電擊治療的病人，於“高兒”，療效可稱“神奇”。但是也有別的恢復緩慢的病人。
這個讓我很感慨。但是我不能深入往下寫，我不能發各種議論。因為你對人家隨便論斷是不對的，可能是它的原因太多了。你不能指責他的父母哪裏哪裏不對，所以我很多地方只能是點到為止。
北青報：從我讀書的感覺，您做得非常好，很適度。
李蘭妮：尤其這10年，尤其90後的孩子，他們在網上接受的知識太多了。其實他所吸收到的知識，可能遠遠比你作者要豐富，很多他都能看法語原著、英語原著，也有很多是留學回來的。這些孩子一出生，咱們國家就已經是比較富足，起碼城市裏頭很多都小康了。你給他發一頓評論，批判這個論斷那個，第一，這些讀者並不接受；第二，你自己就有點居高臨下了。
北青報：在醫院看到年輕的病人多嗎？
李蘭妮：很多。尤其在北醫六院，我看那個孩子我挺心疼的，就是那個“莫有愛”。我不知道她是河南的還是東北的，其實這孩子長得比我還高一點，也還挺壯實的。但是她每天那麼崩潰那麼哭，經常是從病房走廊的那一頭，“嗷嗷嗷”哭到這一頭，就在那裏喊“媽呀你不愛我。我莫有愛！從小就不愛，你就是不愛我……媽呀我莫有愛……”
後來我知道她從小跟著奶奶生活，6歲眼看著奶奶在她面前意外去世。她回到父母家，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然後又換新環境。那這孩子其實她永遠就沒翻篇。沒有人真正解她這個結。那她父母當然後來很明白了，就覺得以前很對不起她，當年就會斥責她：“你看你姐多聽話，你姐只比你大一歲，然後你弟……”北方人，那肯定對男孩又更那個。那你心想這孩子可能永遠忘不了奶奶和她在一起的時光，和奶奶在她面前永別的那個場面。
她這個叫創傷後應激障礙，就永遠沒有過去啊。她現在20多歲了。
酒濫用和酒依賴
可以改變人整個神經系統
北青報：我覺得您這次書的結構很好，每一章，前面一個病人的故事，然後是“醫學選摘”和“歷史閃回”。就像“莫有愛”的故事後面鏈接的是“創傷後應激障礙”。
你寫到的這些病人，你是每一個綜合了很多人，還是說每一個就是每一個？
李蘭妮：每一個就是每一個。
北青報：那我就覺得特別巧，你遇到的這些人涵蓋了重要的各種精神障礙。
李蘭妮：因為我選擇呀。我其實碰到的更多，我就想應該選哪一個出來。
北青報：所以我覺得您選得特別好，比如說有那種過度關註自己容貌的。
李蘭妮：唉，對，那個人討厭死了，那個大廚。天天占著水房鏡子看自己。我原來就是很討厭這個人，而且也看不出他有什麼病。但是後來，因為看《精神病學》，我就明白這個人是“軀體變形障礙”。包括很多人去整容，大家有時候就覺得奇怪，你演員整容嘛，人靠這吃飯啊。但是有一些不是演員的，他為什麼？他還不是整一次，他是無限次的。那實際上就是“軀體變形障礙”。你如果不解決他這個生物方面的問題，從所謂心理、從社會解決，根本不行。
北青報：還有那個給我印象特別深，就是人老了變得特別“色”。其實這在生活中也不少，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李蘭妮：那實際上是額顳葉性癡呆。我有個朋友的媽，她是罵人，罵得呀，大家都非常驚訝。因為她以前是國民黨高官的女兒，極其的風姿綽約，追求她的人無數。但是她到了那種時候，第一，她就會說所有的人要害她。第二呢，她就破口大罵、吐口水。它實際上都是額顳葉性癡呆，男女都會有。
北青報：我還特別高興看到你提到了酒精成癮問題。我以前曾經想各種機會，在我文章裏提示這個問題。好多人只是覺得“不就喝酒嗎”？覺得這是個德行問題，就是說這個人酒德不好，但其實這也是一種上癮行為。
李蘭妮：我一個呢，是對這個很感興趣；第二，我自己也喝酒。我沒有想到送這麼多人進精神病院來治這個。為什麼一定到醫院戒呢？後來是書裏那個“小財姐”的丈夫跟我講。因為你在那裏而想問護士不行，他們很忙很忙。你想問醫生更夠不著。正好“小財姐”的丈夫，他曾經在這裏戒過，戒過三次還是什麼的。問他他就說，你如果不進醫院戒，你如果是酒精上癮非常重的話，突然有戒斷反應搞不好會死。不死它的那個反應也會很大，而且也不能戒斷。
北醫六院好像是中國第一個開設戒酒的區域。但是我看到那些我沒敢展開，太多了，各種各樣原因的。我數了一下，它基本上保持的有20多個是戒酒癮的。書裏那個“燒鴨哥”，他看起來可能是在很大公司工作的。他以前並不是喝得這麼厲害，但是要簽單嘛，簽大單。後來喝得都掛相了，領導就不給他大單了，沒有大單他收入就少啊。
最可憐的實際上是那個“花哥”，戒酒時間那麼長。我們當時很討厭他，他穿得特別的花裏胡哨，那個顏色呀都晃眼，就覺得這個人怎麼選衣服的。但是他後來突然說，他是由於目睹對面鄰居全家被殺的現場，他是被這個驚著了。而且一開始給治反了。他比我早進來，後來我出院他還沒好。
它為什麼難？就是長期酗酒的人，酒精已經改變了他整個的神經系統，比如腦神經。我為什麼在書裏提到共病？像北醫六院，它的科研已經跟國際開始接軌了，所以他們在研究每一個患者的時候，不僅僅是頭疼醫頭，會把其他的癥狀聯系起來。所以為什麼那個“小蘑菇”說“同樣的藥，怎麼到了這個地方，搭配不同，藥量不同，效果就是不同”，她說這是個神奇的地方。北醫六院它在藥物治療方面是非常好的。
中國有酒文化的傳統，沒有看到這些戒酒病人的時候，我其實對喝酒是很欣賞的。我覺得喝酒，你只要是能喝，當然酒風必須好，另外你不要喝公款的，你自己拿酒來喝，酒逢知己千杯少。後來才知道酒精成癮這個問題這麼嚴重。
精神病毒無孔不入，而且無人能夠免疫
北青報：還有我覺得特別好的是，你提到了官員自殺和醫生的精神障礙問題。常常會在聽說官員自殺的消息之後，看到相關單位出來一個公告說他得了抑郁癥。有人會覺得這是在為官員找借口，怎麼誰都是抑郁癥？
李蘭妮：我書裏引用了研究中心的數據，自殺的官員裏頭有46%是伴有抑郁癥的。官員壓力很大。曾經我和責編都猶豫，不知道寫了出版社會不會給刪掉。但是後來我就跟責編講，這個官員自殺現象其實很厲害了。後來我和責編專門補充地去了一趟北醫六院，請黃悅勤教授談這個官員自殺的問題。她就講她們那時候跟大機關都建議，到了一定級別的官員，要做那種問卷調查，甚至納入體檢。要早點發現，也是保護幹部。
我認識的官員裏頭就有自殺的。每次開會他都跟我談抑郁癥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他有抑郁癥，以為是說他太太。我住北醫六院的時候，我知道他特別關註，還專門給他發了一個微信。沒有想到我出院才第五天，他自殺了。那時我還在北京，因為要待四天才能拿到病歷。
北青報：另外，看您書裏說，都有旁邊醫院的醫生，手術帽都沒摘，直接跑過來看病。
李蘭妮：所以我很多時候真的很心疼醫生。醫生是高危職業，抑郁、自殺比例比其他群體高。而精神專科醫生，又是醫生中的高危群體。他們比其他科室的醫生群體更沈默、更艱難、更少有人關註和理解。他們一般一個星期出兩次診，每個病人他看40分鐘左右，他們自己的壓力都很大，都要找其他的醫生訴說來宣泄。
就像我就住在中山大學裏頭，遇見過好幾個老師說學生抑郁，要防止自殺，學校會讓那些老師盯緊，他們說“那我們老師抑郁誰管呢？”然後也見過就是精神科的醫生毫無辦法地說：“哎呀，我一個同事也自殺了。他本來是雄心勃勃想救很多的人的。”我讀《雅致的精神病院》這本書，麥克林醫院上世紀60年代有兩三任醫務主任自殺，有院長成為重度精神病人。書中有言：“精神病毒無孔不入，而且無人能夠免疫。”那你怎麼辦？
你只能學會常識。所以我很希望年輕的這一代，比如說90後，我真寄希望於他們。如果他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有這方面的知識，既懂得保護自己，也能夠幫助父母，還能夠對他們的下一代有一種比較理性的態度，災難是可以預防的。
北青報：嗯，像您書裏寫：“醫學進步，已能夠通過神經成像技術、腦監測等篩選出神經異常或潛在的精神病患者。這是防治精神病的重要一環。”
李蘭妮：就像我寫到的那位法隆教授，大腦神經解剖學專家，偶然的機會，發現自己的腦部掃描圖不正常，與他研究的十幾名殺人罪犯的大腦掃描圖在圖像上有某些相似之處。他從遺傳學、行為學、精神病學角度入手，對自己父系、母系家族史進行追蹤、研究。他與身邊的同事、朋友、家人深談，發現自己有輕度心理變態。在有關心理變態的海爾量表四個標準中，他除了沒有反社會傾向，其他三項均存在：虛榮、冷酷、不可靠。他沒有成為心理變態狂，原因是從小父母對他的愛和教育。他指出，可以通過行為因素、基因因素、後天因素、精神病學因素和社會因素去排查社區，在變態人格者幼年時就發現他們，並使他們遠離麻煩。比如給他一種愛的環境，包括請他的班主任特別地對他有一種健康良好的關照、引導，於是他才不會出大事。
為什麼我總說我精神病醫院住過兩家，精神病院裏頭的病人不可怕？因為他能夠受控，他打了針、吃了藥就沒有威脅了。我覺得真正可怕的就是那種反社會人格的，他隱藏得很好，他很會說謊，他專門以占別人的便宜、傷害別人為樂，而且他很會偽裝，很巧妙地那種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北青報：兩度精神病院之旅，對你個人的影響是怎樣的？寫《野地靈光》，對你自己有沒有治愈作用？
李蘭妮：經歷和寫作的過程都對我傷害很大，而且我現在還沒有那種寫完書的成就感。但是人性是通過疾苦凸顯出的，德性是通過對疾苦的共性而彰顯的。曾經，我聽過一首童聲合唱，記得幾句歌詞，大意是：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不遇苦難，任意驅馳；卻曾應許，生活有力，危難有愛，行路有光。
采寫/本報記者 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