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去無聲，抗戰空軍被俘飛行員最後的航跡
本文作者為煩惱的愛，主編為薩沙，如果轉載請務必註明
1937年8月17日，上海虹口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上空突然出現了一隊中國空軍的戰機，剎那間，無數朵盛開的“白花”出現在戰機的四周，那赫然是日軍的高射炮彈。只見一架戰機的尾部冒出了一條濃煙，然後直向地面翻滾墜落，緊接著一朵蒲公英般的降落傘便落入了日軍陣地。面對蜂擁而至的日軍，那名跳傘降落的飛行員面無懼色，冷靜地用手槍進行抵抗，直到將最後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這位英勇就義的飛行員正是時任空軍第五大隊25隊少尉本級隊員閻海文。閻海文寧願自殺成仁也拒不投降的英雄事跡感動了無數的國人，80多年後，這件事被演義成了閻海文高呼：“中國無被俘之空軍”，然後用最後一顆子彈自殺殉國，而“中國無被俘之空軍”這句話也在網絡上逐漸被廣泛傳播。那麼在抗戰的歷史中真的就沒有被俘的空軍飛行員嗎？
在四川安仁鎮建川博物館，有一個名叫“抗俘”的特殊展館，專門用於展示那些在抗戰中不幸被俘的中國軍人。展館的一側，陳列著兩張日軍拍攝的一名中國空軍飛行員被俘後的照片。其中一張顯示這名飛行員因受傷而臥躺在床上，四周圍著幾位日本兵。
另一張則是他身穿一身老百姓的長棉襖，雙手杵拐，卻毅然站立在屋前。照片下備註為：“支那軍航空少尉劉甫成”。這位被俘的中國空軍飛行員正是時任空軍第二大隊第9隊少尉本級飛行員劉甫成。
1938年7月8日，劉甫成所屬空軍第二大隊派遣2架SB轟炸機與蘇聯援華航空誌願隊4架SB轟炸機，一同前往馬當轟炸日艦。當日，與劉甫成聯袂出擊，駕駛901號SB轟炸機的衣復恩，多年後回憶道：“7月8日那天，我奉命出擊馬當沿線敵艦，在中途遭到日本戰鬥機的攔截，我估算SB-2絕非其對手，於是以高速衝向雲堆尋找隱蔽；但同行劉甫成所駕903號機卻遭日機數度攻擊，結果當我再飛出雲隙時，只見劉機已被擊落，甫成的降落傘還飄在半空中，我束手無策，只好飛返基地。”
劉甫成落地後，即被日軍俘獲。從日軍審問記錄《俘虜情報》中，我們可以發現，劉甫成只向日軍陳述此次出擊的戰機全為中國空軍飛行員駕駛，刻意隱瞞了相關蘇聯援華航空誌願隊參戰的情況。
此後，劉甫成被日軍送入了南京俘虜營。他的腿骨因為跳傘而折斷，但俘虜營中沒有醫生和藥品，導致愈合後的斷骨重疊長約10公分，自此他的兩腿長度不一，成了跛子。抗戰後期，他趁日軍看管戰俘的寬松之際逃回了重慶。但由於當時空軍當局對被俘人員的使用有著嚴格限制，再加上劉甫成身已殘疾，因此他再也未能重返飛行部隊。上世紀60年代，劉甫成在臺中水湳基地經營一家福利社，聊以度日。
與劉甫成同為中央航校5期甲班轟炸科同學，後來成為臺灣空軍總司令的陳依凡曾問他道：“你出發的時候會不會恐懼？”劉甫成毅然回答：“勇往直前，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與劉甫成一同跳傘被俘的還有同機第9隊少尉本級偵察員孫國藩。根據《空軍忠烈錄》記載：“該員跳傘，為風吹落敵軍陣地，被俘，經敵多方威逼利誘，終不為屈，至7月10日殉職。”
（朱均球）
目前已知最早被俘的空軍飛行員是時任第五大隊17隊中尉本級隊員朱均球。
1938年5月20日，按照空軍第三路司令部命令，第五大隊17隊隊長岑澤鎏率10架伊-152戰機（內含第四大隊22隊2架戰機）前往蘭封以東轟炸日軍炮兵陣地。
由於我軍動向和意圖提前被日方掌握，導致岑澤鎏部尚未抵達預定攻擊地點，便在蘭封以南遭到日華北方面軍臨時航空兵團第四飛行團飛行第二大隊所屬第1、2中隊共24架戰機的埋伏。（內含3架最新出現在中國戰場的中島97單戰）由於敵我實力懸殊，我軍被擊落6機，另有2機迫降，2架重傷，犧牲飛行員6名，幾乎全軍覆沒，就連一貫嚴謹不帶感情色彩的戰史也不得不感慨“此役甚為慘烈”。
（1938年5月19日，空軍第三大隊陣中日記
顯示蘭封空戰前一日第五大隊17隊的作戰部署和動向。）
隊長岑澤鎏多次營救友機，後發動機被擊傷，勉強支撐以超低空飛返回駐馬店，後查飛機中彈百余發。胡佐龍、鄧政熙迫降敵陣後，脫去飛行衣帽，後化妝脫離。
而朱均球所駕5905號戰機則在戰鬥中被日軍澤田貢大尉所率分隊第二僚機安間克己中尉駕駛的97單戰擊中，起火下墜。朱均球隨即跳傘，後因兩腿被嚴重燒傷昏迷，被日第十四師團俘獲。
日軍將朱均球從道口鎮，經新鄉，送至彰德日軍陸航第四飛行團司令部後，隨即組成了以陸軍參謀本部前“蘭機關”機關長臼田寬三大佐為首的審訊組，並在6月8日和9日，對其進行了兩次審問。
根據日軍編著《支那空軍捕虜將校朱均球調書》顯示，日軍向朱均球詢問了包括蘇聯和歐美對中國飛機的援助補充、誌願隊參戰情況、中國空軍編制、飛機類型、各大隊高級長官情況、以及他個人信息等等大量內容，整個審訊記錄高達35頁。
（擊落朱均球的安間克己）
以今天我們所掌握的信息來看，朱均球對其個人的部分情況進行了隱瞞和虛構。但由於日軍審訊組成員即有高級間諜機關執掌人，又有前廣西空軍教官等多名熟悉中國空軍的情報人員，因此他們很容易判斷朱均球的供述是否屬實，並按照情況對其實施“誘導詢問”。
根據審訊組對朱均球被俘後的審訊觀察，認為他性格慓悍，又相當實直，對審問內容的回答，真實成份較多，對蘇聯和歐美對中國飛機的援助補充、誌願隊參戰情況等內容因本人軍事知識偏低，很多內容屬於自供。審訊組認為朱均球的軍事知識能力只相當於日軍航空兵中軍曹級的老人或年輕的曹長級別，據觀察其空中勤務經驗只相當於5、6年程度。對本人所屬中隊，特別是有關戰鬥隊關聯的事情，雖然比較清楚，但對大隊以上的上級司令部，以及其他分科事項，知之甚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
朱均球此後的境遇一直成迷，但可以肯定他已經遇害。目前最為可信的說法，源自蘭封空戰當日，與朱均球同被擊落於敵陣，但化妝潛回我軍陣地的胡佐龍回憶：“發生空戰，搏鬥片時，朱座機受重傷，迫降被虜，運回石家莊，受敵百般非人道迫害，不屈撞死，光榮犧牲。朱戰士受害事，抗戰勝利後旅日歸僑道述的。”
由於1938年6月9日，蔣介石下令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導致蘭封空戰現場被洪水徹底淹沒，因此，在1940年航委會編著的《空軍抗戰官兵殉國人員表》中，朱均球以及在蘭封空戰中被擊落的多名飛行員均被列為作戰失蹤人員。但在《空軍忠烈錄》中，朱均球則被記述為“烈士所駕5905號機，在纏鬥中著火下墜，人機俱殉”，並未提及其被俘一事。
被《空軍忠烈錄》記述為作戰中當場陣亡，而實則被俘的空軍飛行員遠不至朱均球一人。1945年1月5日，第三大隊8中隊少尉三級飛行員陳華熏、32中隊少尉三級飛行員（見習官）寧世榮、7中隊飛行員張世振，在駕駛P-40戰機出擊武漢時，被日軍炮火擊落被俘。
（陳華熏在美國學習時的畢業證）
三人被送往漢口集中營，此後，陳華熏和寧世榮被日軍強迫遊街後，斬首示眾，而張世振則潛逃回重慶，後在解放戰爭中被擊斃。前兩位被俘後殉國的飛行員，在《空軍忠烈錄》和《空軍抗日戰史》中均被記述為“被敵擊落、陣亡”，而並未記載其被俘經歷。
除了飛行員外，同機搭乘的其他作戰人員也曾出現過被日軍俘獲的情況。1942年1月24日，空軍第一、二大隊派遣18架SB-Ⅲ轟炸機前往越南轟炸日軍嘉林基地。《空軍抗日戰史》有如下記載：“第二大隊第二分隊僚機第1793號，返航至馬當附近，右發動機發生故障，隨即停車，迫降文山，機微損，於發動機發生故障時，該機之轟炸員何健生當即跳傘降落敵境，被敵俘獲，余無恙。”
（在廣東空軍任職時的何健生）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何健生便在廣東空軍中任職。抗戰全面爆發後，他又在空軍第八大隊19隊擔任射擊員，隨He-111A0轟炸機多次參加對日轟炸。1937年8月的首輪對日轟炸中就有他的身影，曾參加過上海崇明、寶山，湖南衡陽、長沙，湖北宜昌，廣西南寧等地的對日轟炸，26次執行任務，是一名久經沙場的“老兵”。
何建生跳傘後，被駐紮越南的維希法國殖民當局俘虜，隨後又將其移交給日本憲兵隊，被關押在河內“火爐監獄”（HoaLo Prison)。
在何建生被俘前兩天，即1942年1月22日，空軍第一、二大隊18架SB-Ⅲ轟炸機曾首次前往越南轟炸日軍嘉林基地。在此次行動中，第二大隊11中隊少校三級隊長邵瑞麟所駕編號1982號機，被日高射炮擊中，飛機迫降越南南墳河，起火，機上三人（隊長邵瑞麟、轟炸員陳竟筠、通訊員淩春堂）均不幸犧牲。
狡猾的日軍為了迷惑我方，四處散布謠言，謊稱三人被法方俘獲，拘禁於黃樹皮法國軍營。日軍審訊官田貢大佐在對何建生的審問時，就稱邵瑞麟等三人被俘後已向日軍交代了相關情況，想以此誘導何建生如實招供。但他不曾料到何建生也是當日出征人員之一，並親眼所見邵瑞麟的戰機迫降後起火焚毀，因此料定三人已兇多吉少。（空軍總指揮部因受日軍謠言的影響，而在當日戰史中記載邵瑞麟等三人被法軍俘獲。）
何建生在河內被關押半年後，於當年8月20日，被他曾經的教官、時任汪偽政權航空署少將處長曾聲凱保釋。隨後他在“偽中央空軍學校”中任少校教官、中校教務主任、偽空軍上校參贊武官等職。
被俘後投效汪偽空軍的國軍空軍人員並不至何健生一人。1944年6月24日，第五大隊17中隊中尉隊員周世仁駕駛一架P-40N戰機因迷航，降落在日軍白螺磯機場被俘。此後，周仕仁被引渡到汪偽政權，任“偽中央空軍學校”少校飛行教官，並改名為周致和。
1945年8月20日，周致和（後改名蔡雲翔）與汪偽空軍少尉飛行員趙乃強（後改名張華），駕駛一架由日制立川1式雙發高級教練機改裝為行政專機的“建國號”，搭載原汪偽空軍少尉飛行員黃哲夫（後改名於飛）、汪偽空軍少尉飛行員管序東（後改名顧青）、汪偽空軍機械士沈時槐（後改名陳明秋）、汪偽空軍機械士黃文星（後改名田傑），起義投誠，飛往延安。值得一提的是，這架“建國號”飛機此後成為了毛澤東主席前往重慶談判時的專用座機。
同年8月22日，何健生率汪偽空軍少尉飛行教官吉翔、機械士陳靜山及其家屬8人，從揚州起義，經地面達到蘇北解放區楊家廟，投奔新四軍。
此後，何健生歷任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訓練處處長、上海軍管會空軍部秘書處辦公室主任兼中央航空公司機航組軍事代表、華東軍區司令部航空處六科副科長兼大校場航空站站長等職務，在反右及文革期間曾遭到迫害，1979年獲得平反。何健生是我空軍唯一一位平反後獲得軍籍的離休幹部，於1991年4月18日病逝。
（左一為何健生）
何健生在寫給胞弟何俊生的信中曾說：“四個8月20日，即四個820，是歷史給我安排的節日，後兩個820是我選擇的黃道吉日。”（即1937年8月20日，首次參加對日作戰；1942年8月20日，被引渡汪偽政權；1945年8月20日，策劃起義；1946年8月20日，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首位入黨的起義人員。）
周致和起義後，擔任了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教育長，負責整個航校的全面教學工作。1946年6月，他駕駛立川1式雙發高教從牡丹江飛通化運送鈔票，因飛機超載，返場迫降時，撞樹樁起火爆炸，全機人員遇難。
（右一者為吉翔）
與何健生一同起義的汪偽空軍少尉飛行教官吉翔（吉士誌）也是一位前國民黨空軍官校的飛行學員。起義後，他擔任了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飛行科科長。1946年6月7日，他在帶領飛行學員許景煌進行飛行訓練時，因日制國際4式初級教練機的發動機出現故障，吉翔為保全飛機，在返場迫降時失速墜毀，他當場犧牲，許景煌身負重傷。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美軍航空隊投入中國戰場，中美逐漸在抗戰後期掌握了制空權。但由於日軍地面防空火力的威脅，依然有不少飛行員被擊落，甚至還出現過飛行員跳傘被俘的事件。例如1944年5月12日，第四大隊21中隊中尉三級分隊長白熙珍駕駛P-40N戰機，在洛陽附近攻擊日軍地面部隊時，被敵防空火炮擊落，被俘殉難。
目前已知唯一還健在的空軍被俘飛行員則是時任美軍陸航第14航空隊23大隊75中隊的準尉隊員陳炳靖。陳炳靖先生雖然年事已高，但近年來仍然活躍在各種抗戰宣傳的活動中。2015年，還曾出鏡臺灣地區所拍攝的反映抗戰時期空軍的紀錄片《衝天》。
1943年10月13日，陳炳靖駕駛P-40戰機護航美軍B-24重轟炸機前往越南轟炸日軍。當日，日海航出動30余架零戰進行攔截。激戰中，陳炳靖擊落一架零戰後，戰機被右上方的兩架零戰偷襲擊傷。陳炳靖右臂中彈，且飛機已無法控制，被迫跳傘。隨後，陳炳靖被當時駐防越南的法國維希政府的軍隊俘虜，並將其引渡給了日軍。
法軍曾建議陳炳靖使用美軍飛行員的身份，但陳炳靖此時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精神，他堅持自己為中國空軍。最後，陳炳靖被日軍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受盡折磨，直至抗戰勝利方被解救出獄。
（空軍12期留美畢業照，同時也是網上著名的全員陣亡照，後排左三標註十字架者為陳炳靖，他顯然並未陣亡。）
相較於這些身不由己被日軍俘虜的空軍飛行員來說，那些主動投敵的飛行員就稱的上民族敗類了。
1937年10月1日，因空襲警報解除，空軍第八大隊19隊2架德制亨克爾He-111A0轟炸機，正在返回漢口王家墩機場準備降落之時，突然，一片火光襲來，其中一架亨克爾當即起火墜落在機場內。原來，空襲警報來臨時，以中央航校教官和學員組成的航校暫編大隊第34隊，在教官周庭芳、謝荃和的率領下起飛5架霍克Ⅱ戰機在機場上空巡防。當2架He-111A0轟炸機回航時，因教官們經驗比較豐富，認出了是我方的戰機，而率領我機準備離去。不料，此時一架霍克Ⅱ戰機突然從隊列中脫離，徑直俯衝下去，一個長點射，將那架長機擊落。
（廣東空軍塗裝的He-111A0轟炸機）
這名闖禍的飛行員是原系廣東航校七期乙班，後因“兩廣事變”而並入中央航校七期的飛行學員彭週。其為廣東陸豐人，時年22歲。與他同為中央航校七期的同學徐華江曾回憶：“彭週返回基地落地後，還非常高興自己打下了一架敵機，正在歡呼時，負責機場安全的航行股長立即搶上前去，猛力提起他的衣領並狠狠地掌摑下去，並破口大罵：你這自作聰明的混蛋，把自己的飛機打下來了。”
（紅圈者為彭週）
這次誤擊事件導致19隊少校本級副隊長周蓮如不幸犧牲，同機殉職的還有19隊中尉本級分隊長張吉輝、射擊士鐘景城、唐級、機械士黃廣利、余秋。
當時空軍中的廣東系和中央系矛盾很大，時有衝突。這件事導致第19隊飛行員們憤怒異常，他們並不認為這是航校尚未畢業的飛行學員所為，要求進行徹查。所幸當日起飛的戰機均因情況緊急，而沒有提前試槍，證實其余戰機均未有射擊的跡象，從而化解了一場誤會。19隊的飛行員們若非念在彭週同為廣東出身的份上，極有可能將他當場格殺。
（留美期間的中國空軍）
此後，彭週被軍事法院以過失殺人的罪名判刑12年，兩三年後調役出獄，被降至官校12期，此後赴美繼續完成中高級飛行訓練，畢業後分至空軍第五大隊任準尉見習官。但由於誤擊事件導致他並不容於部隊長官，遂心生不滿，一次在從昆明赴重慶的途中，他叛逃南京。此後他改名彭鵬，曾歷任偽中央空軍教導隊飛行教官、教務主任、研究室主任、教導隊隊長等職，官至上校，在汪偽空軍中權利僅次於後來起義投奔我黨的汪偽空軍揚州航空處少將主任白景豐。
（汪偽空軍教導隊）
彭週的駕駛技術高超，但他的汪偽空軍同事們則回憶其投敵後成為了一位財迷，迷戀談生意經和吃喝玩樂。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來看，彭週投敵叛逃的時間和細節過程尚不明了，甚至連他投敵時是否存在駕機行為都無法確定。僅能根據官校12期學員1943年8-10月從美國學成畢業歸國的時間，結合彭週在偽空軍任職近三年的情況，推斷出其投敵的時間只會在1943年8月後，且幾乎是剛歸國即投敵。
（空軍12期畢業生留美第二期，據傳彭週便在其中）
抗戰勝利後，彭週便被國民政府已漢奸罪逮捕。時任空軍第五大隊副大隊長的鄭松亭曾回憶說：“彭週原本是服役於五大隊，抗戰勝利後的一天，彭週突然出現在他面前說向他報到，希望能恢復原職，二話不說馬上就把他關起來。那些叛徒在抗戰勝利時都隱姓埋名逃的遠遠的，這小子居然自己送上門那不是找死，再也沒見過如此蠢笨的人了。”
（彭週等三人法庭受審現場照）
彭週隨後被提起公訴，在最後的庭審中，他與姚錫九以及韓文炳，一同被判處死刑。（姚錫九，原東北空軍人員、國民政府軍政部航空署署長、航委會參事，後叛變汪偽政權任航空署署長、參謀次長；韓文炳，原中央航校二期畢業生、曾任空軍總指揮部作戰科少校科長，後於1943年7月5日叛逃南京，曾任偽航空署空軍署長、偽空軍教導總隊隊長）
由於彭週的家屬並不在南京，死刑判決後，他還曾希望空軍總部能對其後事進行料理。這三個民族敗類最終於1946年10月17日上午被押赴南京雨花臺執行槍決。
（周至柔呈復蔣介石，彭週等三人已處死刑）
1941年9月29日，空軍第一大隊副大隊長陳漢章奉命率6架俄制SB-Ⅲ快速轟炸機，從溫江機場起飛轟炸長沙以北渡口至楓林巷一帶日軍。在前往途中，經過涪陵後，該隊第二中隊中尉二級分隊長張惕勤，挾持轟炸員湯厚漣、通訊員梁文華，駕駛202號機趁機叛變，飛往宜昌投敵。這是目前所能確定最早駕駛戰機投效日軍的事件。
（叛逃汪偽之SB轟炸機）
同年10月6日，該機飛往南京。張惕勤受到汪精衛的親自接見，此後他擔任了偽中央空軍教導總隊隊長，湯厚漣和梁文華則擔任了教導隊教官一職。但張惕勤擔任偽中央空軍教導隊隊長沒有幾日便被調走，此後行蹤不明。
當時偽教導總隊內盛傳張惕勤是重慶與日本雙料間諜，已被日軍秘密逮捕處決。但根據1945年4月21日，戴笠至毛人鳳等人的函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張惕勤此時已秘密回到成都附近居住。戴笠在函中寫道：“查駕駛俄式轟炸機投奔南京偽組織之張惕勤，現已回至成都附近居住，無人究辦。希立即向徐鶴林同誌密查航委會對此案如何處理，並密電成都行轅調查室速派幹員查明該張惕勤之行動，並密予監視為要。”
（戴笠至毛人鳳等人函件）
但張惕勤警惕性極高，又慣於隱藏，此後一直未被抓獲。1946年10月15日，蔣介石向時任空軍總司令的周至柔下達手令：“前抗戰時有投偽之飛行人員應徹底追究緝捕務獲為要，並詳報其人在何處。”10月19日，周至柔回復稱，上文提及的彭週等三人已判死刑，周世仁於日本投降時駕機飛延安，已呈請查緝。而對張惕勤一案則道：“其余張惕勤等七名下落未明，已分頭躡緝中。”
（周至柔呈復蔣介石，張惕勤之緝捕情況）
194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核準通過了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提交的關於通緝張惕勤，並單獨宣告沒收財產的呈文。隨後張惕勤在上海被緝捕，並於1948年2月5日在南京雨花臺執行槍決。
被張惕勤駕機挾持投敵的轟炸員湯厚漣、通訊員梁文華兩人則在抗戰後期潛回重慶，並在經過審查後重返空軍部隊。劉忠敏與衣復恩、湯厚漣同為中央航校四期同學，後三人因病請假過多，又同被降至五期學習，此後劉忠敏有因病降為六期，因此又與駕機投敵的張惕勤成為了同學。然而，這幾位同學此後的境遇，卻大相徑庭。
劉忠敏曾回憶道：“同班同學還有一位，也是因犯紀而受到國法制裁的，在此一並提及，那就是張惕勤，江蘇人，他飛轟炸，這時駐防蘭州。一天例行飛行，同乘的還有領航員湯厚漣，就是在四期入伍時因請假過多而同時留級的，五期飛行淘汰，改學轟炸，和一位轟炸員兼射手。起飛後，一直飛到湖北宜昌降落，宜昌早已為日軍占領，便投降了敵人，歸順了汪精衛的偽政權。”
“他個性孤僻，少與人來往，未婚，唯一嗜好，是聽唱片，不知為何會出此不智之舉。抗戰勝利後，凡是追隨過偽政權的人，逮捕後均送軍法，無一好下場，他在上海被捕，也經軍法判處死刑。”
（汪偽畫報報道SB叛逃事件）
“同乘二人並非同謀，不久，經淪陷區逃回重慶，向航委會申述經過，表明是忠於政府的。空軍當局對他們雖沒有什麼處分，但以後升遷派職，都受很大的影響。”
“湯厚漣來臺曾任屏東佳冬空軍靶場廠長，職位很低，未幾年而退役。曾一次在參校碰到他，卻笑著對我說：我們三人，各有命運，你是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三人是指衣復恩、他和我，這時衣是空軍總部第二署少將署長，我是空軍參謀學校研究室上校主任，而他還是一個上尉靶場場長。感慨太深，而有此言，以後就再未聞有關他的消息了。”
除了這些明面上叛逃投敵的空軍人員外，還有一些特殊的“曲線投敵”人員。
（He-111A0被日海航95艦戰追擊示意圖）
1937年8月25日，空軍第八大隊19隊3架He-111A0和30隊2架馬丁—139WC轟炸機一起出擊日軍陣地。由於He-111A0的保養維護不力，以及本身速度性能比不上馬丁轟炸機，導致與擔負護航任務的17隊隊長黃泮揚所率5架波音281戰機，出現了配合上的時間差。當He-111A0飛臨目標上空時，馬丁轟炸機早已在波音戰機的護航下投彈返航了。此時日軍6架95艦戰起飛進行攔截，我機隊冒著敵艦高炮的猛烈攻擊和敵機的輪番衝擊，一邊和敵機對攻，一邊堅持完成投彈任務。戰鬥中，1902號長機的射手雲逄增腹部中彈，腸子流出，終因傷勢過重，在返航途中壯烈犧牲。另兩架He-111A0各自擊傷一架敵機，但終因寡不敵眾，我機1905號右發動機和油箱均中彈，在常州附近迫降。1903號機發動機中彈後迫降在上海虹橋機場，後被追擊的敵機炸毀。只剩第八大隊大隊長謝莽所乘的長機1902號拖著遍體鱗傷的機身，向海外水面超低空飛行，最終擺脫敵機追擊，安然回航南京。
（中央空軍塗裝的He-111A0）
He-111A0的慘重損失，讓蔣介石異常憤怒。時任空軍第三大隊第8隊見習官的高慶辰曾回憶：“（8月）26日下午天氣悶熱陰沈，宣布說委員長要來訓話，所有飛行員都聚集在我們的棚廠進門口靠左這四分之一的地方，大約總有100多人。我們吹三番號，馬靴聲。大中隊長們站前面第一排，依次下來，我們見習官站最後兩三排。前面大約有一個一尺高的臺子，所以委員長到了正面，我們還可以看見他的頭，滿臉怒氣。”
他巡視了兩三遍，突然用他的寧波話大聲叫：“石友信！哪個叫石友信？”八大隊副大隊長石友信高舉右手喊：“有！”委員長即刻說：“你飛馬丁為什麼不掩護亨克爾？我要槍斃你！”我們當小官的，當時一聽，真有一點兒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亨克爾是重轟炸機，馬丁也是重轟炸機！它也還要別人掩護呢！怎麼叫它去掩護亨克爾呢？一定是有人報告的不清楚，才使他有這番話。委員長就這樣很兇的講下去。可能後來也想到自己太兇了，就又緩和下來說，大家打仗打得很不錯，今天要給四大勇士頒勛章，有樂以琴等等。最後又加上了一位夜間勇士呂基淳，說是昨夜在蕪湖上空打掉一架日機等等。
訓話約二十分鐘他就走了。大家熱得一身臭汗。解散後，我偷偷朝前看看，第一排的人也都走光了，只剩石友信一人還楞在那裏，也沒有人敢去碰他。此後我再沒有見過我們在杭州當學生時，當飛行科長的石友信了。聽說他後來回到他哥哥石友三處當陸軍。民國二十九年（1940）石友三叛國通敵，中央派兵去抓時，雙雙都被擊斃了。
（汪偽空軍教導隊）
石友信的哥哥石友三時任第39集團軍總司令，石友信脫離空軍後就投靠了他，此後他作為哥哥的全權代表被派去拜會日本駐軍司令佐佐木，成為了石友三密謀投降日軍的爪牙，搞了一個“曲線投敵”。但石友三的部下高樹勛並不願投降日本人，於是設了一個圈套，在1940年12月1日，將石友三、石友信等人秘密處決。
抗戰時期的空軍人員大多來自社會上層家庭，普遍均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大部分的人都是懷抱抗戰救國的信念主動投考航校，不是那些因抓壯丁而被迫參軍的人所能比擬的。因此，空軍中出現叛國投敵的行為也是幾乎不可想象的。
蔣介石雖然是靠黃埔軍校起家，但卻始終將空軍視為自己的私人軍隊、真正的嫡系部隊，認為空軍是所有部隊中血統最為純正的軍種，對空軍人員的忠誠要求也遠高於其他軍種。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曾擬制定的《臺灣及東北地區敵偽出身及曾任偽職之空軍技術人員擇優雇傭辦法》，也似乎因為蔣介石對空軍血統的嚴格要求而未能實施。
（臺灣及東北地區敵偽出身及曾任偽職之
空軍技術人員擇優雇傭辦法）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根據抗戰期間國民黨制定的“以敵養偽，以為我用”的政策，那些叛逃投效汪偽政權的陸軍軍官，戰後有不少仍被接納任用；而大量畢業於上海汪偽政權海軍官校的海軍人員，也在戰後大規模被桂永清啟用，成為建設“新海軍”的主力。但在空軍方面，凡是主動投敵叛國，或是被俘後加入汪偽政權而不謀求脫離者，抗戰勝利後被逮捕的下場，基本上是死路一條。即便有人在敵偽政權中有將功贖罪的行為，其戰後也基本難逃一死。
（偽滿洲國軍航空隊）
上文提及的彭週在叛逃後，隨即發現日軍已成昨日黃花，於是在抗戰末期選擇了與戴笠領導的軍統局合作，專門負責監控滲透到汪偽空軍中的共產黨。這也是為什麼，彭週敢在抗戰勝利後主動找到第五大隊副大隊長鄭松亭報到，並要求恢復原職，也是為什麼他在法庭上大喊其為千古奇冤的原因。他以為自己有“反正”的行為，總不至於遭受極刑，但卻未曾料到蔣介石一貫視航校學生為自己嫡系子弟，他以中央航校畢業生的身份叛國投敵，早已觸及到了蔣介石的逆鱗。
與他一同被槍斃的姚錫九與韓文炳兩人，也均因為其在中央空軍中的任職經歷，以及中央航校畢業生的身份，而成為了其非死不可的理由。
（叛逃汪偽的SB轟炸機，現場擺拍宣傳照）
而作為空軍一線作戰飛行員的張惕勤，其駕機投敵的行為，顯然更是罪加一等。蔣介石聞訊後震怒，曾在1941年10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此為我空軍成立以來，最大之奇恥汙點。”蔣對張惕勤駕機投敵一事極為在意，曾在公共場合多次提及此事，顯示其余怒未消。
1942年，他在第四次空軍幹部會議中曾發言道：“最後還有一件最緊要的事情，必須提起大家註意的，就是前年我們空運隊有一個曾聲凱與去年轟炸隊有一個張惕勤，這兩個敗類各駕了飛機去投降敵人；這兩個敗類一個在澳門一個在南京，雖皆已處了死刑，但這次會議中，大家都沒有報告，如果我不提起，也許大家就忘記了！要知道：在我們三民主義與民族大義的教育之下，在我們同胞骨肉受敵人如此蹂躪殘殺與我全國軍民如此蒙恥受辱之際，還發生了如此叛國降敵之事，這真是我們全體空軍軍人從本委員長個人起，人人都要認為一生一世最大的恥辱！大家無比刻骨銘心，永記不忘！”
“尤其這次駕機降敵的為我們航校第六期畢業的學生，因此，我們直接負教育責任的教育長與大隊長，特別要知道：這件事出來之後，我們負教育責任的主官，還有什麼面目見人？實在是要無地自容！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現在我們抗戰還在中途，勝利已經在望，而空軍軍人，竟有這樣不肖敗類，駕機降敵，我們空軍全體上下不能不引為最大的恥辱與罪惡，連到我們總理與一般革命先烈在天之靈都要為之不安，乃至於我全國軍民與後世子孫，也要因此受永久的汙辱！”
（汪偽空軍裝備之日制95教練機及99運輸機）
“本來在過去一年之中，我們空軍並沒有做出怎麼多的成績，即令飛行射擊與轟炸各科，稍獲進步，但有了這件事情發生出來，格外功不能抵過，大家格外要感覺恥痛愧悔！空運大隊去年本來頗著成績，如運款載人，都沒有一次貽誤，而且自從大隊長換了之後，進步很大，但有了一個隊員降敵，我們全隊人員都蒙受了無可洗刷的恥辱！今後大家必須格外戒慎警惕，努力補過圖功，而決不容再有此種敗類存在於我們空軍之中。”
（汪精衛視察偽空軍教導隊）
我們當然知道，蔣介石所講曾聲凱與張惕勤“皆已處了死刑”，顯然是為了安撫軍心所為。但他對“直接負教育責任的教育長與大隊長”則是異常惱怒，正好張惕勤所屬第一大隊的大隊長顧兆祥因作戰不利而被人上告，於是便成為了那個需要承受蔣委員長怒火的替罪羊。
1941年9月23日，空軍第一、二大隊19架SB-Ⅲ轟炸機，在總領隊第一大隊大隊長顧兆祥的率領下，前往洞庭湖轟炸日艦。顧兆祥所駕戰機因機械故障，未能完成任務，折返基地，他因辱職嫌疑被控。在隨後的調查中雖有同隊下屬、戰友和第一路司令官劉牧羣的證詞，證明其戰機確實存在故障，但由於6天之後所發生的張惕勤駕機叛逃事件，讓蔣介石大為光火，最終還是以蘇聯總顧問崔克夫的證詞為準，將顧兆祥判處十年監禁。
不過顧兆祥並未在監獄中待多久，畢竟他還是天子門生，不久後便被保釋出獄。1944年9月，顧兆祥擔任空軍留美飛行隊總領隊一職，1945年10月，更是擔任了國民黨空軍唯一一支重轟炸機大隊第八大隊的大隊長，並在內戰中獲得青天白日勛章，顯然聖眷亦故，此為後話。
相較於上述被國民政府逮捕處決的叛逃者，那些抗戰勝利後，向我黨我軍起義投誠的原汪偽政權空軍人員，則走上了一條與他們截然不同的道路。
上文提及的首先策劃起義投誠的原國民黨空軍轟炸員何建生成為了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訓練處處長，駕機起義投誠的原國民黨空軍第五大隊飛行員周致和，擔任了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教育長。而一同起義的原汪偽空軍航空訓練處高級教官署少將主任白景豐（白起）擔任了航校副校長，吉翔（吉士誌）任飛行科長，於飛（黃哲夫）任航空理論教育科長，即便是原汪偽空軍中普普通通的機械人員田傑和陳明通，也分別擔任了機務大隊長和副大隊長等要職。
何建生、周致和等被俘後被迫投效汪偽空軍的這批人員，為什麼會最終走上起義投誠的道路，筆者個人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他們普遍接觸過並認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駕機起義投誠的周致和，在國民黨空軍任職期間，接觸過蘇聯教官，因此了解到一些蘇聯的情況，並對共產主義產生了向往，也成為當時空軍中最早受到進步思想影響的年輕軍人。1944年底，他就找到何建生和吉翔，商量起義到延安去，向中國共產黨投誠。
（左一為周致和）
吉翔原名吉士誌，曾與周致和是航校的同班同學，在學習中級飛行時與教官鬧矛盾而被淘汰，因而憤然跑到汪偽空軍中去了。他曾被委任為汪偽政府安徽省靈壁縣的保安隊長，因被新四軍俘虜過，對共產黨的政策比較了解。
而另一位起義人員於飛，原名黃哲夫，曾是汪偽航空學校的一名飛行學員，在青少年時代上過“抗大”，感受過解放區的民主生活，因為“左傾”思想，被航校關了禁閉，隨後航校又以“思想不良”為由開除了他。而做出這一系列決定的，正是彭週。他當時已與戴笠領導的軍統局合作，專門監控滲透到汪偽空軍中的共產黨員。隨後於飛也找到了周致和等人，共同商量起義事宜。此時周致和等人正因無法聯系到我軍部隊而焦急萬分，而於飛恰巧與新四軍有過聯系，因此，決定派遣於飛與秦傳家（原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轟炸員）兩人與新四軍取得了聯系，最終促成了起義的順利成功。因於飛的原因而最終導致起義順利成功，這可能是彭週與戴笠萬萬也想不到的。
二是，他們大多遭受過國民黨空軍中央系的打壓和迫害。何建生曾在廣東空軍中任準尉轟炸員，在兩廣事變中，廣東空軍為了避免內戰，起義投效南京國民政府，但未曾想到，歸附不久便遭到了國民黨空軍中央系的排擠和打壓。
原廣東航校三期畢業生，同時也是第一位投效南京國民政府的原廣西空軍第三隊隊長（轟炸機隊）鄭梓湘在回憶錄中曾寫道：“中央航空委員會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全體廣東飛行人員須進入杭州筧橋中央空軍學校高級班受訓六個月。及至六個月訓練期滿，又來一個甄別試，分為甲、乙、丙等。如屬丙等，即被取消飛行資格。結果，全體人員竟有過半數列入丙等，悉遭淘汰，調為地勤服務員。事實上，這次列在丙等的，卻是從前在廣東時被認為技術最優秀的。這樣一來，當時各人心理上，自然非常的難過，因而自行辭職脫離空軍而去的，實繁有徒。直至第二年（1937年）七七事變，政府決心抗戰，航空委員會繼又發出通令，著以前廣東空軍人員被取消飛行資格的，不論在職與離職，一律準予恢復飛行資格，重新報到，進入機隊，參加抗戰…”
（右一為何健生，在南京大校場機場）
可以想象，在這種大背景下，何建生等人在航校受訓期間，以及後來的從軍作戰中，處處遭到中央系的排擠和歧視，從而對國民黨當局產生不滿情緒的這種情況，也是可以理解的。
和何健生一起，從地面起義投誠的白景豐，曾與高誌航一起留學法國，是原東北航空隊的“八大金剛”之一。九一八事變後，投效南京國民政府，在中央航校中擔任中校飛行教官，也曾遭到中央系的排擠和打壓，因此對蔣介石領導的政權極度不滿。
三是，他們深刻地認識到重新回歸國民黨空軍只有死路一條。上文提及的何健生，當日在飛機發動機發生故障，情急之下，選擇了飛機還在敵境時，自行跳傘。假設其搭乘的轟炸機因故障墜毀，那他的選擇不可謂不正確，但那架轟炸機最終卻幸運的返回了基地，這就讓何健生的跳傘行為有所爭議。
（當日何健生隨SB轟炸機出擊越南）
為此，空軍總指揮部在當日戰鬥之檢討中特別指出：“轟炸員何健生在發動機發生故障時擅自跳傘，以致被俘，已通令全軍糾正。”何應欽也在《八年抗戰之經過》一書中也刻意記載了何健生跳傘一事。
作為被國民黨當局記錄在案的空軍人員，無論何健生到底有怎樣的難言之隱，他在重慶國民政府眼中都是數典忘祖的漢奸之輩。
（在SB轟炸機上的何健生）
而周致和駕機被日寇俘獲事件，則在國民黨空軍當局中被拿來與張惕勤駕機投敵一事相提並論。
周致和駕機被日寇俘獲的具體原因和過程多年來眾說紛紜，目前其被俘的主要說法為，1944年6月24日，周致和在參加攻擊洞庭湖日軍艦艇時，因飛機受傷迷航，迫降嶽陽，被日軍俘虜。但國民黨當局卻因抗戰勝利後周致和駕機起義飛往延安一事，一直未予承認，而一口咬定其是主動駕機投降日寇。
根據押尾一彥和野原茂兩人合著的《日本軍擄獲機秘錄》一書記載，周致和是因為與美國飛行員“關系惡劣”才鋌而走險，駕機叛變投效日軍。
（被日軍俘獲的周致和座機）
最後一種說法則是，因周致和有“左傾親共”行為，國民黨當局企圖將其逮捕。而得到消息的周致和當即駕機叛逃部隊，空軍當局派遣以邢海帆為首的4架P-40戰機進行攔截，卻不料邢海帆本人就是一個“親共份子”，周致和得以順利脫逃，最終卻因迷航油盡，降落在日軍控制的白螺磯機場從而被俘。
（日陸航飛行第48戰隊2中隊隊長中村增吉中尉
與周致和被俘之P-40N戰機合影）
相較以上諸多說法，筆者更認同最後一種，而這也能解釋為什麼作為中美混合團第五大隊17中隊飛行員的周致和，卻是駕駛一架隸屬第十一大隊43中隊的P-40N戰機降落白螺磯機場。
但不管是因為哪個原因，周致和駕機被俘一事，讓正在因豫湘桂戰役節節敗退而大為光火的蔣介石，在盟國面前丟掉了最後一絲遮羞布。因此，周致和深知他是決不可能在抗戰勝利後得到國民黨當局的寬恕。
這批起義投誠的原汪偽空軍人員很快便成為了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的實際管理者。由於他們大多精通日語，因此，除日常管理外，更是充當了日本教官與航校學員的溝通橋梁。
他們在航校中的影響力極大，開國空軍少將夏伯勛曾回憶，航校當時的教職人員中，有6位起義投誠人員（5位汪偽空軍人員、1位國民黨空軍人員）等搞了一個《八人意見書》，以我黨八路軍航空隊員沒有教學經驗為由，提出航校由他們掌握，招生到文化素質較高的當地中學畢業生中去招。夏伯勛等人將情況及時反映到了中央軍委，引起了高度重視，最終中央決定改組了航校領導層。
雖然作為起義投誠的人員，他們的思想改造在當時還沒有完全到位，但他們依然是新中國人民空軍建設的開創者。
從紅軍時期，被俘後起義投誠的國民黨飛行員龍文光，到抗戰時期，遭到盛世才長期關押的我黨在新疆航校的飛行學員，長久以來，人民軍隊一直未能真正擁有自己的航空人才隊伍。而這批起義投誠歸來的原汪偽空軍人員讓我軍第一次擁有了從航空管理人才，到飛行人員，再到航空機械修理人員的一整套完整的飛行班子。
如果說林彌一郎率領的日陸航第4練成大隊是解放軍空軍建設的領航者，那麼這些起義投誠的汪偽空軍人員就是解放軍空軍建設的護航者。
本文所列舉的這些人士，其實遠非抗戰期間被俘或叛逃的全部空軍人員。很多飛行員被擊落於敵陣，此後再無音訊。因此，不排除他們最終被日軍俘獲後殺害。
1937年8月25日，中央航校暫編大隊第34隊中尉本級分隊長王誌愷駕駛的2304號霍克Ⅱ驅逐機，被日機擊中，“著火，跳傘，墜敵陣地殉難”。
1944年5月12日，第四大隊23中隊中尉三級飛行員黃震中駕駛P-40N戰機，在洛陽附近攻擊日軍地面部隊時，被敵炮火擊傷，墜於敵占領區失蹤。
同日，第四大隊21中隊少尉一級飛行員周濱嗣駕駛P-40N戰機，也在洛陽附近攻擊日軍地面部隊時，被敵炮火擊傷，墜於敵占領區失蹤。
1944年5月23日，第四大隊22中隊中尉一級分隊長吉承濤，駕駛P-40N戰機，在河南境內攻擊日地面部隊，俯衝後即未升起，失蹤。
1944年6月2日，第三大隊7中隊中尉三級分隊長張樂民，駕駛P-40N戰機，在出擊鄭州日軍火車站時，與敵機發生空戰，於混戰中失蹤。
1944年6月9日，第三大隊28中隊少尉三級飛行員張永彰，駕駛P-40N戰機，在攻擊宜昌敵陣地時，被敵機擊中，跳傘，墜於敵陣地宜昌附近，陣亡。
1944年7月23日，第五大隊29中隊中尉二級分隊長馮佩瑾，駕機出擊湖北嶽陽白螺磯日軍及船舶時，被日軍高射炮火擊落，失蹤。
1944年8月3日，第一大隊2中隊中尉三級領航員陳芳鍔，在隨B-25轟炸機轟炸河南廣武附近黃河鐵橋時，被敵炮火集中，失蹤。
同日，第一大隊2中隊少尉三級飛行員張建功、中士一級射擊士張國慶和上士一級機械士王欣才，在隨張建功駕駛的B-25轟炸機轟炸河南廣武附近黃河鐵橋時，被敵炮火集中，同時失蹤。
1944年8月28日，第五大隊17中隊中尉三級飛行員徐士滾，隨隊駕機出擊白螺磯日軍時，在石首附近遭遇日驅逐機，混戰中，徐士滾所駕戰機與美方3架戰機均失蹤。
1944年8月30日，第四大隊21中隊少尉一級飛行員陳嘉鬥，在駕駛P-40戰機隨隊轟炸衡陽附近日軍高級司令部時，與日陸航12架一式戰機遭遇，激戰中受傷，失蹤。
1945年6月11日，第四大隊23中隊中尉一級分隊長嚴仁典，駕駛2355號P-51戰機隨大隊出擊徐州日機場，在低空掃射時被敵地面炮火擊中，跳傘陣亡。
（1947年10月21日之《西京日報》）
鑒於整個全面抗戰期間，失蹤飛行員眾多，1947年10月3日和21日，空軍總司令部在《中央日報》和《西京日報》上連續刊登《空軍總司令部獎勵舉報烈士忠骸公告》。
其所列人員除了本文提及的朱均球外，還有在武漢空戰中陣亡的第四大隊大隊長李桂丹、巴清正，被我軍高炮誤擊身亡的塗長安，因《巨流河》一書而被後人熟知的張大飛等180余人。然而絕大多數失蹤飛行員此後依然了無音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沒有人知道，他們最終去了哪裏。
（蘭封空戰中，與朱均球一同被擊落失蹤的丘戈）
很多時候我們不願意看到歷史的真相，只是因為真相悖離了我們的想象。“中國無被俘之空軍”，僅僅只是我們對抗戰時期中國空軍的一種美好願望，而決非真實的歷史。
最後感謝魏督、張青松、何國治、王紫薇、王選、鄧依輝老師對本文完成所提供的無私幫助。
參考資料：
《空軍忠烈錄》（第一輯上冊），臺灣“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
《空軍抗日戰史》（第一、二、五冊），臺灣“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
《空軍第三大隊陣中日記（二十七年）》，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蘭封付近空中戦闘等に関する件》，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典藏號：“001-101500-00034-077”、“001-101500-00034-078”、“002-080200-00554-087”、“144-010101-0001-059”，臺北國史館
《對第四次空軍幹部會議講評》，臺灣《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九/演講/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空軍抗戰官兵殉國人員表》（1937-1940年），臺北國史館
《偽空軍判處死刑》，趙九峰，《中國的空軍》（1946年總第97期）
《廣東航空學校專刊 （民國二十三年）》，廣東空軍司令部航空學校編譯室
《刺刀下的鷹爪——汪偽空軍始末》，祁顥，《航空知識》2014年第3期
《戰後國府空軍對“敵偽”人員的運用》，許劍虹
《誰是解放軍空軍大元老？朝鮮半島上空的汪“偽”飛行員》，許劍虹
《抗日中國空軍誤區之二——“中國無被俘之空軍”》，王紫薇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起義投誠（空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辦公室
《客家雄鷹何健生》，沈陽先生
《天馬蹄痕——我的戰鬥日記》，徐華江、翟永華
《民國廣東空軍滄桑史》，鄭梓湘
《我的回憶》，衣復恩
《陳依凡將軍口述回憶》，陳依凡、劉永尚
《物換星移八秩秋——劉忠敏自述》，劉忠敏
《空戰非英雄》，高慶辰